张洁: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中国方案与地区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25-07-01 00:01

进入专题: 周边安全共同体   中国方案   地区实践  

张洁  

摘要:多因素决定了周边地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区。安全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共生”的文化传统、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帝反殖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历史、区域合作的地区实践均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来源与法理基础。面对变乱交织、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加强战略互信为前提,以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以新型亚洲安全模式为支撑,统筹布局,分阶段推进,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亚洲安全模式;“三大全球倡议”;和平共处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1]。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区域。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2]首先,亚洲近年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是全球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地区,这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其次,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相互关系来看,周边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因此,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最后,周边是共同打造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验区、全球文明倡议的首善区[3],在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进入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携手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方位、多领域、多途径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4]。其中,安全议程占据相当比重,既包括政治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既涉及传统安全,也涉及非传统安全,只有妥处各类风险挑战,实现周边地区的整体稳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才有希望。因此,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也是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以此为重点,本文将在理论与政策层面展开研究,包括总结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思想来源与法律基础,亚洲安全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质;分析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路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亚洲与周边在地理范围上高度重合,在既有中国官方文件中,周边与亚洲概念经常交替使用[5],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就是以亚洲安全模式作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同时,会议创新性提出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特征的亚洲安全模式,显著区别于本地区既有安全模式,本文在论述中将其简称为新型亚洲安全模式。

一、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思想来源及其理论内涵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后,该理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包括“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以及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其中,“五个世界”中的两部分均涉及安全领域,即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这表明安全议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并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6]。2023年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指出,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7]

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积淀深厚的集体认同与高水平的战略共识。在数千年的交往中,中华文明与周边国家文明互鉴共生,和平、和谐、合作成为共同理念。近代以来,反殖反帝、谋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发展的共同经历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这些均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思想来源与法哲学基础

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多样化的亚洲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中华文化以“和”“合”理念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高远理想,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从中派生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存,区别于以基于实力、霸权理论、零和博弈等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破除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9]。在多元丰富、相融相通的周边各国文明中,同样蕴藏着崇尚仁爱、慈善、和平等价值观。这些都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10]

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11]。“和合共生”是和平共处形成的重要文化与哲学基础,和平共处是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20世纪50年代,回应新生国家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诉求,中国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印度、缅甸的回应,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这一原则引申发展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被纳入包括联合国发表的倡议、声明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守,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二)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博鳌论坛上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12]。同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要践行亚洲安全观,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共同担当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共谋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邻国相处之道[13]。这些论断确立了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总体目标,为理解与把握安全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与具体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

首先,以实现周边各国的和平共处、安全共享、利益共生、责任共担为愿景,周边安全共同体具有多重目标,主要包括:妥处领土领海与海洋权益问题,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存,防止出现军事对抗甚至战争;加强地区安全治理,共同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最终实现公道正义、普遍安全的世界[14]

其次,周边安全共同体具有理念创新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中国以往主要是从自身如何做的角度考虑、提出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周边安全共同体是基于中国与周边各国长期实践、从各国的安全关切出发来思考问题与制定行动方案的,更多强调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景,重点是共同协商、共同建设与共享安全[15]

全球安全倡议是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战略引领。该倡议系统阐述了中国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指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16]。“六个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新安全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源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安全的地区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最后,新型亚洲安全模式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提供了路径选择。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协商对话的亚洲安全模式,指出这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支撑。亚洲安全模式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对周边安全环境均具有深远影响。中国长期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在不断阐述和完善关于地区安全架构、地区秩序的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协商对话”这12个字界定亚洲安全模式,体现了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与美国推行的以绝对安全、军事威慑、阵营对抗为特征的“印太”同盟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一,“安危与共”揭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践行新安全观的必然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彼此“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因此需要摒弃冷战思维,继承和合共生的文化传统,坚持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创新安全理念,通过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第二,“求同存异”是中国深刻理解周边环境特色、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经验。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70年前,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共同提出万隆十项原则,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中国周边的突出特征之一,中国的周边国家数目众多,各国在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社会文化、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正视、必要时搁置因这些差异而产生的分歧与摩擦,寻求共识与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全的基本理念。2015年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就弘扬万隆精神提出倡议,呼吁各方“要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17]

第三,“对话协商”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的具体实践。全球安全倡议中指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我们呼吁加强国家间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化解矛盾,管控分歧,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18]。中国始终坚持以对话协商方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表示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此后,中国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开展“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此保持沟通,增信释疑,共同维护了南海大局的稳定。

二、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19]。这意味着,为适应新时期要求,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在安全领域坚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通过推动新型亚洲安全模式,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一)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

维护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当前,全球治理失序,冷战思维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横行。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命题。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持续向中国周边地区转移,该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焦点,面临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近年美国发动的对华全面战略博弈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美国以“印太战略”为“抓手”,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拉拢地区盟伴以构建排他性“小集团”,导致阵营对抗在周边地区加速形成,军备竞赛、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重新升温,显著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粮食与能源短缺、恐怖主义丛生、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频发、跨国犯罪猖獗,新旧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意味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变乱交织、动荡变革之中,围绕亚洲的前途,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是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另一种是重拾冷战式旧思维,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将亚太安全“北约化”。我们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今后的道路通向何方,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团结还是分裂,进步还是倒退,将从根本和长远上影响地区各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20]。面对这种态势,中国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全面系统阐述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地区前途提供了中国选项、中国方案,回应了时代之需、地区之需,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二)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过去半个多世纪,亚洲走出积贫积弱、动荡战乱,成功走向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在地区实践中,国家间战略互信初步建立,以和平共处、对话协商为核心的地区规范与安全机制逐步形成,保持地区稳定,聚焦合作发展成为地区各国的战略共识,这些均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一,以和平共处、对话协商为核心的地区规范与安全机制已经形成。亚洲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源地,也是这一原则的维护者与践行者。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哲学精神是公道、共生、平等、团结等,这与《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共通的。在过去70年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化为外交理念,落实到政策实践,其中的典范之一是东盟。20世纪70年代,东盟出台《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强调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民族特征,将互不干涉内政列为缔约国关系原则。东盟不仅以此规范成员国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使之成为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与之建立对话关系而必须接受的基本原则,从而推动这一规范不断在本地区扩散[21]

同时,东盟通过制度设计,先后建立了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亚峰会等一系列自身主导下的多边对话机制,逐步塑造形成了自身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在周边地区长期并存,不同之处在于,“东盟方式”不仅包含着国际社会的一般行为准则,而且突出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强调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非正式协商达成全体一致,这为区域内外各国协商集体性的综合问题提供了对话平台,超脱了双边关系问题的制约,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因此,中国多次重申,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在中亚地区,近年来中亚五国根据自身安全态势的特点与需求,不断创新、完善包括“C5+1”(中亚五国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峰会机制)在内的各类对话机制,倡导和平共处,平等对话,聚焦地区合作与发展繁荣。此外,中国早年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以反对极端势力威胁为重点,推动综合关系发展,使中亚成为一个稳定、合作与发展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是构建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其形成和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范例,包括各方从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到建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以及从“上海五国”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22]

概言之,经过多年实践,周边各方共同建立了一大批地区安全机制,增进了战略互信,管控了分歧,降低了摩擦烈度,逐步形成共同、合作的安全观,这为最终构建本地区的安全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互信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具有“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独特地缘关系,地理临近性决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可能性与经济合作的便利性,为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条件。但同时,“山水相连”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领土领海问题,加上国家体量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中国与地区国家战略互信构建的困难。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国家谈判协商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与印度、不丹的边界谈判持续推进。完成中越北部湾海域划界,同周边9个国家签订边防合作协议,同12个国家建立边防会谈会晤机制,常态化开展友好互访、工作会谈和联合巡逻执勤、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演练等活动[23]。通过这些外交努力,较之于冷战结束初期,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得到显著提高。当然,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仍然存在紧张和不确定因素,但相互需求也日益增加。只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周边国家对中国持续发展所产生的不适应终将被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所抵消和取代[24]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引领周边安全合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经略周边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重点,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周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落地生根,不断走实。迄今,中国已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周边25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18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25]。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实践成果喷涌而出,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当地发展建设,促进了民生福祉[26],也以事实证明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三、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原则与路径选择

“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深刻的理论性和较强的操作性,需要从理念和实践双维度推动人类进步发展。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地区的实践和映射,在构建中既需要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与一般规律,也需要考虑周边地区的特殊性。

(一)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首先,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7],在某种意义上,共商共建共享是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作为战略支撑的新型亚洲安全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话协商”。

“共商”强调各方平等参与、充分协商,以平等自愿为基础,通过充分对话沟通找到认识的相通点、参与合作的交汇点、共同发展的着力点[28],“共商”原则需要践行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在多边框架下保证参与方的平等性、规则制定过程以及规则实施的平等性[29]。事实上,真正坚持共商原则面临诸多挑战,不仅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动辄以强权压迫弱者,单边取代多边,而且地区中小国家如何在平等与效率间保持平衡也面临两难选择。例如,东盟倡导的“协商一致”原则就常常因强调各方共识的形成而造成效率低下、缺乏作为,并因此而备受诟病。尽管如此,共商原则对于克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民主赤字”仍具有重要意义[30]

“共建”意味着各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责任和风险的共同担当者。共建,需要回答在周边地区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机制,以及如何建设这一机制。在现有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塑造的转变,以自身个案说明了“共建”既与各国的能力相关,也与主观意愿与认知密不可分,“共建”意识需要在地区实践中逐步培育。例如,在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发展历程中,中国从最初小心翼翼开始与东盟接触、对话,到主动参与和建构与东盟的关系,并创造了东盟对话伙伴关系中的数个“第一”。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不断尝试在周边地区主动建立对话机制,从最初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澜湄合作机制,到针对朝鲜半岛问题创造性提出“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的思路;针对阿富汗问题,推动搭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均体现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建安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

“共享”强调兼顾合作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使合作成果福及双方、惠泽各方。具体到安全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在实现安全共享中,不能追求“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而是要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中国始终倡导的是建立共建共商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里的“共赢”,在本质上与“共享”是相同的。

共商共建共享三位一体。其中,共商是前提条件,共建是实施路径,共享是宗旨目标。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尊重中小国家主权平等,体现了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以及各方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与实现地区各国的和平共处、安全共享、利益共生、责任共担的周边安全共同体愿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次,优先原则与区别原则相结合。中国周边国家数目众多,发展差异性大。同时,中国周边的四个次区域,即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历史传统与地缘特征各有特色,安全现状各不相同。这就要求中国在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进程中既要从整体上加强统筹与协调,重视各次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也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采取区别化政策,不断优化施政策略。

从实践来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经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第一方阵[31]。特别是东南亚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基础好、成果丰硕、战略互信较强。同时,中亚地区近年来保持了整体稳定,地区国家通过构建“C5+1”峰会对话模式,保持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对话与沟通,面对大国博弈坚持战略自主,聚焦区域合作。未来,这两个次区域或将成为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先行先试区。

就合作领域来说,需要更多采取灵活原则。亚洲合作、特别是东亚合作属于危机驱动型,即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过程中,形成新倡议、达成新共识,不断丰富本地区的合作机制,提升合力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的合作水平。例如,以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东亚形成以“10+1”“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模式;又如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合作生产;面对混乱失序的网络空间管理,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分别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亚五国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及《“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32]。这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是一种问题导向型的合作模式,不必然需要就合作领域进行前后排序,也不必然区分优先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

最后,以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亚洲价值观传承了亚洲悠久文明传统,凝聚了地区各方共同价值理念。由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形成以及当前的周边安全态势所决定,在未来的安全共同体构建中,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开放、包容的理念是构建求同存异的亚洲安全模式的必要保障。

一方面,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推动自身主张的安全模式与东盟安全模式形成对接,根据不同议题进行地区合作,以对话与磋商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地区安全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妥善处理大国关系。因为大国关系仍然是影响地区安全事务与地区秩序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对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及其作用要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对待,同时兼顾本地区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很多亚太中小国家认为,冷战后至今美国曾为亚太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面对当前的中美博弈,他们力图坚持大国平衡,不愿意“选边站”。因此,任何地区安全模式如果不能适当包容和对接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影响力,可能都无法完全成功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有效处理地区安全事务。

鉴于此,中国应坚持地区合作机制的开放性,将合作与斗争有机结合,在合作中求同存异,保持地区合作有差异、多样性的协调与统一,只有开放的区域主义,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而只有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各国的福祉。与此相关,习近平主席曾经就南海问题指出,我们欢迎域外国家参与亚洲和平与发展事业,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亚洲各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如何实现持续快速发展,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这是地区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域外国家也应该理解和尊重这一点并发挥建设性作用[33]

(二) 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建设

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需要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完成。其中,建立战略互信是首要;加强实力建设、强化自身发展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和牵引是基础;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关键。通过不断创新地区机制与完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亚洲安全模式对于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作用。

第一,建立战略互信是首要。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34]。战略互信是开展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当前,周边国家普遍出现战略焦虑,他们担心美国对外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也担心中美博弈会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加强战略清晰度,保持行为方式的高度稳定性,使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可预期,为彼此间关系良性互动提供确定性,增进彼此间的战略互信。无论是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的深化,还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均表明:战略互信并非空中楼阁,而是通过务实行动与长期积累构筑的共识。唯有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才能将分歧的“变量”转化为合作的“增量”[35]

第二,以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为引领,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关键。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展是总钥匙,安全是保障,文明是基底。应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是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是新时期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行动指南。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全球安全倡议的要义。共同安全区别于美国盟伴体系的“零和博弈”安全观,强调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同时,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综合”反映了对安全威胁来源的全面认知与应对安全的通盘考虑,呼应了当前周边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挑战的现状。因此,周边各国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

“合作”为处理地区安全问题提供了选择路径,即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以合作谋求和平,以合作促进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可持续”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将有利于通过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36]。这一点也在周边国家的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东亚国家正是因为以发展为优先导向,以区域合作为地区对话的核心议程,才在冷战后实现了集体性快速经济发展,才在面对安全争端时,愿意以更为务实、灵活的方式通过对话磋商加以解决。

新时代,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凝聚地区发展共识,持续推进与周边国家的投资、产业、贸易合作,拉紧同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进而维护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的稳定。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应以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及互联互通等领域为合作重点,这为未来中国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文明是国家间共谋发展与共建安全的基底。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在相互尊重彼此价值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求共同价值,实现文明共建,尤其是加强各国间的民心相通,而实现民众间的相知相亲,是实现国家间战略互信、开展可持续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第三,以构建新型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塑造更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要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这不是要另起炉灶,打造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全新的地区机制,而是针对当前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以及现有地区架构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的优化方案与努力方向。构建这一安全模式,在理念上要坚持全球安全倡议,在实践中以整合现有地区安全机制为重点,着力提升中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现阶段,东盟与中国发展理念一致,安全需求相近,“东盟方式”对于处理地区事务具有独特价值,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同时,中国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增加周边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对中国的信任与合作,进行议题设定、规则制定和具体实践,引领地区安全架构的调整转型[37]。特别是围绕地区热点与功能性议题,中国应创新多边对话模式,探索综合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并有选择地、适时地将临时性对话“孵化”为常态化小多边合作机制。例如,中国参与推动的“南海行为准则”,未来可考虑在此基础上形成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由中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系列会议”,未来或能为阿富汗问题解决提供更多地区方案。

在机制创新方面,元首外交同样发挥着引领作用。在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东南亚三国期间,中越将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提升为部长级,中马、中柬分别建立外交、国防“2+2”对话机制和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这是对构建新型亚洲安全模式的新尝试,对于加强双边战略互信,有效推进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机制的不断创新为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筑牢了制度支撑,注入了新的动力。未来,随着持续发展和实力上升,中国将在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全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携手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提供重要支撑和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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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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