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文学家族研究如何更上层楼？如何从“家”出发，观看辽阔的文学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家或家族在明清文学中的重要性可以借助提出新概念、建立家族文献集群和相关专题数据库等方式来强化。在文献集群、文学家族网络、文人群体等关联中，可以超越较为单一的文学家族个案研究和家族文献研究，探求家学的融合与传衍机制，提炼“明清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总结明清家集与文学家族的研究方法，为深入体认与传承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提供“自家”经验。
关键词：明清家集；文献集群；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明清文学
引 言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类为人熟悉的家用楹联结构明晰，上联讲积德，下联说读书，既有根基，又有发展方向，勾勒出宋代以来“耕读传家”的理想社会图景。古今多有论说家的地位与作用，钱穆的这段文字常被引述：“‘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其中“柱石”“筑”有营造指向，尽显家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家对古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决定性影响，“‘家’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总体性的和‘根基性的隐喻’……今天依然没有放弃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支配”[2]。在此可顺势进一步发问：家如何塑造古代文学或者说与文学共生？“家”“家族”如何在文学中显示“柱石”“筑”式的宏大之力？
近十余年来，“家”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张祥龙、孙向晨、肖瑛、周雪光等学者试图补救近代以来对家庭的激烈批判造成的种种弊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家的研究，一直没有缺席；对文学家族研究现状的评说，以李朝军、罗时进、张剑的论文最具建设性。家、家族、宗族，层次不同，然皆不离“家”，本文虽选取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然不强作明确区分，讨论家族时会牵涉家和宗族②。研究文学家族及其联姻，重点不是讲血统、门当户对，而是聚焦文化、文学生产中的结合倾向和默认规则，或者说分析一种关于文化选择的“社会的语法”。具体而言，家如何生发、传承文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家是社会单元，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而这一切又如何涵育了思维和文学表达？家如何成为“一种内在价值”[3]353？家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方法？“我—家—地方—国家”结构中是否包括中国式“远读”（distant reading）方法？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宋代以来的文学家族研究处于艰难的瓶颈期，如前述李、罗、张三位学者的代表论文先后在 2008、2009、2010 年发表，距今均已超过十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文献数量、数据挖掘技术、研究观念与方法都在加速变化，对新情况有必要作出回应。简言之，本文尝试的文献、数据、文化的结合，很可能是指向文学家族研究的新的路径：从家族文献集群入手，建立小型专精数据库，并在文化的背景下展开有纵深感的类型性问题研究③。有学者将数据技术比拟为曾经辉煌的光学透镜，“光学透镜——一个小小的光学技术的产物，不仅引发了一场科学革命，而且改变了宗教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光学透镜产生的影响远不只是推动现代天文学的诞生，而且推动了现代世界的诞生”④。有文学家族的小数据和相关大数据的“光学透镜”支持，明清文学研究当有更缤纷的呈现，也会完成一种新的“家的叙事”。
一、概念的提出和文学家族研究的指向
文学史从来不满足于记录过往的文学史实，而是要持续发掘、整合新的文献类型和文学概念知识（如家集、家族的文学经验、文学的家族经验等⑤），以便为文化共同体提供理解传统和面向未来的知识储备。因此，在已有的家族个案研究、文献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之上，提出新问题、新概念，梳理或强化一种文献类型，都具有建设意义。家族总集在宋代就已出现，然在此后历代皆以模糊不清的状态存在，有实无名，笔者近年致力于文献调查，使得这一文献类型从名目到文献实体皆“浮出”历史地表：作为概念的“文学家族”，似乎并不陌生，然如何有规模地显现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明清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而“家思维”“家性”等设想如何凸显明清文学的特性，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以下就这一研究涉及的概念及其包含的研究方向略作解说。
（一）家集与家族文献集群
家集所包含的作品通常隶属集部，亦有一小部分家集汇编于经、史、子类著述中；家集所收录的文献，或是较为完整的专书，或为作品汇选。因其内容性质的差别，在晚近的目录中，家集常被列入集部的总集类，或四部之外的丛书类。
家集是明清时代的特色文献类型，是家族成员文学作品的汇集，具有精神性；家集是可阅读、可流通的图书，具有物质性、商品性；家集如同家谱一样，有保存、展示、纪念、塑造、凝聚的功能，具有“家族性”。家集的编刊，具有鲜明的家族意识，其用意与家谱的编修相近，而更凸显“诗书世家”的身份。家集既是精神产品，也是可触摸、阅读保存的“精神象征之物”，是家谱“艺文”的独立发展，承载家谱的部分功能。进一步推衍，家集是器具、物品，同时包含“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4]，代表一种文化，是家族性“精神象征之物”。
笔者曾提出“文献集群”之说。所谓“文献集群”，就狭义层面而言，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就广义层面而言，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5]。从文献集群视角重审明清家族文献，须在研究中重视文献的类型、数量及关联性。所谓类型，是以系列文献调查来显现，包括明清家集著录、记录调查，明清家谱“艺文”中隐含“准家集”调查，明清地方总集隐含“准家集”调查等。家集和“准家集”之外，还有家族成员的别集、评点、诗话、日记、书信、笔记，以及收藏的书籍字画（含手卷）和相关目录、家谱、地方总集；在纸本之外，还有其他实物，如砚台、印章，甚至如宅园、祠堂等空间性的存在。单就纸本文献而言，数量是关键。无数量则无集群，文学现象、文体特征、作家与作品的重要性等问题就难以被深入分析。此外，无数量则无关联。这里所谓的关联，不是一个文献成为另外一个文献的脚注，而是互相解释，互相赋予意义，在关联中形成家族文学文献的整体观。
从文献“之间”和文献网络来看，家族文献集群有必要扩展。家族的“迹象”，在成员及其活动之外，还有宅园、家中物件、花木等构成的物质系统，这些物质参与了家族的时空营建，承载家族的生活经验与记忆，于是在写人的系列之外，也有特具情味的园记、物铭和庭院花木的吟咏。文学家族中的物质沉淀了更多的内涵，与纸本文献一起构成了更加完整的“文本系统”。完整的家族文献集群不仅是研究赖以取用的资料，还有自身的逻辑和隐含的脉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家族性文献自含观察方式、自带研究方法。依循此脉络、肌理，有望发掘文学家族的“家族性”，揭示家学渊源、家学特色。
（二）“明清一体”与文学家族的“三代”
文学家族产出作品，家族内部要有文学氛围，成员之间要有文学互动；然更重要的是这一家族文学活动的持续性，这里就涉及时间问题，也就是“世家”中的“世”所具有的一种含义，三十年为一世。比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礼记·曲礼》）；三代承风，方称世家。希尔斯针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如此判断：“信仰或行动范围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3]16 世家、传统强调时间的持续，中西不约而同。这当然是理想的标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往往有一家族数代传诗然只有两代煊赫的例子，如“三曹”“三苏”“鄱阳四洪”等，也将两代传承文学的家族收录。明清有不少家集在题名中就标示世代，如《毕氏两世遗诗》《曹贞吉父子诗稿》《卜氏三世诗草三种》《毕燕衎堂四世诗存》《金陵蔡氏五世诗存》《溆浦舒氏六世诗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八叶诗存》《赐书楼九世诗文录》《张氏十世诗抄》等，皆在标题中以“时间链”式修辞（希尔斯语）助力家族叙事。
五服以外同姓者为宗族，五服以内同姓者为家族。家族不是“颗粒状”的，而是“波状”的，不同的立足点有不同的五服。本文研究的文学家族，主要指文学世家，同时兼顾科举世家、艺术世家、藏书世家等，以展现文人的多种追求和多项技能。世家原指世代有禄位之家，是从政治着眼；后来泛化，亦可指称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明清两代的文学世家有平民化倾向，与中古的高门望族多有不同。
“明清”在文学上的一体，并非完全由于先后顺序，而是基于文献的增长态势和学理关联的自然选择。所谓文献的增长态势以笔者关注的研究对象家集而言据稍早的文献调查 元代以前各代家集稀少到明代则骤增至 195 种，至清代更是达到惊人的 1234 种。根据明清家集数量的大幅变化，可推断家集是明清两代的特色文献此外明清家谱方志地方总集以及女性著作的数量与此前相比也有骤增之态诸多类型文献的增长并不孤立这一整体性的文献生长现象正是明清不同于宋元或者明显区别于唐以前各代的重要表征。
并称“明清”，还有文学家族生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其一，较多文学家族绵延百年或二三百年，其中有不少跨越明清两代：其二如何看待通常意义上的三代问题，三代是否一定要连续的三代可根据实际情况稍放宽标准，历史上不少文学家族在经过两代的兴盛后，会出现相对沉寂，其实这些家族并没有放弃文学，正如一些传记中所说的以“世代业儒”状态存在。所谓家学必待文远而兴，研究家学、世家不能只看重显赫的一面或一代还要注意艰难且有意义的持守不忽视默默无闻的守先待后可为明清文学家族研究发现富矿，小型的书香之家以及关联的“小读书人研究”才有可能进入有文化、文学传承意义的研究视野中。
所谓家族发展的“波状”，是长时段观察的效果。据宗韵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研究，“免受外界力量破坏的白丁家族要爬到官宦的位置一般需要 4.7 世，而遭受战乱、朝代更迭等因素干扰的白丁家族则上升缓慢，平均需要 7.4 世才能完成由民户向官户的转型，这也恰恰验证了我们对制度性变革因素制约家族上行流动的估计”[6]181。官宦家族和文学家族多有重合，大约可以一并对待。宗韵的 4.7 世上升之论，也与其他学者关于农耕或商贾之家进入士绅望族阶层需经百余年上升时间的判断近似。因有众多家族的崛起历史交叠，自然要有更长的时段作为参照才能显示家族发展中涌动的“长河状态”；而明清五百余年，正是一个考察文学家族普遍现象的“宽裕时段”。作为并称的“明清”，虽有文化、制度相近的一面，然两朝之间有落差、变异，易代之际的波澜，政权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更迭，更为研究文学家族的兴衰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度考察的“危机时刻”。
（三）“明清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
“文学经验”在古代文学中已经相当丰富，这里主要从家集和文学家族出发，总结家族的文学经验。文学家族有多种经验，如道德经验（包括家风家训）、治生经验（经济生活）、科考经验（读书考试等）等，文学经验在此只是家族各类经验的一种。谈“家族的文学经验”，重心在家族，文学只是家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刘成禺有一段论说不同家族童蒙教育的文字 其中就句含三种互异的读书学习经验可视为宽泛的文学经验：“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习八股、试帖，同一程式耳。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7] 书香世家”的家学传承路径明晰，这是事实。然这一事实也是逐渐生成，以曾国藩为中心看曾氏家族的家书，就可知曾家读书有从“俗学”到“书香世家”之学的转变，尤其是在曾国藩教子书中，子弟所读书、写字，显然不同于一般人家。家学还通过联姻出现融合现象，有融合就会有程度不同的新变。从变动、融合的角度看家族的文学经验，“书香世家”“崛起”“俗学”都只是阶段状态；文学经验不是一潭静水，而是融汇、变化的溪流。
“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落脚点在文学，指的是家族文学活动及其遗产在明清文学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作用，注重分析文学结构中的家族位置以及文学中的家族因素，致力于理清家族如何影响明清文学的情感表达篇章组织风格走向以及家族因素在明清诺多文类中的结构性作用，简言之“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就是揭示明清文学中的“家思维”“家族性”和“家动力”。举例而言，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隐喻系统最近颇受关注，如关于建筑、器物等等研究，而以家、人伦、血缘等比拟论说学术、绘画、诗文词创作，也值得注意。其中有借祖孙父子论说文学的传承与变异者，如许学夷的论说“世传诗话谓某人之句出于某人，颇多谬妄。譬之人面，一邑之中，每多相肖，若必指某人为某人之子，则渎乱斯甚矣”⑥；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⑦，以祖孙父子之间的似与不似论创作，与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之意有相合之处。家学研究的重点是传承中的家学，然家学在传承中也有变异、增长。回到“家思维”或者“家族性”这一层面，相关类比、隐喻在社会文化中常见，最典型的是以父子、夫妇类比君臣，从文学到社会文化，家的隐喻概念有等级，类聚，网络，这也是“家”成为理论建构型隐喻的表征“隐喻把一个概念从一个概念场领过来带入（carry over into）到另一个概念场”[8]，回到“家”，从“家”出发，就是用“家思维”路径来理解中国文化、文学的肌理及其蕴含的情谊。
二、源泉与动力：“家”作为一种方法
家有生产养育功能，更有教育和文化再生产功能。家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基本生产单元和起点。守本、从本出发，以此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个体性”是由背后深厚的“家庭性”“家族性”涵育而出。作为思维源泉和精神动力的“家”，自带研究方法；文学研究领域的“回家”，意味着要在沉潜体会中“顺着讲”。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是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多次论说的概念，此书“亲属扩展”章的表述有助于“回家”体验情感表达、人际合作、知识和技能的融汇生新诸多问题。
家庭的基本功能是抚育，抚育的目的在于让孩子自立。在抚育过程中，在团体里共同生活的成员结下了亲密的感情，并形成了一些习惯。这些感情和习惯并不因抚育作用的完成而消失。一个长大的儿子或是女儿固然可以脱离原有三角结构而建立新的三角结构，但是和父母、同胞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总是存在的。凡是需要合作的时候，这些现存的关系就很容易被利用上了[9]277-278。
个体天然具有社会性、历史性，这句话乃生命体验之语，有一种“在家”“在世间”的温热，也阐明了家庭的多种功能，其中包括情感的生成与表达、交往习惯记忆的生成和家学家风的融合。家或家族赋予了一套关于情感、交往的原初体验以及行为举止的分寸、边界。
（一）在多重关联中、在发展变化中研究家集和文学家族
家或家族可为思考中国社会文化特质指引出一条独到的路径。全面考察明清两代文学家族、家集，意在显示“我”如何在家中涵育，家如何被“镶嵌”在时有变动的社会网络之中。
家和家族的存在与绵延，生成了社会的平衡感。作为生育、文化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和家族也保证了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正是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家和家族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柱石作用。“夫一家之集，即乡邑文献之一部；而乡邑文献，亦即全国文化之基础。然则是编也，虽寥寥数文，而以文存人，固大有益于乡邑者也，乌可以为一姓之书而少之哉？”[10“] 一家”“乡邑”“全国”，其实说的就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集、文学家族要在“类聚”中考察，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无论是从关联视角还是层级视角，都是为了表明研究对象的意义是由关联的人与物、由社会文化语境赋予的。家不断生长变化，家学不断融合生新，家集不断累积丰充。关于家的种种，表明家族不是“颗粒状”而是“波状”，这决定了从文献出发要有发展变化的研究思路。
上文谈及“明清”一体，其实隐含“明清”的独特性。明清文学家族与中古文学世家最大的区别应该是社会阶层不同钱穆曾以科举制度的深度塑造为主脉将秦以后到唐代称为门第社会将宋代至清代称为科举社会[11]。中古文学家族多为高门望族，陈寅恪等对这类世家多有评说，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宋以后，尤其是明清社会，文学家族阶层下移，多为普通家族，“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12]，“中古以后文学创作重心也逐渐下移，出现了地域化、家族化倾向。家族环境中的文学创作往往比京师、台阁、幕府中的文人集团创作更活跃、更丰富，地方家族成为不可忽视的创作基地”⑧。家集与文学世家数量的增加，分布范围的扩大，正是明清不同于中古的显著方面。因此，在借鉴中古文学家族研究的经验之外，要注意明清两代这一问题的独特性，从而得出区分度较高的结论。
明清文学的特性，还可以从涌现的“群”这一角度予以整合显现。文献集群和小型专门数据库的建设，因为关联的多重性和覆盖的范围广，能更有力地揭示类聚性问题和文人群体。这一举措也为考察某些文学现象提供了较为宏大的理解框架，比如正在编制的明清5000个文学家族联姻谱系 在梳理明清文学女性及其著述时更能认识到明清女性(包括有著述的女性和“略知诗书”“识大义”的无著作女性)在文学。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从米波拉提出文明概念开始，几乎每次探讨文明时，都要把妇女地位作为衡量文明高低的标准来讨论。”[13]这里不能简单地用明清文学女性的数量增加作为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可以将其用作衡量明清文学进步的另一种参考。有著述的文学女性数量，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汉魏六朝 33 人，唐五代 22 人，宋辽 46 人，元代 16 人，明代近 250 人，清代有 3660 余人[14]；张宏生等在此基础上增补元代 1 人，明代 6 人，清代 247 人。清代总计超过 3900 人。这一数据以是否有著述为著录标准，单就这一数据而言更为广泛的文献调查可以增加一定数量，因为不少文学女性没有著述专集然有诗作，参与唱和，或者有诸如教导弟妹、子女之类的文学活动。借助联姻谱系的梳理，这些女性也得以批量呈现，其姓名与相关文学活动也可获得进一步考证。不是所有的文学家族都有家谱、朱卷履历或家族成员传记，一些家族的联姻谱系有时要通过多种文献才能缀合。
以上只是初步统计《历代妇女著作考》若将这些女性“回置”到家族和文学家族的联姻中还原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则可显示胡氏此书非同一般的整合性、创造性力量，而这种作用，只能在明清文献体系、家族群、文学联姻谱系中才能得到重估。胡氏此著之所以被奉为女性文学研究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其书目、数据和指引，更因为其包含的立场、话语，该书史无前例地开拓出女性文学研究的疆域，为考察明清文学的特性提供一个重要维度。文学女性天然地与家集、文学家族关联，在新时代的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建设中，《历代妇女著作考》必定要得到充分转化利用，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数据库建设也有助于补充、修订《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不足与错误，为“新编明清妇女著作考”作资料上的准备。
（二）以文献集群和较具规模的数据挖掘推动明清文学家族整体研究
“文学的家族”或“家族的文学”研究成果积累丰富然而也有模式化研究的局限⑨.“模式化和描述化的优点是可以相对简单清楚地呈现家族血缘承继的链条及家族文学风格表面的相似，但难以烛照家族文学的深层规律及家族文学的细部脉络，使家族文学研究止于量的增加，而少质的突破。”[12]如何突破局限？必须在视野、思路上作出较大的改变。
明清家集叙录全编，明清文学家族联姻谱系的编制，明清代表性家集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文学家族研究，用“类聚”的规模效应改变既有文献和文学图式，同时从整体与关联的角度提出更多问题，其中就有文学创作、文献编刊、学术研究中如何“以家作为方法”。之所以特别强调类聚、文献集群、专门数据库等方向，也是借助这些聚合性或数据性实践标举研究追求的空间转向，如文学家族的联姻与家学流衍、文人群体与地域文学流派及学派的关系；同时，也提示重视明清文学中的种种“涌现现象”。重视“涌现现象”，就是要注意某一现象大量出现或较快增长的原因。对于明清文献、文学而言，年谱、家谱、方志、地方总集、家集、女性作家、女性著述等皆有所“涌现”，这些作为单一研究对象，意义并不明显或无法深挖，然若汇合作为一个有规模的整体，则有更好的显示度和质感。在调查清代家集的过程中，笔者曾发现家集序写作特征，这一发现是在累积阅读中由一批“有些相似的”序文的“集体撞击”而获得：撰序者试图在家谱总序、总集序、提要等相关文体之间保持平衡，形成某种表达程式，其中多有创造说话空间或酿制“文波”的写作“招数”这类“招数”(如家族间的比照或比赛等)会被不断复制模仿改写从而强化家集总序的文体特色。单篇家集序的意义稍显平庸，类聚后通过“群读”方能显示这类新型应用文的文体特色和文化意蕴[5]。单篇稍显平庸“群读”方能发力这为体量庞大明清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来自“家”的方法。相似的发现还有“青灯课读图”题咏，这个题目早有学者关注，然题咏诗的结构分析以及文学、文化意义的阐发则没被重视，受巫鸿关于西王母图像的分析的启发，笔者尝试从图像构成单元入手分析类聚的诗作，也算是跨学科扩展文学研究方法[16]。
清代及其以前的诸多目录对于“家集”作为一种特别类目的意识并不明晰，单书提要中亦无有意标识的文字。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皆收家集，然未立名目；雍正《浙江通志》在总集类首次以类目“家集”标识。此后有多种目录中设立氏族、族望、家集之类的类目，以揭示一种较为特别的文献，足见此类文献已渐得认可，然皆未有整体性著录。
与家集相应的是文学家族(或文学世家家族文学）在文学史上多以个案形式讨论如三曹三苏之类，还有不少“文学并称”现象中包含文学家族。然而在《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等工具书中，却缺乏相应的类目来概括。此现象揭示出“文学家族”作为一个具备独特研究对象的知识范畴，尚未在主流文学知识谱系中得以呈现。就英语词典而言，《牛津英语词典》《韦氏词典》以及《文学术语词典》等并未收录“文学家族”（literary family）作为独立术语，作为批评术语的“文学家族”还有广泛的研究、解释空间。文学知识史的建构与文献整合“浮出地表”当同步展开。立足于可控的中等规模文献（2000 多种家集）和数据库（5000 多个文学家族联姻）建设的研究势必要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而这一方法在国外兴起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当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关系网络研究（John F. Padgett）[17]76。当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明清文学家族及其影响力时，在相关信息的可视化以及网络分析的常规项目之外，如何利用复杂的网络提出更多问题？或者给使用者更多启发？
目前对清代家集各省分布数量的一个初步考察结果如下：江苏 405 种，浙江 316 种，安徽 95 种，山东81 种，湖南 53 种，广东 40 种，直隶 31 种，福建 30 种，河南 28 种，湖北 24 种，江西 22 种，贵州 18 种，四川15 种⑩。家集的分布能反映各地文学家族的整体情况，然这种基于“文献实体”的统计数据，还可通过各地实存大大小小的文学家族和往复的文学家族联姻关系整合，得到进一步丰富。前文论说过为何要选择明清，若从文学家族看，江苏、浙江、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较为稳定，江西则有明盛清衰之势。江西文学家族在明代的兴盛还可通过与家集、文学家族关联的数据比照来呈现。宗韵对 1595 篇明代“谱牒序跋的政区分布”（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全图）进行篇数统计，各地数目是：江西 662，南直隶 280，浙江 209，福建 79，广东 44，湖广 44⑪。至少从家谱及关联的知名家族而言，江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因此，明代的江西应被“区别对待”。在明清一体框架中，福建的各种统计数据虽不突出，然其稳定性值得留意。近年，陈广宏等研究明代福建诗学在全国版图中的地位[18]，清代也是如此。广东、湖南在清中期后的文学、学术勃兴，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若再加入明清两代文人结社的时空分布这一考察维度⑫，明清各地文学生态特别是文人活跃程度，就有立体感。在文人结社方面，广东、福建仍有不同寻常之处。谭其骧曾论湖南人在晚清地位：“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9]论人才辈出，必关联湖南文学家族在晚清的整体崛起，而家族结成群体或文人结成集团，联姻是重要的促成力量。
从家集、文学家族联姻、家谱，到文献集群，再到“人群”，如纳入有家族性结社或数位家族成员参与的结社，都是试图从较全面的角度考察明清文学的发展状态，这些角度所显示的是具体的层面，它们之间又彼此关联，融入明清文学长卷的描绘之中。
（三）文学家族的文学传承性研究
家族的延续必须有象征物，如族谱、祠堂等；文学家族的传承，要出人才，更要有作品，而作为“家族性精神象征之物”的家集显得尤为必要。家集编辑的过程，既有对作为物质遗存的刻本、稿本、抄本文献的搜集、复制、保存，所费精力与时间，在众多家集的序跋及例言中有叙说；更有对精神层面的家族文学传统的缀合、润色、再造，其中牵涉题名的设计、作品的选择编排、文字的修饰、小传的撰写、评说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确定、人物关系的梳理等，这些举措有意建立家族文学传统跨越时间的持续性，进而催生出属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识”⑬。对家族文化传统而言，抄录、保存、编辑、刊印等行为，才能“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20]，清代家集的编刊，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揭示了传统的不断“自我复制”或“再生产”，而这一传承过程也不断被赋予较为稳定的文化意义。
家集的编刊如同修家谱一样，是编制一个文本，有仪式性质，也有敬宗收族的目的。然家集毕竟是诗文汇集较家谱的权威与严肃而言更感性更亲切动人，家集的编选不是家族成员所有作品的汇合而是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中融合了文学观念、价值判断，家族性因此得以显现。家集也是家族成员诗文观念、创作技艺的结晶，可为后来子弟观摩。在作为物件的家集之外，还必须强调非物质的家庭氛围，氛围所蕴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家庭氛围的作用如同润物细无声文学技艺在家中往往是通过家人的示范在模仿和熏染中传承。“技艺应该被理解为包括最普遍和日常的活动”[21]，读书、写作是文学家族的日常活动组成部分，家中子弟在有意无意的接触、学习中完成了技艺的传承。
文学家族的文学传承，“如何避免平面描述家族成员的世系、行传、创作、家法，从古代宗谱、家乘的编撰模式中摆脱出来”[12]？家族性文献集群、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的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境，然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则要在方法和视野上尝试改变。如依托以家集为中心的家族性文献集群，可以将某一家族成员的作品建立多元比较，研究文学创作中的“家族相似”；以家族性批点本的分析比照，看家学传承中的“读书日程”与心性磨炼：从家族内部诗文批改看日常技艺传习，还有较宏观的尝试如在“个体一家一国—天下”涟漪性结构中，理解明清家族中的个体创作与“关系”“情感”“责任”“整体”等价值观念的密切联系⑭，由此可理解题材、文体的选择倾向。
文献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的比较分析，传承过程的再现，是将作为名词的“家学”“传统”转变为动词状态（如将“传统”理解为“传其统系”），以求更新观念。家族的文学传承或者说家学的传承，这一动态过程还可以从纵横层面考察，所谓纵向，就是血缘上的祖父子孙之间的层次传递，家族性文献集群的纵向轨迹较为明显；所谓横向，此处主要是指联姻促进的家族文化资本跨家族、地域之间的流动与融合，在父系话语更为强势的传统社会联姻形成的家族关联较为隐蔽覆盖的空间也更大需要梳理缀合方能揭示这一横向之举造就的作用。如果说纵向传承中重“熏习”，而横向融合的作用近似“晕染”，有“笔”有“墨”，家学传承图卷才能气韵生动。
三、利用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尝试新的可能
费孝通《生育制度》中说“结婚不是件私事”[9]129，而是关联众多社会力量的举动。建立明清 5000 个文学家族联姻小数据库，不是窥探文学家族的“私事”，而是要将众多关联、隐性的力量和姻缘揭示出来。简言之，要尝试新的可能，必要开路先锋。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在这个时代，必须一马当先。此举基本理念可如此表述：其一，以个人或家族的考察为基础，然更期待众家族的汇合效应或宏大文化景观；其二，家族之间的联姻或联姻网络不是一种静态结构，在具体家族史或地域历史之中，联姻网络的构建是一动态过程；其三，利用较密集的家族之间联姻关系，进一步思考“地方”为何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思考世家研究的意义。钱穆说：“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22]这一思路，正是从世家着眼。离开家或世家研究，似乎对很多研究对象都很难切实把握根源，往往游谈无根。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世家众多，正是各种思想、学术、文化诞生的策源地，世家成员之间的流动，带动一地文化的生新变化而联姻则是内在驱动力之一，全面联姻鱼度的引入重点不是在进门当户对而是聚售关系性地方建构（relational place-making）。一个文学地域，譬如江南，不仅得益于山水、气候等自然条件，也受外在因素（如战争等）影响，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经营，如物的流动、人的流动。人的流动中就有扎根性的联姻，一轮又一轮，编织出丰饶的人文景观。
现当代学术史中关于中国传统家族的研究，主要建立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和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947）两书的基础上。近二十余年中，黄宽重研究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在处理家族个案时，家族联姻谱系的整理基本上是必备项目。明清文学研究中利用家族网络分析的著作，以严迪昌《清词史》《清诗史》最为用心，文学家族与文人群体、文学流派的研究模式得以建立。此后，罗时进和他指导的博士生对环太湖流域的文学家族有系列研究，文学家族与地域文学传统的研究颇具规模。若以地域为对象，集中研究一地文学家族联姻的案例，当以嘉兴府的望族联姻梳理最为全面细致。因为有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开创之功，又有龚肇智的增补之作，在梳理大量家谱基础上，先有《嘉兴明清望族疏证》（2011），后有《嘉兴明清望族疏证续记》（2018），对明清 420 个科举家族的谱系细致梳理，其中将家族联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不仅为研究明清嘉兴地区的文学、学术、教育、家族文化等打下坚实基础，也提供一些研究路径与方法。笔者也曾编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2010）共收录联姻史实5289条其中以家族为单位的联姻有 4717 条，共有 766 个家族。为何研究文学家族要强调联姻并且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联姻数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文学家族研究内部变革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带动，如社会网络分析技术被逐渐得到认可和利用。当然还包括类聚、中心性、连接密度等，这应该都是因为家族的自身特性所暗示、指引，必须在更高远的文化层面上、在网络中、在互动中来研究具体的人、事、现象。如此说来，就是“涟漪结构”中的动力催生出了中国特色的“远读”。
社会网络分析既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拓展问题边界的技术。“独特是因为社会网络分析是建立在相互作用的个体间关系的重要性假设上的社会网络视角句括以关系的概念或过程表达的理论、模型和应用，即由个体间的关联所界定的关系是网络理论的基本成分。”[17]4 简言之，就是可以将个体、家族置于丰富的关联中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的深度、准确度，与数据的提取范围、规模密切关联。近期有学者提出“数据深描”之说，以为在信息载体与分析工具全面更新的“数智时代”，可从四个维度拓展知识生成路径 目前所进行的研究当然不能与这种大型技术含量高的数据研究相比但确实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如有规模的数据和文献，可为全局关联的把握、新规律的捕捉、隐性结构的识别提供线索，从而催生新的概念和理论⑮。这种方向的研究，在文史领域似在方兴未艾之时，近期王裕华有专著对宋代以来至辛亥革命时期精英家族与国家实力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有新探索比如在“家族亲属的地方集中度”中分析了宋代 137 位政治家的联姻网络；在“明朝大臣要员的宗亲网络”中整合出 65 位明朝重要官员 1500 人的家属亲戚信息；在“科举成功、暴力冲突，以及世系组织的散布”中，对 1644—1800 年间 14625 名进士的世系予以分析[23]。如何挖掘、整理、分析数据，发现深藏的问题，或者对较重要的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这一著作的技术、方法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皆值得明清文学家族研究借鉴。
明清文献大量出版、公布与检索技术的进步，可为明清两代文学家族研究打造基础性的“文献保障体系”，有助于增进对传统社会“家文化”的深入认识。以最基本的原始文献而言，除《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清代朱卷集成》《未刊清代朱卷集成》《清代乡试文献集成》《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汇编》《续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等大型丛书之外，还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的家谱库方便利用。利用这些“前所未有”的文献资源，可发掘更多的文学家族联姻史实；整合这些史实，以纵（世代）横（联姻）方式梳理联姻关系，按文学家族立条目；以文学家族为单元，建立各家族之间的关联，可形成文学家族联姻网络。依据笔者 2025 年 1 月的数据统计，处于明清文学家族联姻网络（暂按清嘉庆二十年行政区划图）的家族数量总计已有 3543 个，暂以清代部分而言，存在 10 个及以上家族的省份和家族数量是：浙江1090 938 326 216 184 140 117 125 69 61 60四川 55，广西 48，山西 37，贵州 35，陕西 19，云南 15。江苏省突出的几个府是苏州 291，常州 224，松江138，扬州 87，太仓 68；浙江省是嘉兴 328，杭州 311，绍兴 166，湖州 154，宁波 89。支持建立这些文学家族条目的联姻史实有 21568 条（因为不少联姻是按家族统合条目，数据有重复），举例来说，就湖南道州何绍基家族而言，已经在多种文献中发掘出符合要求的文学联姻史实 28 条，与何氏家族有联姻的家族（有不少于 2 条联姻史实则设立 1 个条目）有 13 个；浙江海宁查氏家族自晚明以来 100 条史实，关联家族 42 个；安徽桐城自明中后期到民国的联姻史实有 1300 余条，关联 54 个家族。若按这一方法逐步推进，不断完善家族，则可以形成明清两代文学家族联姻基本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属于“关系数据库”，可转化利用网络分析的某些理论、概念，如社群、孤立、受欢迎度、联系、声望、平衡、传递性、派系、子群、社会凝聚力、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互惠、相互关系、交流、影响、支配、一致性等等，以发挥这一小型专门数据库的研究潜力[17]10。这一关系数据库首先是以类聚的方式带来视觉或数据上的冲击：原来有这么多家族这么多人参与过“文学建设”工作，展现的是与通行文学史中不一样的图景；其次，这一数据库不只是提供量化证据，更能揭示潜在的关联和结构根据网络分析的关联密度，中心性等量度能较准确找到士分活跃的文学家族还有在文学传承中未被充分关注而中介性较强的家族。在文学家族网络中，家族群体改变或强化了地方文化传统，这是清代地域性文学、学术流派众多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清代文学家族姻亲关系的全面考察，不只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还关系到对清代文学的某些特征或中国文化传统衍生的认识。既往对清代文学家族姻亲关系的研究多属个案研究，以一地或一个家族为研究对象。如此展开，可对清代文学家族联姻史实进行全面考察以文学家族“类聚”现象为视角探求清代地方文化传统及文学，学术流派的形成机制梳理清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呈现形式。
就某一家族或几个家族而言，能形成以此家族或家族群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如果多个家族并置，家族之间因数代缔结婚姻关系，逐渐结成一种松散性联盟，并通过交游、雅集、著述、编纂、刊印等活动，确立在所在区域的声誉与地位。世家与地域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
松散的姻亲联盟，塑造出一个个“文学群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由张氏、姚氏、方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家族群落”，以及由庄氏、刘氏等家族组成的“常州家族群落”；此外，边远省份，如贵州贵筑黄氏与傅氏独山草氏与遵义郑氏 黎氏以及广西灵川周氏临桂龙氏临桂况氏临桂张氏平乐林氏皆可视为姻亲联盟。在福建的文学家族中，建安郑氏与侯官林氏（林其茂），闽县萨氏、陈氏与长乐梁氏、侯官许氏，侯官林氏（林则徐）、沈氏、刘氏与闽县叶氏，可约略成为三个内在联系紧密的群落，但三个文学群落之间又有联姻关系 故又可连缀成颇具规模的“福建文学家族网络”.至于文学家族从集的江苏与浙江这类群落交叉、关联更为频繁与复杂。立足于融合生成的角度，地域文学传统的形成似乎有一起伏涨落的粗线；而实际则是众多文学家族、文人群体的活动历史的交织叠合，是一种很难以时间线统合的历史，这种历史似乎汇合多线叙事，且更有深广之感。这种“难统合”，或正表明文学史研究时间叙事的局限以及空间叙事的用武之地。
着力于以联姻为脉络的“文学群落”，可被理解为地方性文人群体和地方性文学（学术、艺术）流派形成的基础，类似阳羡词派、桐城文派、秀水诗派、扬州学派、贵州文人群体、福建文人群体、湖南文人群体、吴中文人群体、常州文人群体、常州学派、常州文派等，皆可借家族与联姻的视角探究其形成过程与文化意义。借助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可能会发现不少隐藏的问题，特别是对文人群体、文学家族的空间分布与关联的揭示，然文学家族毕竟有成长过程，有起落兴衰，时间维度也不能完全忽略，不然数据就成为一种单一的“堆叠”。每一文学家族的延续时长，具体时段文学家族的数量与分布情况如何，也能显示文学家族参与地方文学建设的动态发展过程。文学家族分布的密度和长度，也可提示回视文献和数据样本的合理性，以及密度和长度暗示的问题。利用家族文献集群、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等展开的研究，只能归于“小数据”文史探索尝试⑰，面对底蕴深厚、规模宏大的明清文学，有信心取得可观成果的同时，也要预想到研究中的不确定性。
结 语
古代文学家族研究受人关注，其中明清文学家族的兴衰史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一种稍显单一的模式；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在具体文学家族研究中出现了“家族”+“文学”的分立样式，不能融汇性地体现“明清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如何超越并有所创新？如何以这一主题鲜明的类型研究推动明清文学研究？
文献，数据，文化的结合是尝试更新文学家族研究的路径。前进的道路上应当回应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文学修辞中的“家思维”、家族性文献集群的建立、家学传承研究、文学家族与地方互动研究、文学家族与科举制度关系研究等。有规模的文献整合和较专精的数据发掘与利用，应该是新时代的稳妥之路。
家族文献集群和诸如文学家族联姻之类的专门数据库可以揭示隐藏问题的丰富性、关联的纵深性，并导向文学家族的纷呈面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此处所说的文献、数据，一定要有规模和关联性。一个简单的比方，物体有一定的体量，才有清晰宽大的层面；而个案（如同小物件）因为体量小而不易显示其涵量与力度，“空间”或层面的局限也会限制研究者施展手脚。家族文献与数据的体量与关联，自然导向文学家族研究的多层面、多向度，这恰好可以调整线性的家族兴衰史研究，有望进入充满潜能和多种生长可能的“块茎”研究状态。
文献、数据之路，旨在以明清家集的全面调查、家集的选择性整理、文学家族联姻谱系的编制为基础而展开系列研究，建立“明清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明清文学的家族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有四个努力方向：从侧重家族的研究，走向落脚点在文学的研究；从理清明清家族文学“印记”到阐发这些“印记”的文学史章义：从运用既有文学研究成果剖析家族文学活动走向根据家族文学活动提炼家族文学经验；从描述性、结构性为主的研究，走向综括二者并融入构成性研究的方法论提升。
以家族性文献、文学家族“类聚”现象为主要途径，可以揭示明清文学、文化在“地方转向”中家族意识的自觉强化趋势及其意义并突出系列文献骤增的文学史意义。这些经过发掘，整合出的文献新变为重估个体的意义、增加作品阐释的可能性提供了源自“家”的路径和“家族经验”。
注释：
① 孙向晨、周雪光的论著为笔者思考文学家族的重要性提供了诸多启发。参见：孙向晨. 论家：个体与亲亲［M］. 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孙向晨 何以归家：现代性的救赎[] 学术月刊 2024(3)：周雪光 “差序格局”：一个理想类 型的建构与阐释［J］. 社会学研究. 2024（4）.
② 参见：李朝军.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J］. 学术研究. 2008（10）；罗时进.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J］. 江海 学刊. 2009（3）；张剑. 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J］. 文学评论. 2010（4）。作为研究对象，在家、家 族、宗族系列中选择家族的理由，参考张剑论文中分层级论说之法，采用较为可靠的“家族”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 曾指出家庭，家族的界限并不分明：“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 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 1998 39 40.
③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地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规模化的数据和文献处理、分析愈发凸显研究观念、技术更新的必要。近期，这方面的宏观和具体研究，可参见：王兆鹏. AI时代古代文学量化研究的目的、意义与发展方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6）；张剑. 论陆游对苏轼诗歌的学习及经验：兼谈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写作[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1）.
④ 艾登，米歇尔. 可视化未来[M]. 王彤彤，沈华伟，程学旗，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6. 此说亦见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玻璃的世界》。
⑤ 此概念借鉴张剑“文学的家族”“家族的文学”之说，参见：张剑. 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J]. 文学评论 . 2010（4）：33.
⑥ 许学夷. 诗源辩体：卷三十四[G]//陈广宏，侯荣川. 明人诗话要籍汇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3918.
⑦ 袁枚. 答沈大宗伯论诗书[M]//周本淳，标校.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502.此条线索由谢海林提供。
⑧ 罗时进.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J]. 江海学刊，2009（3）. 后收入：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4.
⑨ 近年在文学家族研究方面，采用新材料并突破既有研究模式的著作有：周绚隆.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M]. 北京：中华书局. 2020. 此书通过《侯岐曾日记》进入侯氏个人内心世界，写出易代之际侯氏家族及亲友的心态史。日记视角的引入，激活了相关文献的潜能和文献之间的关联。日记、书信参与或者说为家族文献集群赋能，将是文学家族研究内部突破的重要途径。
⑩ 此处依据嘉庆二十年政区图，所录家集数量包括已经阅读、待访和未见书目，只录出清代家集数量不少于15种的省份。见《清代家集叙录》的“前言”，第8页。
⑪ 宗韵. 明代家族的上行流动研究：以1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 此处只列出40篇以上的家族。宗韵所统计范围稍大。统计范围稍小，也有可以印证的结果，如谭其骧对《明宰辅考略》所收163名内阁大学士、《明史·儒林传》著录115人进行统计，前书中江西22人位居第三，后书中江西35人位居第一，参见：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M]//长水粹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66-267.
⑫ 关于明代文人结社，何宗美、李玉栓有全面研究；笔者将于明年推出“清代文人结社汇考”，初步统计，有具体结社名称的结社总数远超明代。
⑬ 具体展开论说，参见：徐雁平. 清代家集叙录[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60-62.
⑭ 这些概念，借用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论说。
⑮ 这四个维度是通过可视化结构展示、数智化指标测量、局部描述关联累积与算法模型因果预示，分别形成结构感知的“景深”、概念指标的“进深”、关联呈现的“层深”与潜在因果的“纵深”。参见：马文，陈云松.重返描述：定量研究中的数据深描[J].社会学研究. 2026（2）.
⑯ 具体展开论说，参见：徐雁平. 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6-72.
⑰ “小数据主义”由复旦大学徐英瑾提出，主要论述见其论文《儒家视域中的行星级数字化生活——一种基于小数据主义的解决思路》，经检索，此文目前未在国内刊物发表。“小数据”研究能体现“节俭性理性”，能凭借其训练获得的推断能力作出适应性决策。相关报道见：https://it.sohu.com/a/824262515_12111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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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