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9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研究”（24&WZD18）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文化与文明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推动文明进步必须发展优秀文化，促进文化繁荣必须以文明进步为导向。审视二者关系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并未囿于单纯的文化视域，而是将文化命题上升到文明原则的高度予以考量，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中华文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指导，形成了系统整体的文明形态观、自立自信的文明起源观、守正创新的文明发展观、包容和合的文明交往观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未来观，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科学分析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拓宽人类通往现代化的文明道路、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与文明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对文化的深刻思考必然蕴含着对文明的深沉追问。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史观，从文明高度统筹“两个大局”，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不仅为肩负新时代文化使命、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了智慧，书写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
一、逻辑起点：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关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而是把文化问题上升到文明的原则高度，彰显了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思想观照，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蕴，首先应当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关系。
（一）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化”和“文明”概念
“文化”一词在西方语言中的本义为耕作、栽培等，后引申为对个体心智、品味、举止的教化涵养。在汉语中，“文化”由“文”和“化”组成。“文”具有文字、文采和纹理之意。《易经·系辞下》载：“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就是指人们对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理性把握。“化”的甲骨文字形由一正一倒并背对着的两个人字构成，后被理解为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转变。《易·贲卦·传》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指用天道规律和人伦秩序对人心和社会进行转化。
“文明”在西方语言中的本义为“城市的”“公民的”，后衍生出开化、进步的含义。文明意味着人类走出野蛮和蒙昧，进入尊重理性、遵守规则、追求进步的社会。在汉语体系中，“文明”由“文”和“明”两字构成。先秦时期的《尚书·舜典》云，“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代孔颖达疏释：“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对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引申。“文”与“文化”中的“文”内涵相通，“明”则有光明、照亮、智慧之意。具体而言，“文明”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万物生长与人文精神勃发的状态。《易·乾》有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二是指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效法天道、奉守天时，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由此推动人文塑造。《易·贲卦·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三是指通过文治教化使社会走出野蛮，逐步达到文明的状态。杜光庭言：“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李渔亦提出，“求辟草昧而致文明”。
由上可见，中西语境中“文化”“文明”概念的内涵并非一一对应，更不能简单等同。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后，汉语中出现了“文化”“文明”两个词汇与西方相应概念的对译，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思想特质。总的来看，文化可以理解为“人化”和“化人”的统一，既体现为人类把自身的知、情、意等灌注到实践活动中从而使自在自然转化为属人自然，以及对属人自然进行进一步改造的过程，又体现为人类利用实践创造的成果反过来进行自我陶冶、自我塑造的过程。文化在广义层面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狭义层面则专指精神产品或精神成果，比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明则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在科学技术、经济活动、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思想理念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对人类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彰显。
（二）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
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在词性上它们通常用作名词。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从名词含义加以辨析。其一，从历史发生来看，文化早于文明出现。文化与自然、本能相对，在人类走出动物性的存在状态，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时，就有了文化。文明与野蛮、蒙昧相对，意味着人类走出动物性本能状态，直至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阶级、城邑、国家权力和礼仪制度等之后才出现。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人类活动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文化史开始的时间比文明史开始的时间更早。其二，从指涉范围来看，文化既可指代某种生活方式、观念上层建筑，还包含价值理念或意义符号等，因而可以是宏观的、整体的形态，也可以是微观的、局部的形态。文明往往指涉与某种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观念体系及其总和，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例如，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农耕文化与农耕文明均可并称，因为“中华”“农耕”的概念具有宏观性、总体性；可以说饮食文化，却不说饮食文明，因为“饮食”不具备文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其三，从价值意蕴上看，文化表达的是处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所特有的生存样式和精神现象，它可能是先进的，也可能是落后的。文明则与开化、理性、进步密切关联，因此常常用于对某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积极性、肯定性的评价。文化凸显差异性，反映的是不同人群特有的生活样式和精神风貌；文明凸显共通性，其在尊重道路多样性的同时更加强调追求发展进步的普遍取向。
文化与文明之间亦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二者同属人类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不仅构成国家与民族凝结历史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的深层根源，亦为社会整体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先进文化的积淀与发展能有效驱动文明跃升，而文明内蕴的思想理念与价值精神则需依托文化载体以实现自我表征。由此，文化与文明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互促共进、相得益彰的演进逻辑：推动文明进步需要以优秀文化为基础，推动文化繁荣则需要以文明进步为导向。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明问题的关切
文化与文明的内在逻辑关联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将文化命题提升至文明发展的原则高度，方能确立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坐标与正确演进方向，进而驱动文明的繁荣与跃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前提下，深化并拓展了对文化内在本质、核心功能与重大意义的认知，内蕴着对文明问题的深沉关切。其要旨在于：其一，确立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其二，指明文化系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三，凸显文化是社会演进与民族复兴的动力，“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大历史观出发，积极探索“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等时代命题，深化了对什么是新文明、创造什么样的新文明、怎样创造新文明等问题的认识，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自觉和文明担当。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重塑，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新态势与新动向，各国人民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期盼与文化纷争、文明冲突的现实相互交织，人类文明发展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破解战争、饥饿、贫困等难题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阻碍，如何处理不同地域、民族、种族、意识形态与发展阶段间的文明互动，如何把世界建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成为动荡变革期世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聚焦全球变局与动荡变革时代的“文明之问”，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生成基础、发展动力、交往交流、形态格局的认识，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文明进入了从近代以来的“蒙尘”向“复兴”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所提出的时代课题，深刻洞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底蕴与文明根基，把文化建设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中国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生与交流互鉴，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文明生态，又以中华文明自身的繁荣发展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二、核心内涵：新时代的中华文明观
迈向文明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普遍趋势，但对文明性质及其发展程度的界定，本身即是一种话语权。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序列之中，自身的文明观亦遭受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所肩负的民族复兴使命即具双重属性：既需借由社会革命重构中国的国家形态与文明样态，又要依托理论突破重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发展历程，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华文明观。
（一）系统整体的文明形态观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被理解为一个层次丰富的有机整体。一是从技术形态理解文明形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文化与文明演进影响深远，须深刻体认“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并同世界各国一起努力，“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二是从社会形态把握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其内在对应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更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三是从国家形态把握文明形态。国家是文明的独特标志，与民族问题深度交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西方以往的“部族民族”被“政治民族”所取代，民族国家逐渐成为西方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充分吸收了领土、主权、人民等民族国家要素，但始终未抛弃自身的文明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事实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二）自立自信的文明起源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究，强调“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在文明起源问题上，西方学界普遍固守“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然而，该标准实为从古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特性中抽象而出的经验总结，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在孕育进程中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的演进特征。例如，中美洲玛雅文明虽未掌握冶金术，却在建筑、算术、历法、农业及天文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南美洲印加文明尚未创制文字，却拥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政治法律与交通系统。因此，对各国而言，探索文明起源固然需要借鉴他人研究成果，但更要以正确的文明起源观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注重吸收国际学界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又警惕跌入“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话语陷阱；既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突出中华文明发展的个性，又善于把关于中华文明的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即生产发展与人口增加促成城市出现，社会分工与分化加剧催生阶级，权力持续强化衍生王权与国家等，最终实证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由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坚持自立自信的文明起源观，对于进一步提升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三）守正创新的文明发展观
中华文明始终坚持礼敬先贤、恪守正道、惟精惟一的品格，使其虽经王朝更迭、历史兴衰以及异质文明的输入，却仍能够坚守自身的价值追求，形成悠久的守正传统。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反思、自我矫正、自我更新的品质，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熔铸了深厚的创新精神。“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蕴含着对中华文明发展动力的深刻认识，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正是由于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中华民族方能赓续进取，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之一。同样依托守正之上的持续创新，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天下为公”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跃升，创造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未来，坚持守正创新，就要守好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既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又要善于“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在“魂”“根”互济中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四）包容和合的文明交往观
文明并非趋向单一均质，而是呈现多元多样、和而有异的形态。不同文明之间，抑或同一文明内部各个组成单元之间，受地理区位、民族谱系、信仰传统等因素影响，在制度架构、思想观念层面往往存有显著分野。如何理性对待文明内部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智慧，深入总结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质，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知，形成包容和合的文明交往观。这一文明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中华文明内部，各民族血脉相连、文化相融、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共同创造了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是在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之中“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与域外文明的互动中，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秉持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深刻认识到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坚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明成果。
（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未来观
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为辩证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人类从野蛮社会迈入文明社会，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但相伴而生的消极效应同样不容忽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近代以来，资本发挥其“伟大的文明作用”，打破了对生产的桎梏、对交往的限制以及对自然的崇拜，同时也催生了物的世界增殖与人的世界贬值等一系列矛盾。资本所内含的这种二重性，为“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物的极大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演进的理论，明确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历史使命，既从纵向维度回应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和现代转型的时代命题，又从横向维度着力破解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现代化必然割裂自身文化传统的思想迷障，因而“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和文明立场，主张“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价值立场的高度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观，彰显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崇高追求。
三、世界意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启示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一道，将思想本身作为审视与反思的对象，深入探寻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及其限度，从而奠定了“人类的精神本质以及人类的真正历史”。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禀赋，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始终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曾因国运衰微而蒙尘，必将伴随国家强盛而实现复兴，并因复兴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在引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同时，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人类文明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
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孕育了不同文明。尊重文明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意义，就像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尊重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平等交往理念，立足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明确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科学态度。一方面，必须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和功能。不同的文明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的财富和集体记忆，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不能攻击、贬损其他文明，更不能用强制手段来消灭文明差异或同化其他文明。另一方面，应深刻认识到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东西方文明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生动形象的说明，“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尊重文明差异性，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有利于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百花园。
（二）坚持独立自主，拓宽人类通往现代化的文明发展道路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种普遍性并非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是现代化一般规律同世界各国具体实际及历史文化传统辩证统一的产物。差异化的历史环境与现实条件注定了现代化绝非“单选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时代使命，主张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一思想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反传统”的窠臼，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上那些既想保存和延续自身文明传统，又想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提供了经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一国现代化之路，既不可依赖外部力量、亦步亦趋地盲目模仿，亦不可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立足本国国情，意味着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尊重本国人民选择发展道路、谋求幸福的意愿，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本国特色，意味着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着眼共同挑战，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社会交往日益密切，人类文明实现了长足进步。“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然而，人类社会也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深层难题：规模性的饥饿与贫困现象依旧存在，局部冲突与动荡时有发生；资本至上、物欲膨胀、贫富分化、道德失范、生态恶化等引发系列生存与发展危机。破解上述难题，不仅需要多方合力、多措并举，更离不开思想理念与价值文化的深层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能为世界各国正确认知世界、完善国家治理、重塑道德秩序提供深刻启迪。这些思想包括，“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另一方面，推动人类共同问题的破解，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当从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四）深化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
文明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明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纵观世界历史，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交往范围的扩大，异质性文明在交流与碰撞中实现了从点到线、由线及面、由面成圈的延展与融合。这一进程不仅拓展了文明存续的空间，更促使文明在汲取异域成果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跃升。当下，世界百年变局与动荡变革期相互叠加，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赤字日益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及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多重风险挑战。特别是“文明冲突论”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将国家间的利益与权力冲突升级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忽视了和平、发展是全人类共同愿景及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有机统一，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确立了深化交流互鉴、推动共同繁荣的文明交往理念。这一理念主要涵盖四个维度。首先，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其影响也是跨越时空和国界的，应当树立正确的文明交往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次，每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其独特魅力和价值，不同文明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再次，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最后，需拓宽文明交流互鉴的渠道和机制，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