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独树一帜，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代表人类文明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融通发展，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制度以及理论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为中国建设现代文化和塑造现代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使中国式现代化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而具有了类型学意义，为人类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普遍性的经验和标准，必将产生深远的世界历史影响。深入理解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主体性中国立场，把握传统文化在"植根""聚力""铸魂”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立足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根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和乡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旧文化，而现代化则建立在工商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个体化、理性化、世俗化是其显著特征。如果将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根，似乎会产生"历史地形学”的错置。从古今中西关系来看，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被追进入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原有的“古今”框架被置换为西方的“东西”框架，“东”代表古代和守旧，“西”则代表现代和创新。如果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之根基，似乎不符合对这一框架的惯有认知。这两种看法都戴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有色眼镜，它一方面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一方面又把东方想象成古老的、神秘的异域，制造了非历史的、自我中心的评判标准。实际上，作为西方现代化思想源头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被重新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同西方的先发内生型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因为“落后挨打"而被迫进行的后发外缘型现代化。由于变化急迹而迅猛，中国传统文化还未来得及做出调适，就伴随着对器物、制度的怀疑陷入了自我认同危机。正如梁启超指出，近代中国遭际的危机，"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贺麟甚至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但是，传统文化是具有高度稳定性和独立性的社会意识，并不会随着物质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亦步亦趋地发生变化，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由于强大的韧性和适应性，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不仅能够保留自身内部具有普遍性、恒久性的内容，而且能按照新的方式将这些内容再生产出来。所以，外来的冲击、器物和制度的革新，可以改造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但并不会轻易把传统文化同现代社会完全割裂开来。
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包含的强弱之势、高下之形不仅体现在技术、制度等层面，更鲜明地体现在文化层面。在遭际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冲击和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批判之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绝非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极，而是血脉相连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所以同属一个中国，就在于无论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如何变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共享着和再生产着与古人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和价值观。切断传统文化，无疑会犯自断脐带、自绝根脉的历史错误。今天谈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厚植和接续传统文化之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的"国情"是一个广义的范畴，既包括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关系环境等内容，更包括我国独特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选择，更是历史和文化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也正是因为其发展始终扎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源。
“人口规模巨大”植根于“大一统”的国家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是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生息繁衍、不断发展而来的。中国自古就是人口众多、土地辽阔、多民族一体的国家，这一方面得益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更重要在于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传统。在近代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中，不同于欧洲从帝国内部分裂出独立自决的民族国家，中国是直接从古代“大一统”帝国过渡到现代的主权国家，过去“天下”的范围基本都被纳入近现代中国的版图之中，不仅妥善处理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形成了国土不可裂、民族不可散、历史不可断的国家意识和文化意识。“大一统”的国家观与“生生”“厚生”的繁育观以及“民为邦本"的理念一起，为中国成为广土众民的文明国家奠定了基础。所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庞大人口规模带来的艰巨而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在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人口规模转化为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在共享美好生活和民族复兴荣光的道路上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植根于“天下同利”的利益观。与西方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富裕殷实生活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诉求。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存义去利”是在义利关系发生冲突时的选择，但并不反对人们满足正常的物质生活需求，尤其提倡对利民富民的公利的追求。孔子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肯定了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孟子强调“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孟子·尽心上》），荀子要求"兴天下之同利"（《荀子·正论》），则强调实现天下公利。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上，先贤既重视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同时也主张公正分配、均平共富。《尚书》讲“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周官》），实际上就是强调奋斗对于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性；晏婴提出“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则强调分配公平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摒除平均主义成分，传统文化主张靠勤劳创造财富，据公平分配财富，以达到天下同利共富的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深度的价值契合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植根于心物协调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物欲膨胀而精神萎靡、金钱至上而道德失落的现代化，而是人的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相互协调，人的个性、能力以及素质健康发展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对“心物”关系的态度构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念支撑。就个人而言，心物关系协调体现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贤尊重人的正常欲望和需求，但反对心为形役、形为物役，并把精神自由和高尚道德作为人生理想。正因为如此，《周易》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学》把"富润屋，德润身"统一于"诚意"，《中庸》把"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统一于“与天地参”，张载则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的理想。就社会而言，心物关系协调体现为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礼仪教化的发展。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孔子认为治理百姓要“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就是主张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推动礼仪教化，使老百姓渐次过上安定、富足、文明的生活。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中国式现代化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满足人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心物关系和谐的当代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在性和共生性，不是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正义的现代化，而是既遵守自然规律又保障人的生态权利的现代化。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道家的服从自然说，有荀子的征服自然说，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协调说）。该思想认为，自然、天地是有机的整体系统，有着独立的运行规律，人类是这个有机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系统之演化具有重要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应当发挥参育辅助的功能，在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做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达到“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周易正义）杂卦卷十一》）的状态。这与我们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热爱自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无疑是契合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植根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就指出，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默武穷兵，国之大戒”，而西洋民族则以战争为本位，“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这一判断虽然有偏颇之处，却道出了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异，特别是道出了西欧一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质。中华文明是起源于内陆的农耕文明，具有防御性、内敛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发展和平和睦和谐的国际关系始终是其目标。早在上古时代，尧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现实提出了由内而外依次推进家族和谐、社会和谐以及邦族和谐的理念，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一理念与中国历来主张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的和平发展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睦邻友好观、“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礼记·曲礼上》）的文化传播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国际交往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文明共生观相互融通，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走国强必霸、殖民掠夺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而是走促进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现代化新路。
从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形成自身的特色，就在于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又来自传统文化敬民、爱民、保民、利民的民本理念。民本理念认为只有重视民众、爱护民众，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安定。该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发展道路，同时也延伸到对世界的理解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天下胸怀和人类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激活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文化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文化是不断进化的，西方文化属于进化序列中的先进文化，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则是阻碍现代化的落后文化，后者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文化上实行西化。与之相对，20世纪一些学者主张抛弃西方中心论及其文化进化论，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其独特价值，各种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化没有高于其他文化的存在权利。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不仅没有真正破解"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反而因其忽视了人类文明在总体上不断走向进步的规律和趋势，而陷入了文化相对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化的"内生"与"外缘"是否只能决然分属于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进言之，后发国家是否只能宿命式地被先发国家牵着鼻子走而毫无主体选择能力？对于先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导引其走向现代化的因素是从其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因而一般不存在完全割裂传统的问题。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现代化的因素往往是从外部输入的（传导的），异质文明的强烈冲击则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落后国家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就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问题落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冲突一回应”论（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为一种巨大的惰性所牵绊，只有在西方侵略的强烈冲击下，中国才做出缓慢而迟钝的回应，逐渐由传统社会步入近现代社会，其代表人物是费正清。一种是“自然一内生”论，即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影响，中国也可以自然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其代表是关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这两种观点把中国的现代化置人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语境之中，澄明了部分史实，但前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静止和停滞之物，后者则试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标准来阐释中国古代历史，都没有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上述有关传统文化地位和功能的讨论，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问题。很显然，简单指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纯是负向的阻力，抑或纯是正向的动力，显然过于笼统。我们不妨把目光重新拉回到马克斯·韦伯关于东西方资本主义之产生与未产生的精神动因的探讨。韦伯从文化和社会比较视野出发，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东西方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影响。在他看来，西方之所以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基督教新教在变革过程中祛除非理性的巫术观念，形成了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伦理，使教徒产生了为荣耀上帝而勤奋工作和理性计算的精神。而中国尽管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因素（如货币制度、行会的规模、吃苦耐劳精神等等），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原因在于儒教和道教的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基督教新教主张“理性地改造世界”，其目的是“把调整的标准有计划地统一于上帝的意志"，而儒教却主张"理性地适应世界"，则是为了"维护各方面都完美无暇的善于处事的人的尊严”；道教教导人们与世隔绝，以获得启示和解脱，不仅没有扭转儒教伦理的缺陷，反而与系统性的世俗行为和理性化的科学思维水火不容。这些加上家产官僚制等因素，影响了职业化、专业化、理性化的营利训练和相关制度的孕育，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宗教伦理比较视野，为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启发，但显然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颠倒了。并且，他以西方新教伦理为标尺来评判中国宗教，无疑是一种“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框架。
根据韦伯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促进现代化的成分，但处于主流的儒教和道教却是理性化和现代化的阻力。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使人们开始重思"韦伯"问题，重新评估儒家文化在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时任新加坡总统李光耀甚至提出"亚洲价值观"，认为正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儒家文化信仰和价值规范为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争论说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究竟是阻力还是动力，不能仅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兜圈子”，必须重新回到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演进（从传统到现代）的关键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互动，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变化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又使它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变化首先在经济基础层面发生，继而引起上层建筑层面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生产性的、技术性的因素属于快变因素，容易量度；而制度性、观念性层面的因素属于慢变因素，不容易量度。然而，观念意识并不会随着物质经济的变化亦步亦趋地、整体性地发生变化，其中诸多要素具有某种独立性和选择性。进言之，越是离物质技术层面越远，观念意识层面的内容就越具有独立性和自主选择性，它们可以渗透到人伦日用中或显或隐地发挥作用，也可以以超前的、超越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生存”下来。由此，回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现代化能否积极推进，关键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必然会从传统中创造性地选择与之适应的资源。反过来说，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资源也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自主适应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从而发挥正向功能。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快速成功，关键在于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通过“和魂洋才”的原则保存了传统文化，呈现出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晚清时期，我们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都遭遇失败，关键在于小农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君主专制的超经济权力形成的超稳定的巨型经济政治结构的阻碍（其中固然存在落后文化观念的影响，但显然不能把板子完全打到传统文化身上）。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快速成功推进现代化，就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一，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传统文化的概念、理念，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或基本原理，有利于形成本土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同时提升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毛泽东借用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来表达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用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关系来阐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通过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来认识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内政和外交方针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用“小康社会”这一传统文化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介于温饱和富裕的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目标遵循。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权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群众观，以及“胸怀天下”的国际观，等等，都是借助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体现。
其二，在促进物质生产发展方面。历史表明，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下，同样的文化通过选择性适应，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我国素有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文化传统。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生产条件下和超经济权力的剥削下，由于生产关系落后和劳动剩余几乎被完全剥夺，这种传统并不能有效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的功能，相反，生产大多只能维持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或者只能在土地上“内卷”。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这种传统转变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了生产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在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这种传统又转变为活跃要素流动、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推动了小康社会的建设。在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传统必然转化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
其三，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形成了关于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当代中国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深厚滋养，而且在中国将自身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例如，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正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观念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理念的生动体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是对“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治理传统的现代转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对“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人才制度传统的坚守：发挥巡视利剑在一体化推进不敢庸不能腐不想腐中的作用，正是"代天巡守、整肃纲纪"的当代体现。
其四，在破解现代性弊病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并联发展、自主赶超的道路，其中的“加速”“内卷”“时空压缩”效应比其他国家都更为明显。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如发展起来后的“相对剥夺感”“相对贫困”问题，“后物质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失落的问题，特别是工具理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破解现代性的弊病，以人的逻辑超越物的逻辑，以实践理性超越经济理性，使人的存在得到看护从而“是其所是”，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也是建设更好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身心一如”“中庸和合”“知行合一”等哲学智慧，有利于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心灵秩序和价值秩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和实践表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初期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随着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就理应发掘传统文化的正向功能，否则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正如罗荣渠指出，"反传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观决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它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通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萃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精髓，发挥其思想滋养、价值支撑的功能，使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相适应相融通。借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承担起“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三、文化自信自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之魂
明代思想家冯梦龙曾言：“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东周列国志·第十四回》）法国政治家拿破仑亦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中国已经超越“现代化在中国”的学徒状态，进入“中国的现代化”的主体性自觉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智慧超越民族、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普遍意义。在新时代，要使中国式现代化被世界广泛认同和接受，固然离不开GDP总量、大型装备制造、先进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但更离不开思想理论上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影响力。因此，超越现代化的西方标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作用和“范导”功能，必须坚持主体性中国立场和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基础上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之魂。
一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良性互动中重建现代化的叙事主体。百年来，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所经历的制度之争、文化之争、话语之争，集中体现了自我与他者互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焦虑。如果说摆脱这种焦虑意味着从“现代化=西方化”的一元化范式中走出来，那么首当其冲地就是要回答中国是如何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被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是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学习苏俄的道路）的，那么尽管这种模式可以被理解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但仍然与"现代化=西方化"存在相同的误区，那就是以断裂而非连续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中国的主体性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他者”凝视的无根的、脆弱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我们走出文化焦虑、增强文化自信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我们“把中国作为方法”，重建叙事主体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这种重建体现为对中国之为中国的重新认识。割裂历史不论去谈反西方中心论还是去谈超越西方中心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历史不应当决然地被截断为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两个阶段——由此现代化只能成为与传统文化无涉的“飞地”，而是应当从连续性、综合性以及长时段的历史叙事角度看待二者的关系。今日之中国必须把五千年文明史收敛到自身的精神内核之中，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的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根与魂。另一方面，这种重建体现为对世界之为世界的重新认识。从15世纪开始到20世纪的近500年时间里，西方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也以西方为中心制定了现代化的“全球”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彰显，必然需要激活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对“自由”“平等”“国家”“法”等现代概念进行中国式建构，从而在理念上、话语上成为与西方并立的"一极"，推动人类现代化朝着多元化、高阶化方向发展。所以，"把中国作为方法"，应当"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
二是在东西比较中彰显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中国现代化国家的建构是以多民族统一为基础而非简单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中国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是以全体人民和社会共同体为导向而非以个人主义为导向，中国欲推动建立的世界是和平和睦和谐的世界而非充满霸凌、掠夺的世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有社会制度的因素，更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如果说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内在关系角度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独特的社会形态之中，那么传统文化则从价值理念、思维特色、行为方式等角度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独特的文明形态之中，前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后者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历史表明，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是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孕育和发展了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因此，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哲理、道理和学理，应当重视比较现代化的视野，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精神，有效发挥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积极作用。
三是在超越特殊性和重建普遍性中赢得现代化的话语权。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因自身的先进性而自信包容，对于外来文明始终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能够吸收、整合其精华并为我所用；同时，中国文化也因其优越性与先进性而“光被四表”，不仅塑造了东亚的文明秩序和文化观念，而且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很强的普遍性意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探索的历程。在西方的“先进—落后”的标准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收缩，先是成为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继而被视为落后的、半开化地区的文化，最终被指认为阻碍发展和进步的特殊性文化。对中国而言，无论是最初引入“进化"，还是后来主张"欧化"以及推进"苏化"，都体现了外来强势文化话语的影响，其从自然科学开始，并逐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生产方式、社会认知方式和价值评价方式，以及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拓和逐渐成熟定型，使其超越了民族、地域乃至社会制度等特殊性的限制而产生了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不仅拓宽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且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将迎来重塑。在这种背景下，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相契合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如“民本”“仁爱”“中和”“天下”等，正在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资源。总之，研究和宣传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经验进入价值，超越特殊进入普遍，形成系统完备、论证有力的逻辑体系，真正解决"挨打""挨俄”之后“挨骂”的问题，以独立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建树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影响力。
四是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统一中推动中西文明的互补互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逐步步入“两洋并举”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在这种情况下，强起来的中国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日益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形成怎样的影响？回答这样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关系到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因此，要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让世界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提炼展示中国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利用现代传播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重视价值观的传播和影响，把先贤如何思考宇宙和人生、如何叩问生活呈现给世界，推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了解和认同。与此同时，应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吸收西方文明一切先进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应当指出，单靠东方文明抑或单靠西方文明，都难以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变局及其存在的风险挑战，东西方必须超越文明孤立论、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窠臼，在交流交往中实现互鉴互补和融合创新，共同建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总之，坚持主体性中国立场，坚持中华文化本位，守护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源、本和魂，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价值逻辑，发挥好传统文化在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积极作用，对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董彪，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