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自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如何推进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化与科学化，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国家建设，治理实践的发展呼唤中国政治的理论革新。但是，在大国治理中，地方实践经验多元且繁杂，如何从多元的经验上升为一般性的理论，如何从具体田野提炼抽象理论？这是政治科学研究需要回应的问题。
地方性知识：从田野到理论的桥梁
关于从经验田野提炼理论，学术界曾经出现两大权威性的辩论：一是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刘易斯（Oscar Lewis）在墨西哥的同一个村镇进行田野工作，得到截然相反的学术观点；二是米德（Margaret Mead）和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不同时间对同一田野进行研究，得到相反的学术结论。同一个田野形成截然相反的学术观点，这对学术研究科学化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在这个危机时刻，学者们提出需要建构新的认识论。派克（Kenneth Pike）提出“内部人”和“外来者”的视角。内部人（emic）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内部的世界观及其认知。外来者（etic）则是一种外来的、科学的观察，“它代表着一种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从本质来说，内部人和外来者视角的争议，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内部就一定是主观的认知吗？外来者的视角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科学性，则成了新的需要质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倡议“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它对调整内部人和外来者争议起到了补救作用。但是，它仍面临一个问题，研究者何以能在成为一种内部文化承担者角色的同时，又跳出内部兼具外部系统的视角呢？
吉尔兹倡导以地方性知识来弥补这种鸿沟。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它能够连接具体田野和抽象理论。地方性知识的寻求与后现代意识共生。现代性带来普遍性的同时，可能忽略特殊性。“地方性不只是一种出发点和姿态，而是一种方法论的缘起。”它不只是讨论实践经验的异同，而且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理念、符号、观念等的起源。因此，地方性知识并非简单指某一地域中零散的风俗、经验或民间说法，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情境、社会关系、生活实践和意义系统中生成的知识形态。“地方性”并不只是在地域意义上成立，也涉及知识生成的具体情境和视域结构，它是当地人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代际传承的文化符号系统，代表着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地方性知识的边界不在于行政区划等，而在其是否能够解释特定共同体中人们为何如此理解、如此行动等。
地方性知识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地方性。地方性是相对于全球性而言的，相较于全球性的一般性而言，地方性知识具有多样性，地方性强调求异，包括异中趋同、异中见异、异中求异。第二，情境性。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地方性，情境因此十分重要。地方性知识关注文本、语义、语境等具体情境。第三，动态性。地方性知识是不断发展、传承与变化的。研究者需要关注这种变化本身，并溯源变化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异中趋同和异中见异。
地方性知识的方法论意义
地方性知识对于中国政治原创性理论建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把具体经验和抽象理论连接起来。若仅以外来理论或抽象制度解释中国政治，容易把丰富的治理经验压缩为既有理论的例证，而从地方性知识出发，则可以在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接触面上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作为具有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重价值的地方性知识，能够促使研究者重新理解知识的生成基础。地方性知识并非反对普遍知识，而是要求追问知识在何种情境中形成、在何种范围内有效。
深度描写是发现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方式。深度描写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深度描写区分可观察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含义。它强调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关注具体的语境与情形，注重话语的上下文背景与历史情境。第二，关注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性要素。深度描写需要依靠深层分析，这不仅需要分析表层现象，还需要分析话语背后的结构要素及其影响。深度描写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到话语，到叙述本身的转变。后者采用时、地分析法，强调分析者对文本的运用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前文所提的纷争已久的雷德菲尔德—刘易斯争议和米德—弗里曼争议。
深度描写需要兼具形而下的操作和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从形而下的操作层面来看，深度描写从认识论基础入手，收集、整理、阐释资料，提供新知或矫正已知（如对“常识”的研究）。从形而上层面来看，深度描写要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层结构、一般性特征与规律进行探讨，将其上升为具有一般性与普遍性的理论。
总之，对于中国政治研究而言，地方性知识正是从经验到原创性理论建构的桥梁：它一端连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另一端连接地方社会的生活实践，并在二者互动中孕育能够解释中国政治经验的新理论。
地方性知识 :从田野到理论的四维建构过程
地方性知识是连接田野和理论的中介。从经验田野出发，建构原创性理论，需要兼顾特殊与一般、本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等，至少有如下可以借鉴的四维建构路径。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追寻“真问题”。理论提炼需要基于经验，通过抽象化提炼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因此，基于经验的真问题，是建构理论的基石。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调整央地权力关系、考核体系与激励导向等一系列措施，重塑了地方政府的制度环境。在此情境下，有学者关注到地方政府出现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行为转变。然而，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仍然存在，地方政府不只是被动的避责。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关注到中国政府的条块结构从条块冲突转向条块捆绑。地方政府的行为以保守为前提，但也积极追求多元化的政绩，呈现保守型进取的新特征。这种行为转型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结果，以往的地方政府创新很难持续，但是，在保守型进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求稳，很愿意采用“旧瓶装新酒”，反而促进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持续性。这与已有积极地方政府的文献揭示的创新难以持续不一样，是地方政府意料之外的结果。这就需要关注地方实践变化过程中的不变因素，从而发现地方行为的一般规律。
其次，找回国家，建构以国家为自变量的解释。中国政治，尤其是地方治理的诸多变化，无法从科层制本身寻找答案。例如激励论与压力论能够解释积极地方政府的行为，但是无法解释新时代地方政府从变通到执行的转型。这就要求从国家出发，把国家看成重要的自变量，寻找现代国家建设对地方治理、科层体系的影响。当年，斯考切波提出“找回国家”是针对社会中心论的分析把国家当成常量，无法解释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绩效差异，从而提出将国家作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当下，随着全球经济动荡与国家力量的兴起，国家成为重要的变量，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形成重大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需将国家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找回国家是一种方法论。以地方治理研究为例，从国家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央地关系，那么地方不仅面临韦伯提出的“行政僚属与行政工具的矛盾”，而且面临埃特曼提出的“统治者与治理者的张力”的挑战。从现代国家建设来看，科层制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国家是科层变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国家建设的变化会深刻地影响科层的行为与变化。找回国家，需要将国家看成重要的自变量，关注国家结构、制度等政治性因素对政府的影响。如此，则可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变化背后不变的规律。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找回国家也就意味着理解、分析与阐释中国党政体制对人民政府的深刻塑造与影响。
再次，挖掘地方性知识中的本土资源。地方性知识注重对文本、传统与话语的分析，通过深度描写，以观察、移情、认知社会文化。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研究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思想模式的影响，但是，西方概念有自身形成的历史语境与原始本意，放到中国语境中来解释中国现象，就可能出现与原始本意不同，从而形成歧义。这就要求从中国历史传统与经验中挖掘更贴切的概念。比如中国的干部与西方的公务员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先锋队政党的话语。干部晋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挖掘本土资源，比如“酝酿”就是描述干部提拔中的重要机制。这些历史传统与本土经验，经过理论提炼、重新阐释，可能成为理论发展的研究基础。
最后，强化理论对话。理论至少包括概念、命题、因果机制和边界条件等要素。为此，理论研究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现象，提炼一般性、解释性的概念。基于概念，提出可验证与可操作的假设或命题。在此基础上，挖掘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或因果机制，形成相应的理论。同时，明确理论的边界条件和适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需要强化理论对话。其一，加强横向维度理论间的对话，挖掘可能存在的竞争性解释，不断修正理论，使其更加具有解释力。其二，定位概念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厘清其上位的宏观理论和下阶的微观经验，形成有机的知识联结，寻找可能的理论拓展点。
总之，变化与发展的治理实践是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沃土。中国政治的理论发展需要观照真问题，挖掘地方性知识，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展开中国政治的理论对话，回应政治学的一般性议题，开展有益的学术对话。
原文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