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乐园抑或危境:公共浴室与民国上海社会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6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21:20

进入专题: 公共浴室   民国上海   改革   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  

孟浩  

摘    要:

公共浴室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还是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但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却弊病丛生,它藏污纳垢、滋生惰性、混乱不堪。无论是在中国官方还是租界当局的设想中,公共浴室都应该是一个单纯的卫生设施,但这种设想在付诸实践时遭遇了巨大挑战并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是导致改革“流产”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公共浴室; 民国上海; 改革; 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


20世纪20年代的一天,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在友人的带领下踏进了一家公共浴室,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段美妙的经历:

走进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池子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四肢扯平了“铺”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在我们的身体上使劲一顿揉搓、按摩。这一阵下来我们又可以回到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瓶冰啤,吃几块美味的冷鸭肉。接下去就是修指甲的师傅用他那根木棍在我们的脚趾间不停地转,这是一个又痒又痛的过程,但同时也很开心。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按摩后我们才算彻底“解放”了。1

顾彼得的文字流露出新奇与愉悦,但对当地人而言,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过。20世纪20年代,沪上浴室不少于60家,2这种被称为“孵混堂”3的消闲方式已经在江南流行了几个世纪。公共浴室在20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它仍旧牵系着大众温暖的市井记忆。

学界对于上海公共浴室的研究并非空白。卢汉超在其代表作《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介绍了公共浴室的空间结构与基本功能,并从中管窥“摩登”上海生活方式的传统性特征;4万勇的专著《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方法,分析了公共租界内沐浴业的分布特点;5姚霏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与市民阶层》和《试论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则从人群结构与行业史两个维度,对近代上海公共浴室进行了细致考察。6既有研究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给予笔者不少启发,但公共浴室的“微观历史”仍有必要在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来探讨。譬如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精英如何看待“混堂”这一传统都市空间 20世纪以降,不断扩张的“公权力”如何干预大众的浴室生活?回顾这些看似细碎的历史片段,或许有助于丰富对近代中国诸多“改革”问题的认识。


一 浮世混堂:公共浴室的日常


每天上午11点左右,上海各家公共浴室陆续启盆,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根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7,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为“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民初以降,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浴室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浴室有60多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浴室数量翻了一番,8抗战胜利后沪上浴室增至140余家,而到了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上海大大小小的浴室已达150家左右。91936年的城市指南直观地描绘道:“凡较为热闹之处,均有浴室之开设。” 101947年的版本则写道:“(浴室业)颇为发达,几无处无之。”11

上海数量众多的公共浴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就业市场。每家浴室都会雇佣四类工人:堂倌、理发匠、修脚匠、擦背匠,他们共同承担着浴室的日常运转。整个民国时期,上海浴室工人的数量保有相当规模。根据1920年《新青年》杂志的估算,当时上海浴室工人有2 000多人,12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这个数字已高达6 300人左右。13尽管浴室工人被民间视为一种“贱业”,但其内部却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行业规范。新人入行一般都由同乡介绍拜师学艺,待其成为熟练工后又介绍或招收其他同乡入行。浴室工人群体因此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堂倌主要来自镇江、扬州、丹阳三地,其余“三大行”则分为扬州帮、丹阳帮和句容帮。14修脚、擦背、理发等一系列铭刻于身体的技能被社会人类学者称为“身体化的技术”,它们“经常成为自成一格的‘在地技术场域’”,在其中进行师徒制、网络化、社区化的传承,是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一种形式。15身体化的技术在为浴室工人创造生计的同时,也通过这一群体代代延续。

对浴客而言,公共浴室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洗浴。洗浴方式又有盆汤和池汤之别,最受大众欢迎的当数池汤,即众人混浴一池。由于旧时上海的私人住所普遍缺乏取暖设备,所以混堂成为了众多男性16的“暖房”。宽阔的大汤池是整个浴室中最温暖的部分,时人将其形容为“穷人的水汀”。17当皮肤在池水中逐渐软化后,浴客通常会雇擦背匠替自己擦背。一位德国汉学家与邹韬奋谈及他在中国的生活时,尤其念念不忘中国公共浴室中的擦背,他感叹道:“在欧洲无论如何享不着这样的福气。”18出浴之后,“资深”的老浴客还将享受一系列针对脚部的特殊护理,大致分为扦脚、捏脚、刮脚三类。在浴室中,常见修脚师傅拿着一盏特制的灯,带一只小凳坐在浴客足下“精雕细琢”。19

尽管混堂里的洗浴和保健方式看似难登大雅,但它们在浴客和从业者的观念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健康学”知识。伤风、感冒、腰酸背痛的浴客会去池汤浸泡,“出身汗,可发散风寒,有舒筋活血之功效” 。20老浴客认为夜晚的水经过一天的浸洗已经吸足了男性的精气,能够帮助身体亏虚之人吸补元气,所以吴地一直流传着“吃面要吃头汤面,淴浴要淴末汤浴”的俗语。擦背则是“中国按摩术之一种,它的妙处,并不完全在于去垢,一擦以后,皮肤层以内,血液活动,可促进体内机能,解除疲劳” 。21传统扦脚技术结合挖、分、削、起、括等手法,刀下脚病除,能治嵌趾、甲沟炎、鸡眼等脚疾。22刮脚和捏脚则能缓解江南常见的“湿脚气”造成的皮肤瘙痒和糜烂。浴客、从业者对洗浴和保健技术功效的认识或表达为浅白的俗谚,或体现为自然而然的行事准则,这种铭刻于“经验亲近项”之中的认知被社会人类学者称为“认知化的常识”,它最接近于吉尔兹理想化的地方性知识。23

同洗浴和保健相伴的是一系列休闲与社交行为。当浴客们赤身裸体在同一汪池水中沐浴时,“去身份化”的状态无形之中淡化了彼此的差异,从而更容易拉近浴客之间的距离。同样有泡澡习惯的日本人将风吕屋中的社交方式称为“裸交流”(hadaka no tsukiai),24中国人则用“赤诚相对”来形容公共浴室中的人际关系。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公共空间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搭讪”往往是打破彼此间独立状态的手段。在混堂中,陌生浴客之间的搭讪通常是从讨论水温开始的,之后的对话则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一首《都市杂咏》描绘:“浴池气象,真昂昂然也,浴客萍水相逢,所谈也在洁身之外。”251934年的黑幕小说《浴室内外》讲述了主人公陆先生和一位陌生浴客因抱怨水温过低而迅速熟识,但在更衣之时才通过穿着发现对方“完全不像善类”,最后借口脱逃的故事。26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想告诫读者,在人心不古的社会中应该警惕与陌生人的交往,但同时十分生动地刻画了上海的“混堂社交”。

除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公共浴室在更多情况下还是熟人碰头的地方。在旧时的上海,“请客洗澡”多半带有社交的含义,而非单纯的清洁行为,所以一篇文章这样解释道:“王先生请陈先生到五龙浴室洗澡,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常见的。这是合乎礼貌的事,被请的人不以为辱。他不会以为对方身体太脏,因而急需清洗。”27熟人之间的交往又常常促使一些“浴室社交圈”的形成,比如位于大马路上的浴德池是金融界人士的“俱乐部”;28浴春池时常聚集长乐茶楼的黄沙石子帮和迎春坊棉布商人;29南市的太平洋浴室则因同性恋者的光顾而鼎盛一时。30总而言之,公共浴室在为浴客带来清洁的同时,也创造了欢愉。正如俄国人顾彼得所觉察的那样:“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31将公共浴室理所当然地视为休闲与社交中心,这其实也是浴客的一种“认知化常识”。

通过对公共浴室日常角色的“深描”,我们可以发现,如何促进身体健康、获取舒适感、创造乐趣、谋求生计,浴客和从业者有自己的认知化常识和身体化技术,二者都是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地方性知识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根植于文化持有者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一套知识体系,以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性、普同性知识之间可能存在根本差异,但它却能引导当地人解决或解释在原生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因而被他们所认同。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需求,从业者和浴客将其认同的常识与技术付诸实践,这一方面为他们创造了日常福利,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公共浴室的多重角色——劳务市场、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


二 灰色空间: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


与浴客“乐园”式的体验迥异,公共浴室在知识精英主导的主流舆论界却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初开始,上海各大报纸中就充斥着对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指责,有文章甚至将其形容为“危险症宣传的机关” 。32此时的公共浴室已不再是晚清文人笔下“不可不藉以湔洗”33的风雅之地,而是一个有待改良的城市空间。知识精英对浴室卫生的诟病始于他们对“细菌”这种“新物种”的认知。20世纪初欧美与日本建立起了细菌病理学和热带医学,34随着中国知识精英追求西方文明的潮流,这套理论逐渐被接纳。

与细菌学相伴而生的一个概念是“传染”,公共浴室中的毛巾被认为是某些病菌在城市传播的重要媒介。浴室为方便浴客一般都会置备公用毛巾,有文章奚落道:“浴堂里用的毛巾,上下不分,堂倌一会儿给人家揩脚揩屁股,一会儿又给人家揩手揩面孔。”351920年的《申报》介绍了淋病性结膜炎与颗粒性结膜炎(沙眼)两种发病率极高的眼病。专家指出由于浴室与茶馆中使用的手巾消毒不彻底,顾客在使用过程中极易感染他人遗留在手巾上的病菌,同时也可能将自己下体的病菌带入眼中,这正是沙眼等眼病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原因。36该结论此后被频繁引用,37随着这类科学常识的普及,传染病与公共浴室的关联也逐渐清晰化。

细菌学知识的传播也使混堂中最普遍的洗浴方式备受争议。《申报》曾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嘲讽了混浴的习惯:“池里的水,黑得似墨汗,而且浓得仿佛如羹汤一般,而一般浴客浸在这泥汤中犹不嫌其脏。”38除了这种直观的描绘外,还有专家利用科学数据解释混浴的危险性。1925年的《新上海》杂志援引日本的一项实验数据:“一立方生的米突水中所含种种的细菌如左:井中汲出来的水,31 359个;入浴池中加温度后,1 512 479个;一人入浴后,5 330 861个;十人入浴后,124 109 444个;三十人入浴后,2 086 612 500个。”39虽然数据是对实验结果的客观反映,但从研究变量的设置来看,已经投射了专家对混浴的一般认识,即细菌数与洗浴人数成正比,实验不过是以科学手段支持其“信念”而已。

此外,浴客青睐的保健项目在细菌学的视域中也变得危险重重。如擦背,西医认为每天用滚烫的浴水洗擦身体会麻痹皮肤浅层的神经,皮肤会因此变差、抵抗力减退,并容易感染皮肤病。而且许多初患疥疮的浴客,总爱通过擦背止痒,虽然一时管用,但会造成细菌的蔓延。40至于捏脚和刮脚则更被西医视为一种陋习。西医认为湿脚气实为脚癣,根本病因是人体缺乏维生素B。41所以捏脚和刮脚不但不能彻底治愈脚癣,还会导致细菌在浴客之间交叉传染,捏脚一旦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像鸦片瘾一样难以根除。42或许混浴以及传统保健技术的确能为个体带来一定舒适感,但对于以维护全体国民健康为目标的现代医学而言,任何可能导致病菌传播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

在知识精英的凝视下,“孵混堂”的习惯不仅威胁着浴客的健康,也腐蚀着他们的灵魂。民国以降,政府与精英都以一种“建立现代国家”的话语引领着国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民众勤奋工作,投入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中去。因此,休闲往往被置于劳动的对立面,成为知识精英们大张挞伐的对象。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性反思以及民族心理改造的语境中,浴客习以为常的打盹、闲谈、品茗等行为时常受到知识精英严苛的审视:

吾国人最喜闲谈,终日絮絮于茶楼上无论矣,至浴池则非闲谈之地,然亦必邀约一二朋辈骈坐榻次,啜茗长谈,既浴之后,又必伸手展足,裸体横陈于众人瞩目之中,备极丑态,作其断续之谈话,倘欲修面、修足、吃点心,约计每浴一次动费四五小时,此岂爱惜时光之国民所应列为功课之一耶?43

由于公共浴室中的消遣行为不利于国人“勤勉”品格的养成,被知识精英冠以“滋生惰性”的名号排除在合乎社会道德的行为范畴之外。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有作者甚至把浴室中的消遣行为与“国运”联系在一起,他将中国的澡堂子与日本的风吕屋进行一番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澡堂虽不像日本的风吕屋男女混浴那般淫荡,但浴客保持着谈天的传统,这是懒散和腐化的标志,更是“民族衰老”的象征。44

至于公共浴室滋生懒惰的原因,知识精英则将其归咎于五花八门的消费:

“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一进了浴堂,第一件事是喝茶,第二是休息,第三是解衣,第四还是休息,第五是入浴,第六是擦背,第七是出浴,第八是热手巾揩身,第九依旧是休息,第十是捏脚。……所可,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45

显然,知识精英对公共浴室的多重功能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但在他们的逻辑中浴室本该是供人洗浴的地方,除此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必要的。比如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批评道:洗澡应该弄得和洗脸一样简单迅速,而男人却借公共浴室作为闲聊和睡觉的场所,这样的习惯十分不成体统。46不过在浴客认知化的常识中,孵混堂本非单纯的清洁行为,他们进入浴室后,会例行公事般地完成沐浴、喝茶、聊天、打盹等程序。普通浴客不会认为天南海北的闲聊是虚度光阴,相反,他们最富余的东西或许就是时间;当他们在浴榻上呼呼大睡时,也不会感觉不妥,因为温暖的浴室的确比石库门阴冷的住宅更适合睡眠。

如果说细菌与惰性是社会秩序的“隐性危害”,那么暴力则是一种“公然威胁”。晚清以降,上海的各大报纸就有关于浴堂暴力事件的新闻,进入民国以后这类报道更是层出不穷。日常矛盾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之一,形形色色的浴客同处浴室这一有限空间,一句口角、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成为暴力事件的导火索。193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李某和姜某同在民华浴室洗澡。姜某出浴后误坐在李某的衣服上,李某见状立即上前训斥,姜某不服出言回击。你言我语之间,争吵演变为肢体冲突,李、姜二人竟赤身裸体在浴室中互殴,场面十分滑稽。47不过有时小矛盾也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例如《新闻报》就曾报道清泉浴室里的一起命案:事发当日,擦背匠刘某替浴客擦背,他服侍的浴客自带肥皂一块,被同行施某顺手携去使用。浴客不悦,刘某遂向施某索还,二人随即发生争执。施某先将刘某顺手一推,刘某遂向其腰际还击一拳,致施某因脾脏破裂身亡。48

作为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出入混堂之人自然来自三教九流,其中不乏地痞、流氓。通俗小说《老白相人》生动地描绘了混堂里的这类“江湖来客”:“他们脱出衣服来,身上的肌肉长得都很坚厚,臂膊上和胸前大半刺着些花纹,有几个的大腿上留着几处刀疤,更有在股下现出受过肉刑的板痕的。”49浴室中复杂的人群结构的确成为威胁秩序的潜在因素,报纸上刊登的浴室暴力事件不少就是由非法之徒挑起的。此类事件往往十分恶劣甚至血腥,从新闻标题便能略知一二,例如“青帽党蜂殴浴堂堂倌”“前晚东西华德中浴堂中之血案”“浴室内枪声一响”“董文魁在浴室内遭暴徒连砍六刀”“沂春浴堂血案”“流氓大闹华园”“暴徒闯入浴室开枪轰击浴客”等。50但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浴室通常只是案发地,冲突的根源不在于其中的活动。换言之,公共浴室其实并非滋生恶性案件的温床。

尽管有关混堂暴力案件的新闻旨在还原事发经过,但无形中也形塑着读者对于公共浴室的观感。1937年一篇发表于《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的文章写道:

(上海浴室中)流氓的盘据,也使人望之生畏,一般的浴室中,常有流氓之辈,以此为休息坐卧之所,而一般的浴堂老板,也常招致着流氓为护符,以备对付一般不易应付的顾客,因此,在浴堂中,便常有可怖的凶剧的演出,在三四年前,我曾在某浴堂中,目睹一般流氓浴客,被仇家连戳七八刀的惨剧,迄今思之,犹有余悸。51

从作者的描述可知,他之所以认为浴堂中常有恐怖凶剧上演,一方面是亲眼所见,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模糊的判断。虽然不能确定他的判断依据源于何处,但报纸作为当时最普遍的大众读物,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混堂并不光彩的公共形象。不过,公共浴室终究是一个合法经营的场所,普通人才是主要客源,而“全武行”也只是平静生活的插曲而已。


三 从空间到身体:官方对公共浴室的干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舆论的风向也影响着官方对待公共浴室的态度。作为“现代”秩序的建构者与维护者,上海历届政府对于公共浴室这一传统都市空间同样抱有十分负面的观感,不过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不仅在于舆论层面的口诛笔伐,更在于行政过程中的除旧革新。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主流舆论对传统商业浴室的一片讨伐声中,控制华界的上海市政府试图开辟一种与混堂截然不同的大众沐浴场所,西式“淋浴室”似乎为其革新提供了“灵感”。19世纪下半叶,淋浴室最早出现在欧洲的监狱和军队中。52淋浴需要装置水管、水箱、锅炉等昂贵材料,所以它传入中国后成为了“富家专利”,53仅见于少数高档场所。淋浴开启了本土改良者对沐浴方式的全新认识,它不仅可以通过限制时间和用水量让更多人参与沐浴,而且还能消除混浴存在的卫生隐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混堂的合理性。以淋浴室作为主要参照,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5月在闸北设立了沪上第一所“民众浴室”——沪北浴室。该浴室的男浴间采用淋浴,女浴间为独立盆浴,更衣室、卫生间、水汀炉等设施一应俱全,现代感十足。54同样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有沪北浴室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排号入浴,不得争先恐后;限制沐浴时间,淋浴不超过20分钟,盆浴不超过30分钟;一切从简,无擦背、扦脚等服务,且毛巾、肥皂等沐浴用品自备;保持环境安静,不得在浴室内喧哗吵闹等。55可见,无论是设施还是制度,沪北浴室都践行了改良者对于沐浴快捷化、秩序化、去娱乐化的想象。

对于当时有着300万人口的上海城而言,仅凭一所民众浴室来解决市民的洗浴问题可谓天方夜谭,沪北浴室的意义也不在此。20世纪30年代,民众浴室作为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在很多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例如南京早在1935年就建立了下关浴室。56和所有城市的民众浴室一样,沪北浴室如同一个展示政府推行社会改革的橱窗,象征着官方解决民生问题的志向与能力。同时,在民众浴室的微观世界中,改良者实现了对“现代化”沐浴的想象,从而形成一套有关公共浴室的身体规训和空间管控的逻辑。在这套逻辑中,改革者试图以一种“教育”的方式让大众接受既定的沐浴准则,57而大众的自主性、多样性需求则显得无足轻重。

尽管上海市政府对新型沐浴空间的探索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但租界当局严控传统混堂的计划却提上了日程。由于战时大量人口涌入租界,该区域内的公共浴室从40多家猛增到70多家,58如何有效管控这个鱼龙混杂之地,成为租界当局面临的棘手问题。1939年1月,公共租界一位警备委员会委员向工部局秘书处递交了一份提案,他建议扩展《执照法》第34条59的适用范围,将公共浴室纳入其中,以便对其严格管理。警备委员的提案得到了救火会、工务处、卫生处的一致赞同。救火会在报告中指出,公共浴室多由一些游手好闲之辈开设,因此这些场所自然成为了犯罪分子的避难港。60在战时上海犯罪活动日趋猖獗的情况下,工部局很有必要通过发放执照对公共浴室进行管控。61就在救火会报告公布的十几天前,又一起惨烈的枪击案发生在福州路的浴春池浴室内。62

提案提交不久后,工部局就颁布了针对公共浴室的管制措施。根据第5063号市政通告,公共租界内所有商业浴室必须向警务处登记、申领执照,在未取得执照前不得营业。63同时警务处制定了十分严苛的《浴室章程》,如:不得在浴室任何部分举行足以扰乱租界治安之会议,不得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或演讲或讨论政治;不得窝藏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或政治犯;凡有可疑之人携带军火或其他危险凶器,领照人或其雇佣人应立即报捕等等。64工部局的一系列管制措施表明,殖民者深谙公共浴室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角色绝非清洁场所这么简单。但作为异文化观察家的殖民者也忽略了一点:浴客往往是在洗澡的过程中顺便谈论政治,而非为了谈论政治去洗澡。公共浴室中的闲聊具有偶发性、随意性和日常性的特征,所以凭借法令很难杜绝。与此同时,工部局还提出了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他们将逐渐把公共浴室改造为一个不需要特殊执照,专门为社会大众,甚至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日常洗浴服务的场所。65不难发现,战前华界的民众浴室计划与殖民者的目标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区别在于前者还将传统混堂与新式浴室视为不同的类型,而后者至少在构想上已经模糊了这种区分。不过,租界当局很难在战争环境中将其构想付诸实践。

1945年5月,上海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正如贺萧(Gail Herchatter)所言,这时的新政府正在采用一种国家振兴的话语,来表达要涤荡多年来外国占领和战乱留下的污泥浊水的决心。66接管上海5个月后,市警察局将公共浴室列为“特种经营”,要求各分局彻底调查。6711月17日,警方又在皇后大戏院召集包括浴室、旅馆在内的六行业主训话,理由是他们经营的事业“与市民健康及整个社会安宁秩序息息相关,亟应严加整饬”。68针对公共浴室,警察局提出了禁止擦背、禁止扦脚与捏脚、废止大池混浴改装淋浴等措施。69警方特别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阐释了整改的理由:擦背有可能传染疥疮和脓疮;捏脚会传染香港脚患者携带的葡萄球菌,并且占据客位、浪费时间;扦脚虽能拔除鸡眼,但也可能引发甲沟炎、灰趾甲等病症。70就在训话不久之后,警察局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上海市警察局管理浴室规则》。该规则不仅将11月17日的训话内容全部条文化,并且又提出了许多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比如:沐浴时间应限制在30分钟以内;毛巾、浴巾须由浴客自备;浴池须重新改装,浴池只能用于泼洗,浴客不得浸入;浴室内不得设置茶具等。71与殖民者相比,战后的新政权不仅想要管控混堂的空间秩序,还试图规训浴客的身体。在城市管理者的视域中,浴客只是有待被清洁的“客体”,而非享受沐浴过程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警方的改革措施与战前沪北浴室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这意味着战后的城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众浴室计划的“遗产”,并将那套空间管控与身体规训的逻辑从市政空间扩展到了商业领域。换言之,警方试图在制度层面将角色多样的混堂向单纯的卫生设施引导。对政府而言,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防止病菌的传播,而且还能消解浴客长时间“盘踞”造成的治安隐患。72于是,这次“卓有远见”的改革便在“公共卫生”的现代性旗帜下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来势汹汹的改革随即引发了上海沐浴行业的集体恐慌,以浴德池为首的多家浴室业主连续上书警察局请求暂缓改革。正如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科亨(Anthony P. Cohen)所言,当地方性遭遇外来社会影响的冲击时,最常见的方式是“地方性对外来性的转译(translations)与修饰(modifications)” ,73业主们试图从他们理解的“卫生”与“健康”的角度自我申辩。例如他们指出:扦脚是许多浴客的必需消费,“不仅无妨害卫生之处,还能帮助浴客祛除鸡眼和厚皮以利行走”;擦背实则是一种传统推拿术,与西方按摩相似,能为浴客消除疲劳、舒筋活络,对身体有益无损,更无不合卫生之处。74更有趣的是,业主们甚至认为官方禁止擦背与它粗鄙的名称有关,所以如果警方能废除禁令,他们就将“擦背”这一称谓改为“侍浴”。75古代的卫生观念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保健行为,但在20世纪初它的含义却缩小到从微生物等学科发展出的清洁观念。76业主理解的“卫生”显然是前者,即“保卫生命”的健康之道,与官方标榜的公共卫生可谓大相径庭。同时,业主们还强调了改装淋浴的困难:一是改装的材料费高昂,二是不符合浴客的沐浴习惯。后者看似一种说辞,但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孵混堂的意义不仅在于清洁,还在于保健和取暖,这是淋浴无法取代的。不仅如此,浴室业主甚至把改革的“风险”指向一个令当局更为焦虑的方向。陈情书中写道:上海的浴室工人至少在3万77以上,且大多来自共产党控制的苏北农村,他们一旦失业,便很有可能被中共组织起来从事对当局不利的活动。78

不论出于何种考量,官方最终做出了让步。警察局决定扦脚维持现状,淋浴分批改装,但擦背、捏脚仍旧禁止。79在推行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改革后,警察局于1946年2月将公共浴室的主管权移交卫生局,80这再次证明官方对浴室的定位正逐渐向卫生设施过渡。但改革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从1946年8月卫生局对明德浴池的一次巡查中略知一二。报告显示,官方明令禁止的擦背、捏脚在这家浴室中例行如故,而且池汤也没有按要求改为淋浴。81事实上,明德浴室的情况并非个案。废除池汤改装淋浴的提案在1947年的上海市参议会上被重新提出,82可见大部分浴室并没有履行1945年的改革方案,而上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淋浴室直到1958年才出现,83同时,即便到了1949年以后,擦背和捏脚依旧是公共浴室中的主要消费项目。

如何解释浴室改革失败的原因呢?或许可以归咎为虚弱的国民党政权无法持续推行其政令,以及与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通货膨胀相比,老百姓的沐浴问题实在显得无关紧要。但1949年以后,强势的中共政权同样推行过类似的禁令,却依旧不能奏效,84所以官方力量的疲敝不见得是改革“流产”的唯一因素。正如前文所言,浴客和从业者根据长久以来形成的认知化常识和身体化技术来安排他们的混堂生活,从业者以此谋生,浴客以此获得健康、舒适、愉悦的体验,混堂的多重角色也因此形成。但1945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以普同化的西方经验来重塑一个极具地脉特征的都市空间,就像一位批评者所质疑的那样:“此擦背一道为美国所无有,遂以其为无所依据焉?”如此“时髦”的改良势必造成“水土不服”,其表现即雇工面临失业,而浴客也难以适应“现代”“文明”的沐浴规则。一纸禁令可以满足城市管理者对新秩序的想象,但却无法解决因“传统”崩坏造成的现实问题。不过,浴客和从业者也通过一些日常的反抗形式来维护他们熟悉的生活模式,例如对官方禁令阳奉阴违、消极执行。85这些抵制手段看似微弱,但却有着极强的柔韧性与顽强性。所以改革虽来势汹汹,但实则收效甚微。


结 语


1949年5月底,上海在《东方红》嘹亮的歌声中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对于混堂里的老浴客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最明显的不同或许只是堂倌变成了服务员,浴客变成了同志。事实上,每一种看似稳定与延续的生活模式背后都有一套习惯性的日常逻辑,而地方性知识是建构这套逻辑的重要力量。人们在不断调适自身、改造周遭事物以适应其原生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性知识,同时又根据地方性知识来解决问题、安顿生活,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加深对地方性知识的认同感。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浴室中的身体化技术和认知化常识在为大众创造日常福利的同时,也塑造了公共浴室的多重角色。

但在民国这样一个渴望破旧立新的时代,混堂作为承载着典型传统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间,自然遭到标榜文明和进步的知识精英的批判。贺萧关于上海妓女的研究反映出,生理健康、精神健康、社会秩序往往是知识精英们想象“现代中国”的要素,86但公共浴室几乎站到在了它们的对立面,正如《大公报》的一位主笔所言:“上海,一半已是受了世界文明的洗礼,而一半却还保持着东方固有的色彩,就以市内的许多浴室而言,它不是还保持着中国旧时的风气么?”87虽然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新的时间观念的变化,但这些新观念也仅限于受过西式影响的新式精英。88舆论之外,公共浴室中的生活一切如常,澡照泡、背照擦、脚照修、天照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家权力正试图深入城市和乡村的基层社区,主要表现是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开展一系列改革。后帝制时期的现代政权在职能上发生了很大转变,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兴趣不再只是税收,而是以现代化为己任,谋求基层权威的构建、地方经济的改善以及大众福祉的创造。但从实质效果来看,民国时期诸多“现代”改革往往不甚理想,而国家权力在很多时候也未能真正控制基层。例如杜赞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王笛对成都的研究以及穆盛博对舟山渔业社区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现象。89从本文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可能也是导致其努力不著见效甚至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官方对浴室中的各种常识与技术并非视而不见,但由于它们与现代知识格格不入,所以这些铭刻在大众“经验亲近项”的地方性知识则被预先设定为不值得尊重的陋习。然而城市管理者只看到了地方性知识与西方经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忽视了它们在为当地人创造生计、促进健康、提供日常便利与舒适体验方面的意义,这种“盲目”已经预示了官方改革的失败结局。在一系列禁令、章程、规则颁布之后,“国家权威”看似在公共浴室这个微观世界中被树立起来,但官方却未能真正管控其中的个体,更没能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注释


1顾彼得:《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和晓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

3在上海方言中,“孵”指悠闲地消磨时间,而“混堂”则是江南地区对公共浴室的俗称。俗称由来参见郎瑛撰,沈佳茹等编《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4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页。

5万勇:《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6页。

6姚霏:《试论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姚霏:《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和市民阶层》,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2页。

7方言,指关于休闲娱乐的经验。

8根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吴淞、闸北、江湾、南市的公共浴室有80家,再加上租界内的40家,抗战前夕上海的公共浴室数量在120家左右。参见《市公安局发表市区各业统计,总数达三六六八四家》,《申报》1935年8月17日,第14版。

9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饮食饮食服务志》,2007年3月19日,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74959/node74967/index.html,访问时间:2018年10月30日。

10孙宗复:《上海游览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58页。

11东南文化服务社:《大上海指南》,上海光明书局1947年版,第136页。

12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

13《上海市沐浴商业同业公会行业情况》,1954年,档案号:S336—4—3,上海市档案馆藏。这个数据来自中共建政初期的统计,1949年后,除少数工人转业外,大部分工人因不愿返乡而留在了行业内,所以该数据与民国晚期的数据接近。

14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格言丛辑社1933年版,第63页。

15杨弘任:《何谓在地性?:从地方知识与在地范畴出发》,《思与言》2011年第4期。

16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浴室只有男浴间,专门的女子浴室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但数量极少。

17波光:《穷人的水汀》,《申报》1936年1月13日,第14版。

18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编《韬奋全集(增补本)》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4页。

19鲍瞰埠:《十里洋场众生相》,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20杨忠明:《逸趣:老上海琐记》,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21沈静:《剃头淴浴》,《杂志》第14卷第5期,1945年。

22前浴德池经理朱学文口述材料,口述时间:2002年4月3日,地点:天津路479号浴德池浴室。由上海师范大学姚霏副教授提供。

23杨弘任:《何谓在地性?:从地方知识与在地范畴出发》,《思与言》2011年第4期。

24Jamie Mackay,“Why We Need to Bring Back the Art of Communal Bathing,” 2017年3月31日,https://qz.com/941484/why-we-need-to-bring-back-the-art-of-communal-bathing/,访问时间:2018年10月30日。

25长发头陀:《都市杂咏·浴池》,《香海画报》第115期,1939年。

26家明:《浴室内外》,《申报》1934年4月10日,第17版;《浴室内外(续)》,《申报》1934年4月11日,第17版。

27天方:《洗澡》,《春海》(上海)第1卷第2期,1946年。

28前浴德池经理朱学文口述材料,口述时间:2002年4月3日,地点:天津路479号浴德池浴室。

29《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沐浴业安排改造方案》,1952年,档案号:B182—1—880—13,上海市档案馆藏。

30《上海人欲横流!“屁精”合伙开澡堂暗设密室向浴客施以猥亵表演“名角”二十七名全数身落法网》,《时报》1948年第35期;《南市破获淫窟,太平洋浴室设置男妓,主从犯廿七名均被拘》,《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9日,第4版。

31顾彼得:《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67页。

32光圃:《浴堂卫生要点》,《申报》1923年6月14日,第19版。

33葛元煦撰《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4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35显微生:《点滴》,《申报》1935年5月15日,第14版。

36余光中:《茶馆浴堂中之手巾》,《申报》1920年7月27日,第16版。

37《眼科病源》,《申报》1921年6月1日,第6版;《洗一次澡瞎了一只眼睛》,《申报》1937年3月5日,第9版;杨万坦:《横祸》,《申报》1937年4月9日,第16版。

38蔡麟:《混堂》,《申报》1946年11月23日,第12版。

39《浴堂中的细菌》,《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25年。

40蒋绍宋:《关于公共浴室》,《申报》1939年3月28日,第13版。

41沙光:《脚气与脚癣》,《民众医药汇刊》第2期,1935年。

42蒋绍宋:《关于公共浴室》,《申报》1939年3月28日,第13版。

43陈伯熙编辑《上海轶事大观》,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108页。

44宗典:《风吕屋与澡堂子杂话》,《宇宙风》第26期,1936年。

4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46亦可:《女子浴室普及运动刍议》,《中国妇女》第1卷第12期,1939年。

47《浴客赤裸裸的冲突》,《申报》1931年1月30日,第16版。

48《清泉浴室擦背互殴酿命案》,《新闻报》1935年10月15日,第10版。

49UU:《老白相人》,《星期》(上海)第32期,1922年。

50《青帽党蜂殴浴堂堂倌》,《申报》1918年9月25日,第11版;《前晚东西华德路浴堂中之血案》,《申报》1927年4月13日,第16版;《浴室内枪声一响》,《申报》1933年1月8日,第15版;《董文魁在浴室内遭暴徒连砍六刀》,《申报》1935年9月21日,第12版;《沂春浴堂血案》,《大公报》(上海)1936年10月20日,第8版;《流氓大闹华园》,《大公报》(上海)1937年1月14日,第8版;《暴徒闯入浴室开枪轰击浴客》,《申报》1939年2月4日,第15版。

51茱英:《需要平民浴室》,《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26期,1937年。

52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许宁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53剑湖:《淋浴》,《万有周刊》第1卷第11期,1930年。

54竹舍:《公共浴室参观记》,《新闻报》1937年5月18日,第4版。

55《市立沪北公共浴室定廿日开放,有盆浴淋浴取费低廉,分男女两部设备新颖》,《大公报》(上海) 1937年5月14日,第15版。

56《下关浴室落成开放》,《中华医学杂志》第21卷第8期,1935年。

57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第258页。

58张俊杰主编《上海商业(1949—1989)》,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59在该条法令内的商业场所都必须向工部局申请执照,这条法令详细之至,几乎包含了租界内的各种公共营业场所,但唯独没有将公共浴室明确纳入其管理范畴。

60救火会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50年代初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了更多关于浴室老板的信息:“沐浴业的资本家,大多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或者是依附于反动流氓头子的爪牙,如珍珠泉经理王伯新就是由军阀转变的,中央浴室资方孔庆彩就是依附于沪西恶霸朱显林等抢劫起家的。”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沐浴业安排改造方案》,1952年,档案号:B182—1—880—13,上海市档案馆藏。

61Licensing for Chinese public bath house,1939年,档案号:U1—4—2413,上海市档案馆藏。

62《暴徒闯入浴室,开枪轰击浴客,开枪一响连伤两人,凶手当场被探擒获》,《申报》1939年2月4日,第15版。

63Divisional Memo No.251:Bath house permit,1939年,档案号:U1—4—2413,上海市档案馆藏。

6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浴室章程》,1939年,档案号:U1—4—2413,上海市档案馆藏。

65Divisional Memo No.251:Bath house permit,1939年,档案号:U1—4—2413,上海市档案馆藏。

66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67《公共娱乐场所、旅店、饮食店、浴室、旧货店等急应遵办事项》,1945年10月,档案号:Q145—4—96,上海市档案馆藏。

68《为整饬本市旅馆、客栈、浴室等业召集各该店负责人训话,仰即转知准备》,1945年10月,档案号:Q145—4—96,上海市档案馆藏。

69《呈为奉上海市警察局训话关于浴室改革事宜胪陈实在困难情形,尚须暂维持现状请求转函警察局准》,1945年11月,档案号:Q400—1—3028,上海市档案馆藏。

70《浴室改革事宜》,1945年10月,档案号:Q131—4—2595,上海市档案馆。

71《上海市警察局管理浴室业规则》,1945年10月,档案号:Q1—6—202,上海市档案馆藏。

72上海市警察局的浴室管理规则不仅在卫生方面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措施,在治安方面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可见新政府对于混堂的忧虑不仅在于卫生,也在于秩序。参见《上海市警察局管理浴室业规则》,1945年10月,档案号:Q1—6—202,上海市档案馆藏。

73Anthony P.Cohen,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Abingdon:Taylor & Francis,2011,p.46.

74《呈为上海市警察局指示浴室兴革事宜内有暂难普遍,或须徐图改进及暂缓维持现状各情形谨分别陈明请求,转函警察局俯赐采纳由》,1945年,档案号:Q6—9—591,上海市档案馆藏。

75《呈为奉批自行商拟分期改善浴室办法,请求鉴核照准事》,1945年,档案号:S336—1—22,上海市档案馆藏。

76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第5—11页;王书吟:《哺育中国:近代中国的牛乳消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中心的考察》,《中国饮食文化》2011年第1期。

77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应该在6 000人左右,参见《上海市沐浴商业同业公会行业情况》,1954年,档案号:S336—4—3,上海市档案馆藏。

78《呈为呈请准予逐渐改善以维营业而安民生事》,1945年,档案号:S336—1—22,上海市档案馆藏。

79《浴室改革事宜》,1945年,档案号:Q131—4—2595,上海市档案馆藏。

80《上海市卫生局关于管理浴室的往来文书》,1946年2月,档案号:Q400—1—3025,上海市档案馆藏。

81《上海市卫生局公函:准大公报老浴客报告明德浴室不注意卫生建议改进》,1946年8月,档案号:Q400—1—3025,上海市档案馆藏。

82《上海市参议会民众提案》,1947年,档案号:Q109—1—1395,上海市档案馆藏。

83上海第一家商业淋浴室是1958年黄浦区的又日新浴室。参见上海市福利事业公司编《服务先进经验介绍》,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841952年前后,上海市卫生局也曾取消公共浴室中的捏脚、刮脚等消费项目,但因浴客和浴室工人在暗中的拒不配合最后只得取消禁令。参见《上海市沐浴业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1952年,档案号:S336—4—25,上海市档案馆藏。

851949年以后的一份行业调查报告向我们透露了这种抵制的具体形式。例如在面对官方禁止捏脚的规定时,从业者表面上遵守,但私下以扦脚为名继续为浴客提供捏脚的服务。其实很多时候捏脚是堂倌为熟客提供的一种无偿服务,但禁令反而让它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的消费。参见《上海市沐浴业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1952年,档案号:S336—4—25,上海市档案馆藏。

86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245—290页。

87叔君:《上海的浴堂》,《大公报》(上海)1936年8月6日,本市增刊。

88王笛:《20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9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穆盛博:《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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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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