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发展的历程表明，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生产活动，这就是思想发展和原创性理论的建构。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大飞跃的时代，自然拥有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展开，遵循其背后的方法论基础。
理论是人们试图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想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对事物运动和发展规律的解释和阐释。理论源于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是理论建构的主体，借助理论，人们将实践中获得的知识体系化、科学化并使其不断深化。可见，理论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同时，只有拥有探究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才能产生彻底的理论；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有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历史发展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有开创人类社会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所以，对于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时代来说，建构原创性理论，看似一种思想生产、理论生产或知识生产，而其内在的深层使命在于把握历史运动的时代主题、塑造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指明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时代、对文明有贡献的理论建构，既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当今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实践，就必须秉承这种内在的深层使命，建构原创性理论。
一、原创性理论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人类社会从古代迈入现代，在时间维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大跨越，即走向人的更大程度自由和解放；在空间维度上，是人类社会内在结构的大转型，即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散落走向联系、由孤立走向协同。因而，这个历史进程始终以一场又一场、一种形态又一种形态的革命运动为其开路，既有政治革命，也有社会革命；既有工业革命，也有科学革命；既有宗教革命，也有哲学革命。这些革命都同时塑造了人、社会、国家和人类，人的塑造是基点，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是使命。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的塑造根本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塑造。因而，这些革命都一定伴随着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和重塑，为人的自我解放提供新价值和新思想，为人的社会实践开辟新方向和新空间。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飞跃和大转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既是历史大飞跃和大转型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历史大发展的动力。
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缘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独立于神和个人的自主，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时代，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前提和历史使命。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指出：“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掀掉并消解这层纱幕的是人的个体独立和自主，“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于是，人文主义成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内核。
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拉开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序幕，而其后续的全面发展，则离不开两场革命性历史运动的推动。一场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它开启了理性时代，奠定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基础，发展出了近代早期的“人的科学”，人们关注的是与“人”有关的人口、经济、国家、身体、心灵、习惯等讨论议题和研究领域。另一场则是把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高潮的美国谋求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历史表明，“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而法国革命完成的则是“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这两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姊妹革命”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开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的时代的同时，也催生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词于18世纪即将结束时进入西方词汇，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法国。进入19世纪一段时间后，它的许多早期热心者就渴望建立一门单独统一的社会科学。”必须指出的是，近代早期的“人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混合一体的，“社会科学”常常被看成是哲学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才从“较为古老的知识流派中浮现出来”，并在大学中获得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
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历史的大变革、大转型、大飞跃呼唤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因应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滋养并推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换言之，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生产活动，这就是思想发展和原创性理论的建构。从大历史看，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至今，至少经历过三次大的思想发展和原创性理论建构。
第一次出现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个时期，体现为复活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哲学和理论，以人文思想体系代替神学思想体系，开启理性时代，建构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原则、理论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其实，在这之前，拥有这个历史主动权的是意大利和英国；而在这之后，拥有这个历史主动权的是德国。恩格斯认为“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基于此，“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
第二次出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从近现代人类发展的历史全景来看，这个时期，具体来说就是19世纪，既是解放的世纪，也是革命的时期，革命所推动的解放，涉及个体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等多层面、多领域。和前一个时期一样，哲学和理论革命依然发挥着前导作用，但是，就像罗素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都要复杂”。这种复杂性直接体现到这个时期的思想和理论建构中：其一，这个时期的思想和理论建构常常从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正向的为革命后的新世界提供新理论，而反向的则直接对抗“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其二，形成了各种思想和理论至今都绕不开的重大问题，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现代性问题、文明与文化等等；其三，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触发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建构。恩格斯就明确认为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的发现、生物进化的发现，很快就被人们用于针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理论建构之中，如社会进化论等，而当人们用自然科学原理来解释现实社会的时候，难免会陷入无视现实决定的主观臆想之中。这个时期最具有批判性、建构性和引领性的理论建构，就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未来方向，也深刻揭示了始于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得现代社会演进以及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其初步成形的时候，就有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实践和运动。
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尤其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期。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理论建构，着力于推动战后民主化和现代化两大历史实践，并借此来建构战后世界秩序，发展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主导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相对于前两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理论建构强于思想发展，其聚焦点不是人类价值的重构，而是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建构。同时，由于社会科学在战后不仅获得全面恢复，而且在专业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获得快速发展；而各个学科都极力追求学科和学术的科学化大潮，直接冲击了这个时期的理论建构的生态和能力，以至于许多学科的理论建构，就像政治学发展出政治科学那样，学科科学化了，但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和思考则凋敝了，结果，几乎各学科都没有什么革命性和统领性的大的思想和理论。
综合上述三个时期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创性理论建构始终是推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前导性工作和基础性路径。原创性理论建构本身，固然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平台，但其实在的基础和根基则是现实的历史运动和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每一个时代都会呼唤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因而，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都要承担起建构原创理论的使命，这是任何时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任务和首要行动。
人类社会自20世纪末开始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以来，政治和经济的深刻变化，科学和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大飞跃的时代。这个时代促成了中国全面兴盛，同时全面兴盛的中国也因此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引领力量和塑造力量。所以，当今中国责无旁贷地要担负起为这个时代、也为中国自身更好发展提供新价值、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原创性理论建构的时代使命，以更好的中国发展进步造就更好的人类和世界。
二、原创性理论建构的中国机遇和使命
综观古今中外，理论的原创性建构，一方面来自人们把握研究对象的价值基点、观察视角、资料依据和研究路径的系统性更新；另一方面来自人们对历史运动和现实社会发展深刻把握而提炼出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人们在原创性理论建构中，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以及怎么研究，从根本上讲是由其所处的现实条件和所面对的时代状况决定的。历史上任何一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一定会激荡出崭新的思想和理论；但是，必须同时看到，这种新的思想和理论往往会集中出现在处于时代变革大潮中心或者立于时代潮头的国家和地区。当年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法国相对于英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相对于英法两国，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除了它们在这方面有独特的思想和理论积累外，就在于它们都处于西欧这个经济繁荣发展的世界中心。所以，恩格斯说：“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可见，一个国家要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有所创造和贡献，建构出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时代机遇，也要有自身条件。换句话说，任何国家都拥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贡献的权利，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真正地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起来。在这方面，今天中国拥有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机遇和条件。
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大飞跃的时代，处于中国这样既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又立于世界发展前沿，既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又拥有无与伦比的发展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因而，自然其拥有大繁荣大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为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立足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直面人类社会大变革、大转型、大飞跃对全球社会、对人类自身以及对中国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为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提供新思想，建构新理论。
第一，基于回答中国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不论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也不论是创造无数发展奇迹的中国还是创造中国之治景象的中国，中国始终都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景象，被全世界关注，也被全世界研究。全世界都想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从中国的制度、治理和发展中，探究中国发展的强劲生命力从何而来，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何在，影响全球发展格局和人类发展前景的强度和效度几何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其实，就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从整体上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对全世界始终关注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学术回应是相当有限的，不仅体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体现在持续研究的时间长度上。中国问题研究，固然会有旁观者清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讲，真正能看透彻、想全面、讲清楚、道明白还是要靠中国自己的学者。中国始终是一本具有巨大时空尺度的大书，能够读懂中国之理、回答中国之问、建构中国理论，那就能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原创理论。
第二，基于回答世界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是东升西降还是南北翻转，也不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都在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版图和运行体系；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于是“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世界之问。回答这一世界之问的理论建构，有两个取向，一是解决具体世界问题的理论建构；二是给世界发展以新方向新体系的理论建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重点在后者。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的现实立足点，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主导、以世界市场为基础、以西方制度为机制所构建的世界以及世界体系，而是立足于以人类为主体、以人类和地球共存所构成的全球为基础，以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为机制所构建的全球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中国创造性地形成了以立足全球大局和人类前途来回答世界之问的思想和理论框架。这为基于世界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提出了全新的价值系统、逻辑框架和使命方向。这个思想和理论框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蕴含着无限的理论创造空间。
第三，基于回答人民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孕育现代社会，人民的解放孕育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的解放将孕育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在当今中国，历史运动和现实发展决定了人民之问，问的是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确保党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何确保党和国家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本体性的根本问题，需要多学科、多维度的理论建构。在人的主体性、人民的创造性和人类的共生性日益彰显的当今时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相关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客观上也积极回应了各国的普遍关怀。在这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为相关的原创性理论建构提供最丰厚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以及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为此，我们必须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走进中国人民之中，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伟大创造中寻找回答人民之问的时代答案，并建构中国的理论。
第四，基于回答时代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时代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时代的转换或更替，都会形成新的时代格局和新的时代主题，因而，也就提出新的时代问题和时代挑战。相对于过往的时代，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时代之变是革命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颠覆性的。其中，除了东升西降和南北翻转所带来的革命性的时代变化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极具颠覆性的时代变化，那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到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文明，既颠覆了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和交往方式，也颠覆了人类生存生产从思想到行动的传统方式，网络信息技术将人置于多维的无限空间中，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人与智能体共存共处的生存生产形态。从近代人的自主和个体独立所引发的人类社会从价值到制度、从精神到物质的革命性变化中，人们就多少能够想象到数字文明时代人的生存生产所可能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人类社会从价值到制度、从精神到物质带来的冲击将是多么革命性的甚至是多么颠覆性的。显然，今天哲学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时代之问，常常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元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现存理论或者基于现存理论的发展所能够解决的，需要基于新价值、新思维、新方法和新实践所建构的原创性理论来回答和解决。这考验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对于处于这个时代中心并具有引领性地位的中国来说，这个考验无疑是巨大的，不仅考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实力和水平，而且考验中华文明的深度智慧和博大思想力。这决定了回应时代之问的思想和理论建构，既要立足学科，但又必须超越学科，依靠综合学科的力量和哲学层面的深度研究来进行。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的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必须齐心努力。
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在哪里，时代发展的潮头就涌向哪里，于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中心也就落在哪里。19世纪，这个中心在西欧；20世纪，这个中心在美国；那21世纪，这个中心应该在哪里？也许应该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关键在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辜负这个时代，彻底展现出中国学人自古就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担当。
三、建构原创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建构理论的主要目的，一是解答人们对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怀；二是揭示现实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三是阐释人、社会、国家基本关系和发展形态的合理性；四是赋予社会发展以目的和意义。因而，任何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有尊重科学、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也要有立足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现实要求的实事求是态度，两者不可偏废。这也就意味着对理论建构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追求，不能脱离特定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等的现实规定性。这种现实规定性决定理论建构的立场、价值和方法，进而也决定其思想方向、学术使命和现实功用。
指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成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发展、引领人类进步的科学理论。所以，立足中国伟大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
其实，50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能够延续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候，基于社会主义500年、6个时间段的历史分析即阐明了这一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及其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来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创立，一是离不开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两大发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
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思想生产始终决定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及其所决定的现实社会运动，就有什么样的思想生产方式。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归根到底都应该由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形态，尽管共处一个时代，但马克思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并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革命性和发展的先进性时，一开始就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知识建构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能够服务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新型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集中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方法论基础，由以下几条基本原理构成：第一，理论源于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任何理论都源于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和把握。第二，理论发展的动力来自实践需求。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对自然科学来说是如此，对社会科学来说也是如此。第三，理论的科学思维是辩证法。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基于辩证法，理论对事物和实践的把握，就应该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第四，理论和知识应该为人类而创造。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第五，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应该能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六，理论原理要时刻反映历史运动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第七，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第八，理论的实际效用取决于理论与实际的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真理性要靠实践检验，但这个过程，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相互成就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贯穿上述八大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并由人的实践活动来检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这个核心思想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核心、以现代社会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
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表明，理性主义和与其相伴而生的经验主义，构成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基础。它们之间虽然互有包含，但各自的基点则不同，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是理论和知识的逻辑起点；而经验主义强调人对实在世界的观察是建构理论和知识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否认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内在合理性，但其强调的人的理性，不是抽象人的先验理性，而是现实人的理性，即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确立起来的理性；其强调的经验观察，不是局限于主体对客体的经验观察和检验，而是要把这种经验观察和检验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从今天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遭遇到日益技术化的困境来看，马克思当年的论断是正确的，即不论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在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上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忽视人的现实性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对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的重要作用。为此，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科学进行理论和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基础。没有这个方法论基础及其所决定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也不可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探索走向成功。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展开，遵循其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人与智能体共存时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实践活动的肯定和强调，更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既是中国建构原创性理论的基本遵循，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遵循。
四、结束语
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萌发，但其在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满打满算也不过100年左右，因为，这中间有过转折和中断，而这转折和中断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民国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一个是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尽管时间不长且有过波折，但得益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得益于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和新中国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伟大实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系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与其他后发国家不同的是，尽管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长期在西方思想、理论和方法背景下展开，但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逐步产生了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主体性，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正是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底气所在。
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原创性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撑，有丰富的中国发展实践场景，有处于时代前沿的中国创新探索，有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群体，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抓住天降大任于是人的时代机遇，勠力前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一定能够开辟出崭新的天地，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林尚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