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韩钢教授就“红军长征的经过及意义”进行探讨交流。韩钢教授深入阐述了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战略部署、战役经过及深远意义，对深化长征史与军事战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红军长征 战略转移 独立自主 革命重心北移
侯昂妤：韩老师，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您是中共党史专家，想请您谈谈红军长征的经过及意义。
韩钢：好的。今天，我主要通过几个问题来看长征。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战略转移？据我所知，“长征”的概念一开始是没有的，起初有好多说法——转移、西征、撤退。最早有“长征”这个概念， 大约是1935年2月，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一个《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其中有一句话是“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征”这个词。以前我也以为毛泽东1935年的一个讲演（后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首先提出“长征”这个概念，后来才发现其实“长征”的概念在毛泽东演讲以前就有。
为什么要战略转移？其实原因不复杂，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了。这一次“围剿”是国民党用兵最多的一次，约一百万兵力，分三个板块来进攻中央苏区：第一个板块，北路军33个师；第二个板块，南路军11个师；第三个板块，东路军7个师。蒋介石在一线用了50个师，约50万，二线西路军还有50万的机动兵力。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1年零1个月，从1933年9月一直到1934年10月，这是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反“围剿”决定性战斗仅用5天，1930年12月30日到1931年1月3日；第二次反“围剿”核心战役时间是半个月，从1931年5月16日到5月31日；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大概是两个多月，从1931年7月到9月；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时间长一点，大概从1932年10月一直到1933年3月；第五次就长了，用了1年零1个月。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有三。一是我方战术的失误：分兵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同时，还有一个既是军事战术的失误又是政治方面的策略失误，就是拒绝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合作。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起兵，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中的一支主力部队，后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来“剿共”。十九路军的底子是粤军，长期跟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两个月后就起兵了。十九路军当时跟红军有秘密协定，但后来被博古否定了。博古认为十九路军比公开的敌人还要危险，所以拒绝了与十九路军合作。毛泽东当时曾建议，趁十九路军起兵，与他们合作，红军到福建甚至到浙江有回旋余地，这样一来就可以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但没有被采纳。可以说，战术失误和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的第一个原因。
二是敌我力量太悬殊。我把五次反“围剿”敌我兵力做了一个统计，列了一张表，比较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和工农红军的兵力。五次反“围剿”作战，第五次的敌我兵力对比最悬殊，是12.5∶1。面对如此强敌，红军要想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当然非常困难。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是长时间的作战导致苏区资源严重匮乏。据学者近些年的研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央苏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困难既来自外在的压迫，同时也有内生瓶颈的制约。由于国民党军的全面封锁，中央苏区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都日显匮乏，中共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
表 1 红军五次反“围剿”国共兵力对比表
侯昂妤：韩老师，您阐释了工农红军为什么要战略转移的问题，从战术运用、力量对比、苏区资源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内在原因，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韩钢：接下来，我讲第二个问题：战略转移是怎么部署的？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材料显示，1934年4月的广昌失守是其转捩点。如果我们在中央苏区中间画一条线，大概北半部的广昌就是中心了。1934年4月广昌一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半部很快就落入到了国民党手里。红一方面军的兵力基本上被压缩到中央苏区的南半部了。这个时候领导层已经感觉到中央苏区可能保不住，5月份给共产国际发了个电报，意思就是有可能要撤，共产国际同意了。
因此，最早酝酿撤离中央苏区是1934年5月，并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原因就是4月份广昌失守。共产国际同意红一方面军撤退后，中央当即就决定成立一个最高军事机构“三人团”，由中共总书记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整个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完全由“三人团”决定。
侯昂妤：韩老师，最早战略转移的目标是哪里？
韩钢：整个战略转移是转移到湘鄂川黔，开辟一个新的中央苏区，把湘鄂川黔作为第二个中共领导的最大的红色政权所在地。这个部署是一个搬家式的行动，所有中央苏区能够带走的，甚至连桌椅、板凳、大衣柜都带上了，一律迁到湘鄂川黔。一共部署了7个部分，由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两个野战纵队组成，总兵力约86000人。
另外中央苏区留下了项英和陈毅，率领1万左右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当时中央“三人团”的一个部署。
关于部署，到现在还有一个争论，就是红军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
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红军战略转移没有准备。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红军战略转移是有准备的。我个人认为，即便有准备，准备肯定是不充分的。我曾经看到过张闻天在1943年的一个反省笔记，“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从张闻天的个人资料来看，要说有充分的准备，不是很符合历史实际。
长征出发地并非单一地点，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瑞金是中央红军的决策集结地，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侯昂妤：韩老师，您用了丰富细致的史料来论述战略转移的目标、部署等问题。
韩钢：现在我讲第三个问题，就是第四道封锁线是如何突破的。讲突破四道封锁线前，我要先讲一下前三道封锁线的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境内，在赣江西岸，以江西的信丰县为中心。第二道封锁线是在湖南南部和广东北部，湘粤交界的地方，以湖南的汝城为中心。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湖南境内，以湖南南部的宜章县为中心。这三道封锁线应该说过得相对比较顺利，原因是国民党军对红军战略转移一开始不是很了解。蒋介石基本准确判断了红军可能要撤退的路线和方向，但是来不及调动兵力。再加上红军吸取了拒绝跟十九路军合作的教训，这一次注重跟粤军沟通，提前告诉陈济棠，借道过境、不入广东，因此，陈济棠基本上做了做样子，作战并不多。作战比较多的是第三道封锁线，主要是跟湘军作战，兵力损失减员很严重。我刚才讲了出发是86000人，三道封锁线共减员约22000人。
接下来，我来讲讲第四道封锁线的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国民党军队布置最严密、兵力最集中的一道防线。国民党方面投入了16至25个师的兵力，总人数约30万。蒋介石发现三道封锁线没有拦截住红军，所以就开始在湘江岸边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损失兵力是34000人，过完湘江后红军只剩下3万多兵力了。这场战役是红军战略转移损失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湘江战役以后，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就不得不改变了。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原来的湘鄂川黔目标，改为去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要以遵义为中心，于是红军就开始向贵州北部转移。
1935年的1月7日，红军就进入了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央政治局开了三天的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侯昂妤：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35年9月，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目标经过了几次改变，最后将陕北作为新的苏区。您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韩钢：1935年9月，《前进报》第3期的《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已经隐约表达出有可能将陕北确定为苏维埃根据地：“伟大的开端已经有了，英勇斗争与正确的领导将能使现在的游击运动游击区发展、团结、巩固起来，成为坚固的苏维埃根据地，陕甘苏维埃与游击运动之发展，应该看做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这个话其实已经隐约表达出，红军要把陕北作为自己新的苏区，这实际上是红军战略目标的最后确立。
进入陕西、甘肃南部以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进入岷县哈达铺后，他还写了《念奴娇·昆仑》，10月翻越六盘山，毛泽东又写了《清平乐·六盘山》。可以说，长征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用独特的诗歌艺术完整地记录了伟大长征。
侯昂妤：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创作了丰富的诗歌，表达了红军长征的勇气、智慧。同时，您认为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在长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韩钢：我于传统战略的研究是外行，只能显拙。我认为，重根本、避实就虚、随机应变和伐交这些传统战略在长征中得以充分灵活运用——至少在湘江战役之后是如此。首先，避实就虚的战略最为突出。通道转兵、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等都是避实就虚的典型案例。对红军而言，长征最根本的目标是寻找稳定的落脚点。因此，胶着作战、主动进攻都是大忌。所以选择避战，保存实力和争取时间更为重要。其次，深刻把握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真谛。不断根据军情，改变目标，以找到最为合适的落脚点。长征途中七次改变建立苏区的地点，即为典型。
侯昂妤：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长征成功运用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智慧。“致人而不致于人”，实际上就是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长征是从被动转移开始的，但是过程和结局又是主动的。这次始于被动的战略转移，最终实现红军由分散到汇聚、被动到主动，成为中国革命从挫败走向新生的伟大历史转折。
韩钢：避实就虚、随机应变都是为了赢得主动权。
侯昂妤：我认为，这可以从战术主动、战略主动和政治主动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战术主动方面，创造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场奇迹。正是这种远超对手的机动性，让红军彻底掌握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在重重“围剿”中始终游刃有余。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有一组数据，整个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国民党方面的密电同样印证了红军的机动性强大，指出红军“枪支不全，服装褴褛”，但是“行动敏捷，剽悍无比”。四渡赤水是成功的战术主动，巧渡金沙江也是一次战术主动。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决定性一步。凭借周密部署与快速机动，红军在敌军反应之前全部渡江，彻底跳出包围圈，不仅摆脱了生死危机，更为长征全局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主动权。李德都认为，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连蒋介石也评价说：“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
其次，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选择陕北作为根据地就是掌握战略主动权的体现。长征究竟去往哪里？初步构想是湘西→川黔边区→川西北，逐步聚焦为滇黔川交界处→川陕甘，最终确立落脚陕北根据地。选择陕北，是因为陕北具有坚实的群众根基。陕北地区长期受革命思想影响，群众基础深厚，当地已存在成熟的苏维埃政权，能为红军提供生存、补给与扩红的必要条件。同时，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地势险要复杂，便于开展游击作战与建立稳固根据地，减少敌人“围剿”威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毗邻华北抗日前线，东渡黄河即可奔赴战场，既是对日作战的稳固后方基地，更是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理想出发阵地。
再者，把握了政治主动权。战略主动、战术主动，最根本是得益于政治主动。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广为人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军民团结是战争伟力的根源。红军长征途经14个省，覆盖约2亿人口的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长征行程大半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接触近20个少数民族。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军队协同是长征成功的关键。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彻底打破地域与编制壁垒，从分散作战转向一体化协同。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了一个有机联动的整体，相互策应、互为犄角，共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合力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彰显了红军强大的组织凝聚力。中央红军是战略主导的“领头羊”，作为主力部队，承担探索新落脚点、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任务，引领全军方向，创建最终的革命大本营。红二方面军是战略策应的“护卫者”，在长征途中积极实施机动战术，有效牵制了大量围堵的国民党兵力，为主力红军的穿插转移创造了关键空间。红四方面军是战略摆渡的“压舱石”，湘江战役幸存的将士成为最大规模作战骨干，以强大的有生力量支撑起全局战略，保障了红军整体存续与发展。红二十五军是战略先导的“探路者”，作为先遣队率先抵达陕北地区，建立稳固的接应阵地，为后续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谈到政治主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遵义会议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士、各方军队一致抗日”的鲜明主张，展现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从发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到召开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核心方针，完成政策的关键演进。这一转变，不仅是政策上的调整，更是党在政治路线上的一次伟大觉醒，为凝聚全民族力量抗击侵略扫清了障碍。1935年共产国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指示后，中国共产党并未简单照搬执行。而是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共中央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将这一抽象原则转化为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实行统战的具体实践，展现出高度的政治主动性。1936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秘密会谈，首次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双方默契，为西北联合抗日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西安事变的突发局势，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和平解决方针，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枢纽，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评价毛泽东：“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做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毛泽东认为：“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论持久战》讲：“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
韩钢：确实，掌握主动权在长征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我从四个方面来看长征的意义：一是红军解除军事危机。因为五次“围剿”导致红军面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次战略转移显然把这个危机解除了。虽然兵力大幅度减员，但仍然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二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生存危机与民族危机的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特别是“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再加上我前面讲到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因此，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重大的方略改变，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意义。三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准备。长征结束后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实际上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四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心发生北移。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直到1934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一直在南方，特别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90%的根据地都在长江流域。比如，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湘鄂川黔，甚至包括稍远一点的湘赣和中央根据地，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为什么蒋介石要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军长征把重心移到了北方，移到了黄河流域，离开了国民党统治的重心。
侯昂妤：韩老师，长征后期战略目标从完成生存突围到合作抗日的转变，除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外，中国共产党自身发挥了怎样的核心作用？
韩钢：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核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协调疏通与东北军、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关系。共产国际只给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而将这条抽象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政策与实际举措，依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跟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这个联络很重要，直接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落地。正是在此基础上，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肤施（今延安）会谈。此次会谈基本达成两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针对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对张学良持批评态度，苏联《真理报》也曾批评张学良，但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张学良，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还处理了比较复杂的关系。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包括中共内部，更不用说国民党内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事变初期存在杀蒋、审蒋、放蒋等多种不同意见。周恩来赶赴西安了解了事变后的复杂形势，推动了事变稳妥和平解决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关键判断，即与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抗日。
所以，从协调张学良、杨虎城关系，到斡旋处置西安事变，全程都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策的。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的一个原则性的策略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国共合作的结果。
侯昂妤：谢谢韩老师。您的观点和思想，深化了我们对长征问题的认识。首先，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长征过程中凝练了丰富的战争智慧。其次，保存了有生力量，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下突破围追堵截，保存了自己，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最后，实现战略格局重塑。长征完成由南到北的战略大转折，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