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子兵法》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是世人汲取智慧的源泉。《孙子兵法》在回应新的战争形态挑战、构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等难题上，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展现了丰富的当代价值和宽广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孙子兵法》智能化战争 民族自信 文明互鉴
《孙子兵法》，一部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兵学典籍，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世人汲取智慧的源泉。当前，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孙子兵法》在回应新的战争形态挑战、构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等难题上，展现了旺盛的内在生命力、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兵学智慧进行发掘、提炼和升华，将对战略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给出中国答案。
一、战略之问：《孙子兵法》在智能化战争中的战略价值
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共同推动下，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已见端倪。智能引领的战争形态不仅正在颠覆人们对战争和军事的认知，也加速改变战争制胜机理、作战形态，突破传统战争边界，标志着军事革命的新纪元到来。智能化战争具有一般战争的本质属性，也呈现崭新的战争形态特点。《孙子兵法》的内核精髓不仅没有失去价值，反而焕发了战略指导与作战应用的生机。
从智能化战争的战争本质、战争目的、战争主体、战争可知性、战争伦理来看，《孙子兵法》的内核精髓具有指导价值和观照意义。
第一，从战争本质看，智能化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智能化战争是基于物联网络信息系统，使用智能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电、网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一体化战争，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战略服从政略仍将是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制胜铁律。《孙子兵法》的开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这是跳出单纯的军事角度看待战争，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论述战争。正如钱基博所说：“《计》篇开首，不曰‘兵者，大事’，而曰‘兵者，国之大事’；‘国’字须着眼，此为十三篇命脉所寄。”孙武把国家战略的眼光和立场贯彻到了《孙子》十三篇的自始至终。“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是孙武进一步阐述统兵之将必须服从国君，即“国家战略”决定和制约“军事战略”“作战战略”。《孙子兵法》的政治视野和全局眼光在智能化战争中起着高屋建瓴的作用。
第二，从战争目的看，智能化战争仍然是强迫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旨在强迫我们的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毛泽东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从整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是要消灭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消灭了战争，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智能化战争是消灭战争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尽管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军事技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战争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孙子兵法》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是最高明的用兵，是最善的战争指导。《孙子兵法》的这一思想在智能化战争时代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第三，从战争主体看，智能化战争的主体仍是人。随着坦克、飞机、核武器等深刻改变作战方式乃至战争形态的新式武器装备的降临，曾经出现过“坦克制胜论”“空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等夸大武器作用的观点。然而，战争实践无情地把这些观点统统推倒，反复证明一两件新式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决定战争命运始终是支配和操纵战争的人。智能化武器装备再一次改变了作战方式乃至战争形态，但它如同坦克、飞机、核武器一样，并不能剥夺人对战争的支配和主体地位。在战争中，人工智能的许多军事用途将补充而不是取代人类的作用。智能化的自主要求的远不止是技术，而是上下指挥链中的各级官兵。总之，无论人脑与电子计算机如何结合、“人—机”系统如何一体、人工智能如何成熟，人始终是武器的主宰，人始终处于战争的主体地位，人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兵法》始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孙武把人的能力看作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士卒孰练……吾以此知胜负矣”，“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同时，孙武还对“主”和“将”提出了具体的能力素质要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将人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这一理念在智能化战争时代不仅没有失去价值，反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第四，从战争可知性看，智能化使得“超级战争时代到来”，智能化战争具有更多的不可知性。战争迷雾在智能化时代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战场变得更加波诡云谲。穿透战争迷雾，做出清晰准确的决策，是智能化战争时代的一个难题。在《孙子兵法》中，“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出现了79次。孙武将“知”作为穿透战争迷雾、做出准确决策的方法，认为“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智慧。“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对于敌我双方的“知”，决定了战争的结局，“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关于客观条件的“知”，决定了战争的起始，“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只有全面“知”，才能全面取胜，“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有了突破战争迷雾，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日益复杂的智能化战争时代仍然可行，而且有更为多元的技术手段可以达成“知”。
第五，从战争伦理看，战争伦理是关于战争的道德规范，包括“开战伦理”“作战伦理”“战后伦理”。由于作战领域和空间扩大、实施主体大大增加、战争门槛降低、战斗机器人出现等等，智能化战争逐渐出现军民一体化、人机一体化、进攻和防御一体化、战略战役战术边界模糊化等特点，这对战争伦理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孙子兵法》通篇有完整的“开战伦理”“作战伦理”和“战后伦理”思想。在开战伦理上，体现在对战争的慎重态度，强调战争的危害性，“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在作战伦理上，孙武将“伐兵”“攻城”等武力手段当作最后的选择，推崇“伐谋”“伐交”等和平方式为最优策略。在战后伦理上，孙子讲“卒善而养之”，就是善待和供养俘虏。同时，孙子强调“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是指战争胜利后要安抚民心、恢复秩序。这种完整的战争伦理思想在当时攻城略地、兼并征讨的环境中实属不易，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为智能化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人道主义观照。
作为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揭示战争基本规律，凝练军事原则。“孙子在十三篇中曾把战争中最一般的最重要的规律，大体都发现与提示出来”。《孙子兵法》的思想基本涵盖了现代战争的战争范畴、战略范畴和战略指导等问题。因此，技术的发展、战术的变化、战争新形态的出现，不仅没有让《孙子兵法》的魅力和价值减弱，《孙子兵法》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反而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
二、时代之问：《孙子兵法》在提升民族自信中的精神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经典凝结了数千年的哲学智慧、道德伦理与审美价值，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密码”，构成了民族认同的深层底色。经典是民族自信的根源，承载着民族精神基因，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整合社会力量、抵御外来侵略和谋求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学经典的明珠，意义已经超越兵学，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符号，成为中华民族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在抵御外侮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历史事件，需要更为坚实的民族自信支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孙子兵法》，将为提升民族自信提供精神力量。
第一，近代《孙子兵法》的地位重建过程也是民族自信的重建过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家、军人和知识分子对《孙子兵法》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重视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本质上看，是近代中国民族自觉与自信的构建过程。近代,随着纷至沓来的西方入侵、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引入，《孙子兵法》一度失去了其重要地位。例如，1875年，张之洞极力推崇《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学译著，认为“皆极有用”，批评中国传统兵学“诡诞不经”“多空谈”。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展开，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新阶段。全民族抗战既是军事抗战，更是民族精神的抗战。《孙子兵法》承载着重建民族自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首先，《孙子兵法》得到了高度重视，被赋予了构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意义。蒋百里指出应当有充分的自信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兵学，如果求诸于外，将他国的军事学说输入中国，不如发扬光大我们固有的学说。在面对西方军事学时，我们不用疑骇，也不用羞愧。林薰南指出，我们不但要继承“兵学之祖”和“兵学之师”的伟大精神，“还要从事新的努力，开辟兵学一新天地”。李浴日也说：“本来中国古代的兵学是很伟大的,但有待于整理和发扬，同时对于世界的兵学亦有待于介绍和批判，尤以应如何建立中国现代的独自兵学，更为首要。”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独自兵学呢？李浴日强调，中国的独自兵学“系以自卫和反侵略为本质，并本此而给予世界帝国主义的兵学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兵学思想以彻底的抨击和廓清”。正是出于自卫和反侵略的目的，中国的“独自兵学”并不是一般的军事学理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民族自信色彩。
其次，批驳西方功利型战争观，肯定与坚守《孙子兵法》的“慎战”“仁义”等精神内核。时人认为《孙子兵法》的仁义、全胜是最高境界。钱基博批驳西方的战争观，高度赞誉孙子的禁攻寝兵思想，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体现的是对战争的谨慎和敬畏。尽管面临入侵，中国人坚守战争伦理和人道关怀，站在了道德高地，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
最后，《孙子兵法》在抗战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将《孙子兵法》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争实践、人民史观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孙子兵法》中，“强”出现了11次，“弱”出现了7次，其中6次与“强”相对出现。“兵众孰强”，孰强孰弱的战略之问，是《孙子兵法》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所有战略博弈和战争较量首先要回答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指出，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孙子兵法》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武器，来帮助我们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可以说，关于抗战中如何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兵学相结合、与中国具体抗战实践相结合。面对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侵略战争，中国上下需要的不仅是军事学的指导，更需要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之作，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从对《孙子兵法》的否定到肯定和创造，意味着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侵略战争，中国对自身的学术思考和国家命运的关怀更趋理性，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
第二，在新时代背景下，《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瑰宝，更是增强民族自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智慧源泉。如果说，抗战时期，《孙子兵法》提供的是由弱化强、以弱胜强的民族自信，那么今天，《孙子兵法》则是为中华民族复兴给予如何强、如何超越强的民族自信。
首先，如何实现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认为《孙子兵法》的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之于人”而已，“致人而不之于人”就是主动性。习近平强军思想时时处处都体现着鲜明的主动性。“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
其次，如何超越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是第一个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的思想家。正如倪乐雄先生所说的那样：孔子的“仁”构成了支撑中华兵学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厚重的伦理背景，这也是《孙子兵法》超越强弱的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华文明的成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始终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和现实证明，《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维、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和精神标识。《孙子兵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代表，具有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的意义，其价值已经超越了军事本身。《孙子兵法》恢宏的视野、深邃的哲思、坚韧的精神，能够在历史深处为民族复兴贡献磅礴力量。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些军事知识和谋略智慧，而是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历史眼光、世界视野和实践方法来掌握真正的精髓要义，发掘民族精神内核、提升民族自信，以便更好地回答当前的时代难题，解决时代挑战。
三、世界之问：《孙子兵法》在文明互鉴中的思想价值
天下大势风起云涌，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人类正经历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必须重新审视战争观、战略思维方式等诸多重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而不间断的文明古国，其兵学思想、战略智慧、哲学思辨源远流长。作为中国兵学经典的代表，《孙子兵法》始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世界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孙子兵法》既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
第一，中国发展的高峰期和中外交流密切期，传播和研究《孙子兵法》力度明显加大。一是中国强大时期，外部对《孙子兵法》的兴趣浓厚，学习和引入需求迫切。如，《孙子兵法》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最早传入时间，就是在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朝。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著名的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受派为遣唐使，在中国留学18年后，于735年回国时将《孙子兵法》等中国兵书带回日本。还有一种说法是，早在唐高宗年间，朝鲜的百济人就将《孙子兵法》传入了日本。这体现了繁盛时期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强大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再如，20世纪末，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西方对于中国军事的兴趣日趋强烈，再加上国内考古出土了一批兵学典籍竹简，西方出现了翻译和研究中国兵学典籍的热潮。其中，美国汉学家苏炀悟（Ralph D. Sawyer）对《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三略》《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孙膑兵法》等十数部重要兵学典籍的翻译和相关研究著作，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古代兵学的体系性研究，“标志着‘兵学西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二是在中国与外部交流交往密切时期，《孙子兵法》传播度和关注度明显提高。如，1972年中德建交，《孙子兵法》德译本数量迅速增长。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少有五个德语译本相继出版。1972年，Ｈ.Ｄ.贝克尔（H. D. Becker）译《孙子兵法十三篇》；1974年，汉斯-基督·皮斯特（Hans-Christian Pilster）译《孙子兵法》；1989年，克劳斯·莱尼茨（Klans Leibnitz）译《孙子兵法》等。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德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孙子兵法》德文译介、传播进入一个高峰期。十年间，共有11部德语版《孙子兵法》问世。再如，1972年，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所著《不战而胜》，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借鉴和运用。他批评美国政府违背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原则，盲目发起战争，深陷越战泥潭。在其另一著作《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尼克松用孙子的思想批评肯尼迪政府的“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指出“确保摧毁”在战略和道义上都是错误的。他推崇孙子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如，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西班牙对《孙子兵法》进行正式译介。译者克拉拉·卡斯特尔（Clara Castells）通过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马出版社推出了转译自钱德明法文译本的《孙子兵法》西语译本，译名为《关于战争的艺术的十三篇文章》。
第二，一些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急切需要通过研究《孙子兵法》来学习中国文化。一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通过引入《孙子兵法》来学习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反对君主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压迫，因此，法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备加推崇。“当大家阅读18世纪的著作时，无论是游记还是报刊文章，是由哲学家还是由经济学家写成的论著，都会特别惊奇地看到非常频繁地出现中国的名字，发现有关令人赞赏的中国的大量资料。我们仅仅通过资料的数量来看，中国就似乎比英国本身更时髦得多，虽然英国对同时代各种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无疑在18世纪是风靡一时。”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把中国当作理想王国加以颂扬，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用以服务于当时的启蒙运动。《孙子兵法》的第一个法译本，也是第一个外文译本，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1772年，法国耶稣会士让·约瑟夫·玛里·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iot，中文名钱德明）根据满文版《武经七书》手抄本翻译出版的《孙子十三篇》，这是《孙子兵法》的第一个法文译本，也是《孙子兵法》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外文译本。1782年，北京教会再版钱德明的《孙子兵法》法译本，序言表明，钱德明翻译《孙子兵法》是受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Leonard Bertin）的委托。贝尔坦认为“中国是一个由仁慈的皇帝统治的帝国，由世俗的学者担任官员，这比欧洲的君主制更为完善”。路易十五认为“最好让全民族都接受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鼓舞”。二是日本江户时代加大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经济上稳定，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日本一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兰学，另一方面加大学习中国的力度。江户初期，日本有强烈的慕华倾向，以中国为唯一标准，中国崇拜论是思想文化的主流，到18世纪后半期，兰学的深入传播和日本自我意识觉醒，使得日本由崇华转向疑华。但是，无论是崇华还是疑华，中国文化都是日本向外看、向前走的一个基本参照。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著作甚丰，人才辈出。“孙子古来所行，其注释颇多。尤以我国山鹿素行、荻生徂徕、吉田松阴等最为著名，然皆德川时代之著述。”德川家康为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还下令专门出版《孙子兵法》用作军训教材。《孙子兵法》注释一类的书籍多达四五十种，涌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中国兵学研究者。比如，林罗山著《孙子谚解》、北条氏长著《孙子外传》、山鹿素行著《孙子谚义》、荻生徂徕著《孙子国字解》、新井白石著《孙武兵法择》、德田邕兴著《孙子事活钞》、恩田仰岳著《孙子纂著》等，还有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关于《孙子兵法》的著述和认识都引人深思。
第三，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期，通过研究《孙子兵法》汲取智慧。两次世界大战是席卷欧亚美非的全球性军事冲突，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重大动荡时期，西方开始加大研究《孙子兵法》，发掘其军事价值和战略智慧。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几近毁灭的伤害。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惨重，“据统计，世界五大洲共有32个国家相继卷入了1914—1918年的战争。在14个国家的领土上发生了战事。大约有7400万人在军队中服役。在这场四年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共达944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有61个国家约20亿人口先后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96%。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损失至今难以作出准确估量”。西方战略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军事理论鼓吹暴力、扩大战争的结果。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结果充分地说明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缺陷。至少也应该怀疑那些信奉他的理论并对其加以解释的人，战争将他们理解的克劳塞维茨理论放大到实践当中，证明了依靠无尽的会战来夺取胜利，最终会耗光交战国的所有力量，而胜利却远不可及。对于胜利的一方来说，在战争中也消耗了太多，更没有什么新的力量来巩固自己在战后的建设。对此，利德尔·哈特反思克劳塞维茨追求暴力的战争理论，认为最完美的战略应该是《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并赞扬《孙子兵法》拥有其他军事著作不具备的“新鲜感”。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在亚洲的战事接连失败，西方军事家和战略家们认识到西方军事思想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反思和比较，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孙子兵法》，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军事和战略思想的重要价值。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矛盾重重、危机不断，人类需要以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智慧破解世界难题。《孙子兵法》已被译成60余种语言，传播到160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翻译和传播最广的军事典籍，其“慎战”“同舟共济”等思想成为人类共同应对挑战与危机的文明财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军事文化，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传统兵学智慧肩负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和使命，将为解决世界安全困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
出处：《孙子研究》2026年第4期，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