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军长征以及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情感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明并形成自己独特传统的“现代美学事件”。从当代美学研究的角度讲,“长征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在长征过程中产生的情感结构的转变,理论地规定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风格。借助审美人类学的方法和情感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对鲁迅《野草》、毛泽东长征诗词,延安时期从《黄河大合唱》到《白毛女》等作品的情感结构作情感民族志的“美学—历史”分析,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体的审美经验的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概括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并据此分析和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特殊性。结合“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的世界美学意义的理论分析,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和意义。
关键词:红军长征;现代美学事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九十周年,也是鲁迅写作《野草》一百周年以及鲁迅逝世九十周年。从美学的角度讲,或者说从情感民族志的角度讲,数十年前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从鲁迅始终关注长征的进程,在长征到达陕北时与宋庆龄、茅盾等发电报祝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延安时期的著作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来看,笔者认为这两个事件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从“现代美学事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程中情感结构发生的某种实质性变化,也许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发明机制和发明过程会增加历史的逻辑性和美学的逻辑性相统一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Utopia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提出的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语义十分复杂。本文采用英文原文,是希望避免中文译名中的歧义,保持从莫尔、马克思、恩格斯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基本语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形态。
一 红军长征及其文艺表达
我们从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红军长征是一个十分艰苦而悲壮的社会历史事件。巨大而且似乎是无边无际的压力和痛苦经验首先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形成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是来自自然界的挑战以及红军将士自己身体上的巨大艰难险阻。在长征途中,红军队伍无数次陷入某种“绝境”之中,似乎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日常经验。这种长期保持而且几乎达到极端强度的“人生经验”无疑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崇高经验”。在“现代美学”的意义上说,这种将痛苦和巨大挑战推向几乎人类生命的极限状态时,能够承受并且跨越这种人生经验本身就已经将长征这个社会历史事件仪式化了、“美学”化了。其“现代美学”意义是将人的经验从日常生活的确定性状态中推入某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从而孕育并且产生出某种新的东西。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这次长征,在到达陕北取得胜利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感知并且表达这段人生经验时,毛泽东写道: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这段论述很好地说明了长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长征是一个转折,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经历了长征这个事件之后,一种新的东西产生了。“播种机”是一个比喻,说明一种新的东西开启了,并且播撒开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会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在理论上,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相联系的情感结构,也在这一事件中孕育,并在随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发明及其对世界美学的意义,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理论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某种理论混淆,事实上是目前中国美学界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面对各种争议,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的问题意识,在提问方式以及理论框架等核心问题上,目前一些学者仍然习惯性地以康德-韦勒克所概括和表达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理论为基础,但是,康德—韦勒克理论框架是否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审美经验及其美学理念呢?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理论移植是目前许多理论混淆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美学方案、美学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根据美国学者凯文·B·安德森近十余年的系统研究,早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这个问题已经理论地提出来了,只是没有引起中国美学界重视。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具体规定,其在美学和艺术的维度,具有与欧洲现代化进程不同的特殊性。对这种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和理论阐释,是当代中国美学界重要的理论工作。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是与鸦片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晚清时期,英国政府为了从中国获取巨额利润,在印度组建东印度公司,通过大量的鸦片贸易,一方面从中国获取了数额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广泛传播吸食鸦片的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鸦片对中国社会从顶层精英到下层民众的广泛侵袭,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基本稳定的情感结构和社会结构。吸食鸦片的“恶之花”从情感和意志力这两个维度,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传统“文化中国”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晚清大臣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一次直接反抗。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十分壮烈地失败了。禁烟运动的失败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的情感结构陷入的困境是惨烈且悲剧性的。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隔重洋,一直关注着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可能的社会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写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俄国的对华贸易》(1857)、《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波斯和中国》(1857)、《鸦片贸易史》(1858)、《中国和英国的条约》(1858)、《俄国在远东的成功》(1858)、《新的对华战争》(1859)、《对华贸易》(1859)等文章。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在这里,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高度分析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农业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十分悲壮地遭遇和接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充满洞见地指出,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才能“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陷入不可化解的现代悲剧性困境之中。
对于这样一种具有哲学美学意义的现代悲剧观念,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往往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而难以把握,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有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通过“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看到或者说感悟到人类历史大变局中的深刻历史辩证法。我认为,李叔同的《送别》、鲁迅的《野草》、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的朦胧期和彷徨期,这些艺术家们往往能够捕捉住历史的脉搏,并且作出艺术性的表达。我认为,这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是一种新的崇高。与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崇尚力量的崇高不同,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的特殊性,我们将这种新的崇高称之为一种以“拟自然化”为基本机制的美学崇高,也可称之为“优美化崇高”。这是对痛苦的人生经验勇敢“直面”并作出中国化表达的新的崇高。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中,我们看到一种艰苦卓绝的人生经验在较为漫长的时段中充满不确定性的“绝境中的探索”,这个过程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因而在不确定性中逐渐升华、凝聚、形成或者说“发明”(invention)出一种新的情感结构,这种新的情感结构最初以诗歌、歌曲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后来逐渐以哲学、文艺理论、军事和政治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断裂”式转变过程,可以在理论上表达为中国传统文化从“乡愁”传统“转化”和“升华”为“乡愁Utopia”的过程。
二 从乡愁传统到“乡愁Utopia”
在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美学上的崇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甚至于战争,如果它是借助于秩序和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进行的,本身也就具有某种崇高性,同时也使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民众越是遭受过许多危险,并能在其中勇敢地坚持下来,其思想境界也就越是崇高。”在康德看来,崇高是人类在不幸的境遇中追求自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实现的一种精神性的状态。康德认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人类而言这种状态是稀少的,因而格外可贵。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中,关于崇高的理解与康德的观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不同于康德认为崇高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十分稀少的、理想化的审美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看来,由于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发展逻辑,崇高除了想象性和理想性的存在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具有现实性的崇高,这是一种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人类生活形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崇高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崇高。在《巴黎手稿》《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859年4月19日致拉萨尔的著名信件中,马克思都表达出这种思想和观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显然,这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崇高,不同于康德式的理想化和想象性的崇高。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在共产主义观念的感召下和引领下,中国社会底层中原来身为传统农民的红军将士,在新的共同体中,在长征这样一个艰苦卓绝的社会性经历中,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种新的生活理想、一种新的关于“未来”的愿景出现了,笔者将这种新的情感结构、新的生活理想和关于“未来”的新的愿景概括为“乡愁Utopia”。这是一种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红军战士真实的情感结构,一种具有确定性的崇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在严重异化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仍然可以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属于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就是理想上的Utopia的现实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在异化的社会条件下,这就是确定性的日常生活崇高,虽然并不常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人的创造性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欧美学术界一批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话语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和“污名化”,“乌托邦之死”在许多人文学者看来似乎是一个“定论”和“真理”,对此,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其中一个世界与我们的关系太密切,而另一个世界则仍然没有力量诞生。……更进一步,“价值”必须是可以从“事实”中推断出来,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未来构想也必须是可以从堕落的现实中辨认出来的。这的确是通常被轻蔑地称之为目的论的最生动的意义。一种不会轻易使我们遗忘的乌托邦思想,能够在现实中发现不为人知的缺乏某种一致性,而这缺乏是可以实现的未来能够发芽的地方。
特里·伊格尔顿这里所提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于在“乌托邦之死”和“历史终结论”的所谓后现代语境中再次分析在鸦片战争前后马克思关于印度和中国命运的讨论中提出的思想:一个新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是在现实的失败和被剥夺的经历和经验中生长和“发明”出来的,虽然它在现实中不易被察觉和感知到,但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未来能够发芽的地方”。这种新的“未来”发芽的前提条件,恰恰是巨大的挫折和痛苦。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悲剧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冲突中,在军事上的某种失败和挫折中,恰恰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体情感的语境,这种新的情感结构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基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和个体之间的“乡愁”情感以及关于中国社会的“未来”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这种新的情感结构我称之为“乡愁Utopia”。这种情感结构在长征过程的艰苦环境中“发明”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十分强大的新的文化驱动力,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持续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长征是一个“现代美学事件”。
三 毛泽东长征诗词的美学—历史价值
在我们这个文化经济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乌托邦冲动(Utopia)似乎已经被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遮蔽,但是,长征精神以及与长征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却不断地提醒当代生活中被“内卷化”机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重新感受到“希望”和“未来”的真实存在。笔者认为,这正是与长征相联系的文艺作品具有强大当代情感和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
1935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甘肃通渭,在城东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全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向全体干部讲述了长征的意义并朗诵了《七律·长征》这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对于理解作为“现代美学事件”的长征而言,我认为《七律·长征》的美学原则和美学风格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长征首先是个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律·长征》中,毛泽东将沉重而痛苦的人生经历全部进行了一种美学上的疏离化。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战争和战略大转移的军事气息的描述和表达,而是“人”与自然山水关系的一种描写和表达。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将险峻的山脉和湍急的河流等等崇高的自然均作了“缩小”和“优美化”的处理。虽然事实上这些山、河、环境是崇高而且险峻的,但是在诗人和红军战士的心目中,它们只是“细浪”“泥丸”“闲”“暖”“寒”的对象,不再是巨大而不可征服的对象(康德的崇高对象),而是一个对于红军“尽开颜”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属于红军战士的对象。这种将巨大而险恶的对象通过拟自然化而优美化、亲人化的美学机制,将红军长征的崇高经过诗歌的处理转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特中国性的审美对象。这显然是一种新的美学表达机制和新的艺术风格,具有美学理论上的先锋性和创新性,在美学理论上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毛泽东1935年2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也是写风景的,一首将战场胜利后的场景转化为一种崇高化的风景的诗词。这一次毛泽东不是将崇高的对象“缩小”和优美化,而是将其自然化。《忆秦娥·娄山关》在写出了大自然的无比崇高之后,写出了诗人和红军将士迈步“从头越”的豪迈和某种“会当凌绝顶”的崇高感。“从头越”的叠句化表达,既是一种强调,同时也是一种层层推进式的表达。这里后一个“从头越”不仅是对“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强调,同时也是一个诗境的转折,此前是对娄山关自然风貌和战斗经历的诗意描写,在第二个“从头越”之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则是一种崇高化的情感结构的概括和表达。这里不仅有趋向无限性的崇高,还有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诗意化表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句,把拟自然化的崇高用简明的诗句表达出来。在这里“如海”一样的无限性和“如血”一样的崇高感,把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长途跋涉战略大转移的美学属性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目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条件、乡愁作为农耕社会的一种理想化人生境界的文化机制等都已经存在,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长期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努力在“铁屋子”中呐喊和寻找出路的困境也已经存在。在现实的经验形态中,理想、现实、传统和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分散的、零乱的,始终没有办法形成某种统一性,从而真正形成强大的力量。但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在艰难困苦的现代悲剧性处境中,历史辩证法的机制神奇地发生作用了。因此,我们不仅看到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出来的诗词,而且还看到在胜利到达延安之后,长征中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全面生长和开花结果。《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现代文艺经典均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四 《野草》在鲁迅思想和情感结构发展史上的意义
从中国审美现代性理论问题的形成机制这个角度,笔者认为,长征途中毛泽东创作的诗歌是一个“现代美学事件”,它们的出现,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革命”传统,即用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革命,实现对中国漫长文学传统的革命性改造,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正如马克思在写于1853年7月22日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曾经指出的,对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而言,仅仅完成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仅仅完成“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是不能真正获得解放的。只有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得以实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唤起和实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的“伟大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摆脱可怕的“神秘诅咒”,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解放。然而,不管是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还是文学发展而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从第一阶段的革命向第二阶段的革命转折的条件是否已经出现呢?对于中国和印度、俄罗斯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而言,历史的发展,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否存在不同于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呢?早在1853年,在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思考和研究时,马克思十分大胆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写道: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黑格尔。——编者注),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绝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两极相联”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在19世纪中叶,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极其微弱的。马克思以伟大思想家的敏锐,很早就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两极相联”是以“乡愁Utopia”的形式具体地呈现出来的。在这里,文学艺术的先锋性以十分明显的形式获得了它的历史具体性。在我们团队的研究中,“乡愁Utopia”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最早的呈现很有可能是1915年李叔同创作的歌曲《送别》。这首歌曲是李叔同改编自19世纪美国作曲家约翰·庞德·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并重新填词而成。《送别》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愁传统与现代社会充满竞争、冒险精神和文化共同体破碎后的情感结构“相联”起来、融合起来,成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情感结构。李叔同十分敏锐并且精准地表达出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不甘和不服。在“知交半零落”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淡淡的乡愁是我们仅存的精神和情感的纽带和依托。《送别》创作于五四运动之前,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还停留在十分朴素的情感阶段。直到鲁迅写作《野草》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属性以及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悲剧性状况已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生经验,鲜明而且十分强烈地冲击着鲁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从1924年至1927年,在3年多的时间里,鲁迅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是不是也发生了某种“断裂”和巨大的转变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学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3年的人生经历,对于鲁迅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美学事件”。
有证据表明,鲁迅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关于人类早期没有进入现代国家状态的前工业社会的某种合理性的研究,都是鲁迅所熟悉的社会问题和相关理论。写作《野草》的1924年至1927年期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极端黑暗的历史时期,鲁迅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阵营的分化和个人生活的若干重大变化(包括兄弟失和以及与许广平恋爱)之后,陷入某种精神和情感状态之中。我个人认为,这种状态既不是“启蒙者鲁迅”或“文学者鲁迅”也不是简单的“革命者鲁迅”等概念所能够准确概括的。笔者建议,也许可以将这一个时期鲁迅的精神和情感结构的状态概括为“乡愁Utopia的发明者”。也许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和文艺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一个历史时期的鲁迅,以创作《野草》为标志性事件,完成从一个信奉美育代宗教的“文学者鲁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乡愁Utopia”的发明者。
1920年,陈望道将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送给“启蒙者鲁迅”。1921年1月,鲁迅创作小说《故乡》,该作品可以看作乡土中国和乡愁传统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首优美的挽歌。1922年至1923年鲁迅翻译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学作品。作为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文学不仅吸引了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也同样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兴趣。
1923年7月,发生了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1924年,在研究魏晋时期著名诗人和哲学家嵇康的同时,鲁迅开始了系列散文诗《野草》的写作。1925年,在经历了著名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撰写了《野草》中的若干重要短篇的同时,十分幸运地与许广平确定了爱情关系。1926年鲁迅经历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创作散文《记念刘和珍君》,提出了著名的“直面”理论。这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理念。在这一年里,鲁迅还翻译了托洛茨基的名著《文学与革命》的部分章节。1927年鲁迅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4月1日,与共产党人成仿吾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该年4月26日编定散文诗集《野草》并作《野草·题辞》。笔者认为,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角度看,散文诗集《野草》特别是《野草·题辞》将“乡愁Utopia”的理念,用文学的形式作出了既形象又具有哲理的表达。在《野草·题辞》中,中国自《诗经》以来的歌咏自然山水以言志的情感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文化模式,出现了一个重大断裂或者说转折:“野草”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经最低贱的自然植物,在鲁迅笔下转化成了时代精神的象征。这个转折是飞跃性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鲁迅《野草·题辞》中的主体包括野草、乔木、地火、死亡等,都是某种象征。可以明确的是,对于鲁迅而言,写作《野草》这三年是他人生经验中十分特殊的阶段,鲁迅呼唤“地火”迅速到来,以结束这个社会,在鲁迅的表达中,这个必须直面的社会叫“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里的“野草”显然不是白居易诗歌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草,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不生乔木只生野草”的极度不合理社会中人民大众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化表征。“野草”成为主体和中心这种现象,一方面证明着个体生命的存活和抗争努力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证明着这种存活的不合理性和不美好性。“野草”作为受剥削、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主体,它的命运在鲁迅看来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就像鲁迅小说中阿Q和祥林嫂们那样死去;另一种可能性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从鲁迅十年后在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时发的贺电来看,这个“地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鲁迅对这个“地火”充满期待,寄予厚望。正如马克思一样,鲁迅寄希望于中国革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胜利,希望“野草时代”尽快过去,一个没有“野草”的新的时代尽快到来。因此,《野草·题辞》的最后一行文字是一个祈使句:“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鲁迅在这里十分罕见地使用了惊叹号,表现出一种绝然的肯定性。
在《野草》各篇以及《野草·题辞》中,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乡愁Utopia”这几个字,但是,“乡愁Utopia”的情感结构,显然存在于鲁迅的心目中,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心态,期待曾经是“香草、美人、菊花、南山”的乡土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世界格局中仍然得以存在并且获得新的发展,一种被美国学者凯文·B·安德森称之为“乡土共产主义”(indigenous Communism)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发展、生根、开花、结果的情感立场和心态。从美学的角度看,《野草》总体的风格是:通过一系列悲观、绝望、困境、死亡等的描写,但并不真正陷入彻底绝望,因为在《野草》的文学背后有一种真正有力量的、让人“充实”的东西存在,包括对“地火”一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的坚定信念。这种内在的平静力量使《野草》中众多悲剧和绝望形象的描写呈现出一种暴风骤雨或者火山爆发之后的平静与祥和。这种以日常生活崇高为特征的情感结构,就是“乡愁Utopia”的本质规定。在鲁迅写作《野草》十年之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毛泽东写下的《沁园春·雪》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感结构。
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当时应该都没有机会读到马克思当年对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展可能性的研究和思考,也不可能读到马克思晚年在对非欧洲社会(主要是农业文明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研究和思考。但是,通过笔者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毛泽东以及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悲剧性人生经验中,通过某种近乎极端的事件,实现了人生情感结构的转变。这种新的情感结构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已经被证明具有了强烈而确定的“先锋性”,其“播种”后的传播,不仅引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引领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五 作为“现代美学事件”的红军长征
关于红军长征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长征是一个社会历史事件,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的成功战略转移,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和发展而言,长征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将民族解放事业、社会主义目标和革命同志情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愁”理念相结合,使“乡愁”传统在情感结构上的价值指向从“过去”的祖先崇拜转向了“未来”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从崇尚过去的怀旧性乡愁转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伟大复兴以及向往社会主义美好未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乡愁Utopia”。在美学上,这种转折或者说“断裂”,将乡愁从优美转向一种“优美化崇高”。
其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看,我们认为长征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美学事件”。在长征的艰苦卓绝的人生经验中,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在长征历程中以毛泽东一系列古典诗词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延安时期,这种新的情感结构以《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陕北民歌、《白毛女》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一种美学上也许可以称之为“崇高化乡愁”或“优美化崇高”的美学风格。笔者认为这种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称之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
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诗词,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敬之的《白毛女》,一种将民族复兴伟业、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格律、民歌旋律和民族文化形式相结合的文艺形式和美学风格出现了,这种风格的文学艺术,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弗·詹姆逊后来分析的“民族寓言”,在文艺制度和文艺政策上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分析的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这种文学艺术以在情感上和意志上唤醒和鼓舞人民大众的文化解放为目的,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十分具有情感号召力的文化形式,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先锋性作用:通过改造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而实现对人的改造(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就是对农民的改造),从而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若干年前,在与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讨论先锋派艺术时,我提出延安时期的一些文学艺术具有先锋派的理论特征,阿列西当时持质疑的态度。他认为,先锋派是否具有先锋性的标准,除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和先锋性之外,在艺术形式上是否有所创新是其中的关键。在笔者的研究中,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创作、冼星海的音乐创作、贺敬之等人的现代歌剧在艺术形式上均有明显的创新,其美学上和形式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在社会的现代化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第三,我们认为,从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孕育出来的新的中国现代情感结构,是一种不同于欧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也不是欧洲后现代文化中“无边的深渊式的崇高”。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和比较美学的意义上,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孕育出的崇高也许可以称之为“乡愁化崇高”,或者“崇高化乡愁”。这是一种不仅仅是外在对象的巨大和无限性而引起的崇高经验,而是在红军将士齐心协力突破军事围剿和战胜自然险境时情感和意志的觉醒以及在重压之下的生长,其内在的精神后援不是个体的“绝对自由”,而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性认同和以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为情感结构根基的乡愁情结。在“乡愁Utopia”的情感表达机制中,一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之情,正是其鲜明的文化人类学特征。我认为,在世界美学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第一次”产生和出现,不同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爆发时的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现代美学意义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价值。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基本推论:
1.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全新的经验形态,在世界历史和世界美学的意义上,“长征经验”和“长征精神”孕育和“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结构,我将这种情感结构命名为“乡愁Utopia”,它的基本情感指向是指向“未来”的,与民族复兴伟业、社会主义目标、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
2.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在长征途中生长出来的情感结构以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方式不断地得到表达,成为中国社会人生经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演”和先锋性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乡愁Utopia”成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的核心理念。
3.“乡愁Utopia”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征途中“发明”出来,在随后的延安时期形成话语体系,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文化等方面不断得到表达,引领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在随后的进程中逐渐得到理论的阐释和概括。正如毛泽东在当年所说的,“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在毛泽东写下这段文字的第十三个年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北京宣告成立。
在马克思思考和研究“两极相联”这个哲学人类学命题时,他事实上思考着一种较《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历史观而言更为深刻、复杂的历史哲学,这就是在农业文明没有完全被摧毁和破坏的亚洲文明古国中,在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新的现代化机制的条件下,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最先进、最革命的现代思想相联结的可能和机制。在这种“两极相联”中,一种新的文化和艺术形式,一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体系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新的革命希望就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的趋势表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形式和美学形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学基础,它的最早起源或者说它的种子,可以说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就种下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