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4期
摘要：数智技术正深度介入政治场域，改变着民主实践的运行条件。数智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亟待探究在数智技术深度介入的社会情境下，人民何以实现“全过程”民主参与。从技术政治学开辟的分析视角来看，技术并非附加于治理过程的外在辅助工具，而是渗透于知情、参与、协商、管理和监督等具体环节，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运行的重要结构性条件。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以连续性的政治过程、贯穿始终的人民主体性以及“参与+回应+效能”的统一，构建起数智时代民主实践的新形态。然而，技术与民主的共构并不必然迈向善治，也可能引发技术官僚主义、算法偏见、监控悖论和平台垄断等风险。为此，须将技术置于主体、制度、技术、行政、价值彼此校准的“五层支架模型”之中，建立起数智技术与民主实践之间的积极共构关系。
关键词：民主 技术政治学 全过程人民民主 数智技术 共构
虞昊，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政治学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与诸种信息与沟通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 DNT）的发展，数智技术正深度介入政治场域，改变着民主实践的运行条件。立足这一历史方位，我国提出并持续丰富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需要在数智时代回应技术介入催生的新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目标，可以被转化为更具体的实践问题：在数智技术深度介入的社会场景下，人民如何开展“全过程”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技术怎样赋能这一过程，又会在哪些情境下背离民主价值并引发新的风险？
围绕数智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诸多学者认为技术将正向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落实，亦有学者担忧技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应用可能引发政治风险。这些研究表明，数智技术之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简单的“工具—目的”关系，它既可能拓展民主实践的实现条件，也可能引发新的风险。据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技术，而在于如何认识技术介入政治场域后对民主实践带来的改变。
数智时代政治学学科最为显见的发展之一，就是“计算政治学”（Comput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的兴起，其倚靠数智技术，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处理，更精准地把握政治现象的潜在因果机制及未来演化趋势。然而，计算政治学往往将技术视为预测选举结果、提高治理效率的中立工具，较少分析技术如何从根本上重构政治实践。技术政治学则不同，其更多地将技术视作政治实践的结构性要素，在“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共构的视野中探讨技术如何塑造权力结构、治理逻辑与政治主体，以及政治实践如何反向选择和规制技术。简言之，相较于计算政治学主要呈现为“以技术为研究工具”的方法—实证导向，技术政治学更强调“以技术为政治问题”的批判—分析导向。
“技术—政治”不是单向的因果链条，而是一种互相生成、彼此纠缠的共构关系。借用法国技术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术语，数智技术已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性“行动元”（actant）：它并不必然具有“生命”与“意识”，但有能动性（agency），不断对世界“聚合体”（assemblage）中的其他行动元做出各种触动（affect）、同时被触动。在类似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数智技术—国家治理体系”。技术并非附加在治理过程中的工具，而是逐步构成国家治理赖以展开的“基础设施”；治理体系也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技术的“自足”体系，而是被技术这个“对象”持续“触动”、转化。在此过程中，治理结构被重新组织，民主实践的运行条件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
从该视角出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可被视为中国技术政治学的又一关键时刻。它将民主锚定于数智技术深度嵌入的治理过程，主张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各环节，持续贯穿“人民如何实现当家作主”的问题意识。就此而言，数智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政治命题：数智技术已深度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并在诸环节中构成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如何使技术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引入技术政治学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回应上述议题，“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政治学逻辑
借助技术政治学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智时代如何依托连续性的政治过程、贯穿始终的人民主体性以及“参与+回应+效能”的有机统一，展开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并呈现出有别于西式民主的政治文明意涵。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连续性的政治过程回应复杂社会、超大规模国家与现代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长期以来，西式民主将是否实行竞争性选举等作为界定民主的标准，但此种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式民主另有其现实出发点。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性显著提升并日趋演化为一个复杂系统，但“复杂性化约”（reduction of complexity）并非数智时代的唯一选项，技术使复杂社会的精细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身处其间的个体置身于十四亿多人的巨型社会结构之中，主观上易产生参与无力感，数智技术则有助于降低参与成本、强化民主参与效能感。同时，现代治理要求国家治理体系更透明高效、更能回应公共关切，数智技术所支撑的“数字治理”为此提供了重要条件。可见，数智技术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复杂社会、超大规模国家与现代治理的三重张力下形成的一种政治必然性。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智技术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共构中，始终以人民主体性的持续在场为内在要求。西式民主通常在选举阶段刻意彰显“人民”意志，却在漫长的非选举时段将权力交由政党、官僚与资本掌控。由此，西式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中的‘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简化为‘选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恰恰旨在守住“人民”的完整内涵，即人民不只在选举时被短暂唤作“选民”，更能依托多元机制将经验与诉求持续注入政治实践全过程。因此，数智技术的作用不在于替代人民主体，而在于降低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环节的参与成本，使人民能够更有效地进入政治场域。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将民主化约为单一程序，而是将“参与+回应+效能”的有机统一纳入民主内涵。自由民主理论主要关心权力是否经由选举完成更替，而将政策能否有效回应社会议题视作与民主无关的治理能力问题。因此，西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人民在任何显见的‘人民’和‘统治’的意义上实际统治”。进入数智时代之后，社交媒体平台与推荐算法使得一些煽动性言论更易扩散，进一步助推上述倾向，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日益深陷“快感政治”与“谎言政治”窠臼。然而，“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弥合“程序”与“效能”之间的人为割裂，重新联结“民主”与“善治”，将人民的满意度、获得感等指标纳入民主评价的核心范畴。数智技术为此提供了赋能条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与有效性。
由此可见，数智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实现政治过程、人民主体与治理效能的内在统一，并呈现出鲜明的技术政治学内涵。为更清晰呈现这一点，可将其与西式民主作比较（见表1）。
表1 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的多面向比较
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的前三重差异，需借助第四重差异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西式民主得到技术支持后，整体上仍是政治活动的辅助工具，局限于利用社交媒体展开竞选宣传、使用数据采集进行民调预测等，其核心结构尚停留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代议制框架内，依循的是新技术下的旧制度。相较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更为自觉地将数智技术视为民主实践的结构性条件，即“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式民主参与的实现，依托数据输入、平台建构、算法规则等多重技术要素的支持，促进新技术基础上新制度的生成。两种民主对技术的吸纳有本质的区别。西式民主借用技术手段，通过零敲碎打式的改良为资本主义续命；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赋予人民全过程参与民主实践的条件与能力，不仅推动了新型制度形态的形成，更在民主实践中与数智技术形成了互构关系。数智时代，技术不是外在的、附加的辅助性工具，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得以有效展开的重要结构性条件。
有效嵌入的数智技术：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结构性条件
上文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政治学逻辑，本部分将转向具体的“技术—政治”装置，考察哪些数智技术以及如何在知情、参与、协商、管理和监督等环节重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态，并成为其中的结构性条件。
（一）知情权的近实时式赋能
知情权历来被视作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基本前提。身处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仅靠媒体报道等传统信息渠道，民众较难在民主实践完整周期内维持充分知情状态。公共数据仪表盘（public data dashboard）的兴起提供了对策性思路。仪表盘被界定为“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所需之最重要信息的可视化显示；这些信息被整合并排列在单个屏幕上以便可以一目了然地进行监控”。当我们将该技术应用于公共数据的汇聚呈现时，它便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互动的界面，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系统的政务数据进行集成与整理，把原本晦涩的专业指标转换为更直观易懂的图表信息，并以一种近乎实时的状态进行呈现，从而支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
然而，上述目标无法单靠技术达成。“仪表盘需要辅之以支持公民参与、数据解读、治理和制度安排的机制”，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恰与作为具体技术形态的公共数据仪表盘形成共构关系，从而切实提升民众的知情权。例如，在政策酝酿阶段，仪表盘能够将公共议题的时间演化、地理分布、重要程度等关键信息，以可视化方式供民众参考；在政策执行阶段，民众不必被动等待执行反馈，而能通过仪表盘近乎实时地监督政策落地情形。于是，在二者的共构中，民众不仅能以更低的成本见证政策运行，也更可能据此参与讨论、展开监督，将知情权转化为可实践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参与方式的全链条重构
在选举民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被高度压缩在投票时段，非选举时段中的参与机会有限且成本高昂，人们很难有时间、精力去从各个角度全面检查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以投票为中心的逻辑，以数智技术为支撑构建起贯穿政策全过程的参与链条。比如，“数字民主平台”与“网络征询、在线协商”能提供多场域参与的时空载体，前者以统一入口、移动端可达等方式降低了表达与反馈成本，使普通个体能够用碎片化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后者则更强调政民的互动性与参与群体的扩大化。“智能议政系统”与“多智能体政策仿真”则能提供多场域参与的专业载体，前者能够将海量、碎片化、噪声较高的表达整理为结构化信息以供参考，有效增强民众对自身参与能力及治理回应性的感知，令其在参与之际可以对相关议题有更全面了解；后者通过构建社会模拟实验，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可视的情境结果，化解民众因缺乏专业知识而难以预估政策后果的困境。
上述四种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应用，共同推动了参与结构的再组织，其中，数字民主平台与网络征询、在线协商着力突破民主参与面临的时空限制，而智能议政系统与多智能体政策仿真则着力降低民主参与的专业门槛。它们在整体上将政治参与从“投票中心”模式推向全链条、多场域参与的民主形态，并在网络征询、在线协商、民意汇聚和议政辅助等环节，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运行的重要的结构性条件。
（三）行政能力的智能化提升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语境下，提升治理能力即提升民主质量。这一转变以智能行政的兴起为背景，新近涌现的各类“智慧城市”构成了智能行政的典型表征，诸如“数智北京”“模塑申城”“城市大脑”等。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智慧城市’隐含一种新的功能性智能，该智能会构建出一种新的城市性：数字城市性”。应当说，这种构建数字城市性的智能绝不仅是功能性层面上的智能，更是一种结构性智能，使智慧城市呈现出全新的组织化形态。首先，将采集数据的传感器及各类智能设备嵌入城市的交通、供电、供水、建筑、油气管道等生产生活系统各环节；其次，依托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由此形成的物联网同人际联结的互联网整合融通；最后，通过各种穿戴设备与平台开展深度信息采集，公民相关行为与诉求转化为可供人工智能运算、支撑算法迭代的“大数据”，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网状性智能嵌合。
通过上述三层叠加的组织化路径，智慧城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结构。该结构通过提升行政能力，能够有效“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即实质性地将“公共服务质量”作为民主的核心结果变量加以考量，这直接影响人民对民主实践的直观感受。当包括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分配得到智能性优化，当环境治理与公共卫生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当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愈发实时、系统且智能，人民便更易于将“民主”与“美好生活”建立关联。这也正是中国提出“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等愿景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协商空间的平台拓展
民主实践离不开公共空间。在古典民主想象中，公共空间往往以中心广场或集会场所等物理空间为代表；进入数智时代，公共空间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政治表达依托各类数字平台展开。这种平台型公共空间打破了时空限制，使不同社会群体得以在同一线上公共空间中进行实时交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可以在更广范围内组织公共讨论，使更多社会主体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不过，欲使平台型公共空间真正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支撑力量，而非沦为宣泄情绪、激化矛盾之所，须将其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平台型公共空间的共构，能使民众更高效了解具体政策制定的过程，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当然，这本身就包含对数智技术的需求，如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可追溯和多中心记账等特性，使得协商过程中的公共协作可以被完整记录并保存，这有助于形成广泛的监督以防止操纵和舞弊。这种共构，将使审议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至前所未有之境。
由此可见，当代数智技术不仅是人民全过程参与和监督民主实践的载体，更是提升民主效能并驱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支撑，由此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得以有效展开的结构性条件。当然，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发带来民主深化，亦有可能催生新的风险。因此，风险防控是保障民主实践有序开展的关键。
技术与民主实践的失衡及其校准
上文强调了数智技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运行的结构性支撑作用，但这一判断须置于技术与民主实践的共构关系中理解：技术并非外在于民主实践的辅助性工具，民主实践亦非被动接受技术改造的静态对象，二者在具体治理场景中相互嵌入。正是因为这种共构关系，在特定的场景中，技术与政治也潜藏着某种张力。技术既可能支撑民主实践的“全过程”运行，也可能因缺乏价值校准而削弱人民主体性，进而引致新的治理风险。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须考察技术与民主实践共构过程中的失衡风险，以及如何重新校准这种共构关系。
这种失衡首先表现为数智时代的技术官僚主义。现代治理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尤其对于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国家而言，科层化组织在整合资源、执行政策和维护秩序方面具有重要功能。然而，科层化组织也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病。技术嵌入国家治理无法自动消除官僚主义；相反，若未能明确技术的价值遵循、服务对象、制度边界以及运行逻辑，数智技术或将放大原有治理惯性，催生数智场景下的技术官僚主义。比如，重数字留痕而轻治理实效的数字形式主义，以及借技术壁垒推诿主体责任的智能官僚主义，等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共构”意义上对数智技术具有价值校准功能：数智技术嵌入国家治理过程，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唯有以人民性重新规范技术，数智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技术官僚主义滋生的载体。
技术与民主实践之间的失衡还表现为算法偏见与不平等。人类世界形成的大数据并非中性，数据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比如，某些数据包含了对特定群体的偏见，算法在统计层面会将其捕捉为“常规模式”，进而在后续决策中复制这一不公。如此，原本用于纠正不平等的技术工具，反而强化了不平等。此外，算法的黑箱性意味着，即便是算法的开发者，可能也无法理解模型为何给出某一结果而非其他，仿佛人类与算法之间存在物种般的隔阂。故此，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下，若缺乏对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的制度性防范与矫正，人民的意见经由层层算法过滤和加权处理后，便可能被输出为难以辨识的“合成声音”，致使政策结果受制于蕴含偏见的算法。
技术与民主实践的失衡还可能表现为可见性与监控性悖论。一方面，前述公共数据仪表盘等“技术—政治”装置大幅提高了政府行为透明度，使公共权力运行更具可视性；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明确的民主监督与法律规制，同样的技术可能产生一组未意图（unintended）的效应，数据采集机制从提升公共安全的装置偏移为加强行为控制的手段，对个人的自由和隐私构成侵犯，民主监督中“确保自由”的价值诉求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与监控问题相对应的，是平台的垄断风险。如前所述，平台型公共空间是当代民主实践的重要场域，但主导这些空间的往往是少数大型互联网企业。它们既掌握海量数据和算法资源，又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倾向于优先保障流量收益而非公共利益。这使得民主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寄居”于私有平台，议题设置与传播路径受制于平台的推荐算法与管理规则，公众理性往往易受干扰。
上述风险表明，数智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构并不必然迈向善治，技术能否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积极结构性条件，取决于技术运用是否坚持人民主体原则，并依托完备的制度规范、有效的技术规制、适配的行政能力与正向价值引导形成复合支撑结构。换言之，防范技术官僚主义等风险，不能仅靠技术层面的发展，而必须建立数智技术与民主实践之间的积极共构关系。一个由主体、制度、技术、行政、价值五层结构相互嵌套而成的“五层支架模型”，为此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所谓“支架”（scaffolding），意在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智化实践无法自发生成，需要依托一整套相互嵌入、彼此校准的结构有序展开。
该“五层支架模型”包括如下层级。一是主体层，回答“民主依靠谁”，指向人民的数字政治能力。人民需要具备相应的数字政治能力，避免受制于技术而丧失辨析与反思能力，以确保技术与民主的共构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制度层，回答“如何参与”，指向全链条参与。关键在于，实现数智技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的共构，使技术在制度规范的约束下发挥正向作用。三是技术层，回答“何以全过程”，指向算法透明与数据治理。前者涉及算法的可解释、算法偏见的识别、申诉纠正等机制，后者涉及数据采集的合法性、数据存储的安全性、数据使用的公共性等。四是行政层，回答“怎样治理”，指向具备智能国家能力的行政主体。随着智能行政的发展，行政体系或将面临形成“AI官僚”与人类官僚复合体的风险，必须将数智技术与民主目标有机衔接，提升治理能力，以此保障民主实践质量。五是价值层，回答“为了什么”，指向人民至上、回应性与公正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同时还须以回应性作为民主的评价标准，以公正性作为技术的应用原则。
“五层支架模型”尝试提供一种建设性框架构想，其间各层彼此嵌套，共同构成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运行的支撑结构。基于此，技术政治学视角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绝非单纯的“技术升级版民主”，而是一整套有机结合的构造：主体层提供民主实践行动者的能力基础，制度层打开参与过程的程序接口，技术层为数智时代民主实践的全过程运行提供结构性支撑，行政层承担将民主意志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任务，而价值层则为整个结构输入正当性来源。由此构成了“五层支架模型”基础上的风险防范体系。
结语：数智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政治学启示
我们以技术政治学为视角，考察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当代数智技术的共构关系。数智技术并非外在于民主实践的工具变量，而是嵌入知情、参与、协商、管理、监督等各环节，日渐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运行的重要结构性条件。正是在数智技术与民主实践的共构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获得了新的运行载体，诸环节亦在不同程度上因数智技术的介入而获得拓展。由此，技术政治学视角揭示的，不是技术对民主实践的单向决定性作用，而是数智时代民主实践运行条件的深刻变化。
当然，实践条件的变化并不改变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旨归，数智技术所改变的，只是该原则具体展开的方式。因此，数智时代能否更好地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不是技术应用规模的简单扩张，而是能否在“技术—政治”的共构关系中理解、把握技术。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技术置于主体、制度、技术、行政、价值彼此校准的“五层支架模型”中，在全过程的环节更好地介入民主运行机制，使技术成为优化民主政治实践的积极结构性条件，并在这一过程中防止其引发技术官僚主义、算法偏见、监控悖论或平台垄断等风险。只有在这种既正视数智技术深度介入民主实践，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原则的积极共构关系中，数智技术才能更有效地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
这一探索并不只具有一国治理经验的意义，更回应了数智时代人类政治文明共同面对的议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愿继续同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探讨实现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当数智技术渐趋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现实条件时，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不再只是政治冷漠、社会撕裂或治理赤字，更是政治智慧与技术智能的不同步带来的风险。此时，仅靠对既有民主机制作技术性修补，已难以应对未来挑战，必须发展一种能够同时处理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综合性视角。为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政治学分析，提供了一种可供讨论的实践路径，亦即在技术深度嵌入政治过程的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来组织技术与政治的共构关系。这具有世界性意义，为数智时代淬炼政治智慧、探索未来政治文明发展路径提供了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