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我们有必要重思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着剧烈的族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回归、“另类右翼”的兴起。从精神分析学与政治哲学的双重视角和理论资源出发，我们可以把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困境，定位到“文明及其不满”的机制在发生作用。政界的“政治正确”的政客们与知识界的“文化左翼”制造了大量的“对文明的不满”，当这份不满无法在垂直向度化解而只能在水平向度蔓延时，社会就会快速陷入撕裂乃至解体边缘。“文明及其不满”的机制使得人类文明结构性地无法抵达终极性的“理想社会”，而如何处理从该结构性缺口中产生出的“对文明的不满”，深层次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稳定性状况。
关键词：美国总统大选 大他者 文明及其不满 多余快感 帝国 文化左翼
一、引言：罪犯vs.执法者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卡玛拉·哈里斯成为候选总统告终。时隔四年，特朗普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该国历史上就职年龄最大的总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胜利确保了他不会因一系列被指控的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在这场选举中，特朗普不仅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还战胜了试图将他送进监狱的司法体系——作为历史上首位因重罪被起诉并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特朗普如今又成了首位赢得总统选举的被定罪罪犯。而被他击败的候选人对手哈里斯，不仅是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她是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目前美国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而且是一位少数族裔候选人——身上兼有非裔血统和亚裔血统。可以说，哈里斯几乎是民主党当下价值的最理想的代表者。更为关键的是，哈里斯在职业生涯中长期是一位执法者（曾最高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而特朗普则是一位被正式定罪的罪犯。在这场选举中，特朗普不仅赢了选举人票，而且赢了民选得票。“美国人民”（至少过半美国民众）选择了特朗普。
这样一位在反对者眼中谎言满满、劣行斑斑（曾煽动“占领国会山”事件）甚至被正式定罪的人，前后两次获选总统，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家形象代表。而无论在政治资历抑或道德品行上看起来都远胜他的对手，却败下阵来。这是民主的失效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我们有必要重思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学与政治哲学双重视角和理论资源出发，来对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困境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性的探究。
二、从“文明及其不满”到“多余快感”
精神分析学奠基人西格蒙·弗洛伊德曾提出一个著名论题——“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是人类社会为了维护秩序和共同生活而建立的一套规则、制度和文化形式，包括法律、道德规范、宗教和艺术等。这些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压制个人的本能冲动（尤其是作为“爱欲本能”的性冲动与作为“死亡本能”的破坏冲动），以防止社会陷入混乱。换言之，文明通过压抑个人的“原始本能”来保护共同体的利益，这就导致了不满。
质言之，弗洛伊德深具洞见地提出，必须要先有压制和对压制的不满，才会有文明。文明创造出禁止杀戮、偷盗、强奸、通奸等的法律，并对犯法者施加严峻的惩罚。由于其“原始本能”的满足被阻断，因此“文明人”恰恰总是对“文明”心怀不满。“文明及其不满”这个论题，使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有了政治哲学的向度。
在弗洛伊德论题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命题：心怀不满，对于共同体的稳定性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潜在地构成了威胁，又潜在地激发了团结。文明社会，必须先有压制，然后再在反抗压制的过程中形成社会团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性质的反抗的体现——人们不是在“政策”中形成团结，而是在“对策”中团结起来的。换言之，颁布规范性禁令的“父亲”，也恰恰正是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秘密——他所颁布的那些规范使得人的符号性联结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对他的仇视，则成为社会性团结的符号性基础。
当代精神分析学家、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人们真正确认彼此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内部成员，并不是当他们都遵从同一套规则时，而是当他们都知晓如何对这套规则进行淫秽越界（obscene transgression）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淫秽笑话、脏段子往往成了一块试金石：你去另一个国家留学，尽管你语言学得很好、听说都很顺畅，但当身边所有人都在哈哈大笑而你却不知所谓时，便会对自己仍然没有融入当地的共同体有了实感。
对压制者的不满、对“政策”的逾越，恰恰构成了文明的基石，构成了共同体团结的隐秘基础。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有一个“罪己诏”的概念。据称，“罪己诏”起源于夏商时期，由禹、汤等圣人提出，所谓“禹、汤罪己”（《左传·庄公十一年》）。在儒家政治哲学传统中，古代中国帝王碰到天灾人祸，必须要下“罪己诏”，必须要成为民怨的靶子、“处士横议”的目标。汉文帝首次明确颁布“罪己诏”，此后它便正式成为历代帝王自省、检讨过失的文书，历史上统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个发明，实则是中国古代王朝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一个根源：不能痛恨“昏君”，不能痛恨“贪官”，难道要让老百姓彼此痛恨？换言之，君主或国王实际上不是被爱戴的，而是被咒骂的，是社会出问题时背黑锅的。
儒家思想认为，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同构的——这点使得儒家思想同精神分析很相似。在儒家视野中，政治领袖和官僚系统对于一个共同体就如同父亲之于家庭：一方面，两者皆通过确立抑或执行规范与禁令而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两者皆是共同体（社会抑或家庭）成员们不满与仇恨的对象。从精神分析学出发，这两者之所以成为仇恨对象，一方面肇因于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满”机制，另一方面则肇因于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分析的“多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机制。“天子”和“父亲”皆被设定拥有多数人无法享受的“多余快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不会使拥有者更受爱戴；这些“多余快感”，恰恰是“处士横议”的一个根本性源头。“天子”以及“父亲”通过这种方式彰示权力，却也因此吸收了全社会的不满与仇恨。通过这个精神分析视角，我们可以抵达如下政治哲学论题：共同体之稳定性，同“多余快感”的集中占有者们能否有效吸收所有仇恨直接相关。
拉康的“多余快感”论题，是对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论题的一个发展：这份快感之所以是“多”（surplus）出来的，是因为它恰恰就是被规范与禁令所压制下去的本能冲动（如性冲动）的幻想性投射。而作为规范与禁令之具身（embodiment）的父亲，则被子女认为拥有这种被禁止的快感。故此，“多余快感”就是“对文明之不满”的一个生成性肇因。
进而，“文明及其不满”与“多余快感”机制通向如下政治哲学命题：人类永远不会迎来一个彻底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那种社会必须永远只能是乌托邦。那是因为，一个没有压制、充分自由的“万事可为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恰恰是人人都不知如何相处的社会：当没有那个设立诸种禁令并占有“多余快感”的人物（figure）——拉康所说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具身化——可以咒骂时，人们碰到问题便只能互生嫌隙、看彼此不顺眼了，共同体的凝合力、社会的团结就会瓦解。
文学家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经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上帝死了，一切都可以做了。”实际上，这种绝对自由（“一切都可以做了”）的状态，必然会是糟糕透顶的，甚至是窒息性的。此前人们遭遇困境乃至感到绝望时，还可以咒骂上帝、咒骂瞎了眼的老天，或者骂“大他者”的人间代理人（教会或“天子”）——Damn You! 现在骂谁？大家共同可见的那个必须终极背黑锅承担骂名的人物没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希·弗洛姆曾极具洞见地提出，尽管人们经常口头上高喊“自由”，“逃避自由”才是绝大多数人实际企盼的状况。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一样，认为人与人“自然地”就会像狼与狼一样彼此撕咬，无法形成联结与合作。文明就是人压制住了这种自然状态，并构建出符号性秩序而形成的，但诚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作为人类这种原初的互相敌对的结果，文明化的社会永远会有解体的威胁”。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这个威胁是如此具体可感。
三、重思当代美国的政治困境
现在，让我们把批判性的考察聚焦到当代美国社会上——通过上一节的学理梳理，我们可以取得一个独特的分析性视角。美国社会今天之所以会面临剧烈的族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回归、“另类右翼”的兴起，一个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长久以来，政客们——不仅仅是民主党，而且包括绝大多数共和党的政客们——为了获得选票，永远踏在“政治正确”的线上而不愿背黑锅，老百姓骂“奥巴马们”骂不下嘴，于是只能调转矛头把仇恨撒向彼此。
我们可以把当代美国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做一个对比。齐泽克在其著作中曾反复反主流地、“政治不正确”地提出如下论题：如若不是亡于“冷战”格局下外部力量的颠覆，那些苏东国家本身其实相当稳定。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齐泽克这样分析这份稳定性：在1980年代的苏东国家，意识形态的严苛性已经消退，一切错误都可以归咎于政权，各种政治笑话盛行，甚至有传闻（齐泽克自己就是这个传闻的散播者）那些国家有专门机构，负责编政治领导人的笑话，不断更新笑话库。老百姓有任何不爽，都可以在笑话中被发泄掉。那个时代，齐泽克本人生活的南斯拉夫的民众很团结，但到了“巨变”后的1990年代，忽然这些玩笑都不见了，随后种族仇恨迅速蔓延，1990年代中后期便演变出大规模种族清洗……
我们看到，当代美国社会正在重走这条老路——民众彼此不再将对方确认为共同体成员。在家庭结构里，兄弟在联合对付父亲禁令时，才成为真正的兄弟，所有的苦恼都源自父亲的专断与压制。当代美国和当年的南斯拉夫很相似——社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尚不至于直接威胁到社会之基本持存；但关键在于，老百姓无法直接找到肯下“罪己诏”而把仇恨引向自身的“原父”。于是，老百姓无法有效获取快感而只能“乱来”，一来二去社会就乱起来了，最后兄弟反目，导致各种撕裂。大家都把仇恨的眼光看向自己身边、看向彼此——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就要么是（a）移民与那帮袒护移民的“精英”（当代网络汉语里的“白左”），抑或是（b）白人至上主义者与“红脖子”们……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选总统，实则可以被视作美国的自救——这份自救并不是在“让美国更加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意义上，而是在有效重建文明不满之具身化对象的意义上。在他的第一任上，特朗普便已然一反此前“奥巴马们”严守“政治正确”的做派，异常积极地将尽可能多的仇恨往自己身上引——在吸引仇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仇恨）上，没有谁比他更“称职”了。套用儒家的传统术语，特朗普就是当代天字第一号“大昏君”——每个老百姓都可以骂两句。
在成为总统前，特朗普就是社交媒体红人，在网络上频繁发表各种刺激性的奇言怪语。在当选总统后，他依然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超高的出场频率（直到账号因“国会山事件”被几乎所有主流社交媒体封禁），让全民可以无距离地过去骂他——在社交媒体上，他随意发表各种无视事实、无视“政治正确”的言论，其发布的推文甚至存在语法不通、拼写错误、人名搞错、称呼搞错、常识弄错乃至谎言连篇……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统计研究，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四年任期内，共发表了3057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约21条。这些虚假言论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他第一年平均每天6条增加到最后一年每天39条。这位据称是“西方世界”权力最大的人，几乎用一切方式提供别人骂他的理由，用尽一切办法降低别人骂他的门槛。《卫报》甚至在特朗普第一次总统选举获胜的2016年便宣称，地球已进入“特朗普世”（the Trumpocene）。这意味着，特朗普十分成功地将“人类世”的一切问题，都包揽到他的名下。
作为各种积极拉仇恨行径的正式后果，在第一个四年总统任上特朗普就成功激起白宫对他的正式弹劾，且离职多年后还被刑事定罪，此番再次选上总统则恰好使其定罪不被执行。甚至之前就有相当多的学者与媒体人士把特朗普比作当代希特勒。2022年辞世的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则声称：把特朗普和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是对后者“不公平”，并在施米特“敌友划分”的意义上将其视作当代所有人的共同敌人。
实际上，把特朗普和希特勒区分开的关键点在于：元首希特勒努力让自身被崇拜、被爱戴、被全民欢呼；而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没有致力于讨好所有人——一次次政治不正确的发言，一次次把可能和自己结盟的人推到敌人席位上去。在政治（在当代美国“政治正确”的意义上）上特朗普几乎是“幼稚”的，各种“政治自杀性的”（politically suicidal）事他都敢做，典型如在第一任期上致电威逼刚当选上乌克兰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调查其政敌拜登父子、公开号召其支持者挺进国会山“夺回我们的国家”……从“封口门”“通俄门”“乌克兰门”到“占领国会山”，在第一任期上特朗普就已经四处触线，而他现在则重返总统宝座。
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很可能恰恰是美国解决自己当下困境的最好方子——让这个没准备做希特勒的人，去承受人们对希特勒的恨意去吧。经过拜登的四年，现在美国重新需要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当特朗普把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另类右翼”乃至自己的副总统迈克·彭斯也彻底得罪之后，在仇恨特朗普上各路人士几乎取得了一种诡异的广泛联合。正是这种联合，使得特朗普2020年不敌拜登而丢掉了总统宝座。随着特朗普被“杀死”（弑父），美国就有可能获得新一轮有机的复苏。然而拜登的四年并没有在全新的符号性坐标（symbolic coordinates）上打开局面，整合美国社会，这就为特朗普再次返回铺平了道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还是需要这个口无遮拦甚至满嘴谎言的人回来。特朗普这次既赢得了选举人票，亦赢得了民选得票（这也是共和党自2004年以来首度同时赢得两者）：显然，过半的美国民众并不想要一位“政治正确”意义上说不得更骂不得的政客入主白宫——身为女性又具有多重少数族裔身份的哈里斯，几乎堪称“奥巴马2.0”。
当代美国需要特朗普。这位（前/当选）总统不断向社会贡献骂他的快感，向各路人士慷慨提供仇恨他的快感、斗倒他的快感。然而，亦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恰恰是当下美国——已被称作“美利坚分众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最需要的领袖。
四、重思当代美国的文化困境
黑格尔曾提出：君主立宪制是最能确保实现自由的制度。这个观点自是遭到当时及后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批判。然而，上文的分析或可使我们定位到黑格尔的独特用心。为什么是君主立宪制？那是因为，比起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使得君主实质上被架空；而较之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则保留了一个能够被看到的“大统领”，一个能够被清晰定位的“头”（头目）。黑格尔写道：
拿掉君主，以及关于整体的阐述（此乃君主制之不可割弃的直接伴随物），人民就是一个无形式的大团，不再是一个国家。
黑格尔当年在耶拿盛赞马背上的拿破仑，未必就如评论者们所说的满心崇拜拿破仑，而很可能是因为这位自我加冕的皇帝成功吸引了欧洲所有的仇恨。
在谈到黑格尔笔下的世袭君主时，当代政治哲学家恩内斯特·拉克劳做出了一条精彩的评论：就领袖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其“内容”（具体政策），并且还有其“功能”——其肉身成为政治体的表征（黑格尔笔下的“骨头就是精神”）。而世袭君主的好处，就是其纯粹功能（庆祝、典礼上的国家表征功能，以及本文所分析的被仇恨的功能），同时不负责内容。
当代另一位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和他的学生迈克尔·哈特，显然和拉克劳所见略同。奈格里与哈特提出以“帝国—大众”这个“双头鹰”范式，来取代分析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范式。奈格里与哈特极有影响地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称作“帝国”，要大家认清这个庞然大物。他们的思路很清楚：一旦无产阶级普罗大众不在批判资本及其全球秩序（“帝国”）上互相联合，他们就会自相消耗，将矛头向彼此身上招呼。而在“帝国”里，所有的斗争就都会是垂直的（合斗“双头鹰”结构里“帝国”那个“头”），而不再是水平的（彼此互斗）。
奈格里与哈特甚至声称“帝国”是革命性的：尽管充满压迫，但却团结了革命性的力量，当那个要对抗的“头”清晰明了时，就不用再彼此内耗了。换言之，“帝国”这个“双头鹰”里的“恶头”，终于已清楚地显露出来，如果再不去砍它而还要砍同为“大众”的老百姓，则不再是社会愤青而彻底是帝国鹰犬了。奈格里和哈特将他们的《帝国》系列第二部著作直接取名为《大众》——诚然，有了“帝国”，才有政治主体意义上的“大众”。“大众”（multitude，汉语学界亦译为“诸众”）的特征就是彼此杂乱，毫无团结可言。只有在同全球资本主义“帝国”这个大家伙的对抗中，他们才能实现合作，把力道使对地方。
足以同《帝国》系列相辉映的，是2024年9月辞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同时期所出版的《独一无二的现代性》。在此著中，杰姆逊提出：“现代性”并不是多元的，它只是戴上了一些文化的装饰，但卸下这些装饰后仍然是相同的政治经济学结构，因此绝不构成什么“多元现代性”。换言之，大坏蛋就一个，我们必须看清它。
当代政治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亦提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无世界”（worldless）的文明，它可以加上各种文化前缀、宗教前缀，然而我们不要被前缀迷了眼睛。大坏蛋只有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可见，奈格里、杰姆逊、巴迪欧等当代思想家，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在全力提醒人们：不要迷了眼睛而看不见那个真正需要对抗的大家伙。
那么，是谁在迷人眼睛，把事情变得混乱？显然，在知识界中就是那些“文化左翼”“自由左翼”“后现代左翼”（在当代汉语网络中被统称为知识界的“白左”）。齐泽克提出：左翼在最近30年的疲软，就在于“后现代左翼”和“文化左翼”将批判聚焦于“身份”上，黑人、移民、女性、LGBTQ等。奥巴马及其当时副手拜登、其2.0版哈里斯的政治，就建立在这种左翼政治上。
十多年前，左翼学者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战。雅克·德里达的好友、“弱神学”（weak theology）奠基人约翰·卡普托冲出来向齐泽克和巴迪欧开炮：
如果美国极左翼的政治家们能够以如下方式改革体制——提供普遍的医疗保障、（通过一个经修订的美国国税局法案）更公平地有效再分配财富、有效地限制竞选筹款、给所有的投票者以自主权、人道地对待移民工人，以及达致一个多元的外交政策，从而使美国的权力整合到国际共同体中，等等；换言之，通过严肃的、深远的诸种改革来干预资本主义［的运作］，那么，我就会感到彻底欢愉。如果这些全部做到后，巴迪欧和齐泽克还在抱怨，某种叫作资本的怪物仍如影附形地潜伏在我们的身后，我将倾向于以如下方式来招呼这个怪物——给它一个大大的哈欠。
卡普托代表的实际上就是奥巴马派的左翼对激进左翼的不满，并宣称对于后者一天到晚发出的那些烦人的“抱怨”，就只能回应以一个大大的哈欠。
那么，为什么齐泽克和巴迪欧们要喋喋不休地去抱怨“某种叫作资本的怪物仍如影附形地潜伏在我们的身后”？实际上，卡普托并未想明白：没有这个“大怪物”，人们很快就不知道如何来改进社会与改革体制了。
作为一位日常工作是研读各种批判性文本的哲学家，卡普托自是可以对充斥左翼文本中的“某种叫作资本的怪物”打个大大的哈欠，对那些老是吵着同该“怪物”进行战斗的学者同行们打个大大的哈欠。然而，面对各种具体而无从躲避的社会问题，身陷其中的民众可不会只是仅仅打个哈欠，而是会激烈地互掐、互斗。我们看到：一部分老百姓会痛恨医改做得太多，另一部分则会埋怨动得太少；有些人认为接收了太多移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人道地对待移民工人”做得远远不够；有些人认为生态环境已陷入危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纯属胡说八道、损害发展、影响就业；有些人指控女生选择堕胎手术就是残杀生命，另一些人则反指控那些指控者在21世纪仍试图对女性身体进行控制与实施戕害……有些人看黑人不顺眼，有些人看犹太人不顺眼，有些人声称墨西哥裔移民都是强奸犯，有些人认定亚裔是各种问题的罪魁祸首……
在这种民众间的互掐中，倚靠选票的政客们（特朗普主义政客除外）就会尽量回避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言论，以免一不小心就丧失了一大波选票。最后，唯一最安全的话题似乎就是LGBTQ——政客们敏锐地发现，为LGBTQ发声招来的反对是自己可以承受的。其实，这也正是因为：在LGBTQ上用力不会解决除了这个特定人群外的其他任何社会问题，然而却可以有效转移讨论。但是时间长了，这招也不灵，因为人们会开始憎恨LGBTQ——满屏都是你们，就你们最重要？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知道怎么进公共洗手间（甚至在洗手间里遭遇“异性”），甚至不知道怎样在日常对话里使用代词时，恼怒与仇恨就不可抑制地野蛮生长出来。
就这样，“文化左翼”（“白左”）便释放出了“另类右翼”——他们出场后，政客们就不再能够倚靠那些“政治正确”的原则躺赢，希拉里、哈里斯们就这样被特朗普击败。我们看到，当“政治正确”原则严苛到人们无法拿少数族裔（黑人、亚裔……）、LGBTQ来稍微开些玩笑时，“另类右翼”就会冒出来，其态度就是：我就是开“地图炮”、就是怒怼移民、就是仇视LGBTQ，怎么了？凭什么“你们”重要，“我们”不重要？美国不是“你们”这帮妖魔鬼怪有色人种，而是WASP，是又白又信教的，美国不能被“你们”这帮人占领……
这样一来，社会就开始真正撕裂了，大家没有共同的怪物可以怨恨，就只有开始视彼此为“怪物”了。并且问题在于，大家沿着这些“身份线”打得头破血流，却没有任何快感，留有的只是各种创痛，彼此间的仇恨越积越深。在这种创痛与积怨下，以下状况就会涌现：你“me too”我，我就在职场上进一步排挤女性；你说“黑人命也是命”，我就在执法时对黑人下手再狠些，甚至晚上直接披上“三K党”战袍；你们政客搞“政治正确”，我就攻占国会山打砸抢……正是在这种举国水平向度横向互掐中，南斯拉夫走向解体，而美国也越来越从“合众国”滑向“分众国”（借用柯克纪录片的片名）。
这就是人类文明结构的深层秘密：人类永远不会有彻底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永远会有一个“父亲”式的大Boss（大他者），等待着弟兄们联手起来推翻它。一旦没了这个大怪物，整个社会彻底平等、彻底自由，反而最终将走向混乱——这个理想社会一旦出任何问题，社会中成员们的刀就只能往彼此身上招呼。当年霍布斯就是要避免这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前政治的“自然状态”），提出一定要有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骑在大家头上，从而进入“政治共同体”状态（文明状态）。
以上从精神分析学与政治哲学双重视角出发所做出的考察，使我们可以提出如下论题：“文明及其不满”机制使得人类文明结构性地无法抵达终极性的“理想社会”，而如何处理从该结构性缺口中产生出的“对文明的不满”，深层次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稳定性状况。当代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实则很大程度上便是“文明及其不满”机制在发生作用。政界的“政治正确”的政客们与知识界的“文化左翼”制造了大量的“对文明的不满”，当这份不满无法在垂直向度化解而只能在水平向度蔓延时，社会就会快速陷入撕裂乃至解体边缘。
吴冠军，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奇点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编号：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24QKT001）
来源：《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