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2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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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进入专栏)  

  

   【摘要】:“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关键词】:人工智能 竞速统治 行动者—网络理论 算法权力 后民主政治

  

   一、“竞速统治”与“全面赋闲”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2018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地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赋能”,包括解放双手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智能车间、由“机器人医生”坐诊的“诊室”、“看脸”吃饭与购物的智能商场等。“赋能”,正是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改变的形式。

   人工智能的“赋能”,尽管形式温和,甚至看不见,实则已深层次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与社会形态。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实质上已经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元”(actant):尽管没有“生命” ① 、没有“意识”,但具有能动性(agency),是“有生气的”(vibrant),不断地对世界这个“聚合体”(assemblage)中的其他人类的与非人类的行动元做出各种触动(affect),同时被触动。换言之,人类并不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行动元,物(things)同样具有能动性,尤其当这个物具有“智能”时。(1)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智能性地处理信息、数据与深度学习方面的速度,已然完败人的“生物—化学算法”。李世石最初和“阿尔法狗”对弈时还取胜一盘,然而当他回去吃饭洗澡休息第二天再坐到棋桌上,对面的对手早已“脱胎换骨”。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在40多年前宣称:“实际上并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一个‘竞速革命’;并没有民主制,有的只是竞速统治;并不存在战略,有的只是竞速学。” (2) 人工智能,实则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晚近也是迄今为止最剧烈的“竞速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自身的参与程度被剧烈边缘化,很多场合已经无关紧要。

   我们已然能在日常生活中见证到,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竞速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从购物、获取资讯、择偶到招聘人才,人们正在把越来多的决断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当大数据投喂下快速迭代的算法在分析人类行为、预测人类决策时已经“比你更了解你”,人类便更多地让算法来代替自己做决策,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地被算法处理——人类的与非人类的行动元在这样的彼此触动中,最后无可避免是人类行动元被最大程度地边缘化。由于运算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大幅落后,作为“生物化学算法”的神经元越来越闲置(或者说被下岗)——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便是“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

   维利里奥独具洞见地将政治哲学的核心,称做“竞速统治”(dromocracy),其实质便是速度的专政。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竞速统治”越来越实质性地演化成具体的政治前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由人工智能开启。(3) 这个论题经常被评论者们放在人类—人工智能“对抗性模型”中讨论,亦即,人工智能会“有意”发动世界战争、毁灭人类文明。这个论题真正具有政治哲学思考价值之处,恰恰在于它描绘了一种“竞速统治”的可能前景。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写道:“发展正朝着彻底自主选择和袭击目标的全自动武器前进,把所有人拉出决策圈以取得速度,这在军事上是极具吸引力的。” (4) 人类的生物化学算法,早已跟不上今天信息与武器的速度:神经元在低速度上承受巨压并频繁劳作,最终将彻底被“发展”所淘汰。可以想见,自动化地直接让人工智能来决断,以省下人类作为“虚假决策者”所浪费掉的时间,会是“竞速统治”所无法避免的前景。人工智能正在深层次地对政治决断进行“赋能”,并通过这个方式转型民族国家,使之激进地超出现代性政治哲学对它的讨论框架。

   人类个体在有限信息下做决策,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描述为“无可决断(the undecidable)的决断”。(5) 而能够快速处理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虽未在本体论意义上破除“有限性”、未能全面驯服“无可决断之域”,但它只要远远超过人类的能力,就会实质性地接管决断权。未来的领导人,要无视人工智能的判断而自做决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竞速统治”的关键:不在于一两个人是否逆着“速度”行事,而是这样做会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大他者”(the Other)所否定,会被视做疯狂、愚蠢或精神错乱。“第三次世界大战”,由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向人类发起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被专用人工智能(亦被称做狭义人工智能)转型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6) 在竞速统治的格局中,领导人将越来越变成一张脸、一个象征性符号,就如当年实权性的国王在民主统治格局下只能以象征化的方式而存留自身。

   进而,人工智能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赋能”,意味着作为行动元的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边缘化。牛津经济研究所2019年6月25日发布最新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自动化对于就业与生产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其计算,仅就制造业而言,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有170万就业岗位消失,而在2030年前会有多达2000万个岗位消失,这些就业岗位由自动化系统替代,机器人能够处理高度复杂任务并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且成本越来越便宜。除制造业外,机器人已经广泛地深入到医疗保健、物流、零售、运输以及餐饮等相关行业,并在向社会各个领域快速延伸。大致上,只要是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以及需要海量检索和分析数据的工作,被机器取代都并不遥远。(7) 这个报告主要聚焦制造业,这让我们很容易联系到19世纪机器取代工人的场景。今天,媒体仍然将人工智能威胁论者如马斯克、斯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称做“乐戴分子”(旧译“鲁德分子”)——那是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所组成的秘密社团,他们摧毁棉纺机器,声称新技术将毁灭世界。许多当代人工智能研究者亦认为,无需对岗位消失感到担心,因为就像当年离开制造业的工人大量进入服务业,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机器人、算法亦将会带来很多新的岗位。(8) 杰奥夫·科尔文(Geoff Colvin)在其影响广泛的《人类被低估》一书中宣称:“过去300年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被认为重要的那些技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最有价值的了。新的高价值技能是我们最深层的本性的一部分,那些将我们定义为人类的能力:感知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在群体中有生产性地工作;建立关系;共同解决问题;以用逻辑无法达到的力量来表达我们自身。” (9) 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与互动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将成为“高价值技能”。牛津报告也给出了相近的答案:需要“同情心、创造性、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专属于人类”。(10)

   然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面赋能”和19世纪的那次“机器入侵”全然不同。媒体和研究者对制造业的特别聚焦,实则恰恰遮蔽了这个不同:人工智能的赋能,不只是针对人类的身体能力,并且针对其认知能力。那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绝对不只是用机器(智能机器)将工人从工厂车间中“驱赶”出去,绝对不只是针对所谓的“低技能岗位”“体力劳动”,而是全方位地将人类“驱赶”出去,包括律师、教师、医生、理财经理这类主要建立在认知能力之上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并不需要一个机器人的身体,而是只需要连接互联网即可。专用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以认知为核心的专业领域,不断地借助大数据而快速迭代算法。故此,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Harari)看来,“由于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会持续进步,所以其实任何人类工作都有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威胁”,“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11) 对于科尔文等人所提出的人际互动沟通能力,赫拉利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人工智能的“非人类能力”,在更智能,亦即更有效率达成目标的层面上直接解决问题。人工智能并不致力于加强人类“个体”彼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而是用远为高效的“集成网络”来全盘取代。他写道:“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12)

   换言之,人类在人际互动与沟通上具有的“高价值技能”,恰恰能够被人工智能的“非人类能力”在更为智能的层面上整个取代。由一群人(如人类医生、人类司机)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不管里面有多少擅长感知他人想法和感受的高能力行动元,其内部各个行动元互相触动所形成的最终效应,都无法达到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效应——后者不只是在处理数据、运算和学习上具有巨大的速度优势,其内部各“个体”彼此触动方式亦更为直接,不需要“沟通技巧”,无需感知或猜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也不需要用超过逻辑的“力量”来表达自身。

   因此,代之以讨论哪些领域和岗位会较少受人工智能影响,我们需要讨论人全面“不被需要”的问题:前者只是策略性的讨论(个体策略),而后者才是政治性的讨论(共同体政治)。

   二、“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正在面临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出现的“不被需要”困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 (13) 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人,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群处在一起的动物。在他看来,人需要彼此群处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在“城邦”(共同体)之外还能活下去的,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14) 古罗马人的语言,深刻地呼应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这一界定:在该语言中,“活着”和“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是同义词,而“死去”则和“不再在人们中间”是同义词。(15) 政治(与政治智慧)便起于人对彼此的需要。

   在就业市场上,绝大多数人在不远的未来将沦为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分析了正在进行中的“被普遍化了的无产阶级化”。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具有三种知识(生产知识、实践知识、理论知识),在斯蒂格勒看来,它们都正在被清空:人的生产知识,被自动化机器的物质化了的知识所取代;人的实践知识,被那比所有人更了解所有人的大数据算法所吞蚀;而人的理论知识,则变成一种无产阶级化的伪知识。(16) 即便是中产阶级,当他们被夺去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 (17) 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无产阶级。

在今天,我们需要观察到如下状况:特朗普主力支持者的诉求并不是和硅谷精英取得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此系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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