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刘笑敢先生便已蜚声学界，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特别是其中对《庄子》内外杂篇年代的考辨是那个时期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所闻皆为交口赞誉之声，我对这位出道即巅峰的学者也充满了好奇与景仰。适逢刘笑敢同朱伯崑先生等到兰州大学交流，我作为兰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有机会陪同。刘笑敢给我的初步印象极佳，相当的睿智、热情、坦诚、充满活力和魅力。后来他曾和我谈到当年写博士论文时的情景，他关于《庄子》外杂篇年代的想法得到了导师张岱年先生的支持和鼓励，遂从“道德”“性命”“精神”三个重要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入手，来分析讨论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演变。他立论的根据是中国文字的演变总是先有单音节词后出现双音节复合词这一规律和事实，那时还没有检索工具，只能手工进行艰苦的统计，他说自己心里当时也是很忐忑的，因为只须出现一个反例就会颠覆自己构想的理论前提。统计的结果让他长舒一口气，《庄子》内七篇中只有“道”“德”“性”“命”“精”“神”这些单音节概念，“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概念在内篇和外杂篇中出现的总次数是0:36，遂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了《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刘笑敢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这个惊人的研究成果，所谓“惊人”在于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论证方法的人，一举解决了这个争讼千年的学术难题，自此《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基本上就成为了业界的定论。虽然内篇出于庄子本人之手而外杂篇出于庄子后学的判断久已有之，但刘笑敢的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坚实、确凿的证据。这一判断从此也就成为不必再纠缠的学界共识，这一共识的确立，刘笑敢无疑居功至伟，也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声望和地位。

由于研究领域比较接近，后来我们的交往逐渐增多，关系也越来越近了。他年长我六岁，我遂以笑敢兄称之，这样既符合学人之间交往的惯例，也表达了我对他的尊重和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笑敢兄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向了《老子》，同我的研究兴趣更为契合，他对“道”“自然”“无为”等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解、定位和意义发掘相当精准和深入，令我大为叹服，在我后来关于老子和道家的研究和教学中，主要都是以他的研究和观点为基准和起点的。后来他对道家哲学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始终处于同行中领先的地位，他的著作和论文我都会阅读，无不从中获益。我叹服于他对选定主题的研究总能坚持不懈地推进和深化，叹服于他的理解是那样的深刻和精准，总能做出令我心悦诚服的表达。在笑敢兄面前，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学习者和模仿者，也庆幸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的引领使我也能不断长进。

笑敢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在他的举荐下，我有机会前去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亲见他生活上的自律、做学问的勤奋和教学态度的极度认真。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适逢笑敢兄《老子古今》一书付梓前夕，我有幸通读了全部书稿，并协助查找了个别资料并提出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我可能是这部“老子研究的巨著”（劳思光先生在本书序中的评语）的第一位读者，我的印象可以用“震撼”一词来形容。我认为，笑敢兄耗费十年心血完成的这部巨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并非近日有悼念文章所评价的那样创意不多，仅仅是做了收集材料和索引的工作。

该书的“导论一”是对《老子》进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集中的、贯通的论述，“导论二”则是对《老子》进行思想理论之研究（包括关键性概念和方法论问题等等）的一个集中的、系统的论述。“上编”和“下编”是全书的正文和主体，依照通行本的八十一章体例，各章均由“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组成，其中各章的“析评引论”是《老子古今》一书的主体内容，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研究老子思想的心得。“附编”则是为了方便读者和进一步研究而作，包括“《老子》五种原文对照”“《老子》五种对照逐字通检”和竹简本与帛书本的释文。这里仅以“导论一”为例以彰显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作者的精深思辨。在“导论一”中，笑敢兄通过《老子》五种版本（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王弼本）的对勘比照，从这五个不同时代的《老子》版本之间纷繁复杂的歧出异变中梳理出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提出了诸如“版本歧变”“文本趋同”“文本改善”“思想聚焦”等概念，使我们对《老子》的文本演变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解释，这对于《老子》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笑敢兄特别对“版本歧变”现象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考察，将其区分为“有意识歧变”和“无意识歧变”两类。在“无意识歧变”中又分别出“疏忽性歧变”和“习俗性歧变”；在“有意识歧变”中则分梳为“独断性歧变”和“改善性歧变”，并对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善性歧变”及其成因进行了重点研究。按笑敢兄的理解，“改善性歧变”是指不同时期的《老子》编校者们出于改善原本的意愿，在一些共同的理解和原则的支配下，有意识地逐步修改古本，造成了《老子》原文从古本到传世古本再到今本或通行本的歧变。这种历经千年之久的、不约而同的、一再加工原本的工作，导致了《老子》的文句逐步趋向整齐、一致，思想逐步趋向集中、强化，笑敢兄称这样的演变及其结果为“文本改善”。“文本改善”的表现和手段有诸如分章、加标题、标题的整齐划一等等，特别是通过增删原文中的虚词来追求句式的简洁和整齐，更是经过“文本改善”的《老子》留给读者的强烈的视觉印象。同“文本改善”相比，“文本趋同”的现象对于研究《老子》的思想或许更为重要，体现了古今无数编校者对《老子》原文思想、风格、语言特点的某种共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编辑、加工所产生的共同趋向。

笑敢兄把“文本趋同”分为“语言趋同”和“思想聚焦”两种情况。“语言趋同”是指古今的编校者们在加工《老子》原文时表现出的对某种共同语言特点的重复和强化，如“句式整齐化”“章节之间的重复”“排比句式的强化”等。“思想聚焦”，是指《老子》版本演化过程中编著者们不断强化、突出《老子》的思想观点和重要概念的过程及其结果，编校者或是用增加“道”“无为”等核心概念的手段来突出和强化《老子》的思想观点，或是用调整段落文句的手段来突出和提升这些重要概念的地位。“思想聚焦”的结果，使得道家的思想主张和学派特质得到了强化和凸显。以上仅是略举一例而已，《老子古今》中的精彩内容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导论二”中的“人文自然”“反向格义”，各章“析评引论”中的大量精彩分析讨论等等。当时我读完了这部书稿后，心中产生了一个感觉或判断：在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会看到一部研究《老子》的著作在总体上超越《老子古今》了。我认为，笑敢兄早年曾接受过国内最好的哲学专业训练，又曾长年在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熟悉并吸纳了西方主流哲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他的哲学思辨能力堪称一流。笑敢兄对《老子》版本演变的研究熟练地运用了大量的训诂、校勘、语法、音韵、修辞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统计与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令人信服，这得益于他早年在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训练。一般来说，由于专业的关系，长于考证训诂等文字功夫的学者往往容易在哲学思辨和理论分析方面力不从心，而善于哲学思辨的学者则往往在“小学”方面存在着弱项；长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学者往往在西学训练方面存在不足，而精于西学的学者则往往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国学”研究。能兼有这几方面优势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笑敢兄恰好在这几个领域的能力都是一流的，可谓难得一遇，得天独厚，所以才能将这几方面的功夫结合得如此之好并达到了如此高度。当时在香港我曾当面向笑敢兄表达了我的这一感觉和判断，笑敢兄听后淡然一笑说，能不断出现新的、更好的学术成果是好事，他非常期待这样的成果出现。我想，这样的态度不仅表现了他的谦逊，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应该具有的人品和风格。

笑敢兄为人热情爽朗，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他每次到内地来，除了开学术会议等公开场合，还经常约见一些朋友面叙，我也常在邀约之列。我们谈论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内容，也兼及个人生活的事情，他关心朋友们的生活，这是他在学界朋友们中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笑敢兄虽然常年在海外工作，但对内地学术界的新情况、新学人、新成果特别关注，他曾不止一次让我推荐内地有实力和发展前景的学界新人，有机会就会邀请他们到香港等地交流，由此结交新的朋友。他为人也十分坦诚，愿意主动与朋友分享自己的治学心得与经验，比如他说自己写的新文章，往往都不急于在刊物上发表，而是提交学术会议供大家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修改后再拿去讨论，如此反复多次方肯拿去刊发。笑敢兄还多次委托我收集资料，如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新著、诠释学方面的新书等，我也由此得悉他近期的学术动态。我遇到有价值的新书，往往会替他买下，有机会再转交给他，有一次我在一场书展中看到了武汉大学宗福邦等人集多年心血写成的《故训汇纂》，觉得十分有用也十分好用，想到笑敢兄也一定会喜欢，第二天就又去买了一部。后来笑敢兄拿到此书后，果然十分欣赏，大加夸赞。

近几年笑敢兄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不大在学术场合出现了，我以为这是一种常见的病，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去年秋天梁涛教授专门为笑敢兄组织了一场学术活动，笑敢兄的状态很令我意外和担忧，他消瘦了很多，显得很疲惫，气力不足，行动有些迟缓，但思维依旧清晰，我遂向梁涛教授表示这个会很必要很及时。不想那一见竟成永别，我听闻噩耗十分震惊，觉得这种病应该是一种逐渐衰退的慢病，没成想笑敢兄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刘笑敢教授正当学术盛年却不幸辞世，中国哲学界痛失了一位顶尖学者，不过我相信人们定会永远珍视刘笑敢教授的学术贡献，刘笑敢教授的学术成就必将长久地润泽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