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颜嘉楠: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6-08-14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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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颜嘉楠  

人文经济学命题要求回答人文繁荣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引,构建人文基因及其创造性转化塑造人文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人文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研究认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是人文基因通过激活、扬弃和重组实现创造性转化,并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中形成人文市场经济,内生出人文人力资本、人文企业家精神、人文制度规则和人文政府能力等发展要素。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不仅来自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也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以天、仁、义、利为核心的价值结构,表现为家国同构、商业伦理与崇文重教、大一统等人文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思想解放、制度变革和市场实践得到重新激活,并转化为持续积累型人力资本、义利兼顾型企业家精神、扩展适应型制度规则与战略引导型政府能力。迈向高质量发展,还需推动这些传统人文资源进一步转化为主体能力、长期价值创造、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及投资于人的公共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从人文与发展的互动和人文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出发开展研究,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提供人文经济学分析视角。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人文经济学命题。这一命题提出后,学界围绕其学科定位、内在机理与思想资源展开了广泛讨论。本文的选题正是回应这一时代之问,尝试为“人文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这一长期被主流经济分析忽视的问题提供系统性解答。

从理论背景看,既有研究范式存在明显局限。韦伯范式将现代化兴起归结于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价值观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但它导向西方中心论与文化静态化,把文化视为相对静态的决定性变量,难以解释东亚等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成就。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在抽象“理性人”“经济人”的过程中,逐渐脱离真实的人、具体的文化与历史中的社会,把偏好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将文化排除在经济解释之外。人本主义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与经济研究等修正努力虽然把人的尊严、道德情感、文化传统重新带回经济分析,但都尚未充分说明一个文明的人文传统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激活、扬弃和重组,并内生出影响经济发展的人文机制。

本文的方法论根基与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其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方法。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作为出发点,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主体是嵌入家庭、阶级、组织、制度和文化之中的现实的人,这就为把文化、伦理和价值纳入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论空间,同时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评价发展的价值尺度。其二,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却高度契合,二者结合不是简单的“拼盘”或“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人文经济学研究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复归,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三,构建了“人文基因及其创造性转化—人文市场经济—人文经济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揭示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价值观念如何塑造现代发展要素,进而解释中国发展奇迹与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这一选题既深化了对中国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也为后发国家走出脱离本土根基的制度移植困境、探索符合自身文明条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参照。

二、主要研究发现

第一,人文基因是分析经济行为的基本元素。人文基因指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积淀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与集体记忆,构成经济行为的深层文化底色。它能够解释为何拥有相似禀赋、面临相似激励的行为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作出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选择,从而在宏观层面形成不同的经济绩效。

第二,创造性转化是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承认人文基因的重要性并不等于陷入文化决定论。人文基因能够实现转化:激活机制以制度变迁重新配置文化潜能,使被旧制度压抑的生产性人文基因获得释放空间;扬弃机制在价值冲突中甄别传统中适应新环境的积极因素、舍弃阻碍进步的消极因素;重组机制要求现代制度与新观念在本土文化脉络中找到情感共鸣与逻辑支撑,实现外来理念与本土基因的有机融合。同样的文化传统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可能释放出截然不同的经济能量,脱离本土根基的制度移植几乎注定失败。

第三,人文基因与现代市场制度深度融合形成“人文市场经济”,内生出四类现代发展要素。 真实世界的市场从不在文化真空中运行。人文人力资本不仅是知识技能的积累,更取决于个体运用能力的边际意愿、社会跨期教育投资的偏好以及文化对创新的包容度;人文企业家精神融合了机会识别的认知框架、超越纯粹利润的价值抱负与填补制度空白的创新功能;人文制度规则通过文化认同降低规则执行成本、以人格化信任在转型期提供过渡性支撑,但过度依赖关系型契约会在市场扩张后转化为增长障碍,必须向非人格化规则演化;人文政府能力建立在财政汲取的互惠认同、规则执行的文化协调与治理的道德合法性之上,但强政府模式存在扭曲市场的潜在风险,须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四者相互强化、协同共生。

第四,中国发展奇迹是人文基因创造性转化的产物。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既有的市场化改革、制度与国家能力、要素禀赋等解释集中于资本、产权和激励变量,却难以说明为何众多实施类似改革的国家未能取得相同成效,仅解释“制度是什么”不足以解释“制度为何有效”。本文发现,天、仁、义、利构成的价值结构,以及家国同构与差序格局、商业伦理与勤俭重教、大一统政治文化三个承载维度,原本只是潜在的文化资源。改革开放通过思想解放、制度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制度条件,使勤俭重教转化为人文人力资本,商业伦理、家国情怀与敢闯敢试转化为人文企业家精神,关系信任逐步扩展为规则认同,形成人文制度规则,大一统与选贤任能传统转化为人文政府能力。市场提供效率机制,人文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向导引,二者共同造就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三、政策启示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本文的政策启示集中于推动人文基因实现从“追赶型转化”向“创新型转化”的转变。勤劳、节俭、重教、务实等传统品质支撑了工业化与规模扩张,未来则需进一步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制度信用与公共责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在人文人力资本方面,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把人才培养、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贯通,利用好崇文重教、自强不息的人文基因为大规模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基础,并推动其从数量积累转向创造能力。面对人工智能与人机协同,批判思维、伦理辨析与独立判断等人文素养成为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的核心能力。

在人文企业家精神方面,应引导企业家从机会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长期价值创造,弘扬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与国际视野相统一的复合型精神,把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安全、员工发展纳入企业战略,以诚信原则和人的价值尺度规范资本运作方向,使市场活力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以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创造的社会发展方向。

在人文制度规则方面,应在法治确立普遍规则边界的基础上,以人文认同增强规则运行的社会基础。把诚信守义、责任意识、协同合作等价值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和制度执行成本;坚持规则的公平性与人民性,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共建共治共享增强制度认同,推动从关系型秩序向规则型秩序、从人格化信任向非人格化规则的现代变革,并推动制度型开放。

在人文政府能力方面,政府职能应随发展阶段演进而调整,从赶超阶段的战略协调者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法治保障者与公平竞争维护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公共资源转化为人的发展条件,以“投资于人”连接人民性与现代政府能力,把公共财政更多用于提升人的健康、知识、技能和社会参与能力,并在基础研究、生态转型、公共卫生等周期长、外部性强的领域作出持续稳定的公共投入。

总体而言,人文经济学彰显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命题,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发展的价值尺度。坚持文化主体性、立足本民族人文资源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中,把社会活力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使发展真正指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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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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