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介的发展推动了带有鲜明乡土属性的中国叙事进入全球传播场域，但如何跨越语言、文化与认知层面的差异，将其转化为海外受众可见、可理解的传播内容，仍有待深入探究。选取YouTube平台2023—2025年发布的100条中国乡土主题高播放量视频，对视频文本、视觉图像与声音元素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遵循“主体自塑—现代改造—可见性突围”的三阶机制：主体自塑通过对乡土生活经验的自主表达与符号建构，确立乡土主体的叙事位置；现代改造通过呈现传统乡土元素与现代生活、公共治理和产业发展的交互关系，重组乡土叙事的意义结构；可见性突围则依托数字技术、影像策略、语言转译与跨文化主体参与，推动乡土经验进入全球传播网络。三者分别回应谁来表达、如何被理解与怎样被看见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中国乡土数字叙事从主体表达、意义转换到全球传播的生成逻辑，为乡土文化借助数字媒介实现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
李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重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引 言
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持续变迁的背景下，中国乡土叙事却在数字媒介平台上展现出新的传播活力。以“滇西小哥”“龙梅梅”“二米炊烟”等为代表的内容创作者，持续在YouTube、TikTok等海外平台发布记录乡村劳作、日常生活、传统礼俗与乡村景观的视频。海外账号的内容转载、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海外博主的实地探访，又进一步拓展中国乡土内容的传播范围，由此形成一种值得关注的传播现象：具有高度乡土性、经验性与文化特殊性的中国叙事，正在突破原有的地域边界，进入由多元文化受众共同构成的全球数字传播空间。
这一现象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数字媒介扩大了乡土内容的传播规模，更在于它呈现了乡土文化进入跨文化传播场域时面临的结构性张力。中国乡土叙事深植于特定地域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礼俗秩序与情感记忆，其意义生成高度依赖在地语境，但全球数字平台的受众拥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文化经验与认知框架。乡土内容要实现跨文化传播，不能只将乡土生活直接移植到海外平台，而需要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和地方辨识度的同时，形成全球受众能够识别、理解和参与的表达方式。乡土性与全球传播、文化特殊性与跨文化可理解性之间的关系，构成笔者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即跨文化传播何以可能、何以实现。
基于此，笔者聚焦海外数字平台中的中国乡土叙事，重点探讨带有鲜明乡土性与文化特殊性的中国叙事，如何通过主体自塑确立自主表达位置，经过现代改造形成具备跨文化可理解性的意义结构，并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可见性突围。围绕这一核心问题，笔者进一步展开三个相互关联方向的讨论：一是乡土主体如何选择、组织和表达自身的生活经验；二是传统乡土元素如何通过与现代生活、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的互动，形成适配当代语境的乡村表达；三是乡土内容如何借助平台技术、传播策略和跨文化主体参与进入全球传播空间。笔者通过分析这三重机制，揭示中国乡土数字叙事从主体表达到意义重组再到全球可见的传播逻辑。
一、文献回顾
乡村传播研究与乡村社会发展联系密切，其研究对象和分析重点会随着媒介技术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调整。有学者将乡村传播界定为联结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乡村与外部社会的传播系统，研究重点主要涉及乡村内部信息交流以及城乡间的信息传递。从历史实践来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重视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官方媒介传播知识、动员群众、提升村民素质，因此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媒介服务乡村发展的工具性功能。这种以官方主体、单向传递和知识下乡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范式，能够解释传统乡村传播的运行逻辑，却难以充分说明数字平台上乡土主体自主表达、乡土内容多元生产与乡土文化跨区域流动的新现象。
数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乡村传播“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基本模式。短视频与网络平台降低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技术门槛，乡村居民、职业博主、自媒体机构及海外创作者逐渐成为乡土叙事的重要参与者。线上乡土内容与乡土博主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推动中国乡村叙事的生产与传播由专业媒体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乡村景观、风土民俗和生活方式的表层呈现，既对乡土主体如何选择、组织和编码自身经验的分析不足，也未能充分揭示数字平台如何改变乡土叙事的主体关系。
文化记忆研究为理解乡土数字叙事的内容生成提供了重要视角。扬·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定义为群体对具备共同意义的过去进行保存、重构和传承的过程。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文化记忆并非对历史事实的机械保存，而是社会群体依据现实需求对过去进行选择性组织与持续阐释，进而为当下的身份认同和未来行动提供意义依据。在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乡土逐渐成为承载共同情感意义的集体记忆。传播学研究早已关注到媒介对乡愁记忆的唤醒与修复作用，并从乡土记忆、地方特色、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等维度，讨论了自媒体乡土影像的传播逻辑。这些研究已经证实乡土影像具备记忆承载与身份建构功能，但对于文化记忆如何经由创作者的符号选择转化为数字叙事，仍缺乏机制层面的解释。
随着乡土内容进入YouTube等海外平台，乡村传播研究也进一步从乡村发展研究、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至跨文化传播领域。数字媒介拓宽了乡村地区与海外社会间的沟通渠道，也推动国际传播从政府与专业媒体主导的模式，向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模式转型。但传播渠道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带有乡土属性的文化能够自然获得跨文化层面的理解。乡土叙事深植于特定地域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与礼俗秩序，脱离原有社会语境后，很可能被简化为异域景观或传统民俗，甚至被归入原始、封闭、落后的刻板认知框架。因此，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能否进入全球传播场域，不仅取决于技术赋能和平台流量，更取决于传统乡土经验能否构建出适应当代社会、契合跨文化理解需求的意义结构。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较多关注乡土内容呈现了什么，对乡土居民和内容创作者如何从被表述对象转变为主动表达者讨论不足；第二，较多强调传统乡土文化的展示与传承，对传统乡土元素如何与现代生活、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相互结合分析不足；第三，较多使用播放量和互动量衡量传播影响，对乡土内容如何通过平台技术、主体协作和文化转译突破传播边界缺少机制层面的解释。这些不足分别对应乡土数字叙事的主体形成、意义重组与传播扩散问题，也构成本研究提出的“主体自塑—现代改造—可见性突围”三阶机制的现实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文化记忆理论主要帮助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识别与记忆建构、意义重组和传播扩散相关的经验现象，并非预先设定的编码框架。换言之，该理论不规定材料应当归入哪些类别，而是聚焦于乡土叙事中过去如何被呈现、传统如何被重组以及记忆如何实现跨地域传播等经验问题，以此确保研究结论建立在经验材料而非理论预设之上。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考察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机制，笔者采用以质性扎根分析为主、描述性统计为辅的研究方法。其中，扎根分析主要用于从视频文本、视觉图像和声音元素中提炼经验范畴，进而识别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账号来源、播放量与互动情况等统计信息仅用于描述样本结构和传播特征，不直接作为判断海外受众文化认同的依据。文化记忆、平台可见性等既有理论主要用于提升研究者对经验材料的理论敏感性，并未被预先设定为编码类别，以此保证核心概念与机制关系主要从样本材料中生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平台选择依据
选取全球用户基数最高的网络视频社交平台YouTube作为数据采集来源，原因如下：其一，YouTube是中国乡土内容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场域，契合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突破地域限制、接入全球传播体系的要求，可直接满足可见性突围机制与跨文化传播学术对话的分析需求；其二，该平台用户覆盖多个国家与文化圈层，视频播放量、账号来源和互动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乡土内容的传播范围与平台可见度，为考察乡土叙事如何进入全球传播空间提供经验材料。播放量主要反映内容的曝光规模，互动数据主要体现用户的参与程度，二者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认可或文化认同。由于笔者未针对不同国家受众开展深度访谈或传播实验，研究重点聚焦于分析乡土叙事跨文化可见性的生成机制，因此不会对海外受众的深层认同效果作出超出材料范围的推断。
2.样本筛选标准
样本筛选以聚焦中国乡土数字叙事核心内涵为原则，分三步展开。第一步，以“Rural China”为关键词检索，确保样本直接关联中国乡村主题，排除无关内容干扰；第二步，选取发布时间在2023—2025年的样本视频，并按播放量排序，播放量高低可直接反映观众认可度与传播效应广度，契合捕捉中国乡土数字叙事传播规律的考察目标；第三步，人工剔除他国乡村内容、非乡土主题混剪等与中国乡村无关的视频，最终选取前100条视频作为研究样本。
（二）扎根理论编码与范畴生成
网络视频中的乡土叙事由文字、图像、声音与互动信息共同构成，具有内容分散、符号多样、意义关系复杂等特点。为了从碎片化材料中提炼出相对稳定的传播机制，笔者依次开展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编码过程并未依托既有理论直接划定材料类别，而是先从具体的视频内容中识别概念，再通过持续比较梳理出类属与主轴范畴，最终提炼出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1.编码前整理素材，形成系统的文字编码材料
首先，系统性收集并保存100条样本视频的完整素材；其次，人工筛选并逐字抄录视频的标题、台词、字幕等文字信息，剔除重复口播、杂音字幕等无意义冗余内容，形成扎根理论编码的核心文字材料；最后，采用人工编码方式逐一标注视频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景观场景、器物类型等图像内容以及方言话语、传统乐器声等音频元素，按视频编号、内容类型、时间节点分类抄录，确保编码素材覆盖视听双维度，全面呈现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符号构成。
2.在编码分析阶段，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三阶编码流程
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对文字材料与视听素材进行逐帧、逐句分析，通过初始命名、属性识别、类别归并提炼类属。例如，将村民、老人、儿童归为人物形象，将摘菜、做饭、喂鸡归为人物行为，将柴火灶、大铁锅归为家居场景，将群山、森林、溪流归为自然景观，将古建筑、街道、住宅归为人文景观等。基于上述编码过程，共提炼出人物形象、人物行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家居场景、传统礼俗、基础设施、现代器物、经济活动、习俗变革、基层治理、审美与叙事策略、社区互动、跨文化主体、文化转译技术15个抽象程度较高的类属编码范畴，初步搭建起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基础分析框架。
在主轴性编码阶段，笔者通过比较、归纳与聚合，将近似的开放性编码归并为层次更高的主轴范畴，并明确范畴间的逻辑关联。人物形象、人物行为因共同表征乡土主体的身份特征与实践活动，被归入“生存与劳动实践”范畴；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家居场景、传统礼俗因共同反映乡村空间的物理环境与生活场所，被统一归入“传统乡土景观”范畴；基础设施、现代器物被归入“现代社会元素”范畴；经济活动、习俗变革、基层治理被归于“乡土价值重塑”；审美与叙事策略、社区互动归入“数字传播策略”；跨文化主体与文化转译技术被归入“国际传播策略”。最终得到生存与劳动实践、传统乡土景观、现代社会元素、乡土价值重塑、数字传播策略、国际传播策略6个主轴性编码范畴，清晰指向“网络视频如何通过多维度叙事建构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这一命题。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对6个主轴范畴进行逻辑整合，提炼出主体自塑、现代改造与可见性突围3个核心范畴。第一，生存与劳动实践、传统乡土景观共同指向主体自塑，即乡土创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选择、组织与编码，形成区别于外部媒介定义的自我表达。第二，现代社会元素与乡土价值重塑共同指向现代改造，即传统乡土符号被置于基础设施改善、生活方式变化、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当代语境中，通过与现代元素的交互重组获得新的叙事意义。第三，数字传播策略与国际传播策略共同指向可见性突围，即乡土内容通过影像技术、平台互动、语言翻译和跨文化主体参与，突破地方传播边界，进入全球数字传播空间。3个核心范畴分别回应“谁来表达”“如何被理解”与“怎样被看见”的问题，共同构成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跨文化传播的三阶机制。
（三）理论饱和度检验与模型稳定性说明
为确保中国乡土数字叙事模型的理论完备性与结论可靠性，笔者采用重复验证法开展理论饱和度检验：第一步，从已采集的100条视频素材中随机抽取30份，重新进行编码分析；第二步，在YouTube平台搜索30条与“Rural China”相关、未纳入初始样本的视频，开展补充编码；第三步，对比两次编码得到的类属与范畴，观察是否产生新的概念或逻辑关联。
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对初始样本的重复编码，还是对新增样本的补充编码，均未出现能够改变原有范畴结构的新概念。其中，生存与劳动实践、传统乡土景观仍归入主体自塑范畴；基础设施、现代器物、经济活动、习俗变革与基层治理等内容仍归入现代改造范畴；审美与叙事策略、社区互动、跨文化主体与文化转译技术仍归入可见性突围范畴。由此可见，核心范畴及其关系已基本达到理论饱和，基于扎根理论构建的中国乡土数字叙事模型具备较高的理论稳定性与解释力。
在展开具体阐释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三个核心范畴与文化记忆理论间的逻辑对应关系：主体自塑对应文化记忆的“冷回忆”维度，通过对乡土符号的选择、定格与仪式化组织，将流变的日常生活固化为可识别、可传递的记忆文本；现代改造对应文化记忆的“热回忆”维度，通过传统元素与现代语境的交互重组，让乡土记忆获得面向现实变迁的解释力；可见性突围则对应文化记忆的“可重构性”特征，记忆脱离原初社会语境后，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与跨文化主体协作，才能在不同文化空间中延续生命自身的意义。三者形成从记忆保存、意义重组到空间拓展的递进关系，共同构成中国乡土数字叙事从乡土经验到全球传播的生成链条。
三、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机制阐释
扎根编码结果显示，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并非单纯依赖某一种内容类型或传播技术，而是由主体自塑、现代改造和可见性突围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共同推动。主体自塑主要解决乡土经验“由谁讲述、以何种主体位置讲述”的问题，乡土居民与内容创作者从外部传播中的被表述对象转变为主动表达者，让乡土经验拥有了相对自主的表达来源；现代改造主要解决传统乡土如何进入当代语境并被跨文化受众理解的问题，通过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生活、公共治理和产业发展交互呈现，重组乡土叙事的意义结构；可见性突围主要解决乡土内容如何突破地域与文化边界、进入全球传播空间的问题，通过平台技术、影像策略、语言转译与跨文化主体协作，扩大媒介内容在全球传播场域的可见性。三个机制形成由主体表达、意义重组到全球传播的递进关系，共同构成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条件、意义条件与媒介条件。（见图1）
（一）主体自塑：乡土经验的自主表达与符号建构
数字平台呈现的乡土景观，与传统乡土社会存在明显差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农民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阐释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基础与社会关系，指出只有依靠土地谋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土地的意义。在这一传统结构中，乡土首先是由农业生产、地缘关系和礼俗秩序共同构成的生活形态。数字平台中的乡土叙事并非对这种生活形态的完整复刻，而是创作者对人物、劳动、景观、器物和礼俗进行选择、组织与再现的产物。由此，乡土主体不再只是被外部媒体观察和定义的对象，而是成为参与自身文化形象生产的主动表达者。
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种主体自塑建立在对乡土经验的选择性保存与重新阐释之上。阿斯曼指出，当原有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记忆会失去不言自明的现实基础，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形式被反复解释与重构。因此，网络视频中出现的柴火灶、石磨、蒸笼、农田、土楼和传统节庆，并非是对过去乡土空间与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创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的记忆符号。在本次统计的100条样本视频中，有66条涉及插秧、采摘、石磨碾玉米等劳动活动，有80条涉及水稻、蔬菜、果树、家禽和牛羊等生产、生活内容。普通劳动与日常物件经过镜头选择与叙事组织，转化为具备文化辨识度的乡土符号，构成乡土主体自我表达的核心内容。这种符号化过程首先体现为创作者对自身生活经验的主动编码。“滇西小哥”“龙梅梅”等博主以整理菜地、处理食材和烹制农家菜为叙事主线，将日常劳动转化为完整、连续且具备观赏性的影像内容。柴火灶、蒸笼和铁锅不再只是普通生活工具，而是承载乡土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的视觉载体；插秧、采摘和烹饪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劳动记录，而是被赋予勤劳、家庭协作与顺应自然等文化意涵。与传统乡村传播中由外部主体选择、解释乡土的模式不同，这一过程强化了乡土主体对自身经验的定义能力。
乡土生活的影像呈现还具有媒介仪式化特征。凯瑞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在空间中的传递，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借助共同符号维系文化秩序的仪式过程。文化记忆理论同样将仪式看作群体保存、传递身份知识的重要形式。样本视频中，从菜园采摘新鲜食材、土灶生火到全家围坐分享食物的完整流程，往往被整理为具有重复结构的叙事单元。镜头特写、环境声、方言旁白和固定的烹饪流程，让普通劳动拥有了可识别、可重复的仪式属性，推动个体生活记录向共同文化叙事转换。仪式传播在此并非全新的独立分析框架，只是对主体自塑中符号组织方式的局部解释。
主体自塑还体现为乡土价值通过生活化影像实现隐性表达。相关研究指出，隐性传播通常具有内隐渗透、互动参与、融入生活情感的特征。样本中的群山、农田、炊烟、劳作过程和家庭聚餐并未以抽象概念直接宣示价值观，而是通过具体生活场景传递勤劳肯干、家庭联结、成果共享与宗族情感等中国传统价值内核。“滇西小哥”背负农具行走山路的镜头，将吃苦耐劳的特质融入人物行动；家人共尝农家菜的叙事，强化了家庭情感与劳动成果共享的理念；福建村民返乡在土楼迎接春节，则让宗族联结与返乡情感依托礼俗自然呈现。在这里，隐性传播理论主要用于说明乡土价值如何依附于日常生活符号，而非构成与文化记忆相并列的总体理论框架。
因此，主体自塑不止是让乡土人物获得镜头中的可见位置，其核心在于乡土创作者通过符号选择、仪式化组织与生活化表达，对自身生活经验完成意义编码。数字媒介借此改变了传统乡村传播的主体关系，让乡土居民从被外部观察、描述的对象，转变为参与文化记忆生产、建构乡土意义的主体，也为后续的现代改造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扎根乡土文化的叙事内容。
（二）现代改造：传统乡土与现代元素的意义重组
主体自塑解决了乡土经验“由谁表达”的问题，但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乡土符号，并不会自然转化为跨文化受众能够理解的内容。中国乡土数字叙事要进入全球传播场域，还需要对传统乡土经验的意义结构进行现代改造。所谓“现代改造”，并非以现代元素消解或取代传统乡土，而是通过嵌入现代技术、生活方式、公共治理和产业活动，将传统乡土置于当代社会变迁中重新组织意义，使其从静态的文化遗存，转化为仍在现实生活中持续发展的社会空间。
阿斯曼将面向现实变迁并指向未来的文化记忆概括为具有现实动员能力的“热记忆”，而这种热记忆恰为当今现代社会中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受众所共有，这种共通性正是中国乡土数字叙事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关键。相较于主体自塑阶段对乡土符号和生活记忆的保存，现代改造更强调记忆与现实社会变迁的连接。在样本视频中，传统乡土不再只是农耕景观、古老民居和乡土礼俗的静态集合，而是与现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活动和乡村治理一同呈现。传统符号由此获得了新的现实语境，乡土叙事也从对过去的怀旧性再现，转向对当代乡村发展的动态表达。
传统乡土与现代乡村遵循不同的社会运行逻辑。已有研究指出，传统乡村更多遵循有机体的自然演化逻辑，现代乡村则深受结构调整与制度重组的影响。两种逻辑的碰撞，既是当代乡村变迁的核心张力，也是中国乡土数字叙事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样本视频并未将传统与现代塑造成简单对立的两端，而是通过呈现二者的交互关系，展现现代社会发展如何融入乡村空间，以及传统文化如何在新的技术与制度条件下实现延续。
这种现代改造主要体现在生活、治理和产业三个维度。在生活维度，现代电器、便利店、旅游巴士、整洁街道与公共空间和传统民居、乡村饮食、日常劳动一道，共同构成当代乡村的生活图景。在治理维度，水泥步道、供排水网络、通信基站等各类公共设施，成为乡村社会发展可被视觉识别的具体表征。在产业维度，传统技艺、民族服饰和乡土礼俗被纳入旅游经营、餐饮服务和文化展示体系，既让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社会功能与经济价值，也打破了将乡村固化为原始风貌与传统民俗的静态叙事。
现代改造并非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完全服从市场与技术逻辑，而是在传统价值与现代制度之间形成协商性重组。例如，鸬鹚捕鱼过去是当地渔民维持生计的主要生产方式，如今被纳入乡村旅游体验，转化为具备文化辨识度的展示项目；样本视频中的部分福建土楼虽已部分丧失原有居住功能，却通过景区展示获得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利用的双重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改变了具体的使用方式，但它的存在与意义并未被完全抹除，反而被置入现代产业与公共传播体系，获得新的表达形式。
乡村事物的意义重组提升了中国乡土叙事的跨文化可理解性。对于缺乏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海外受众而言，单独呈现传统民居、农耕劳动与乡土礼俗，很容易将乡村解读为与现代社会隔绝的异域空间。当传统内容同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乡村旅游与基层治理共同呈现时，中国乡村便被塑造为兼具文化传统与发展活力的现实社会。海外受众可借助劳动、家庭、生活改善与社区发展这类具备一定共通性的经验，进入中国乡土叙事的意义结构。
因此，现代改造是连接主体自塑与可见性突围的中间环节。主体自塑保存并呈现了乡土文化的在地特征，现代改造则通过传统与现代元素的交互重组，让这些乡土经验形成适配当代社会与跨文化受众的阐释路径。这一过程既避免以现代性彻底抹除乡土差异，也降低传统乡土被固化为落后、封闭符号的可能。
（三）可见性突围：平台传播与跨文化主体协作
主体自塑与现代改造分别解决乡土经验的表达来源问题以及意义的可理解性问题，但二者仍无法自动实现全球传播。乡土内容要进入全球传播场域，还需要突破平台接入、语言差异、文化隔阂、媒介渠道分发等多重限制。在数字传播环境中，内容生产和信息分发不再完全遵循“单一中心向外围受众辐射”的模式，平台用户广泛参与内容生产、评论、转发与再阐释，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拥有共同关注的解释空间。因此，可见性突围并非简单将乡土内容上传至海外平台，而是乡土经验经过技术处理、传播组织和跨文化转译后，进入全球信息网络的过程。
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多元传播主体间的互动联结。行动者网络研究强调，社会并非由单一主体独立建构而成，而是不同参与者通过行动、协作与联结构成的动态关系网络。本土居民、国内博主、海外创作者、平台用户等主体，以及字幕、人工智能语音、推荐机制等技术因素，共同参与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本土创作者提供乡土知识、生活经验与文化细节，海外博主通过外来者视角与语言转换对中国乡土进行再阐释，受众则通过评论、转发与观看反馈影响后续的内容生产方向。本研究保留行动者网络研究框架，主要用来说明可见性突围的多主体协作特征，并未将其作为统摄全文的独立理论框架。
自媒体创作者是上述传播网络中的核心连接者。本次研究样本中的主流乡土视频，大多由专业自媒体机构或职业博主生产，其内容早已超越对乡村生活的简单记录，呈现出清晰的选题规划、成熟的视觉设计与明确的传播目标。无人机航拍拓展了乡村景观的视觉呈现边界，多轨声画同步与专业后期剪辑强化内容的节奏感染力，人工智能语音合成与自动字幕则进一步降低跨语言理解门槛。部分海外账号还对大量中国国内乡土视频进行自主转载、翻译、配音与情境阐释，让原本依赖中文语境与乡土文化背景的内容拥有适配海外受众的语言表达形式。
在内容组织层面，创作者围绕乡土风俗、农耕知识、村庄生活与社会发展等议题开展系列化内容生产，将碎片化的生活线索整合为具备持续关注价值的叙事主题。部分海外博主以“真实的中国农村”为切入点，通过实地探访回应了西方媒体建构的刻板印象；不同博主在视频中引用彼此内容、展示双方互出镜的片段，还会根据评论区受众反馈调整后续选题方向。这些实践强化乡土叙事的真实性、连续性与互动性，让乡土内容不再局限于单一创作者的个人记录。
相较于传统媒体，自媒体具备个人化表达、多元主体参与、传播关系去中心化等特点。相关研究指出，自媒体打破传统大众传媒“由中心向边缘单向辐射”的固有格局，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新可能。这一特征既让本土创作者可以依托自身生活经验展开叙事，也让海外博主能够以文化中介者的身份参与内容转译。自媒体的作用并非完全取代专业媒体，而是拓展中国乡土叙事的主体结构，让乡土内容得以经由不同身份、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触达多元受众圈层。
样本数据显示，100条视频中国内发布账号占37%，海外发布账号占63%。这一主体结构表明，中国乡土叙事的海外传播不仅依靠本土创作者的自我表达，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海外创作者的参与。本土博主通常从在地居民视角记录日常劳动、家庭生活和传统礼俗，激活拥有共同经验的乡土记忆；海外博主则以外来探索者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通过文化比较、外语解说与情境说明推动乡土内容从自我叙事转向跨文化对话。海外创作者的再表达能够降低海外受众对自我宣传的抵触情绪，但其具体阐释是否准确，仍需结合具体文本和受众反馈加以判断。
从传播结果来看，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可见性突围不仅是播放量的增长，更关乎乡土主体能否获得自主表征的空间。可见性研究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媒介主体争取自身被观看、赋予他者可见位置以及通过媒介表演重构公共形象。因此，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可见性突围可体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一，乡土内容借助平台与媒介技术突破地域、语言与传统传播渠道的限制，实现基本层面的“被看见”；其二，本土创作者通过方言表达、生活记录和乡土知识完成自我表征，争取按照自身生活逻辑“被看见”；其三，海外创作者通过翻译、比较和再阐释，将中国乡村的普通居民与日常生活带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
需要注意的是，可见性不等同于文化认同。播放量可以反映内容获得曝光的程度，评论与互动可以体现受众的参与水平，但无法直接证明海外受众已形成稳定、积极且统一的中国乡村认知。本文的研究材料仅能说明中国乡土叙事如何获得传播机会、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语言与文化理解障碍，无法充分解答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最终如何解码这些内容。因此，可见性突围应当被理解为跨文化传播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文化认同已经形成的充分证明。
结 语
笔者以YouTube平台2023—2025年发布的100条中国乡土主题高播放量视频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乡土叙事进入全球数字传播场域，遵循“主体自塑—现代改造—可见性突围”的递进式生成逻辑，三者分别回应“谁来表达”“如何被理解”与“怎样被看见”三个核心问题，共同构成从主体表达到意义重组再到全球传播的完整链条。主体自塑通过对劳动生活、乡土景观和传统礼俗的自主表达，推动乡土居民与内容创作者确立自身的叙事主体位置；现代改造通过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生活、公共治理和产业活动交互呈现，重组乡土叙事的意义结构；可见性突围则借助平台技术、传播策略、语言转译和跨文化主体参与，推动乡土内容进入全球传播网络。由此可见，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并非乡土内容在数字平台上的简单扩散，而是主体关系、意义结构与媒介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媒介打破了传统乡村传播中乡土主体长期由外部力量建构表述的原有格局，让乡土居民与内容创作者得以参与自身文化形象的生产；传统乡土经验通过与现代社会语境的交互生成具备跨文化可理解性的意义关联；平台技术与多元主体协作则进一步为相关内容进入全球传播空间提供了支撑。
乡村叙事建构与传播模式的转型植根于乡村振兴战略所取得的实质性发展成就。基础设施的完善、特色产业的兴起、农民素养的提升、传统民俗的活化以及生态景观的改善，共同构成乡村振兴五个维度的直观表征，也为数字时代的乡土叙事提供坚实的内容根基。长期以来，乡村地区一直是中国发展图景中的薄弱环节。贫困问题与治理难题是西方主流媒体持续追踪的热点，被建构为质疑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叙事切口。因此，社交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逻辑与个体化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介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格局以及西方话语范式。乡村居民、新闻记者与海外博主通过日常记录、深度采访与实地体验等多元实践，将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传递至全球受众。乡村形象在国际舆论场中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不再是中国发展的“痛脚”，而成为中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生动注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将中国乡土数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从一般性的平台赋能问题，转化为主体、意义与媒介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一方面，数字媒介重塑了传统乡村传播的主体关系，让乡土居民与内容创作者得以参与自身文化形象的生产；另一方面，乡土经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保留自身文化特征，还需要结合现代社会语境、借助跨文化表达方式，形成可被理解的意义关联。因此，中国乡土叙事的海外传播并非乡土性被普遍性消解的过程，而是在保持文化辨识度的基础上，搭建跨文化理解接口的过程。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样本仅来自YouTube平台，未对TikTok、Facebook等其他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论的跨平台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其次，现有样本以高播放量视频为主，虽能呈现平台内高可见性内容的共同特征，但难以解释低播放量内容未能获得关注的具体原因。最后，本研究主要聚焦视频生产与传播文本分析，尚未通过受众访谈、评论语义分析或传播实验，考察不同国家与文化圈层的解码差异，因此不能直接将播放量和互动量等同于文化认同。未来可通过跨平台比较、长时段追踪与受众研究，进一步检验三阶机制在不同媒介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条件。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