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诗人约翰·多恩作为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显著的中介性过滤与选择性重构。在文学史书写中，多恩的形象依附于“十七世纪诗人”等断代标签，定位模糊，未获独立关注；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偏好其爱情诗而忽视神学内核，塑造了一个智性化的诗人侧面，遮蔽了其完整的诗学世界；在理论引介层面，艾略特的“感受力统一”理论成为主导性阐释框架，使多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构为艾略特诗学观念的“衍生物”。多恩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重构，本质上是理论先行与文化过滤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中“中介性接受”的普遍机制，也为理解西方诗人在现代中国的形象流变提供了典型范例。

关键词：约翰·多恩/ 玄学派/ 跨文化传播/ 艾略特/

作者简介：肖柳，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26年第2期 第57-66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自由诗的文体建构研究”(23AZW019)。

约翰·多恩(John Donne)是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其创作一反十六世纪抒情诗的甜美优雅，充斥着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体现出诡辩的智性风格。十七世纪的多恩研究以才智与巧思、激情与理性为重点，尤其重于品人与评诗的结合、比较与对照的结合①。其中，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在《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1693)一文中，称多恩“喜弄玄学”，首次使用了“玄学”(metaphysics)这一术语。在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的十八世纪，多恩被重新诠释，并且发生了从“多恩派”到“玄学派”的历史转变②，这得益于塞缪尔·约翰生(Samual Johnson)所写的《考利传》(Life of Cowley，1779)。二十世纪初，赫伯特·格里尔森(Herbert Grierson)先后编订了《多恩诗集》(Donne Poetical Works，1912)和《十七世纪玄学派抒情诗和诗歌》(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1921)，后一本书的引论指出，多恩的诗作比弥尔顿更加自然，更加具有“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和广度”③。现代诗人艾略特(T.S.Eliot)为这本诗选写了书评，即著名的《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1921)，他在文中提出了“感受力统一”(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理论，这一论断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多恩“成为文学时尚，成为英美现代主义潮流的前驱”④。

随着艾略特在中国诗坛产生影响，多恩也常常作为其理论的“衍生物”出现，较少获得独立的诗学审视。1930年代中后期，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新批评派”学者先后来华任教，他们在倡导文本细读与“复义”理论时，多次以多恩诗歌为范本⑤，进一步推动了多恩在中国的传播。据赵瑞蕻回忆，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英国诗歌时，他“推崇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尤其是约翰·邓恩”，认为“写些像诗人邓恩那样美丽的东西是十分愉快的”⑥。然而，译名的多样与混乱，折射出多恩形象在中国语境中尚未稳固、仍在建构的状态——“邓约翰”“多恩”“但恩”“唐恩”等译法并存，至今未能统一。如果要深入探讨1917-1949年间多恩的诗人形象在中国的建构，核心问题在于：在文学史书写、英诗中译、诗学理论引介等多重实践中，中国学者如何对多恩的诗歌文本进行文化选择与意义过滤?艾略特的诗学理论又如何作为关键中介，参与并影响中国诗人对多恩的解读?在这一跨文化图景中，多恩的接受并非个例。拜伦、雪莱、惠特曼、艾略特等西方诗人进入中国视野后，其形象同样经历了复杂的文化过滤与意义择取，鲜有以其完整面貌出现。因此，梳理多恩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历程，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揭示西方诗人形象如何被跨文化重构，更在于通过辨析中国接受西方文学时所依托的中介逻辑与重构机制，能够为理解中西文化的深层互动提供一个基于本土经验的具体视角。

一、断代标签：文学史书写中的模糊定位

目前可以看到最早提及多恩的文学史是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该书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的自编讲义⑦。在第三卷第二篇第一章“十七世纪”中，简略写道：“Lyly与Sidney之后，所谓警句(Conceit)之风，盛行于诗歌，一变而为十七世纪之Fantastic派，John Donne(1573-1631)为之长。”⑧此处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被周作人译为“警句”的Conceit，后来一般译为“奇喻”，常用于形容多恩的诗歌风格；二是“Fantastic派”，指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但德莱顿、约翰生等人指称“玄学诗人”所使用的词是“metaphysical”。整体上看，这部《欧洲文学史》论述范围极其广泛，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且涉及欧洲多国的戏剧、诗歌、散文等体裁，为了展示历史发展的轮廓，在具体的作家作品方面只能压缩篇幅，以介绍为主。

欧阳兰的《英国文学史》强调时代背景，在第六章“清净教徒时代文学”中，认为这一时期的诗人“爱用新的韵律，爱用新的结构，爱用奇怪的思想或颠倒的思想”，甚至“喜欢滥用花样”⑨。其中，多恩“就是一个奇想的暧昧的诗人的代表”，他“有许多诗如同猜哑谜一般，谁也看不出他的意思来”⑩。欧阳兰不仅认为多恩写诗故弄玄虚，还多次使用“奇怪”“狂妄”“不合规矩”等词形容多恩，体现出明显的情感偏向性。当然，欧阳兰的重点在宗教背景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关系，多恩仅作为个例被论及。

进入1930年代，文学史中关于多恩的部分逐渐丰富。英国学者塞夫顿·德尔默(Sefton Delmer)的《英国文学史》由林惠元翻译，作为“世界文学史丛书之一”出版。在第十一章“复辟时代”中，“Metaphysical School”首次被译为“玄学派”，多恩与考利也在此一并得到讨论：

Cowley和他的先辈Donne(生于1573-1631年)是Dryden和Johnson博士所称为玄学派(Metaphysical School)诗人的首领，他们所以用Metaphysical这一字的意思是“不自然”(Not natural)，超出自然(above nature)，所以“不合自然”(not true to nature)。他们(指Cowley等)也被称为“腴词家”(concettists)，因为他们都是充满着Conceits，这就是说，他们好用奇怪而巧妙的譬况。连Milton在他的早期诗也受到这错误的风格所影响。(11)

“Metaphysical”一词来源于德莱顿，他认为多恩的诗显示出过分的技巧化，所以在使用该词语时，将其与“不自然”“超自然”“不合自然”的词源本义直接联系，带有贬义色彩。“Conceits”则来自约翰生，用于对比分析考利和多恩，虽褒贬兼具，但评价不失中肯；林惠元不仅将“concettists”译为“腴词家”，暗指多恩过度堆砌辞藻，还称玄学派的诗风为“错误的”。由此可见，多恩等玄学派诗人依旧没有得到正视，从原作者到译者都显示出否定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梁遇春于1930年发表了长文《谈英国诗歌》，梳理了中世纪以来英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可视为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与前面的几部文学史相比，梁遇春对多恩的了解更为深入、客观：

Donne(1573-1631)——他也是史本塞诗派的反动者。他弃掉普通所谓诗的文字同诗的题目，专从枯索平凡的现实里去找诗料。他能把臭虫说得非常有趣动听，这样子不用诗的情调遮住现实，却将现实加以诗化，是很近于近代人和现实肉搏的精神，所以他是近代人所喜欢的。他不单是热情沸腾，而且思想玄妙，能够挟着热情一道儿奔驰。他被约翰生称为玄学的诗人，他的诗里每个意象，每个显明的思想后面都隐隐地现出人生同宇宙的最终神秘的闪光，使人们想入非非，所以玄学诗人于他倒是个好名称。(12)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梁遇春特别点明了多恩对斯宾塞的反叛：一方面，多恩的诗作缺少“所谓诗”的浪漫牧歌情调，转而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材料，通过贴近现实人生来真实表达人的思想，尤其是现代人充满“肉搏”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多恩具有使现实材料陌生化的能力，能够让诗中的意象与人们熟悉的事物产生隔膜，从而蕴含更为深刻的哲理，“玄学的”一词开始转为正面的评价。

1930年代还有几部通行较广的欧洲文学史，如《西洋文学通论》(茅盾著，署名方璧，世界书局，1930年)、《欧洲文学史纲》(金石声编，神州国光社，1931年)，均未提及多恩。另有张越瑞编译的《英美文学概观》和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对多恩有简要论述：前者认为多恩诗歌的特点是“不受情感的驱使，专凭理智的引导”(13)；后者基本是对梁遇春文章的转述(14)。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都将多恩置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简要提及，将其视为一位宗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潮流引领者，未能充分认识多恩诗歌的独特之处。

到了194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与洛维特(Robert Movss Lovett)合著的《英国文学史》被列为“部定大学用书”出版，译者为柳无忌、曹鸿昭。据回忆，在中译本出版之前，该书已经被用作西南联大选修课“英国文学史”的教科书(15)。在第八章“十七世纪：王权复兴以前之非戏剧文学”中，多恩被译为“约翰道恒”，其人生经历、诗歌思想、创作手法、晚年生活等多方面都有所论及。其中，着重介绍了多恩诗中的奇喻：

道恒的诗并不像那些毫无变化的连锁商籁诗，差不多每一个题旨都有一种特殊的诗节与形式，他不用传统的比喻来装饰题旨，却用牵强附会的隐比与夸张之辞来表明或加重他的思想。……许多时候，他使用过甚的比喻，或可称为奇喻(conceits)，非常奇特，竟使人看不出他要比喻的东西，因为比喻的性质太令人惊愕了。(16)

与同时代诗人进行对比，强调多恩的形式创新：一方面，打破了文艺复兴以来十四行诗的固定模式，而根据主题需求灵活设计诗节的结构与韵律；另一方面，反对陈腐的、装饰性的“传统比喻”，转而使用“奇喻”。其中，“conceits”首次被翻译为“奇喻”，不再是周作人所译“警句”或林惠元所用“腴词”，且得到了进一步阐释——“隐比”指向奇喻的复杂难解，“夸张之辞”意在说明奇喻对情感张力的强化作用。从读者接受维度看，奇喻的“过甚”虽然打破了常规修辞尺度，有时也会导致读者的“看不出”与“惊愕”。可以看到，这部文学史在肯定多恩创新价值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晦涩难解的担忧，相比前面的几部文学史，对于多恩的介绍与分析已经十分完备。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国文学史的书写与高校外文系课程的教学实践紧密相连。受“古典—浪漫”二元框架的支配，多恩的形式创新常被误读、简化为“炫技”，其颠覆性贡献遭到了系统性的忽视。在这一主导范式下，多恩在文学史中的呈现往往篇幅短小，偏向介绍性，且多依附于“十七世纪”或“伊丽莎白时代”等断代标签之下，缺乏独立定位。作为当时课堂讲授的讲义、纲要，这类高度概括的书写，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界对多恩的初步认知。同时，早期论述大多沿袭德莱顿与约翰生的经典论断，强调多恩诗学的“玄学”特质与“奇喻”实验，从而遮蔽了其宗教诗的神学深度、爱情诗的肉体辩证以及布道文的哲学沉思。随着文学史书写与学术理解的推进，中国学者对多恩的评价呈现出由沿袭成见到主动理解的转变，尤其是梁遇春、柳无忌、曹鸿昭等人，不仅对多恩的文学史位置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也能更全面地指出多恩的生活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其诗中情感与智性的有机融合，显示出学界对多恩的认识逐渐走向客观与深入。

二、“奇喻”的转译：智性偏好与宗教遮蔽

多恩诗歌的中译最早可追溯到胡适，他在《译诗一篇》的诗前写道：“病中读Thomas Hardy的The Hand of Ethelberta小说，中有小诗，托名为‘阿囊’先生作的，志摩说是此老自作的诗无疑。”(17)事实上，胡适翻译的是多恩“Present in Absence”的最后一节，并非哈代诗作，其无意的误译引起了一番争论。

《晨报副镌》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这首诗的翻译文章，首先是天心《相见于不见中》，译诗前有一段简要的说明：“Golden Treasury里似乎有几首仿佛的诗，翻开一查，果然不错，第九首题为Present in Absence的便是。全诗共三节，胡译的是末一节。作者的确是‘阿囊’先生(文蔚告我，别的本子，有作Donne作的)。”(18)有趣的是，天心不能确定诗作者究竟是谁，于是给出了“阿囊”和Donne两个答案。其中，“阿囊”实为Anon一词的音译，即无名氏，没有具体所指。几天后，若明发表了《评天心君译的相见于不见中》，尖锐地说“使我大大的失望”(19)，并逐节对英文原文、天心译文展开对比分析，每节后附有“谜语的解释”。若明认定天心将原诗第三行的“match”一词错看为“watch”，导致了译诗的语义偏离。最后，周作人通过查阅Golden Treasury和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两个英诗选本，确认了原诗用的就是“watch”，还略带嘲讽地追问“不知若明先生所据的是什么版本”(20)。同时，周作人也确定了此诗为John Donne所作。这场小论争虽然围绕多恩的诗展开，但论争焦点并不在诗人诗作本身，而在翻译上。

真正较早关注到多恩的创作并尝试翻译的是朱湘、梁遇春和柳无忌。巧合的是，他们三人都翻译了“Daybreak”(今通译为《破晓》)和“Death Be Not Proud”(今通译为《死神，你莫骄傲》)。朱湘在讨论中外古代民歌时，引译了《破晓》中的句子，并认为“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21)；后来又将“Death Be Not Proud”译为《死》，收录在译诗集《番石榴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梁遇春译注的《英国诗歌选》(北新书局，1930年)选取了多恩的这两首诗，诗歌内容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呈现，译诗没有分行，且未标注诗名。该书列为“自修英文丛刊之一”，有大量解释语义和语法结构的注释，主要用作英语学习的材料，对当时的大学生影响深远(22)。柳无忌将“Daybreak”译作《黎明的一刻》，发表在《白露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后连同其翻译的《死神》(“Death Be Not Proud”)及《歌》(“Song”)一起，收入《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时代书局，1944年)。

为什么三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两首诗?从内容上看，这两首诗的宗教色彩相对淡薄，更易引起中国诗人的情感共鸣：《破晓》的核心是情人被迫分离的痛苦，完全是世俗爱情题材；《死神，你莫骄傲》虽有基督教背景，但其主题是对强权(死亡)的蔑视与征服，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具有超越特定宗教的普遍意义。从形式上看，《破晓》是一首篇幅短小的抒情诗，《死神，你莫骄傲》则是一首相对规整的十四行诗。相较于多恩的一些篇幅较长、结构复杂的布道诗，这两首诗体量适中，结构清晰，翻译的技术难度相对较小，更适合作为初步尝试和选译的对象。

在上述两首诗之外，多恩的其他诗作鲜有独立翻译，其诗往往作为例证出现在各类理论文章中。以多恩的名诗《跳蚤》(“The Flea”)为例，尽管梁遇春、金东雷等人的文学史屡次谈及此诗，但始终未见中译。直到1935年，曹葆华翻译了美国学者罗维斯的《关于诗中的革命》，随文译有《跳蚤》的第二节：

在一个蚤虫里保守着三个生命，/在那里我们差不多胜过结婚，/这个蚤虫是你与我，又是/我们结婚的床榻，结婚的庙堂。/纵然父母怨恨，在此活动的/黑玉墙内，我们已相遇又相逃隐。/即使习俗会使你把我杀死，/你切勿残杀自己，触犯天罚，/杀死三个生命，犯下三层罪过。(23)

多恩原诗的第一节有较为明显的性暗示，第三节则以肉体讽刺宗教的贞洁观。为了服务于罗维斯所论证的“奇喻明晰性”，曹葆华选译了第二节，体现出翻译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时也有效地规避了伦理争议。此外，原诗中部分宗教术语得到了本土化的转译，如末行的“三位一体”(trinity)被简化为“三个生命”，原诗的基督教思想被剥离。

1943年，杨周翰发表了《现代的“玄学诗人”燕卜荪》，认为燕卜荪和多恩都是“玄学诗人”——善于“用理智来感觉”，使诗作充满“辩证法和科学知识所给予的意象”(24)。在进一步的对比分析中，杨周翰翻译了多恩的两首长诗《离别词：挥泪》(“A Valediction：of Weeping”)和《离别词：禁止哀伤》(“A Valediction：Forbidding Mourning”)，这也是此二诗首次被完整地翻译为中文。著名的“圆规”喻体即出自《离别词：禁止哀伤》，以该诗的末三节为例，杨周翰的翻译如下：

即使它们是两个，它们/正像圆规的两条直硬的腿，/你的灵魂是那定脚，并无/要动模样，那个动，它也便动。

虽然它立在中央，但是/另一个若飘荡到远方，/它便倾欹，追随着谛听，/另一个回来时，它又直立。

你之于我正是这样，我一定/得像那另一只脚斜欹着跑；/你的坚定使我的圆正确，/使我停止在开始的地方。(25)

首先，核心“圆规”意象的翻译最见功力。杨周翰将“stiff twin compasses”直译为“圆规的两条直硬的腿”，保留其几何工具属性，并结合圆规的运动特性，创造性地区分了“定脚”(fixed foot)与“动脚”(move)，以符合恋人的互动关系，比原文更直白。其次，在直译保留科学器物的同时，还进行了本土化转译。如“leans and hearkens”被译为“倾欹，追随着谛听”(26)，以古雅的文言词汇模拟圆规的机械运动，赋予了人性的温度，尤其是带有神话色彩的“谛听”一词，拓展了原诗“hearken”的外延，将原诗的宗教因素转换为本土神话背景，不仅消解其宗教隐喻，也更利于中国读者理解这首爱情诗背后的智性逻辑。最后，将英文诗歌的四音步抑扬格转为中文的顿挫节奏(如“定脚，并无”)，打破原诗ABAB式交韵，采用跨行散文化句式，强化了诗句的思辨色彩。也就是说，杨周翰的翻译聚焦科学意象，在保留玄学奇喻内核的同时，通过中国古典诗学的创造性转译，削弱了原诗的基督教圣礼隐喻，重构了多恩的智性诗学。

事实上，多恩兼具诗人和牧师双重身份，他写有大量的宗教诗和布道文，但几乎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较早对多恩的宗教文本感兴趣的是吴兴华，他选译了多恩的布道文《危急时期的祈祷》(“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该文呈现了多恩在病重濒死时的思辨，融合了肉体痛楚与神学冥想，吴兴华认为，“在敦所有的作品中，本书是他最引以自傲的”(27)。此外，吴兴华还在信中自陈，等自己老了，或许会像多恩一样“写些moral的sermon之类的东西”(28)，并且直言“他(按：指艾略特)的Christian诗怎能比Donne?”(29)认为艾略特的赞美诗不如多恩，并将布道文视为智性成熟标志。吴兴华对多恩宗教文本的推崇，主要指向其肉体痛苦与神性狂喜交织的虔诚，体现出浓厚的个性化倾向。

综合来看，中国学者对多恩诗作的翻译有明显的偏好性，优先选择了体现玄学奇喻、充满智性张力的作品，而非宗教诗。在翻译策略上，对于“奇喻”的处理一般是白话直译，以保留陌生感和晦涩性，较为明显的基督教符号则被替换为本土伦理符号，并以文言化表述呈现。从形式上看，多恩的原作格律严整，被译为中文时，多蜕变为自由体，且格律与口语化之间存在失衡。这种“智性优先，神学过滤”的策略，虽然相对贴合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有利于多恩的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多恩的遮蔽：当多恩的神学背景被削弱，“科学—神学—情欲”的三位一体被简单化处理，其爱情诗中罪孽与情欲的辩证共生关系便难以理解。

三、经由艾略特：理论中转与多恩形象的生成

基于艾略特的理论，多恩被塑造为现代主义诗学的源头典范，同时也被视为批判维多利亚诗风的工具性角色。1940年代前后，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尤其是西南联大等学术中心)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有关艾略特的理论文章被大量译介。随着奥登(W.H.Auden)访华(30)，中国诗人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开始拓宽，更加关注诗歌的公共性。此时，作为“奥登一代”的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有两篇文章被译为中文，通过对艾略特的反思，引发了对多恩的重新关注与价值重估。

1937年，胡仲持翻译了《英美现代的诗歌》，文中直言：如果学习艾略特的方式创作，则“很容易产生出艰涩和智巧这两个显著的特征来”，写出“呆板的才智的习作”(31)。在肯定艾略特个人真实性的同时，要求一种更具公共性的“经验”，即如何在保持现代诗歌智性深度的同时，恢复其公共交流的能力。1941年初，穆旦翻译了《诗的晦涩》，该文为麦克尼斯的著作《近代诗》(Modern Poetry，1938)的第九章，谈到多恩对艾略特的启示：“爱略特是一个特别博览的人。对于他，和他讲敦那(Donne)一样的，一个观念实在就是一个经验。”(32)广博的生活经验会影响诗歌创作的主题与技巧，诗歌由此产生晦涩的效果。综合两篇文章来看，麦克尼斯认为诗的本质是诗人与世界的个性化谈判，而艾略特对于“非个人化”的过分追求可能会让诗歌沦为智力游戏；相较而言，多恩将科学、神学、情欲纳入个人体验，其晦涩非玄学炫技，而是思想与感觉的化合，其诗作则是高度人格化的，当代年轻人与其模仿艾略特的“艰涩和智巧”，不如回到多恩那里。

1941年底，穆旦又翻译了麦可·罗勃兹(Michael Roberts)的《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人们在玄理的幻想中很快的从这一观点跳到那一观点，而在不同的隐喻和形象中把握到相似处”，“当信条和标准已经凝为断论时，顿纳(按：即多恩)和一切玄理派诗人们所持有的心理冒险于是结束。新起的科学不能再被轻视了，而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争论失去了注意。理性比热情更可重视，合理的思索高于神秘主义”(33)。译文已经触及“奇喻”的思维基础，即马维尔、多恩等玄学派诗人能将神学与科学、灵魂与肉体、崇高与卑贱等对立的观念并置，并通过强大的智力与想象力，在它们之间建立令人震惊的关联。但是，随着玄学派“心理冒险”的终结，多恩那种充满内在张力、思维跳跃、融合了神学与科学的创作方式，被视为混乱、晦涩且不“合理”的。罗勃兹清晰地勾勒出多恩的诗学本色及其被边缘化的原因，而穆旦的翻译选择，或许正在为自己的诗学追求寻找历史先例，多恩那种“把握不同事物相似处”的综合性想象力恰是1940年代的中国诗坛所需要的。

在译文之外，王佐良、袁可嘉等人的诗论建构也受到艾略特的影响，他们往往将多恩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进行考量。引人注意的是，王佐良曾计划写一部艾略特评传(34)，在拟定的“第一章”中，对多恩有如下论述：

他以奇想和晦涩出名，擅长将感觉与空论混合，将热情与冷冷的概念混合，“好像在用身体的器官思想，”每一个思想都化为一种官感的经验，他的爱情诗有一种奇异的丰富，但在别人膜拜爱情的地方，他侮辱女性，不信她们能贞洁自处；挽歌第十九首且是坦白地描写性经验的。(35)

王佐良认为，多恩创作的核心在于“将感觉与空论混合，热情与冷冷的概念混合”，并且“好像在用身体的器官思想”，抽象概念必转化为官感经验，理性与感性在多恩诗中得到了融合，这正是艾略特观点的转译。论及多恩爱情诗的双重颠覆性，王佐良认为多恩对浪漫化崇拜进行了反讽、解构，同时也不再延续传统爱情诗的纯洁叙事，坦然地“描写性经验”，从而获得伦理惊骇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到，王佐良肯定了多恩诗作“奇异的丰富”，这体现出多恩情感复杂性——情欲、怀疑、讥诮与虔诚并存，而情感的复杂与身体的官能密不可分。比起此前对于多恩的引介，王佐良对多恩诗中肉体维度的强调是个重要的突破，但他论述的中心并非多恩，而是艾略特，所以后文直言：“艾里奥脱的提倡和格力歌生教授的选集使邓又成为一个流行的时髦诗人。”(36)

作为穆旦、王佐良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袁可嘉在1940年代尝试构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方案，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37)这一核心命题。受到艾略特“感受力统一”理论的影响，袁可嘉将“玄学”定义为“理智感觉，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38)。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袁可嘉频繁地将“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与“现代诗人”相提并论：“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受他们影响的近代诗人，都不时提醒我们，抽象观念必须经过强烈感觉才能得着应有的诗的表现，否则只是粗糙材料，不足产生任何效果”(39)；“今日诗人对于传统形容方法的厌弃及十七世纪形而上诗派的影响，现代诗的比喻意象都具有新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40)；等等。在袁可嘉看来，现代诗人(尤其是艾略特)与多恩一样，擅于处理复杂、晦涩的现代经验，并将“奇喻”作为一种“令人吃惊的”现代诗歌技巧来推崇，引导中国诗人在意象、结构方面进行创新。换言之，袁可嘉所推崇的并非多恩本身复杂的思想，而是那种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意象的诗学方法，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主要呈现为一种“感性与智性成功结合”的方法论典范。

从历史语境看，袁可嘉的这种诗学选择具有双重针对性：一方面，多恩以玄学奇喻对抗文艺复兴时代的甜美诗风，袁可嘉则借此批判1940年代中国诗坛“感伤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剥离多恩的宗教内核，使“玄学”功能化，将玄学技巧转化为介入现实社会、智性启蒙的诗学工具。正如他自己所言：“艾略特的出现即已使英国诗的传统突然得到新的生机，玄学派诗人立即随之抬头，盛极一时的浪漫主义立刻贬入冷宫。”(41)

四、结语

约翰·多恩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史，是一段高度依赖中介、充满选择性与未完成性的文化转译历程，不仅塑造了诗人多恩在中国的最初形象，更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接受模式。其一，在多恩尚未被充分阅读之前，他的形象便已先被既有的历史分期和流派标签所“定型”，从而被简略地归入“十七世纪”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史叙事中，难以获得独立的学术关注。其二，翻译的偏好性造成了多恩形象的碎片化，他那充满智巧与思辨的爱情诗被青睐，而承载其核心信仰的宗教诗则被忽略。其三，更为明显的是，1930年代以来的对多恩的认知、阐释与评价，几乎完全笼罩在艾略特的理论光环之下，多恩并非作为一个完整的诗人被接受。这种依赖于理论中介的接受方式，使多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大幅简化。随着1949年后社会剧变与意识形态更迭，这一脆弱的接受链条很快便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在之后的三十年间，多恩及其代表的“玄学派”因其宗教背景和资产阶级标签，几乎完全从公共话语中消失，成为一段被尘封的文学史记忆。直到1980年代，随着更多原典的译介和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引入(42)，多恩随之被重新“发现”，中国学者也逐渐跳出艾略特的理论框架，直接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立体、本真的诗人形象。

综合来看，多恩在现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形象重构，并非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诗学价值，更取决于接受方的现实诉求与认知框架。考察其他西方诗人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以发现相似的接受轨迹。拜伦的形象建构便极具代表性。二十世纪初，他被视为“摩罗诗人”，其诗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被放大，以呼应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唤；至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其“为希腊献身”的斗士形象则被突出，服务于救亡图存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拜伦诗中更为复杂的怀疑主义与贵族气质，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惠特曼的接受同样典型。“五四”前后，他被塑造成“民主诗人”与“平民诗人”，其自由奔放的诗风恰好契合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倡平民的文化诉求；相比之下，其诗中复杂的自我意识与同性主题，则长期处于接受视野之外。上文提及的艾略特、奥登、麦克尼斯等现代诗人也存在类似情况，尤其是奥登，他曾在抗战时期访问中国，其《战时》(“In Time of War”)组诗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但诗人并非完全站在政治或道德的立场上同情中国，而是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境遇，体现了一种宽泛的人道主义理念；然而在当时的接受语境中，奥登被塑造为关心中国命运的欧洲知识分子，其诗作也被置于抗战的宏观语境中进行解读。这种基于现实需求进行的形象择取，与多恩被塑造为“智性诗人”的过程如出一辙。

因此，回顾多恩这段曲折的接受历程，其意义超越了单一的诗人研究，它更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机制：现代中国在面对异质性的西方文学时，往往借助他人的理论透镜进行观看，并基于自身的现实与思想情境，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与重塑。理解这一机制，不仅为考察跨文化文学交流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视角，也为了解一种文化如何在对话、择取与转化中建构自身的认知图式，留下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注释：

①参见晏奎：《品评、颂扬与反思：17世纪的多恩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②参见晏奎：《从多恩派到玄学派：18世纪的多恩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③赵萝蕤题解：《玄学派诗人》，王佐良、李赋宁等主编：《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45页。

④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⑤按：燕卜荪《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多次以多恩的《圣十四行》(“Holy Sonnet”)、《成圣》(“The Canonization”)、《离别词：挥泪》(“A Valediction：of Weeping”)、《哀诗》(“Elegy”)等诗为例，细读其因奇喻、轻重音、双关语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复义效果。

⑥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⑦周作人：《一二七 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下，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71-472页。

⑧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第3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41页。

⑨欧阳兰编：《英国文学史》，北京：京师大学文科出版部，1927年，第79页。

⑩欧阳兰编：《英国文学史》，第79页。

(11)Sefton Delmer：《英国文学史》，林惠元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187-188页。

(12)梁遇春：《谈英国诗歌》，《现代文学》1930年第1卷第1号。

(13)张越瑞编译：《英美文学概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1页。

(14)按：书中对多恩的描述与梁遇春《谈英国诗歌》几乎一致：“反对斯宾塞诗派，而喜欢做些关于枯索平凡的现实的诗篇”，“把事物加上诗化，合于近人和现实肉搏的精神”，“诗笔空清灵妙，令人读了，想入非非”(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170页)。

(15)赵瑞蕻：《读柳无忌先生的一封信》，《离乱弦歌忆旧游》，第249页。

(16)William Vaughn Moody，Robert Movss Lovett：《英国文学史》，柳无忌、曹鸿昭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6页。

(17)胡适：《译诗一篇》，《语丝》第2号，1924年11月24日。

(18)天心译：《相见于不见中》，《晨报副镌》1924年12月8日，第4版。

(19)若明：《评天心君译的相见于不见中》，《晨报副镌》1924年12月13日，第3版。

(20)开明(周作人)：《相见于不见中的闲话》，《晨报副镌》1924年12月18日，第3版。

(21)朱湘：《古代的民歌》，《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216页。

(22)按：冯至曾回忆，“英汉对照的《英国诗歌选》，有在三四十年代攻读过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在他们已将进入老年的今天，还乐于称道这本书，说从中获益匪浅”(参见冯至：《谈梁遇春》，《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23)罗维斯：《关于诗中的革命》，曹葆华译，《文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24)杨周翰：《现代的“玄学诗人”燕卜荪》，《明日文艺》1943年第2期。

(25)杨周翰：《现代的“玄学诗人”燕卜荪》，《明日文艺》1943年第2期。

(26)按：卞之琳将这一句翻译为“侧了身，倾听八垠”(卞之琳译：《英国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对比杨周翰的译文，卞译本在语言上更口语化，轻快、自然，且具有生活场景感。同时，卞之琳对多恩的原意进行诗性发挥，创造性地使用了“八垠”一词，将有限的圆规运动拓展至“八方之垠”的宇宙尺度，显示出汉语的意境美。

(27)吴兴华：《危急时期的祈祷(选译)》，《西洋文学》1941年第8期。

(28)吴兴华致宋淇信(1942年5月15日)，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29)吴兴华致宋淇信(1942年6月29日)，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50页。

(30)按：1938年春，英国诗人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访问战时的中国，在中国停留了四个多月后离开。翌年，他们的旅行札记《战地行纪》(Journey to a War)出版，部分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抗战中的所见所闻。

(31)Louis Mac Neice：《英美现代的诗歌》，胡仲持译，《文学》1937年第8卷第1期。

(32)路易·麦克尼斯：《诗的晦涩(7)》，穆旦译，香港《大公报·文艺》1941年2月15日，第8版。

(33)Michael Roberts：《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上)》，穆旦译，桂林《大公报·文艺》1941年12月12日，第4版。

(34)按：这部著作未能完成，但部分章节已经发表在报刊上。参见王佐良：《一个诗人的形成——〈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之第一章》(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2月16日，第9版)、《普鲁佛劳克的秃头——艾里奥脱：诗人与批评家之第二章》(《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7月5日，第6版)、《现代文化的荒原——艾里奥脱论第三》(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16日，第9版)、《宗教的回旋——艾里奥脱：诗人与批评家之第四章》(《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6月14日，第6版)、《诗的社会功用——艾里奥脱论第五章》(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4月9日，第9版)。

(35)王佐良：《一个诗人的形成——〈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之第一章》，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2月16日，第9版。

(36)王佐良：《一个诗人的形成——〈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之第一章》，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2月16日，第9版。

(37)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第9版。

(38)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第9版。

(39)袁可嘉：《诗与主题(中)》，天津《大公报·文艺》1947年1月17日，第6版。

(40)袁可嘉：《诗与晦涩》，《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第3版。按：结集出版时，此处的“十七世纪形而上诗派”被改为“十七世纪玄学诗派”。见袁可嘉：《诗与晦涩》，《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98页。

(41)袁可嘉：《批评底艺术(下)》，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8月15日，第4版。

(42)按：王佐良等人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不仅选了多恩的四首爱情诗，更突破性地收录了一首宗教诗，并附有题解与注释；卞之琳在《英国诗选》中翻译了《歌》与《别离辞：节哀》，并写有简要介绍；裘小龙发表了长篇论文《论多恩和他的爱情诗》，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多恩的生平创作及西方的“多恩热”，具有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