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是我国老一辈著名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前半生学习与任职北京大学达32年，并担任历史系主任、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等行政领导工作达18年，为北大贡献良多，后半生则献给了南开大学。在长达六十年的执教生涯中，郑先生在史学上继承清代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又经历了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的传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的历史时期。郑先生的治学反映了从清末到8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嬗变。这里特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对郑先生的治史特点和成就试作论述，通过对郑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重新体会，以纪念这位德高望众的一代学术名家。
一、生平与教育
郑天挺，原名庆牲，字毅生，原籍福建长乐，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郑叔忱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多年任职翰林院，历官奉天府丞兼学政、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母亲陆嘉坤通经史，曾为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
郑天挺先生六岁丧父，七岁丧母，从小寄养姨母家，表兄张辉曾修程朱理学，律己责人甚严，教郑先生读书，影响了他的思想。从八岁到十七岁，郑先生先后就学于北京闽学堂、顺天高师、北京高师。
1917年，郑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大学期间，埋头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郑先生走出书斋，参加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工作，任主任干事，还参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以“攫日”为笔名写文章宣传抗日。参加过福建在京学生组织的“社会改革学会”。上述活动表现出青年时代郑先生的爱国热忱，关心集体和一定的组织活动能力。
1920年郑先生于北大毕业。接受筹建中的厦门大学聘约，前往参加建校工作。于次年春在厦大师范科教国文，兼任图书部主任。同年暑期北上，考入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因养家需要，1922年担任法权讨论会秘书，为该会撰写《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次年正式出版，这是郑先生第一部学术著作。1924年至1927年，郑先生在北京大学预科任讲师，教授国文。1927年夏天至1930年冬季，先后在浙江民政厅、广东建设委员会任秘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及校长秘书，教育部任秘书。1930年冬，回北京大学任校长秘书及预科讲师。1933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开设古地理学、校勘学等课程，兼任学校秘书长。当时《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秘书长“商承校长处理全校事务上行政事宜并监督所辖各机关”,可见该职十分重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一些主张抗日爱国的学生被捕，郑先生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1930年郑先生兼在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同时受范文澜等人之约，在北平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郑先生侧重于清史研究，实奠基于此时期。
1937年夏，郑天挺先生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时值“七七事变”,北京沦陷。郑先生负责北大南下事宜，自己离开五个幼儿，只身南下。先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建的长沙临时大学，除担任行政工作外，改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不久学校再度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郑先生赴云南蒙自筹建联大分校，负责北大办事处，后转到昆明。1939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郑先生任副所长，负责日常事务，时所长傅斯年主要精力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是郑先生。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宝台山，研究生亲切地把郑先生比喻为古代书院的山长，恰如其分。同学们的一副对联编得好：“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虽是笑话，也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出几批学生，后来不少人成为学术名家，为中国历史学教育和研究作出了成就，这与郑先生在研究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郑先生在蒙自时，注意研究西南边疆史地和西藏问题。在昆明，为联大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而研究则集中于清史，“其研究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1942至1943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46年出版了论文集《清史探微》。在昆明，郑先生于1940年还担任了西南联大的总务长。
抗战胜利后，郑先生受北大派遣，北上筹备复员。复校后郑先生仍兼学校秘书长，并代理史学系主任。当时北大实行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三长制，不设副校长，秘书长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尤其重要。而史学系只有一名助教协助工作。尽管政事务冗繁多，郑先生坚持授课。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学生运动不断，在当局镇压面前，郑先生代表学校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声援学生，还召集全体教授开会，宣布罢课几天，以示抗议。同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平津，校长胡适离开北平，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先生维持北大校务。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久，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名义送给郑先生一面锦旗，上书“北大舵手”四个字，郑先生很受鼓舞。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郑先生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史学系教授主任，兼校秘书长。1950年5月，郑先生辞去秘书长工作，当时常委会曾表彰郑先生十八年行政工作的成绩。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郑先生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时值教学改革高潮，郑先生全力投入。1955年，郑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与武汉大学唐长儒一起，主持编写了全国高等院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受到教育界和历史学家的普遍好评，1963年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从1961年夏到1966年6月，郑先生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和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主编《史学名著选读》。郑先生在南开，还筹建了明清史研究室。
文革期间，郑先生被停止了工作。1979年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该年郑先生接受教育部委托，在南开主持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1979年起郑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出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1980年3月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郑先生以最多票数当选常务理事，并于次年为首任主席团执行主席。1980年夏，郑先生发起并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非常成功，影响甚大。同年郑先生出版了文集《探微集》和专著《清史简述》,筹办《南开史学》学术刊物。1980年郑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郑先生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为历史组主持人，评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年下半年郑先生异常繁忙，不断出席各种全国性会议，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12月20日，享年82岁。
郑先生一生未脱离教学、研究，也未脱离教育行政工作，各方面严格自己，道德文章，堪称师表。和他相处数十年的人称颂郑先生是旧社会的君子，新中国的模范。
二、“求真”和“求用”结合的史学目的论
历史学有何价值，亦即为什么研究历史，这是自古以来史学面临的问题，时常困扰着当今学者。史学作为对已往历史的研究，要求客观地再现逝去的世界，它要求史学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史学家总是要关心不同时期人们面临的时代中心问题，并试图以历史性的认识为人们提供借鉴，政治也时常要求史学为自己服务，史学家甚至成为一定政治或社会集团的工具，体现出史学致用的性质。
郑天挺教授一贯主张治史要将“求真”和“求用”相结合。至迟在40年代后期，郑先生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当时，郑先生在北大开设“历史研究法”的课程，据听课者回忆，郑先生认为，史学目的有二：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求用”。并列举考证为“求真”的工作，至于求用，是指为达到某一种政治目的而作的文章，即有所为而为的著作。①1949年以后，郑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他仍然坚持原有的史学价值观点。1962年他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时指出：做文章，要把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当然要讲求致用，但一定要把“求真”与“求用”结合起来，他说倘若不讲求应用，即便把握了历史真象，往往脱离实际，没有用，反之，离开历史真象，往往事与愿违，用不上，并且导致失真，所以求真与求用一定要紧密结合。②我们知道经过“反右”之后的60年代初正是史学日益变成为政治附庸的时期，郑先生在致用史学正盛之时，告诫学生致用不能脱离“求真”,是非常及时的。“文革”期间，中国历史学完全沦为政治的婢女，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学出现了转机，学者也重新反思史学的价值，郑先生在多种场合下，阐发他的主张，1979年9月12日郑先生说：“今天所要求的真，是对历史事件完整的真实的记录，求真是补正过去记载的遣漏，考订其阙疑。”应达到四个方面的要求：一历史事实应该是真实的，二环境应该是真实的，三因果先后应该是真实的，四与其它事实没有抵触。求用是把获得这种认识用到现实社会当中去，作为人类社会前进的一各借鉴和斗争武器。对现实有用，对解释历史发展有用。③后来郑先生又著文简明扼要地阐发了他的主张，“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一点一点地核实了，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求用，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要求事件经过真实，时间、地点、环境真实，因果先后真实。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多想、多联系、多比较，找出规律，以便实用。”④将这两次不同时间的主张结合起来看，所谓求真，从目的来说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从方法上讲，则主要是进行考证工作。求用是将由求真获得的知识用于现实，尽管要求研究历史要有用，这种用是基于对历史研究之后的规律性认识，非政治工具或附庸。
研究历史是“求真”还是“求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郑天挺教授将二者结合起来，辩证处理了求真和致用的对立统一关系，反映出对史学价值认识的成熟。但是由于历史学这一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学者们是难以统一看法的。即使是郑先生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评价。早在1948年，北大历史系学生张守常听完郑天挺教授“求真”与“求用”的主张后，就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郑先生的观点是“把这二者孤立开来、以至于对立起来。”张守常回忆说：“我那时虽然自己做着一些无关时政的‘求真’的文章，但毕竟经受着当时轰轰烈烈的历次学生运动的洗礼，以及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影响，而在情绪上并不能同意这种单纯‘求真'的超政治的看法；所以，在那年我们这一班毕业时，我藉着代表我班同学向本系老师和同学们告别的机会，说出了我不同意把‘求真’与‘求用’孤立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我的大意是；要为‘求用’而‘求真’,能真而后才有用。”⑤张守常的主张旨在把“求用”作为目的，“求真”作为手段。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正统史学，张先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1952年3月著文重提史学价值问题，他首先对三百年来学术思想界关于“求真”、“求用”问题的演变和实质提出看法。指出乾嘉主张的“求真”客观上有服务于当时反动统治的妙“用”。梁启超在学术上以教授终老，否定自己在戊戌时代的“求用”主张，回到“乾嘉学派”的“求真”主义，是提倡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主义，是开倒车。胡适承继了乾嘉以来一直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问政治、只谈考证的“求真”主义。从乾嘉学者到胡适，其所以标榜“求真”,就正是为了引导人们勿问政治，从思想上麻痹人们脱离革命斗争。事实上也正是一种“求用”,求达到维持其反动统治之“用”。认为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应用到学术工作中来的旧学术界，“标榜‘求真’未必'真’,揭集‘致用’亦未必有‘用’。主张‘求真'须服务于‘求用’”。接着，又提出了当前如何“求用”的问题。认为“要从当前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出发，来考虑其是否有用和是否急用。领导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党的利益，我们学术界也应把这奉为研究工作的最高道德标准。就是说，要根据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应该是站稳人民立场并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求用”主义者。”⑥张守常也提醒人们注意：不能只顾“求用”而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今天看来，张先生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偏激的，不过从他“求用”理论的形成来看，这是他真诚的学术主张，是一种时代的反映。客观地说，他对三百年来“求真”、“求用”问题的定位，从学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定会反映时代面临的问题来看，抓住了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有可取之处，他所主张建国后史学求用的标准从与旧史学比较而言，也有合理之外。然而，他对三百年“求真”“求用”主张的定性和建国后史学应从属于“革命利益”的“道德标准”有些极端化，其为求用而求真，求真服务于求用的主张是片面的，这已为建国以来史学研究的发展史所证明，也证明郑先生的主张更为科学。正如郑先生的学生冯尔康所体会的那样，郑先生的观点是以求真为前提，以致用为归宿。如果割裂求真与求用，就会发生影射史学，或脱离实际的考据学，或其他错误。②近代以来，史学目的论，常常表现为“求真”和“求用”的分离，胡适实验主义史学影响下的史料学派讲“求真”,1949年以后的史学讲“致用”,各有是处，又均易致偏颇。讲“求真”与“求用”结合，只有成熟的史学大师才能提出，郑先生数十年来坚持科学的史学目的论，弥足珍贵。
郑天挺教授“求真”和“求用”结合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史学优秀史学思想的继承和总结。首先它源于郑先生对中国古代传记文的研究，1942年他在《中国的传记文》⑧中指出：中国撰著史传的“这一班历史家或者说传记作者，他们写起传记异常审慎，异常小心，他们尽量征求异说，尽量采庶史料，但是他们绝不马虎，绝不苟且，对一切一切的事件都要辨别他的真伪，都要追寻他的真实性。因为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这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也是他们自负的责任。所以他们写传记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求真”。具体来说，“他们对史料的来源要追求，对传说的真伪要辨证，对事实的先后要注意。一本书靠不住他们绝不引；一件事有可疑他们绝不引；一种传说有矛盾他们绝不引；一种传闻出之于敌国远道他们绝不引；一种奇说为事理所必无他们绝不引；他们绝不使‘异辞疑事，远诬千载’”。史传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基本的部分，郑先生推崇祖国传统史学中追求历史真实的思想。其次，来源于郑先生对清代朴学优良传统的认识，他说清初的顾炎武治学非常注意探源究委，考证精详，同时他又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既要求真，又要致用。乾嘉时期人们只注意求真，关起门来钻书本，钻牛角尖，不大讲致用了，因为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搞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知识分子只好专门做学问，不敢涉及现实，只求真而不管用，成为汉学。嘉道以后风气改变，钱大昕等人又提倡致用，注意研究西北地理等一些实际问题，对于求真又放松了一些。钱大昕还是强调求真和求用结合。我们主张求真求用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二者不可偏废⑨。再次，来源于他对古代史笔的考察。1981年2月郑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78级讲授“史学研究”一课，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上讲台，笔者幸逢此课，郑先生讲到中国古代所谓“良史”、“直笔”不一定真实。他列举晋灵公被赵穿所杀，晋史家董狐记载为“赵盾弑其君”,孔子认为董狐是直笔，原因是董狐从政治责任感出发，用他的立场来说明问题。孔子还说，如赵盾出了国就不是“弑”。郑先生说这都是不对的，会引起史实混乱。明光宗吃红丸而死，有人追究政治责任，认为是首辅大学士“弑”光宗；这就是所谓春秋大义，即用孔子的语录作为信条。以上作法实际上是“过左”的思想。又批评了历史上另一种倾向，害怕暴露事实真相，对尊者、贵者不利，于是就“讳”,例如《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中高贵乡公曹髦的问题。司马氏立三个小皇帝又废除或杀掉，曹髦不满意，想除掉他，于是利用卫队打司马昭，交战中曹髦被杀。陈寿的记载是(甘露)“五年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完全没有经过。紧接着又以“皇太后令曰”讲曹髦如何不好，非常含混，这是“右”的思想，保守，不暴露皇帝的事情。裴注不满于此，收集资料，引习凿齿的记载。事实，曹髦打司马氏军队，对方不敢抵抗，司马氏丈人贾充让卫兵杀曹髦，于是“刃出于背”。又说清人写《明史》亦如此，崇祯上吊死于景山，《明史》载“帝崩于万岁山”,完全仿照高贵乡公之死的记载。(课堂笔记)我想郑先生所举传统史学的史笔事例，意在告诉我们，这些史学家为政治服务的结果使史实人失真，有害于史学。也就是说明史学求真的重要性。以上是郑先生“求真”和“求用”结合思想的传统史学来源。另外想指出的是，郑先生是近代以来史学发展的见证人，不同流派的观点和争论，对他不会没有影响，或许有助于形成和坚定郑先生从传统史学总结出的宝贵观点。
郑先生还将他“求真”与“求用”结合的史学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关于“求用”方面，郑先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写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论文，证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三族的血统，早在入关前就和关内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至于入关后满汉两族的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更使两族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决非政令强制所能造成的。上述两篇论文，篇幅长，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史观则导入民族文化调融的观念，虽也运用了纯熟的考证方法，但已非就事论事，单纯考证，而是综合考察各项制度和习俗，旨在从满汉民族关系，证明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郑先生解放前清史研究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求真”与“求用”的结合。70年代初，中苏边界冲突加剧，郑先生对明代奴儿干都司的史地进行了研究，证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郑先生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体现出他对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关心。此外，50年代他写了《关于我国古代的石油记载》一文，作为论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以如何解决国家建设上的重要问题为主。”随后揭示出古籍中有关石油的记载，指出：“说中国没有石油是无根据的”。这种研究显然对国家和社会有直接用处，这类资料用于历史教学”在爱国主义教育上都是极有意见的“。
至于“求真”方面，主要体现在郑先生的史学考证和史料研究方面，我们将在以下部分论述。
三、“探微”的考据学成就
郑天挺先生曾说，“求真”的重要工作是“考订其阙疑。”1945年郑先生曾将有关清史的论文都为一集，原想把论文集定名为《清史然疑》、《清史稽疑》《清史证疑》,后来觉得还是《清史探微》响亮，故名。1980年郑先生出版论文集，仍名为《探微集>。“探微”除了表明郑先生的谦虚外，表达了郑先生以实证释疑求真的学术追求，这是郑先生治史的重要特点。他一生主张研究选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正是探微求真的反映。
郑先生探微、考证的治学特点，同他的师承有一定关系。郑先生在北大读本科时，受国学根底深厚的老师黄侃、刘师培影响较大。刘、黄二人均是著名学者，刘是“国粹派”,精通经学；黄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传统，治学主要在声韵、文字、训诂方面，是清末大儒章太炎最赏识的学生。黄侃、刘师培作为清代朴学的继承者，运用的史学方法是罗列证据、进行比较，学风朴实。郑先生在研究生阶段研究古文字，探讨的问题属于“小学”,仍未脱乾嘉学派的传统。时著名学者陈垣亦为国学门导师之一，其治学对郑先生应有影响。可以说，郑先生求学时期继承了乾嘉学派以来的考据学传统，经过自身的学术实践，能够娴熟地运用多种考据方法，研究历史。这在郑先生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校勘法是郑先生最早使用的考据方法。30年代郑先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校勘学，为了配合校勘学的课程实习，郑先生白天忙于行政事务，只能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郑先生的校勘课及实习校勘几个版本的《世说新语》是卓有成效的，“他所用的真地是‘乾嘉诸老’用过的笨功夫”,学生“的确从他那边不无所得”。著名学者柳存仁受郑先生功课的启示，用于小说史考证，曾就《水浒传》的简本繁本相比较，“亦可稍窥见《水浒传》之演变情形”。①郑先生用校勘方法做出了考证成绩，1936年发表的《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篇有影响的文字，解决了清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疑案。清代学者赵一清所作《三国志注补》与友人著名学者杭世俊的《三国志补注》有雷同之处，因被后人疑为抄袭。郑先生通过系统对杭、赵有关《三国志》两书校勘比证，证明赵书所征引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而雷同者则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中叶的学者，而非文抄公。继而经过周密的文献调查，排出杭、赵二人学术活动年表，搞清了赵、杭二书的关系。结论是：“杭、赵两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起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证据相近。”为赵洗雪冤枉，有明于对《三国志》的研究。此文在当时重要刊物《国学季利》第五卷四期以首篇刊载，引人注目，郑先生时年37岁，显示出卓越的考证才华。1936年发表的《张穆<月斋集〉稿本》,则利用稿本中的三类文字，加以校勘比较，证明稿本中有何秋涛、何绍基二人的批注，后之刻本与此稿本多有不同，有依“二何”之意见改正者，亦有付刻时未能尽从者。以上二文反映出郑先生精通校勘学。
运用音韵学知识，采取对音方法研究古地理，也反映出郑先生的考证成就。1938年写作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用唐代史籍，以地理证《新唐书·吐蕃传》中的“发羌”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西藏土名Bob可相对，从而得出发羌即Bob对音的结论。还用这种方法，又写作了《《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二文，证明“附”字是“发”字的转音，“亦即西藏人自称Bob之对音”。而“薄缘”考订为西藏南邻山国不丹。这些考证说明，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同隋唐王朝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不丹两国的关系，深化了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时某学术权威评价说：“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及。”①
郑先生考证成就还体现在用释词的方法研究历史。史籍中常有一些特殊的名称，反映着特定的历史内容，弄清楚这些词汇的含义和来龙去脉，有助于认识当时的历史。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史籍有很多少数民族语的词汇，为治史者必须首先攻克的难点，否则历史研究难以进行，清史在古代史中属于新学科，释词证史尤为迫切。多尔衮是清兵入关前后的关键人物，又涉及“太后下嫁”疑案，有人即以顺治帝称多尔衮“皇父”作为下嫁根据之一。多尔衮生平称号最多，欲研究多尔衮，首先需要解读此人的称号。郑先生最早的清史研究是从多尔衮开始的，1936年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从“叔父”入手，证明“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之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皇父摄政王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此外，《墨勒根王考》证实墨勒根王汉语为聪明王，为汉文睿亲王封号所从出，即摄政王多尔衮，并指出“墨尔根王之号，疑为入关前世俗通称，其后官书之称‘睿王’,即其用例，故不称‘睿亲王’。满语名称能久传于后，应亦以当时习用之故”。《释阿玛王》一文指出，清初耶稣会士之书牍及著作中时见阿玛王之名，实即多尔衮。《多尔衮与九王爷》指出九王爷为多尔衮之号，并引发出对清初封王制度的考证，推导出“清初俗有十贝勒之称，亦曰十王，起自天命季年。”郑先生说：“读史之难，难于熟知史乘用语之当时涵义，其杂有异文殊俗者为尤甚。”于是取清史习见满语加以铨释，成《清史语解》释词18条，其中不乏排比众多史料，结合满语知识的细密考证之作，如土黑勒威勒、扎尔固齐、巴牙喇、巴图鲁、巴克什等条即是。这些名词是清代制度的称谓，藉此可了解清初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问题。
遇到某些问题用一法考证甚难，需要综合证实。1939年郑先生看到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该碑列衔第一名“□王驾前”四字，认为王字上画微低，疑当为主字，而□字应系“国”字，即“国主驾前”。从而证明孙可望不仅自号为“国主”,所部亦以国主称之，所谓国主驾前即可望麾下。又结合其它碑记以及史料，以正反两方面证明国主与“驾前”二字之专属可望由来已久，可知孙可望早就专横跋扈。诚如郑先生所言：“此碑虽微，顾有可补史籍之厥者。”该文根据残缺的碑记列衔文字的形体判定原字，又从碑记中提示的孙可望部将名，结合相关史籍，从一名称考出人物及相关制度和历史，可见郑先生敏税的考证眼力。孟森先生曾就《张文襄书翰墨宝》中的“燕斋”之名，询问为张之洞编过遗集的张府幕友许同莘，许推测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郑先生1940年所写的《《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解决了这个人名问题。他将该书所收六十通书札的接收者按名排列，然后针对诸札无年月可考的情况，根据书札所记事情，判断出是张之洞督粤时所作。再比较《张文襄奏稿》中的记事，断定“册中诸札盖作于光绪十一、十二年”。又根据这个时间内瑞璋已离任，“十一年年终以后诸事非所及知”,结合致燕斋札中纪事，进一步判断出燕斋非瑞璋之字。鉴于“册内诸札致燕斋者独多，余亦与之有关，疑皆出自一家，所谓蒋大人，即燕斋之姓”。随后通过五条证据说明假设之成立。信中称燕斋本职是道员，“考其时广东以候补道理盐运使而蒋姓者，惟蒋泽春一人”。还进一步探讨许同莘致误之因在于“瑞璋与蒋泽春同时同官，职务先后接替，偶尔颠倒耳”。此篇为二千字精粹之作，是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找出线索，内证、外证结合考据成功的，其考证功力令人叹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织工对》是一篇重要史料，但它叙述的情况是元末还是明初，是丝织业还是绵织业，并未形成一致看法。郑先生作于1957年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先从《始丰稿》按年分组编排的体例，判断收在第一卷的《织工对》应为元末之作。又从《织工对》所用词汇“日佣为钱为二百缗”的“缗”字系元末一千钱的习惯用语，不用于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以及从元明钞值的比较各方面，论定《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并以织工数目比例论定作品所述为丝织业状况。此文是考订史籍之作，运用了多方面的考证方法，显示了郑先生炉火纯青的考证技艺。该文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可谓“求真”与“求用”结合的范例。
以上校勘法、对音法、释词法、综合法的事例，使我们领略了郑先生考据学的成就，他不愧是考证大师。郑先生的工作继承了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和优秀史学方法，视野更为开阔，考证方法因被考对象而异，熟练地运用各种历史辅助学科知识和方法，考证造诣极高。
四、史料整理与史料学研究
本世纪初，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发现，它同殷墟甲骨、敦煌卷子、汉晋简牍一样，是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力推动了明清史的研究。1922年7月，当时的政府将部分档案拨归北京大学，随即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教职员、研究生等组织成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进行档案整理。正在国学门读研究生的郑先生是首批参加的整理者。他在当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档案馆，近复移至(北京)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理者为雍正题本，……”②抗战胜利后，郑先生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整理档案。北京解放后，他和罗常培等人感到，北大所藏已整理过的宝贵档案必须赶快公开，没有整理出来的档案必须尽快整理，以供大家利用。于是加紧工作，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公布了一百零三篇明末兵部的题行稿。郑先生在该书序中，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来源、发现及周转、整理的论述，对于认识和利用档案很有帮助，非亲身经历其事的专家不能道。郑先生还主编了《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于1954年出版。1966年郑先生应邀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作《清史研究和档案》的报告，讲解了清代的历史档案及解放前的整理状况，强调“离开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并号召“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还谈了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和利用档案需注意的问题。该文对利用档案研究清史作了很好的说明。
郑先生整理古籍的工作最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从50年代起，主持标点《明史》,大约历时十年而成。他根据《明史》的具体情况，指出重点是本校，纪与传校，传与传校，纪与志校。同时也使用他校法，强调“参校书籍不要求多，而要求一本书校到底”。“切忌有几条不是关键问题，繁琐征引以炫博，在明眼人看来正是陋，而且是不负责。”⑩郑先生在校勘古籍方面主张少而全的负责精神，反对“博”而漏的作法。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辑录《清实录》史料，郑先生进行了具体指导，成《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一书。《明史》、《清实录》均是大书，这些古籍的整理对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郑先生还主持明清历史教学方面的史料整理工作。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清代分册，全面介绍了清代统一、民族、政治、经济、起义、外交、文化的基本史料，对大学生学习清史很有帮助。该书由中华书局于1966年出版。郑先生主编的《明清史资料》,是高校教师进修的教材，该书分二十多个专题探讨明清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和制度，每个专题下提供原始资料、近人论述、论文索引和年表等内容，对掌握明清重大历史问题很有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还受到海外学者的好评，如韩国于1983年在汉城成立明清史研讨会，每两周一次，主要读史料，1984年到1987年即读了《明清史资料》。
近代以来强调科学实证史学的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史料，往往被视之为史料学派，倡导风气的如胡适、傅斯年，以研究体现史料建设的则有陈寅恪、陈垣等，郑天挺先生的治史特色亦当属于此派中人。郑先生在解放前开过“清史史料”、“历史研究法”等课，探讨过断代的史料学和史科学相关问题。50年代，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课程体系，开设专门化的“史料学”,郑先生首先在国内进行实践，他在探讨课程建设，特别是如何与中国史料相结合的问题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4年，郑先生在南开大学开设了“史料学”一课，这是一个研究和利用史料的方法课，当时除了配合明清史学习，专门介绍《明史》、《清史稿》外，主要讲授史料的分类和辨别，文字史料的可靠性、来源、阶级性及其用途，史料的批判和应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课中郑先生归纳出史料学的原则并结合具体史料例证说明，相当成功。如他讲“当时人的记载的史料有以下四目：一、当时人的当时记载；二、当事人的事后追记；三、当时人对第三者的记载：“甲、记载人的立场，乙、记载的来源，丙、记载人的出身，丁、记载人的能力；四、当时人记载史料的选用”。郑先生说，当事人的当时记载价值最高，像公文(包括布告、宜传品等)、石刻(如泰山刻石)、书牍、笔记、日记等。但要注意，像日记，中国过去有一种风气，有些人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像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还有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是经过他儿子剪裁过的，他们认为不能公开的事情根本就没有。郑先生着重围绕戊戌政变详细比较当时人记载的《戊戌政变记》、《德宗遗事》、《戊戌八月十四日记》、《清廷戊戌朝变记》、《清宫秘史》、《感敬山房杂记》六种书，分析这些史料的价值。由于郑先生对戊戌政变有研究，掌握史料丰富，分析具体史实细密，对认识“当时人的记载”是很有效的。反映出郑先生对史料的精深研究。
1957年，郑先生对“史料学”一课内容调整，强调理论性，课程内容共分六章：一、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二、历史辅助学科，三、历史资料的来源，四、史料的搜集，五、史料的批判，六、史料的利用，已形成了郑先生的史料学体系。该课的概况，郑先生已在《史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作了介绍。徐苹芳《记郑毅生先生论史料学》一文整理了当时的课堂笔记，对史料的来源、史料的搜集、史料的鉴别有很好的介绍，其中郑先生对语言学史料的论述很精彩，不妨引录如下：语言学的史料指来自语言资料，包括语言、辞汇和文法等方面，辞汇方面的史料较多，如成语、方言、同行语、译语等，都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实况。例如“莫我敢侮”是先秦时代的文法，即“莫敢侮我”的意思，秦以后则很少用这种语法了。如《晋书·王衍传》记山涛见衍后说：“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是当时的习惯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即“这样的”意思。又如《世说新语·规箴》记王夷甫自命清高，口未尝言“钱”字，而称“钱”为“阿堵物”,“阿堵”就是“这个”的意思。后人沿用此典，把钱称为“阿堵物”。第一人称自称为“我”是很早的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记张飞自称我为“身”,胡三省注曰：“自此(按：建安十三年)迄于梁、陈，士大夫率自谓曰身。”但当时仍有自称为“我”的，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记鲁肃见到诸葛亮时说：“我又瑜友!”这些语言学的史料是有很明显的时代特色的。”⑥正因为郑先生重视语言学的史料价值，才能够从“缗”和“贯”不同时代的辞汇考证《织工对》的写作时代。
郑先生试图通过史料学课程教给同学们整理史料的方法。归结起来是“全面占有史料与史料批判”,史料批判就是批判地研究史料，分析史料的阶级性，推求史料的最初思想意图。郑先生重视充分占有史料，认为这是研究的基本要求，50年代他曾对青年人说，积累资料没有两万张卡片不要写文章，要求青年人坐下来读书，在充分掌握资料后再写作，也就是说才算得上是研究。全面占有史料，不是漫无边际、随心所欲地读书，而要讲求方法，郑先生提出初学者要精读一部书，以几部基本书作辅助，旁及他书，反复钻研，做到专精和博览相结合。有了扎实的基础后才能广泛联系，发现问题，进行研究。郑先生的史料学有理论体系，有丰富的例证，已成著作刍形。遗憾的是他的资料卡片在“文革”中被一扫而光，否则如成书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学思潮激荡下逐渐形成的，被誉为“科学的历史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兰克可以说是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兰克所倡导的史料批判学，以及从最原始档案中研究历史的大方向，至今无法转移。“五四”之后，清华与北大所标榜的“科学的历史”即来自兰克。郑先生的主张与兰克倡导的近代科学的历史是一致的。中国现代史上大力主张兰克史学的是留学德国的傅斯年。他提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可以说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代风气，但傅斯年的口号有些说过了头。旅美学者汪荣祖认为，兰克的著作本身已展示出，他不仅要重建正确的史实，还要呈现史实背后的正确意义，然而把兰克的史学视为史料学，显然是十分错误的。②⑦郑先生的史料学，上承乾嘉朴学，也多少受到近代史学观念的影响，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而史例和经验则是自己的文史研究实践。在史料学的系统论述上更科学、完善，他说；“我们根据史料研究历史，但史料不就是历史。史料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个别具体历史问题所需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根据它再现或恢复这个历史事件的特征，但不是将史料堆积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多数史料不经过深刻、仔细和全面地分析研究，并与其它史料联系比证，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郑先生所说是比较科学的。
五、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
全国解放后，郑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历史研究。他主编反映农民起义的史料，用阶级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观点强调史料批判，试图建立系统的史料学，而考证工作也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大问题，《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为解决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问题而作，即是明显例证。
郑先生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历史，突出表现在对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的探讨。分别于1962年、1979年发表了《清人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及“续探”两篇论文。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提出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已进入封建社会。郑先生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满族历史的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同民族融合的经过和对清的历史的解释。郑先生的论文形成一家之说。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郑先生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依据新理论，郑先生首次建构了清史的整体框架，这集中反映在1962年写出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简述》一书。郑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对清朝所处时代的看法，认为清史有六个特点：
第一、该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末期。他说：“‘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制度过渡的阶段；‘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
第二、清代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
第三、清代是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并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
第四、清代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固有疆域的奠定，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密切和巩固。
第五、清代是抗拒殖民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
第六、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以后的一个朝代。
郑先生的总结虽然也吸收了同行的一些意见，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清史深入研究，并把清史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全面考察后得出的。对于清代这一完整看法，是郑先生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把握时代特点，对于初学清史的人，对于清史研究的开展具有较大意义。郑先生的观点，逐渐被同行所接受，已经对清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③《清史简述》被认为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清一代历史的专著。
郑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重在理论方法和资料分析的结合，反对脱离具体研究的生搬硬套“贴标签”作法，反对极端化。1961年他在《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一文中指出：“在理论方面，应该从具体材料引出结论，观点和材料统一，而不是以理论代替历史，或者先找好理论然后套上史料。”“要根据详细材料引出理论性的结论，就要求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材料积累，最低限度不能忽视理论的完整性和材料的完整性。”在历史资料方面，必须大量地和全面地收集资料，加以具体分析，特别是主张相反的资料，更不容忽视，必须找出不同的原因，加以解释。郑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曹操的评价，既看到曹操符合时代进程的一面，也看到违背人民愿望的一面，探讨了传统时代歪曲曹操的正统观念和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强调用新的分析方法评价曹操。他对清官的分析首先指出清官也是官，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清官出现和宣扬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封建时代贪污的普遍存在是它的根源；统治者宣扬清官是为了实际需要，但皇帝也有不信任的一面，清官与贪官有斗争，清官与清官之间也有矛盾。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必须具体分析。60年代郑先生曾发表《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一文，他不同意把秘密宗教的教义说成能够培养革命意识、鼓舞农民革命的热情，加强广大农民革命的信心和勇气，认为这样未免作了过高的估价。秘密宗教、清官、曹操等问题是60年代的“热点”,郑先生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有时是不得已的，像他那样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历史学家，在历次“史学运动”中都是座谈会以及报刊杂志重点约请对象。不发表看法不行，发了言见了报更是提心吊胆，《关于清官》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推诿不过而写的。②在知识分子处境堪忧的岁月里，郑先生尽可能地以科学的实证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他优良的学风对讨论中出现的’左倾”和’以论带史”无疑会起到矫正的作用。
郑先生晚年提出历史研究要“求新”的主张，认为社会在发展，现代科学一日千里，一切知识都在更新，学习历史科学也是这样，要跟上时代，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最新发展的材料与研究成果。提出历史科学也应该现代化。
注：
①张守常《论历史学的“求真”与“求用”一敬献正在学习的老师们》,载《历史教学》1952年第6期。
②冯尔康<从学琐记》,载冯尔康，郑克晟主编《郑天挺学记》第301-30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陈生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载《郑天挺学记》第203页。
④郑天挺《漫谈治史》,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⑤张守常前引文。
⑥张守常前引文。
⑦冯尔康《从学琐记》,载《郑天挺学记》第301-393页。
⑧载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按：以下凡引该集论文篇名者，不赘注出处。
⑨陈生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郑天挺《漫谈治史》。
⑩柳存仁《上郑先生的校勘课》,载《郑天挺学记》。
11参见阎文儒《怀念毂生师》,载《郑天挺学记》。按：此学术权威当指傅斯年先生。
12傅同钦、郑克晟《忆郑老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载《郑天挺学记》第318页。
13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4林树惠《郑老是怎样指导我们校<明史》的》,载《郑天挺学记》。
15陈生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载《郑天挺学记》第194-196页。
⑩?载《郑天挺学记》第174-175页。
⑦汪荣祖《兰克与中国近代史学》,载(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8月号。
?《探微集》第280页。
?冯尔康《郑天挺》,载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①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又请参见郑克晟《我追随郑先生研读点校本〈明史>三校稿》,《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
来源：《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附记：本文曾以“历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为题发表于汤一介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本纪念文集时，对原文中较多的错字、漏字加以正、补，并改写了文章的第五部分，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