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的《滇行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上第一次全文刊出了。遗稿是由郑克晟先生整理的。在发表之前，我反复读过数遍，不仅为其中保存的珍贵史料所吸引，更为其体现的郑先生的大家风范、大器大象所感染。因此，在收《北京大学史料》(三)中之后，我又推荐在《联大史料》中也收入。

(一)

《滇行记》是郑先生在由长沙去昆明途中抽空所记。我们现摘录数则如下：

1938年2月18日到桂林。“……月牙山……有石阶二十级，登之有门，题‘南州胜境’。入门右折登石阶十一级至清晖堂，堂北向，后为丛桂楼，右侧有石洞题‘云栖’二字。由洞北折，登襟江阁，其上为影波楼，楼对‘南州胜境'门。由襟江阁东折入倚虹楼，其下即清晖阁也。襟江阁西有门，门外皆石崖，凭崖西望，万峰隐约烟苍中，竞奇争长。沿崖有石级，下三十八阶入小洞，穿洞更下三十二级，是为龙隐岩，岩口北向，多沙，其前有潭，清可见底，不甚深。岩洞不若七星岩之广，两侧石刻相接，有淳宁五年王祖道题名，治平元年孔延之题名，元丰二年曾布等题名，淳熙十三年詹仪之题名……"

2月21日，“……下午抵柳州，今曰马平县，去桂林二百四十二里……过江至县城，访柳侯公园，园甚大，县人以纪念柳子厚者也。楼阁棋布，刻意经营。余意在瞻柳侯祠，不及一一登临。得祠所在，日已暮，石刻满壁，张镫细辨，亦不得昌黎所作碑记。中殿祀柳州坐像……"

2月28日，“五时起……火车须八时开行，乘间作书告诸儿”。车开，穿行群山中，依山势以盘桓，深涧疾滩当其下，丰林茂草临其上，峰岭雄奇，峦谷峻邃，车行蜿蜒，乍左乍右，时高时低，而景色随之变异，真大观也。湾塘有瀑布尤美，至裸姑为车行最高处，山洞尤多，至芷村，凡穿行八十四洞，换双车头，更穿九洞，至黑潭”。①

如此细微生动的记述尚多，不再摘录。

读着这些优美隽永的文字，我们似乎感到了柳宗元《小石城山记》、《钴 潭西小丘记》等永州八记的影响。仿佛看到一位满怀闲情逸志的旅游观光客在风景如画的大西南漫游；又仿佛看到一位现代徐霞客在专心致志地考察那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否则他怎么能安闲地记下踏过多少级石阶、穿过多少个山洞、某年某人的题名?然而，郑先生确非毫无负担、一身轻松的观光客。他是受蒋梦麟校长指派、身负筹建西南联大重任、避开敌人的炮火、辗转曲折先期前往昆明的。除公务外，还有一层，那就是留在北京托人照管的5个3-13岁的年幼儿女，时刻牵挂着他的心，所以在乘车间隙还要书一“万金”寄往家中。我们知道，郑夫人在1937年2月去世后，郑先生是一人肩父母二任的。在这颠沛途中，其背井离乡、国仇家恨的心情之痛苦、之沉重、之牵挂是可想而知的。我想，一般人即使不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恐怕也难有心情去审视、欣赏这无言的景物，那里还能生动人微地描述那独秀峰、月牙池、九曲桥、碧雪楼；那里还能心静如常地计数着38级石阶、84洞……

到柳州着意去瞻谒柳侯祠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郑先生人格境界的线索。郑先生自幼饱读经史，并研习金石书画，柳子厚显然是他崇拜的先贤之一。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具有唯物主义天道观和无神论思想，与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进行文学革新。他对诸子百家兼容并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他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继以柳州刺史后，更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了解到人民生活的痛苦。他虽经挫折，但祖国山川的秀美、自然景物生机盎然及其所展示的深远辽阔的意境激励着他不曾颓丧。正如郑先生寻而未得之“昌黎所作碑记”(柳宗元墓志铭)中所写柳为永州司马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挨，而自肆于山水之间”,并且“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②所以他的有名的山水游记并不是无所事事之作，而是“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③的表现。于此他有一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④这固然是柳宗元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但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郑先生的心理状态、人格境界。在柳宗元看来，一个人游历、欣赏、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的情志是与他的事业成就相关的。他认为一个心烦意乱、胸怀偏狭、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有大作为。而一个修养较高、胸怀坦荡、心地平和、目光远大的人(君子)则能宁静致远、处变不惊，遇事应对有余，理达事成。这似乎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⑤的意思。

(二)

考察郑天挺先生的一生，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他和其他老一辈学问大家一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养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有许多精华需要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在商潮滚滚的今天，尤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郑先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列四书五经之首，被朱熹认为是“所以教人之法”的《大学》,其第一章即揭明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且指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学者必由是而学”,⑥然后再《论语》《孟子》等次第学习。我们不敢说郑先生一定是遵此行事，但其影响却依稀可见。

郑先生严于修身治家。他37岁盛年丧偶，为了避免重建家庭可能带来的矛盾与不安，干扰自己的事业，他多次谢绝友人关于续娶的劝告，一直独身生活达45年之久，一心扑在事业上，以校为家，并把五个子女培养成材。这是大家都知道。还有大家不太知道的家规。当年北大的大小工程、办公用品采购等都是实行招标的，以少花钱多办事。为了堵住承揽竞标者送礼行贿之路，郑先生规定非亲友、学生来访者一律说不在家，有事到办公室找。因为郑先生整天在学校，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而晚上是他备课、作学问的时间。还有一点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郑先生任秘书长期间一直是自己租房子住，不住条件较好的北大教职员宿舍，以给学校减轻负担，并把方便让给别人，决不近水楼台先得月。直到1950年5月他辞去秘书长职务后，于7月份才搬进北大宿舍，实践着“仁者先难而后获”①的古训。郑先生这样依传统文化严格修身是他事业有成受到大家尊重的根源，也是对“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⑧的具体注释。

郑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先生开始革新北大之时。蔡校长博通古今，融会中西，并将西方自由、平等、友爱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名贤古训相沟通，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而“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至于“所谓友爱，义斯无岐，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⑨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哲名训赋予新的含义在北大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郑先生对此感受很深，在《蔡先生在北大二三事》的纪念文章中，郑先生称蔡校长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革新人物任教北大，提倡新文化运动，引导五四运动，开放女禁，提倡美育等，“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①重大举措。他对蔡先生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上严肃不苟尤表敬佩。所以在1937年11月17日，钱稻荪(后任伪北大校长)从北平赶到天津劝郑先生与其一道留下为日伪服务时，郑先生严词拒绝，毅然南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职员以汉奸对待，1946年春，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曾向国民政府上书，为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缓颊，有人请郑先生也签个名，郑认为一个教授在民族大义面前应有民族气节，拒绝签名，虽然周曾是郑的老师和同事。而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的学生中有5人死难，他无比愤慨地参加死难学生追悼会，会后与郑奠先生等发起募捐救助死难者家属；1933年4月，参加公葬李大钊式并捐款。这是不是孔子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①呢。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郑先生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在北京的福建学生联合会的反日活动，宣传不买日货，并在《闽潮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郑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3年出版),首先系统地揭露帝国主义通过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治安秩序、妨害中国经济等事业发展的种种侵略行径，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撤废。以后的几十年间，郑先生运用其研究成果撰写大量有关边疆史地的论著,为解决边界争端，为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作出卓越贡献。

史学家戴逸教授的回忆文章《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中，曾以他在北大的亲身经历述说了郑先生默默支持学生筹办孑民图书室，支持学生运动和社团活动，暗中保护学生免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等许多感人的事迹，郑先生却从未提及。这些或许在他看来正是一个师长份内应作的，没有什么可说。这不正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⑫的体现吗?

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王永兴教授在与笔者交谈中，回忆起郑先生仍满怀深情。他说：“毅生师修养极高，对学生象慈父一般，学生对他也极好，我们同学都说毅生师定会长寿过百。”他举例说，1946年联大结束，三校北返，老师的长女因飞机失事遇难，老师是很悲痛的，但他强压痛苦，照常忙于复校工作，北大能迅速复校上课，做工作最多的是毅生师。当年北大的经费出入均掌握在郑先生手中，他真正作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都说“出污泥而不染者，唯郑先生可以当之。”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所以郑先生从1933年任秘书长一任18年，其间他虽曾数次辞职均未获准，直到1950年才得息肩，专事教学与研究。学生同事对郑先生的高度评价，看来事实有据，并非虚言。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特别感激郑先生对他们的保护和关爱，为了表达他们的一片深清，特向郑先生敬献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为“全体学生敬献”。锦旗是一方红绸，墨字，简朴无华，不如现在的锦华耀眼，但所含深情无价。在北大百年史上，获此殊荣者，仅郑先生一人而已，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郑先生享年82岁，病逝前仍在开会，年虽未过百，但大超过古稀，已登上寿。荀子说：“得众动天，美意延年”③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三)

与郑先生同年考入北大的蒋复璁先生说过：“我们中国历来传统的历史与哲学所要求的一个学问家是要一个全材：学问好，品格也要好。……古人说‘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什么叫养气，换个新名词，就是修养。读书固然重要，修养也是重要。所以《大学》八目把个人的修养、诚意、正心扩展到治国、平天下，并不是玄虚可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大器大家，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之美不可掩灭，中国传统文化的的魅力将永放光华。然而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⑤中国传统文化教人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人生，养成高尚人格，也只有在不断的陶熔中具有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者，才能真正欣赏、享受中华文明之优美。这是一个逐渐、互相作用的过程。我认为郑先生受蔡先生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陶熔中，积极学习、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营养，加以继承发扬的精神和实践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愿中华文明能铸就更多更多在21世纪闪耀光华的大家大器。

谨以此文作为郑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注：

①王学珍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80页。

②《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苏洵韩愈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③《二十二子·淮南子·本经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37页。

④《唐宋八大家散全集·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⑤钱穆《论语新解》,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⑥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第2版，第1页。

⑦钱穆《论语新解》,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⑧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89页。

⑨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页。

⑩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页。

⑪钱穆《论语新解》,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⑫钱穆《论语新解》,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352页。

13《二十二子·荀子·致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20页。

⑭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88页。

⑮《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来源：《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