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北宋司马光编集，是中国一部最大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左传》是最早的编年史，但不是通史；《史记》是最早的通史，但不是编年体；《竹书纪年》是最古的而又不是最大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有“《通史》四百八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六百二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是《通鉴》前一部最大的通史，可惜已经亡佚，但《隋志》把它列入正史类，可能也是纪传体的通史(南宋高似孙《史略》说它“全用编年法”,因无存不得而知)。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真宗天禧三年，死在哲宗元祐元年，年六十八(1019-1086)。《宋史》卷三三六有传。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收入)卷七中有传。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卷九有《涑水学案》二卷，谈司马光的思想很详。清顾栋高有《司马温公年谱》八卷(求恕斋丛书),谱后一卷，遗事一卷；清陈宏谟有《司马温公年谱》一卷(附所刻《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内)。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四部丛刊有影印南宋刻本。

下面就《通鉴》的纂修目的、经过、版本诸事作简要的说明。

司马光的目的

司马光平时最重视历史，认为人人都应该读史，而国家的统治者更应该读，因为一个国家，“其兴亡在知人，其成败在立政”。假使“或当艰难之运而不能师用贤智，或有恻隐之意而无以照知忠邦”(司马光《进稽古录表》),则国家一定衰乱。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内容，所以必须阅读历史书籍。但是历代史籍非常之多，统治者就是决心去读，也绝对“不能通览”,所以他决心写一部供最高统治者一皇帝阅读的简明历史(《宋史·司马光传》)。

《通鉴》纂修的经过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就开始这一工作，从事编写“历年图”(《稽古录》十六《历年图后序》)。因为他感到“载籍之编，患乎太漫；鉴观之主，力不暇遑”,所以就“敢用芟夷(删除),略存体要(大体纲要)”,从“三晋开国”(前403)到“显德末造(末世)”(959年),共成十五卷(《进稽古录表》),这就是今天流传的《稽古录》卷一至卷十五。但是内容太简单了，实在是个年表。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又按“历年图”的年代起讫，开始另写一部编年体通史(《通鉴外纪·刘恕自序》),以论次历代君臣事迹(《通鉴·宋神宗序》),名曰“通志”(《宋史》本传)。先成八卷。《宋史本传》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我想这八卷就是今天《通鉴》的卷一至卷八，也就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秦二世三年的《通鉴》前八卷。因为历代史事多，所以写了前八卷先送进去。英宗看了很满意，就命他在崇文院设局，准许自己选人帮忙续写汉以后的历史，并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笔、墨、缯帛和其他供应。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死，神宗即位，十月开经筵，命司马光进讲这本新作，于是神宗把“通志”改为“资治通鉴”,并给它作了一篇序。所以叫作《资治通鉴》,是由于他要求写进去的内容是“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体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神宗序);而他阅读的目的是在“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是为了借鉴之意。

神宗对这部书的期望更大，把旧日藏书二千四百多卷都拨给使用。司马光到洛阳工作，神宗就命他把纂修的全部工作和人员一同带了去，并命他儿子司马康(字公休)作检阅官。

司马光在洛阳一共十五年(1979—1084),全都“以书局自随”。

参加纂修的人

司马光虽然是奉诏设局纂修《通鉴》,但准许他自己选择助手，所以和一般的官修书籍又有所不同。

助编两汉部分的是刘攽，三国南北朝部分是刘恕，唐代是范祖禹，都是当时的著名专家。“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县)人，事迹见《宋史》卷三一九本传。他“尤邃(精深)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宋史》本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县)人。《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六有传。所著有《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他“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宋史·文苑传》)。他在洛阳住了不久就回家乡，《通鉴》修成，他死了已七年。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华阳人。事迹见《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附传。另著有《唐鉴》十二卷，史称：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宋史》)。

这三个人在《进上通鉴表》文均列名。此外，据明末严衍说，还有赵君锡(《通鉴补自序》)。赵君锡字无愧，河南洛阳人。事迹附见《宋史》卷三八七《赵安仁传》。但是本传没有说他参预修《通鉴》。

清康熙时，许自俊作《资治通鉴补序》说：“司马温公身为贤相，集当代名公钜卿二刘二范辈共删定此书”(《盛氏刻本通鉴》补卷首)。另外这一范，不知所指。司马光居洛阳时，和他常往还的有范纯仁和范镇，但是《宋史》三四四《纯仁本传》和卷三三七镇本传全没有谈修史事，而且纯仁和镇当时名位已高，最多只是参加一些意见而已。

成书的年代

神宗元丰七年(1084)《通鉴》纂修完成，十一月缮进(司马光《进通鉴表》,《宋史》一六《神宗纪》在十二月),从治平三年(1066)起，凡“历十九年而成”(胡三省序)。《通鉴》成书不久，元丰八年(1085)正月神宗就病了，三月死。所以《通鉴》的纂修虽是创始于英宗，实在是神宗一朝完成的。

最初的刻本

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月《通鉴》在杭州刻板(见胡注本卷未校勘衔名。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9609页),元祐七年(1092)刻成，分赐各地(《宋史》十七)和参加纂修的人，这是通鉴的第一个刻本。司马光死于元祐元年九月，他集中卷五十一《乞黄庭坚同校通鉴副本札子》有“去年九月奉旨国子监镂板”一句话。这个“去年”只有元丰八年(1085)一个可能，如果元丰八年(1085)交国子监刻板，不会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十月又交杭州刻板，我怀疑是原来交国子监刻，遇到障碍没能开工，又改交杭州镂刻，只是一个刻本。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说北宋有三个刻本：杭州、监本和蜀本，恐怕不确。

章钰又说：“监本之有无流传，各藏家均未明载”。我想正由于没有这一刻本，所以各家都说不明确。至于《三朝名宦言行录》所说，“蔡卞密令学中置板高阁”的板，是学中保存的板，不是自己刻的板。

司马光亲自动笔

《通鉴》虽由刘、范分别同修，而司马光仍然自己动笔。南宋的高似孙曾见到《通鉴》的稿本，他说：“司马公《通鉴》草，纸阔狭不恽(不相同),有剪为数寸阔者，两面密书，时有涂改处，字尤端楷”。(《史略》卷四，萧子显晋史草条，《古逸丛书》本，7页)可证《通鉴》中的看法和意见是司马光自己的。

《通鉴》只在初修时于经筵进讲过，其后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当然无从进讲，修成以后，神宗就病死，哲宗初年，据《宋史》本纪，经筵只讲鲁论和读三朝宝训，不久司马光就死了，所以《资治通鉴》中虽然有很多“臣光曰”,并没有每篇都讲过。

《通鉴》的文笔

《通鉴》的叙述史实，文字非常生动。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智伯决水灌赵。“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绎水可以灌平阳也。”(页12)三个人在车上的神情跃然纸上。卷一九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叙汲黯和武帝争辩，“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页638)卷七秦二世元年(前209)叙张耳、陈馀旧事：“里吏掌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页255)卷一二八，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臧质起兵失败，西走武昌，“逃于南湖，掇莲实啖之。逃兵至，以荷覆头，自沈于水，出其鼻”(页4019),遂被射死。这和前面所说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页4010)对照起来，相映成趣。卷二O四，武则天天授二年(691),记来俊臣鞫周兴事，所谓“请兄入此瓮”事(页6472)。卷二百八十四，后晋齐王开运二年(945),晋军大破契丹军于白团卫村，写晋军兵士愤怒求战，以及“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契丹主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驼，乘之而走”(页9290)的记载，写得如画。当然，这里都是根据诸史原文的，但也由于司马光的文艺天才，否则也会把它写成一无生气的“断烂朝报”。

《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前206),鸿门宴一段写的很生动。这是根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写的，但是文字不完全相同：

《通鉴》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嗔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羽曰：“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发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页302-3)

《史记》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人，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发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这里，《通鉴》减省了几个字，而语气依然。不同的，只是《史记》用“项王”的地方《通鉴》改为“项羽”;《史记》用“大王”的地方，《通鉴》改为“将军”。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在鸿门宴之后，《通鉴》的改正是对的。

《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写赤壁之战(页2093),是钩稽《三国志》诸葛亮、周瑜、鲁肃等许多人的传记组织而成，我们试摘一段，看看它的来源根据：写两军遇于赤壁一段，只约三百字，基本上是用的《三国志·周瑜传》,而于曹兵出营看黄盖降一点又用了《周瑜传》裴注引的《江表传》,于曹操北还经过华容一节又用了《魏武帝纪》裴注引《山阳公载记》,《周瑜传》失载的就用其他记载补上。“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和“去北军二里余，同时举火，火烈风猛，船往(志《作往船》)如箭，烧尽北船”,“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几句，是用《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赢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几句，是用的《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山阳公载记》;“时操军兼以饥肄，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兵北还”几句，是用《三国志·吴主(孙权)传》,而参以《曹仁》、《徐晃》、《乐进》等传。这就告诉我们，史料是多么细致、缜密而全面的工作。只有辛勤阅读，才能广泛掌握；只有广泛掌握，才能具体分析；只有不断积累，才能不断提高。

来源：及时学人谈丛；本文写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