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英国鉴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节马戛尔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国的失败，又看到法国利用天主教神甫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面貌作掩护，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国作先遣部队。1805年（嘉庆十年）就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个23岁的青年教士到中国来，这个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后来他自己译成中国汉字叫马礼逊。马礼逊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1798年加入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1804年入传教士传习所（Missionary Academy）训练，1805年决定来中国传教后，在伦敦学习医学和天文学，并向中国旅英侨胞杨三达（译音，原作Yong Samtak）学习中国汉文。1807年（嘉庆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纽约，又坐帆船渡太平洋来中国[1]，于9月7日到达广州[2]，后来移住澳门。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努力进修中国语文，从事翻译基督教圣经。他的中国文程度相当好，1815—1823年曾编《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据说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释的[3]，因此，1824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他还写了一部中国文法，和几部有关“汉语”的小册子。他译圣经，1813年以后是由米怜（Dr.William Milne）协助的，1819年11月新旧约全部译竣，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国只是零星雕版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1810年9月印行的[4]，因此认识了刻字工人梁发，又叫梁阿发（1789—1855）。梁发在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入基督教，1832年（道光十二年）编印了一部《劝世良言》，其中全是梁发自己阐发基督教教义的文字[5]，后来洪秀全在广州考试得到这本书，受到启发，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他在澳门翻译圣经时，同时兼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译员（Translator）。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7月英国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6]来中国，马礼逊随之作译生（lnter preter公文中称为译生，实在就是当时所谓“通事”），一同到北京。马礼逊当时是以“在澳贸易夷商”的资格[7]充任“译生”[8]，《清史稿·邦交志》二称马礼逊为“副贡使”[9]，是沿袭《中西纪事》[10]的错误。这一次的副贡使有两个，一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礼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国私人记载全认为副使是马礼逊，可见他在当时非常活跃。这次通使，因为京津没有通译人，“广东省派来通事（口语翻译人）尚未到来”[11]，中国官厅认为“该国译生（指马礼逊）言语尚为明白，而天津别无通晓夷语之人，只可暂令该国译生传语”[12]，于是马礼逊成了两国的共同译员，中国的文书也交他翻译。[13]他在1824年回英国一次，携带大批汉文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全由其家人捐赠伦敦大学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国时曾协助成立伦敦“语言学校”（Language Institution）。1826年再来广州。1834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死在中国。[14]他在中国时期，中国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没有办学的事迹可考，但他和米怜在马六甲（Malacca）曾办了一个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以训练远东传教士，这个书院在1842年以后，迁到香港。[15]我们从马礼逊到中国以后的简历里面，可以明白看出当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侵略的时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以及所谓教育家，他们的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马礼逊正是这种四位一体的代表者。

这是最先到中国的马礼逊，他的名姓，在中国官书中，或写马礼逊，或三字全加写口字偏旁，或写玛礼逊，我们现在为了容易区别姑且称他为老马礼逊。

老马礼逊的长子叫做John Robert Morrison，我们姑且称他为小马礼逊，他在1814年（嘉庆十九年）生于中国澳门，因此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16岁（1830年）就在广州作英国商人的通译，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马礼逊对中国社会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团的腐败和贿赂方法他全明白，1834年梁发为了散发传教的《圣经日课》，被广州官吏通缉，梁发的伙伴也被逮捕，小马礼逊曾经用了八百元的贿赂，赎出被捕的人[16]，这不是一个普通外国人所能做到的，加以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因此当时中国有人传说他不是英国人，而是“汉奸之仕于英者”[17]。老马礼逊死了之后，小马礼逊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及通译员。1839年以后，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全由他经手翻译。第一次鸦片战争，小马礼逊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随英国将领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译义律，当时有两个义律，这是后到中国的一个）和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这是先到中国的一个，林则徐在广州销毁鸦片烟，代表英国交涉的是这个人）同乘兵船到天津，与琦善会晤。[18]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国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进犯南京，在吴淞遭到陈化成的痛击，由于他知道牛鉴的庸懦和沿江一带中国没有设防，所以鼓轮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结扬州汉奸江寿民挟兵索贿银六十万两[19]；到了南京，他又声言要入城就食，索办饷糈三百万两[20]；在南京，一切谈判全由他“来往传说”[21]，时常谩语恫吓，中国将士全“愤愤请决战”，而牛鉴“无意战守”，“惴惴恐误抚局”[22]，于是终成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缔定以后，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23]，到福建厦门[24]，总是横生枝节，“逞刁挟制”[25]。当时小马礼逊的狠毒是与璞鼎查一样的，所以中国记载中璞、马并称。[26]怡良在报告璞鼎查到厦门情况的奏折中说，“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狯万端，大率（小）马礼逊、罗伯聃二人为之导引”[27]；梁宝常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报告罗伯聃病死的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28]；全可以反映出当时人对他的憎恶。因为小马礼逊帮同英国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让后，英国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1843年，小马礼逊患疟疾死在香港[29]，璞鼎查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一大灾难”（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说明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中国是多么大的灾害！

小马礼逊的名姓，在中国公文中，和他父亲一样，全加写口字旁，这是当时译音字的通例；其他书中，如《中西纪事》《清史稿》等，写作马利逊，以与他父亲马礼逊有所区别，或者写作马履逊[30]，也是译音。在梁发的书信中将小马礼逊中文名字写作马儒翰[31]，儒翰是他名字Johri的译音，这种译音比通常用的约翰要更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达洪阿，姚莹根据台湾俘获的英国人的供词，说英人“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人名赞臣”[32]，也是指的小马礼逊，赞臣的名字不知其来源，可能也是John的译音。

马礼逊父子在英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劝世良言》于梁发（一般记载在1836年，也有人说在1833年），梁发受基督教义于马礼逊，是众所周知的，而《江宁条约》由小马礼逊作通译，也是众所周知的，两者中间只隔六年，因之，读史者往往以为前后两马礼逊是一个人。老马礼逊死于1834年，中西记载相同，无可怀疑。洪秀全得《劝世良言》，已在老马礼逊死后。南京定约，老马礼逊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马礼逊，当时人都很清楚，所以译名有意差异一个字以示区别（马礼逊与马利逊）。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宝常报告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的最明白：“马礼逊（三字加口旁）即马履逊，非伦（二字加口旁）即匪伦，俱系该逆夷头目，能通晓汉字汉语，并非幕客。马礼逊父子同名（其实是姓），其父死之后，现在之马礼逊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缘夷人谓小为秧，故名秧马礼逊。”[33]可知当时就有小马礼逊之称。夏燮《中西纪事》也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随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马礼逊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随璞鼎查到南京的马礼逊，“非前后一人也”[34]，但他以为“马礼逊”是“英人专司文案之官名，如汉人参军长史之类”，不是人名，那是错误的。《中西纪事》又说，“马利逊之见于档案者凡三，嘉庆二十一年副罗尔美行，道光二十年副义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书其官名”[35]；也是错误的。随义律北上和随璞鼎查北上的实在同是小马礼逊。“马礼逊”是英美常见的姓，夏氏《中西纪事》说，“近日英人刊行之书，有马利逊所著外国史略，纪五口通商以后事甚详”[36]，这是另一马利逊，并不是马礼逊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过去英美人称之为“马礼逊大街”（Morrison Street），也与马礼逊父子无关，这个马礼逊或译莫利逊，名叫George Ernest，1862—1920年（《庚子使馆被围记》译为莫理逊，《八国联军志》译为毛黎森），是澳大利亚人，英国的新闻记者，1897年来到北京，作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义和团及日俄战争时尝作通讯报道，1907及1910年曾在中国作窥探旅行，1912年作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是一个最熟悉中国情况的人（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马礼逊的夫人给她丈夫写了一本传记（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By Mrs.R.Morrison），1839年在伦敦出版。夏燮说：“西人有撰马礼逊传者，是为嘉庆二十年来中国之副使（误，见前），其名曰罗伯得……道光十四年卒。”[37]不知是否马礼逊夫人的书己译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种？1844年英国《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马礼逊的传记，我都没见过，上面所写除了中文书和注明出处的以外，是根据《英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转引的材料。

现在把几个有关的年代简单写在下面：

马礼逊父子

1782　　乾隆四七年　　老马礼逊生于英国。

1807　　嘉庆十二年　　老马礼逊来中国。

1814　　嘉庆十九年　　小马礼逊生于澳门。

1817　　嘉庆二二年　　老马礼逊随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1834　　道光十四年　　老马礼逊死在广州。

1836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劝世良言》。

1840　　道光二〇年　　小马礼逊随懿律和义律到天津。

1842　　道光二二年　　小马礼逊随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订《江宁条约》。

1843　　道光二三年　　小马礼逊死在香港。

（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2期）

【注释】

[1]容闳：《西学东渐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15年版，第8页。

[2]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简称《梁发》，广学会1931年版，第8页。

[3]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16，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20、206页。今案：郑先生原注为，夏燮：《中西纪事》卷8，光绪七年活字版，第10页；又卷16，第5页。

[4]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9页。

[5]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9页。

[6]他原来的姓名是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简称Lord Amherst，当时中国公文也称之为“罗耳阿美士德”（六个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简称的译音，罗耳就是Lord，见《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35页；《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译作罗尔美都，第4516页；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3，译作罗尔美，可能是截用了几个字，第45页。

[7]《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第8页。

[8]《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第12页。

[9]《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第4517页。

[10]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3，第45页。

[11]广惠奏折，《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第13页。

[12]《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第13页。

[13]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16，第206页。

[14]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76页。

[15]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23页。

[16]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82页。

[17]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17页。

[1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5，托浑布奏折，第14页，又16卷，伊里布奏折，第2页。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5，第76页。

[19]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15页。

[20]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16页。

[21]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18页。

[22]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16页。

[2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2，伊里布奏折，第37页。

[24]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3，怡良奏折，第38页。

[25]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4，伊里布奏折，第36页。

[26]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3，第50页。

[2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4，第33页。

[28]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6，第31页。

[2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6，耆英等奏“今马礼逊于闰七月初五日因热病暴毙”，第19页。

[30]见祁埙奏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8，第40页。

[31]麦湛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82页。

[3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2，第24页。

[33]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6，第40页。

[34]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20页。

[35]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20页。

[36]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20页。

[37]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卷8，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