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 如果我们的时代是什么和我们的旗帜是什么，不能达成真正的基本共识，加之“多时代”的表述和“多面旗帜”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人们就会经常陷入迷思、丧失斗志甚至误入歧途。时代是现实的人铸就的，并规约着人的行为。旗帜是价值的凝结与象征，引领现实的人之社会生活。我们的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奠定，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有什么样的人决定有什么样的时代和旗帜，旗帜反哺时代、化育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时代和高擎的旗帜，仍然是我们的时代观与旗帜观的主旋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的理论基础之源。

关键词： 时代观；旗帜观；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乔耀章（1954—），男，江苏江都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龚浩宇（1976—），男，山东胶南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ZZ0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ZZA001）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8）05-0001-08 收稿日期： 2018-04-16

物以类聚、人以价值、利益群分。我们是谁？我们与民族自尊、自我意识相关。在政治上，常常把力量对比分为敌、我、友三方。我方称为我们，即指自己人、人民等，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友方，常指尽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敌方，常指要千方百计地孤立和打击的力量。在本文中，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群，不同的语境、语气，“我们”可以包括专指或特指和泛指两方面。其中，专指或特指的“我们”就是全体共产党人。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 “全体共产党人” ≡ “答卷人”[1]。正如习近平同志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泛指的“我们”可以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我们”可以包括全体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另一方面，在国际间，“我们”也应该可以包括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在内，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我们（超越民族史，立足于整体世界史的眼光）。从特定意义上说，从专指或特指的“我们”发展到泛指的“我们”的历史演进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演进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大众化的演进发展过程，就是地域性或区域性共产主义不断被扬弃的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的演进发展过程。本文基于专指或特指层面的“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而不对“我们”做具体区分。笔者以为，时代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全球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代的性质、主题、特征是由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具体矛盾决定的；关于时代的种种言说（如欧洲时代、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多维时代、改革时代、创新时代、信息化时代、生物时代、太阳能时代、基因时代、全球化时代、多极化时代、多样性时代、生态文明时代、亚洲时代等等）都不能取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决定着我们的旗帜、旗帜谱系决定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归根结蒂决定于世界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一、我们的时代是《共产党宣言》奠定的

170年前的1848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1848年先后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发生的革命，几乎波及、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这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此次革命虽然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这次革命却间接导致法国等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德国及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生。欧洲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助推了欧洲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一致认识，并研究了纲领的整个内容和结构，由马克思执笔写成。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译名来自日语，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后来在1904年11月13日日本《周刊·平民报》上，这部著作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首次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其正式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并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为此，斯大林曾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列宁也曾经强调指出：“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3]

我们的时代之所以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定或者“创造”的，主要是说我们的时代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到来的。创造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发明”，是主客观条件有机统一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奠定、创造或宣告的时代，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时代，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时代以及所处的那个时代为前提和基础的。那么，这个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概要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之间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的欧洲社会已由“成熟的封建社会”孕育出自由资本主义并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为“后封建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该时代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自然科学领域为马克思恩格斯宣告新时代的诞生提供了理论科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主动地亲历了当时的理论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实践，适时地完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完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两大发现，从而才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得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成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时代呢？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时代的核心思想，是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亦即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总趋势及其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对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基本思想和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作出了非常清晰的理论论证。《共产党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政治精神面貌，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只有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的有关论述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他们的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对资本主义决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传承和推进，他们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源自资本主义涓涓溪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滥觞之上的伟大勃兴。

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时代则是与人紧密联系的时空概念和历史范畴。作为时空概念的时代，既是现实的人铸就的，又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时代与时间、空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历史范畴的时代，必然要经历一定的社会历史过程，规约着现实的人的行为，关乎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方向。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时代，是指“大的历史时代”。当今之世界，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问题的理论论证依然放射着真理的光辉。17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人类社会仍然行进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的这个时代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奠定和创造的时代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不仅是全景式和全方位的，而且是极其深远和至今远未过时的。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问题的理论论证已经作出，方向亦已指明，道路已然开通，但是理论论证的实际运用还有一个相当长期、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要诉诸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可持续发挥才能实现，其继续有赖于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践和实际的运用来加以证明的历程还远未到期。正因为如此，那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问题的理论论证持有种种“怀疑论”抑或“否定论”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时代的理论论证的客观依据依然深层次地、本质地存在着。从特定意义上说，虽然当今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已经远非170年前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时代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早已不存在，或已经“灭亡”了），但是一个不得不需要冷静正视的现实是，当今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依然主宰着世界，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观。当今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尚未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恰好说明当今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尚未最终完成和尚未到达终结之时。所以，秉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时代理念的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仍需继续努力。

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造时代的理论论证的性质或实质来说，我们的时代“依旧”，亦即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之所以依旧、之所以没有过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问题的理论论证的科学性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是发展变化和不断臻于完善的。就理论论证的实际运用而言，170年来，无论时代的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先在”的资本主义还是“后生”的社会主义，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现象。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更迅速、更普遍的发展，国家干预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最终得以形成（一般认为，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分界线为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理论，笔者认为对此需要展开深入研究）。毫无疑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其实质都是私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其发展服务的手段，是私人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垄断统治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在直接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代表资产阶级总体利益并凌驾于个别垄断资本之上，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化，必然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为主要特征），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主导社会政治经济，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的一种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在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等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国际化条件下各种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垄断同盟、西方八国集团等及其协调机构，不仅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进行协调和调整，从而维护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最终已经超越其欧洲的起源和西方的国界，成为一种全球的或世界的普遍现象——亦即世界资本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日益全球化。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深刻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由此观之，开始于17、18世纪，成长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民族、地域或区域国家范围内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正在结束，而将让位于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世界性的新社会。虽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将主导着世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世界资本主义，绝不等同于西方左翼学者所拥有、右翼学者所认同的“全球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论。因为正在进行中的时代还远未终结，更不可能终结于世界资本主义。正如约瑟夫·熊彼特针对该现象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孕育社会主义的母体。在当今社会，虽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但如果出现不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仍然只能在资本主义本质内部孕育着。因此，我们的时代还将处于由社会主义战略防御到与资本主义战略僵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还将会姗姗来迟。

我国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在《世界社会主义风云激荡500年》一文中指出：世界社会主义源自托马斯·莫尔。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出版距今已有500年历史。这是风云激荡的500年，是前赴后继的500年，是翻天覆地的500年，是继往开来的500年。这500年涵盖了四大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这5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之间的关系：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要领导人作“社会公仆”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命令群众加快进入共产主义。这是高放教授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向何处而去作出的科学分析和定位，确实能够引领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身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所得出的理论论证为我们进一步认知他们身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当他们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创造“两个必然”时代之时，他们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尚处在上升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深刻指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原理应该结合起来理解和掌握，即从长远来看是“两个必然”，而从近期着眼则是“两个决不会”。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知道“两个必然”客观规律的共产党人相对多，而知道“两个决不会”客观规律的共产党人则比较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程中容易导致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处理不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习惯于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呢？那可能是由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与压迫太不人道了。与此同时，虽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直至马克思恩格斯先后逝世期间，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和批判，但是他们终究不可能终结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认知和批判，对于他们身后的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必然留待我们和后人了。列宁曾经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那么，能否认为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新阶段——社会垄断资本主义，更能够趋近世界社会主义的入口呢？

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对于他们理论论证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结合具体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定。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决定作用，特别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不可能违背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为地缩短和改变这个历史进程），主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革命必须要有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自觉积极能动作用，特别强调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环境和人同时得到改造。但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共产党人往往比较忽略唯物主义对自然历史过程的最终决定作用，等不来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与互动，情急之下往往会非常突出“革命辩证法”或将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到极致，往往出现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历史现象，常常容易犯极“左”的错误，做出一些愚蠢的傻事，往往比较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时革别人的命，忽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时也革自己的命。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创造和宣告的时代，既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论证，也是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当今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们既不主张我们的大时代已过时，也不主张以“时代主题”变化取而代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我们的大时代的逻辑起点、现实历史起点是什么？学界尚未明确提出，也无共识。笔者认为，我们的大时代的逻辑起点或理论起点是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开启的。这主要是因为，那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主导。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延伸和传承，这可视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自身新陈代谢的过程。而那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已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实践和运动席卷欧洲。笔者认为，现实的历史起点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列宁在1915年写作《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时，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上。就是说，1914—1917年之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自1917年开始，整个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从此，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它一统天下的格局，就像它自身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历史而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样。虽然100年来的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开始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转化，虽然世界力量对比还是“资富社贫”“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的态势，虽然世界总体上还属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还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呈现某种“木桶效应”，但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总趋势并没有改变。这里有必要提出和论证的，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中的“社会主义”的三重内涵。

其一，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以后，或在资本主义自身成熟基础上（或在下面其二、其三互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是全人类的事，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同义语，它不可能逆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含义上的社会主义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

其二，是在现实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本质范围内生成的社会主义因素或成分，也应该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路径。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自身前几个发展阶段相比，无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为世界社会主义积累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这种积累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垄断资本主义在自我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或自我异化；二是垄断资本在对外殖民化扩张过程中，理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求教于马克思恩格斯，而且在冷战思维的现实中“向现实的社会主义学习”，自我改革，自我调节，以便缓解自身矛盾，延长自身的寿命。迄今还没有实践证明这种在垄断资本主义母体中增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否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有一点可以表明的是，未来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自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忘其本的，也不会出现逆退到它昨天或“原先的资本主义”去。

其三，是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财产建立起来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英勇的壮举，因为它们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航程。然而，这些国家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并把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同本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因为第三种含义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既没有自身足够的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又遭遇世界资本主义的无情的围攻、封锁、欺压，举步维艰。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如果不及时改革，就很有可能逆转，复辟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前苏联及东欧等已成为现实。中国也属于这种含义的社会主义，今天中国人的道路自信就是要避免重蹈苏联及东欧的覆辙。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社会主义”，不能只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前景，还要考虑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迂回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尤其是后两重含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并存、竞争、斗争及其互鉴，也是我们大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只有把这三重社会主义含义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们的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又要坚持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坚定不移地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非社会主义成分或因素，但不占主导地位。对外，中国在本质上与全球化大时代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对内，中国自身在总体上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延伸和传承，始终坚守社会主义第一重涵义的质的规定性。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二、我们的旗帜是《共产党宣言》树立的

旗帜由“旗”与“帜”构成。其中，“旗”一般指物质层面的东西；“帜”则指价值层面的符号、图案等。比如，我们的党旗、军旗、国旗，都是以一定尺寸规格的红色的布为“旗”，而“镰刀和锤子”“八一”“五星”（一颗大星、四颗小星）分别为我们的党旗、军旗、国旗之“帜”。引申义上的旗帜可以指一种精神、主义、信仰，即人们愿意信奉并以之作为行为指南的思想理论和具有感召力的能够为人们指引前进方向的精神力量。一面旗帜，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部民族的历史；一面旗帜，就是一种信仰、一个方向、一种力量。一个政党，就是一面旗帜，人们可以从这面旗帜上判明这个党。正如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的，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同年5月，马克思在致白拉克的信中强调，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主义”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主义”又是什么呢？毛泽东主席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求索，他把“主义”与“旗子”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历史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救中国，而且也能够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靠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的，靠“主义”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的。因此，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最大的“红利”之一就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是其他红利所不可替代的，可谓“优势红利”或“红利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纲领和指导思想息息相关。党的指导思想又称为党的行动指南，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1921年，中共一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十九大党章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先后树立、举起过四面旗帜：第一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第二面旗帜——毛泽东思想旗帜；第三面旗帜——邓小平理论旗帜；第四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四面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力量铸就的旗帜，正是在这些伟大旗帜的引领下，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一数字现象自然也会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旗帜是四面，而不是一面，也不是更多面，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旗帜与共产党人的领袖是什么关系；旗帜与共产党人的信仰、理论指导思想是什么关系，等等。我们需要用有限的篇幅进行概要式的研究。

第一，共产党人的旗帜应当趋同于马克思主义旗帜。就目前我国所列旗帜的数量而言，这四面旗帜的排列已经比较注意到了历时态的先后抑或“旗帜际”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是这四面旗帜的共时态排列会给人以某种“均等化”“无差别化”，甚至“厚今薄古”或前三面旗帜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感觉。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种排列法的前三面旗帜是以导师或党的领袖、主要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的，第四面旗帜不以人而是以思想体系来命名，这样也许较为科学。但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它习惯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旗帜并列，视为同一个理论层次的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后面旗帜的理论基础，是后面所有旗帜谱系中的“总旗帜”，世界共产党人的旗帜应当趋同于马克思主义旗帜。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层面的现实社会主义，属于上文所说的第三层面的社会主义。严格说来不能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并列作为旗帜或理论基础，最多或可视为介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间层次的理论或旗帜。另一方面，后面的三面旗帜虽然不是共时态的，但都是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怎么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何况这三面旗帜不能“平起平坐”。“毛泽东思想”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但一般可以列入作为“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形成之后或过程之中，当然属于“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列于毛泽东思想旗帜和邓小平理论旗帜之后，显然不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列。诚然，今日中国之旗帜，首推毛泽东思想旗帜。正如彭真曾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旗帜不能丢，丢了必然混乱。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行[11]。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2]。从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旗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的伟大旗帜是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升级版，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共产党人的旗帜应当处理好与其领袖或领导人特别是与其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关系。在旗帜与领导人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旗帜、列宁主义旗帜、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理论旗帜，虽然均以领袖或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但所体现的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旗帜与主义、思想、理论的关系上，有“一对一”的一种主义、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对一面旗帜，如毛泽东思想旗帜；有“一对多”的一种主义、一种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或根本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旗帜）派生出多面旗帜，这里就体现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有“多对一”的多种主义、思想、理论对一面旗帜，如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叠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在旗帜与行动中，一般地说，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不一定懂得马克思主义；举列宁主义旗帜的人，不一定懂得列宁主义；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人，不一定懂得毛泽东思想；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不一定懂得邓小平理论。相比较而言，举物质、形式的旗帜比较容易，而真正阅读、了解、懂得、接受旗帜的价值、旗帜的主义、旗帜的思想、旗帜的理论则比较难，而且需要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更丰富的胆略与智慧。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并不是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主义、思想、理论和旗帜，甚至还存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或举着“旗”反对“帜”的历史时期、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如“两面人”“伪忠诚”等等。

第三，共产党人的旗帜应当与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有所区别。共产党人的旗帜是什么，和这面旗帜上写着什么，应该是有联系与区别的。1954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这里突出六个关键词：这就是“领导我们”“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为共和国的制宪特质奠定了基础。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一基调一直在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得到唱响、阐扬、继承和发展。在这里，毛泽东主席非常清楚地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了明晰的区分。在他看来，共和国初期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载入五四宪法的。本文主张我们的理论基础或元理论、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不宜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作为理论基础，相对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又具有“理论基础”特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总体性”“综合性”的、与时俱进的。所谓“总体性”“综合性”指导思想是指不是“单一性”的指导思想。如果继续说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我们的总体性、综合性、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可以说，我们党的旗帜上载明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总体性或综合性指导思想，而不能说我们党的旗帜就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为了避免对多种思想体系、多面旗帜选择的不当的“各取所需”偏向，我们主张，党的旗帜和党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之间可以兼容或包容并蓄，但是不宜等同，应当把旗帜的“共性特质”从各种思想体系中抽象出来“独立呈现”，以便规约各旗帜之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的“同质性”。

第四，共产党人的旗帜谱系中应当体现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所谓“共同”原则，即指世界共产党人的旗帜尤其是“帜”应当是共同的，其起点和终点始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为“总旗帜”。所谓“区别”原则，即指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完成历史使命或历史任务的进阶情况，适应各民族国家具体国情制作具体的多样性的“分旗帜”，如列宁主义旗帜、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理论旗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等，使“总旗帜”的特质在“分旗帜”那里得到具体化落实。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想进一步探讨或指出两点创意。创意之一，我们主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旗帜或总旗帜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有寓意的。寓意之一是针对那些谈论旗帜问题而有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回避共产主义的倾向；寓意之二是想辨析“共产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之分别（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共产主义）；寓意之三是想辨析“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后两重寓意尤其是寓意之三有待另文深入探讨）。创意之二，笔者比较认同这样的认知：即一面旗帜所包涵的思想内容可以非常庞大，可一面旗帜只能代表这种思想的精神，亦即精髓。要把一种思想打造成一面旗帜，必须萃取出这种思想的精髓，并将其高度浓缩为精华，用一句话表述出来，言简意赅，字字千钧，目的明确，目标明确。唯有如此，才能震撼人心，让人铭记在心。换言之，一面旗帜代表一种精神，实质上是告诉人民，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达到我们的目标。目前，在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在我们表达的众多旗帜中，在我们的主义、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中，是否已经萃取出这些思想的精髓并浓缩为精华了？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在我们的主义、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中没有我们所要明确的精髓和精华（亦即本文所确定的“帜”）吗？答案亦是否定的。事实上，在我们所信仰的主义、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中是富含着我们旗帜的精髓和精华的，只是很少被提炼出来。之所以未被提炼出来，主要是因为我们时代和旗帜的精髓、精华在现实中尚未实现，或者说还做得不够理想，还在行进之中，处于进行时态，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要走。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需要端正我们的时代观和旗帜观，敢于发现真理，善于坚持真理。

概言之，我们现在还将长期（可以数百年计）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在我们的旗帜上赫然写着：消灭私有制，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源自《共产党宣言》[14]。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2.

[2]斯大林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2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4]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5.

[5]高放.世界社会主义风云激荡500年——正确把握四大历史进程处理好四个主义间的关系[J].党政研究，2016（6）.

[6]于光远.论时代问题[J].学海，2001（3）：赵明义.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当前我们所处时代问题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4）：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J].观察与思考，2015（6）.

[7]乔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形态、历史方位及其基本政治元素辨析[J].阅江学刊，2011（6）.

[8]张治江.毛泽东“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思想的形成[N].学习时报，2012-09-17.

[9]乔耀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多重解析——兼对“社会主义”的新释义[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6）：乔耀章.略论“社会主义”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J].观察与思考，2015（6）.

[10]王健，吴彦杰.旗帜的力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11]彭真传.编写组.彭真：毛泽东旗帜不能丢，丢了必然混乱[EB/OL].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705/c85037-22094234.html.

[12]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EB/OL].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8/2620228.html.

[13]丁一.我们有一面什么样的旗帜？[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9efa10102vv07.html.

[14]乔耀章.消灭私有制的理性光辉不灭[J].学术季刊，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