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萍：1966年生，汉族，籍贯山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在正文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涉”的“十项措施”。这是他们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对立”及其恶果的现实考量、对共产主义未来社会形态全面、科学的理论思考的宏大背景下提出的现实行动策略。《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对当初提出的这些策略和举措进行了反思，并且及时做出变更和调整。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些策略和举措有的获得效应、得到验证，有的则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考察“十项措施”提出的理论逻辑、实践效应及其历史命运，对于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实践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典作品之所以常读常新，是由于它们提出了关乎理论和实践及其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议题，并提供了值得人们反复思考和探究的思路和方案。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不仅以短小的篇幅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趋势、现代资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更是基于消灭私有制以实现人的解放的归旨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走向未来社会的现实行动策略和具体举措，即著名的“十项措施”。由于历史境遇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承认，虽然“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这导致在过去的研究中，论者在《宣言》其他内容的解读和分析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唯独忽略甚至有意回避对“十项措施”的探究，更有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空想计划，不值得讨论。我们认为，“十项措施”是《宣言》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突发奇想，而是奠基于对资本社会的深入剖析以及人的解放的未来命运的理论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反思不是对“十项措施”的根本否定，而是如实地考量了实践境况与理论构想之间的非对称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十项措施”中的一些主张及其效应又以复杂方式和状况得以呈现，这可以视为《宣言》这部经典作品的现实“回响”。因此，重新考察“十项措施”提出的理论意旨、实践效应及其历史命运，对于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十项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论述逻辑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在其正文第二部分的最后，他们提出了“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2］ 的“十项措施”，指出：在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应该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然后利用国家权力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改造，逐渐把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包括一切生产工具全部夺过来，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些具体措施有：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3］

综观《宣言》正文四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考察了人类发展史、阶级斗争史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剖析了社会运动的客观历史条件，才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的。正文第一部分论及“资产者和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梳理了资本世界的变迁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历史作用，阐明了资产阶级“一统天下”时代的新特点。他们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将被挖掉，同时，与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相伴随的是现代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这个政党将担负起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构资本逻辑，废除私有制下雇佣劳动机制的历史任务。这是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客观世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二部分以“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为题，探讨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但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产品生产和占有之间矛盾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4］其核心是劳动与资本的敌对性对立，结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社会后果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敌对性对立。因此，共产党人将坚决地推动历史进程，推动无产阶级斗争，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了解，以他们独特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方式阐明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愿景。其价值旨归在于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剥夺资本的权力，解除其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束缚、使人的社会性得以复归，使无产者获得解放。因此，尽管共产党人与其他工人政党一样，将致力于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但其独特的主张在于，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共产党人必须超越其他仅限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境遇改变的工人政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显示更大的“先进性”：其一，“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其二，着眼于“整个运动的利益”，［5］面向未来，以“人的解放”作为其追求的远大的价值目标，“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消灭私有制为人的解放开辟道路。

消灭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首先，共产主义“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这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而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6］——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那种由小资产阶级、小农个人劳动赚得的财产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财产形式均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产生的：一方面，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也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的力量是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物，它由无产者的劳动创造出来，却被掌握在占社会成员1/10左右的资产者手中，又在不断产生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实现增殖。因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7］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活动的产物，也必将在这种共同活动中运动起来。与资本运动相对应，无产者为了维持其生命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资本家一再建立雇佣劳动关系，进行再生产，他们对自己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体现在从资本家那里所获得的工资上。但这是无产者所有劳动产品价值中供直接生命及再生产用的最低限度的部分，它的作用仅是让工人为增殖资本而活着，而绝无可能支配他人的劳动。

共产主义所要改变的即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通过剥夺资本的绝对权力，即剥夺资产者把工人的劳动变为资本、货币、地租的权力，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权力，让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具有人的特质的活动。工人的劳动产品也不再是资本增值的源泉，而是他们丰富自己生命的一种手段。这样，工人的劳动就会被还原为劳动者个人的财产，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其次，共产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即是解除这种所有制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束缚。

在资本社会里，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自由仅仅局限于自由贸易和自由买卖。也就是说，自由是与买卖行为绑定在一起的。对于工人而言，他们的自由仅存在于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刹那，一旦进入劳动过程，自由就无从谈起了。这是由雇佣劳动的性质决定的。由于资本奴役他人劳动的社会权力，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基本途径，不再是人对自然界的现实的、感性的占有，不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成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脱离了劳动者自己的主宰而归属于别的人，是不自由的；而工人通过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而是转归资本家所有，成为了剥夺工人自由的助推器。

因此，正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剥夺了9/10社会成员的财产一样，它也剥夺了9/10社会成员的自由。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即在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从而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和个性。

再者，共产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要解除其对劳动者个性和自由的束缚，还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复归。

工人劳动的谋生性质、工人的个性和自由的丧失，都可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劳资对立”对人性的消解还表现在它消灭了“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消灭了家庭。男人对女人的关系是自然的类关系，也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是人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同时也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8］资产阶级建立家庭的基础不是人对人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需要，而是资本，是私人发财。“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9］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从资产者那里得到工资才能够维持自己及家属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国民经济学家贝魁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中谈道，工人的工资与佣人的工钱、职员的薪金或报酬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10］除了无产者的妻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以外，这个无产阶级也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与公开卖淫无异。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大致也是如此。“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11］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真正人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家庭也才会呈现本来的意义。

就像工人阶级被迫“卖淫”于资产阶级，失去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一样，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工人阶级也谈不上民族和祖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民族内部各阶级的对立，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民族间的敌对关系。因此，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将诉诸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只有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日趋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才会日益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2］

最后，共产主义运动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资对立”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构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产生的基础。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的观念——自由、法、国家意志等都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过来，社会意识也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影响。因此，资产阶级不仅会在现实生活中竭力维护资产者“获者不劳”，工人“劳者不获”的状况，而且企图通过教育，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沦为被资本控制的机器。资产阶级给工人的教育，一方面是宗教教育，让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的奥义代替教育本应有的理性精神进入人们的脑海；另一方面就是社会教育，用让工人“劳者不获”，把工人推向一无所有境地的社会现实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两者相辅相成，其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劳资对立”，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规律。

共产主义要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为，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们的观念、观点也会得到改造。由于资本社会以前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表现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的显著特征。因此，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这些意识形式始终存在，不断变化着的只是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共产主义致力于扬弃私有制，也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那么，与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相适应，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便没有了存在的现实必要性。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的“十大措施”不仅有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对立”及其恶果的现实考量，更有着对共产主义未来社会形态的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思考。在这个宏大背景下，他们才规定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即“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而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十项措施”的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用唯物史观看待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认为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人们对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变化着的现实世界的反映，也必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事实上，在《宣言》发表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注着世界工人运动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并结合这些实际情况对他们在《宣言》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措施进行了反思。主要工作体现在，针对《宣言》之后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实际发展状况，他们重新审视了当初提出“十项措施”时的现实考量和对未来世界发展的预期，在1872年以后关于《宣言》的7个版本的序言及《法兰西内战》中做了整体性的补充、纠正和调整。

《宣言》写于1847年底至1848年初。此前的欧洲，一些国家在1845至1846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847年又爆发了全欧洲的经济危机。作为欧洲政治革命中心的法国，“七月王朝”奉行极端保守的政策，但凡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改革都被压制，广大劳动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阶级利益也严重受损。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革命一触即发。在此情形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倡导西欧几个发达国家一起爆发革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机器，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走向共产主义。但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现实世界无论是工业经济发展状况还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状况，大都超出了他们当时的预期。这致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思考“十项措施”的可行性。

其一，欧洲的现实并没有达到《宣言》理解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充分发展的状况，实行“十项措施”的社会前提并不具备。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采取“十项措施”的应该是“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生产方式上，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应充分发展；在政治上，雇佣劳动制下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应尖锐对立。但1850年代以后，欧洲社会的发展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从政治形势看，都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达致“先进”。

西欧资本主义工业由于运输、商业、政府政策等领域的变革得到发展。铁路运输的开通打破了多瑙河上的航行限制，使得货物得以自由运送，原材料贸易也发展起来。粮食生产规模扩大，肥皂、蜡烛、纺织品等工业生产状况得到改变。商业活动不再受严格限制，国际货币联盟得以建立。同时，政府的经济、商业政策也在逐渐变革。奥地利在1859年、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废除了行会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英国、荷兰、比利时及德国的许多地区，高利贷开始发挥法律效力。普鲁士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放弃了对采矿业的垄断，交由企业家自由开发。由于法国在加来海峡省，德国在鲁尔河谷发现了新的煤产地，煤产量提高了3倍、5倍。

然而，与西欧相比，东欧和南欧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工业化进程要慢得多，在欧洲大陆经济当中只起到为西欧提供食品和农作物的特殊作用。由于东欧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东欧农业作为一种主要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起来。为了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50年代、波兰和俄国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废除了农奴制，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

到1870年，尽管欧洲仍是全球工业最先进的地区，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工业化。法国50%的劳动力仍然是农民，在英国的单项职业分类中农业工人的人数最多。土地、农民仍然是资本时代的重要力量；西班牙、南意大利、东欧几乎没有被工业革命触及。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许多工作仍然是在小的作坊或家里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厂并没有普遍建立起来；以现代大工业、现代资产者为特征的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也没有普遍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凸显为社会最尖锐的矛盾。

因此，在距离《宣言》写作2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6月为新的德文版合写的第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尽管《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欧洲社会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应该“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5］

其二，“最先进的国家”已然替换，作为“十项措施”必要条件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联合”也没有实现。

《宣言》中“十项措施”是基于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齐头并进、无产阶级打破地域意义上的民族界限联合行动而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16］而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各民族的领导阶级之后，地域意义上的民族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阶级意义上的民族，即由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意味着各文明国家的联合。换句话讲，也只有各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时特别注意到了，30多年过去，一方面，北美依靠庞大的欧洲移民群体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资本主义得以形成。工业也以较快的速度成长起来，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仅如此，美国的无产阶级形成了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和移民无产阶级的双重构成。这种构成的特殊性意味着美国在资本积累猛增的同时，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阶级斗争意识增强。显然，从一开始建国就受到17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素影响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世界“先进国家”了。而作为“十项措施”提出理论背景的欧洲大陆原先的发达国家，其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的状况：法国工业发展不足，综合国力大大削弱；英国教育观念落后，科技投入不足，创新机制僵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跌落了工业霸主地位；德国则通过农业大地产与工业资本的密切结合，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的统一。加之1871年统一后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德国工业开始了跳跃式发展，不仅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另外，地处东、南欧的波兰和意大利的现实发展则凸显了民族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在性。1848年革命给意大利带来了独立。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创造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虽然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工业的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紧密团结、强大的无产阶级，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基础；波兰则在维也纳会议后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再度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波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其迅速发展的势头甚至超过了俄国工业。然而，工业的巨大发展虽然证明了波兰人民的强大生命力和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没有能够换来波兰的民族独立和复兴。

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已经呈现了与《宣言》时期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民族独立与解放较之各国联合形成“无产阶级民族”更为现实和迫切。恩格斯在为《宣言》写的1892波兰文新版、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分析了这两个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他认为，世界各个民族只有独立才有发展，而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和谐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其次，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都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境遇和政治斗争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根本无法形成联合，共同行动，一起完成对资本的革命从而进入统一的新的历史阶段。

其三，整个世界并没有进入《宣言》中“十项措施”所要求的一体化时代，基于一体化提出来的“十项措施”显得过于激进和超前。

《宣言》的写作基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大背景。其时，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的判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世界面临崩溃。因此，他们号召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强力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变革措施。但事实上，1848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欧洲、美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了解和分析，而且还关注到了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国家，主要是俄国、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及政治斗争情况。据此，他们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反省了《宣言》中提出的“十项措施”，对曾经的判断做出了调整。

在1882年为《宣言》俄文版所做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谈及了美国和俄国的发展状况。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异军突起的美国不同，俄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是村社制度，加之其又处于沙皇的专制统治下，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状态。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的存在，使得俄国未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假如趁着迅速蔓延的资本主义狂热进入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那么俄国就难免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瓦解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俄国能够利用西欧工人革命的积极成果，利用自身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迈进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强力管理国家，根本就是一个外在的问题。

除了对俄国的关注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还十分关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1853年撰写的有关印度的论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和罪恶行径，并分析了印度在这种统治下民族斗争的特点。他指出，从传统上讲，印度是“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17］在土地出产方面物种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四分五裂。但是自1849年起，英国的全面统治给印度带来了深重得多的灾难。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作为印度经济基础的半野蛮半文明的村社制度被摧毁了，印度人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却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资本主义在印度还是一个外在的经济形式，印度只是为发达国家提供日益依赖的原料和市场，它的整个发展受到英国的支配。因此，印度民族斗争主要是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领导力量主要是当地的封建王公，参加者主要是士兵，斗争对象是英国殖民统治，最终被英国殖民当局镇压。

同样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在10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他认为，“两极相联”，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8］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同时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的市场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这个时候还远远谈不上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普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意识，对于中国来讲根本就是一个遥远的回响。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了。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以及人们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9］然而，现实世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资本主义大工业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西欧都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先进民族带动落后民族，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局面也没有很快形成。这导致《宣言》当中的“十项措施”无法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被尽快采用和具体实施，而对于仍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社会来说，“十项措施”更显得过于激进和超前，因此，虽然它本身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却在当时并不具备展开和实现的现实条件。

三、“十项措施”与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变迁和社会发展

19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围绕着革命的主题展开的。《宣言》中提出的“十项措施”，也是以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握政权为前提的。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革命之后国家如何治理的事宜显然摆不到议事日程上来。20世纪以后，资本世界的发展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都呈现更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资本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最终拯救资本的危机，但资本也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在危机中复苏。另一方面，资本的自我调节又被民族革命和世界大战打乱，资本主义的变迁虽然没有改变全球化趋势和特征，但其现实情形确实比较复杂，国家、民族间的差异性也在强化。《宣言》提出的“十项措施”面对与19世纪不同的境遇，必然遭遇挑战，也注定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

（一）凯恩斯主义与西方福利国家：二战后“国家”作用“强化”的体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产生了广泛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发展各国经济以争夺全球霸权，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遭到惩罚。1939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年的战争更是导致从欧洲到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伤痕累累。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刺激了包括武器生产、通讯手段、合成材料等在内的多种多样的技术革新，各国大量投入生产资本，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无论是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还是损失了殖民地的英国、法国，抑或是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将恢复战争和经济危机带来的重创，发展经济视为信条和期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顺时应势地提出了以有效政府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为特征的凯恩斯理论体系。

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进行过多的干预，国家的经济职能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凯恩斯提出，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经济本身也不能自动达到平衡，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自动调节供需平衡的机制没有起作用。生产不足并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需求不足才是。因此，经济学应该把重点放在需求侧，而单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增加需求的，政府必须进行有效干预，用政府的力量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他主张充分激发政府在恢复经济中的主体性作用，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致力于修建大量的基础性设施，提升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给人们创造工作机会，并用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从而促进供求关系的平衡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我们看到，《宣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将变革生产方式的权力诉诸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国家。而凯恩斯着眼于社会需求提出的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革新，其主体是资产阶级自身；《宣言》中的“十项措施”如国家剥夺地产、支配地租、国家银行独享金融特权等均带有强制性质，而凯恩斯理论中所主张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独立运行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的，《宣言》提出的“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20］因为其把尚不具备条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劳资关系的消灭当作现实，凯恩斯主义则着眼于客观现实，通过缓和劳资关系维持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带领西方各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雾霾，并成功地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验证。

除了对国家作用的积极肯定，二战以后的西方福利国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也包括英国、法国，最主要的就是北欧，还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度向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税费，并通过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式将财富转移给低收入者或失业人员，大大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越高，累进税越高，最富裕阶层的累进税甚至高达80%。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等措施时，其目的就是通过降低资本增值速度，让国家资本参与生产，从而使资本家从中获利的空间变小，剥削工人的能力变弱。北欧的高额累进税制度虽然没有在生产环节限制私人资本的权力，但征收富裕阶层的高额累进税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资本控制的积极举措。

（二）制度经济学派：非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异”中之“同”

与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主义等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主流经济学用抽象演绎法、数量分析法总体观照经济现象不同，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派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他们强调非市场因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研究起点，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

制度经济学派囿于资本主义体系和框架考虑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根本对立的，二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和历史使命。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强烈的现实性、内在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以至于迫使表面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派，在有限的范围和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关注乃至“吸收”、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一些主张。比如，《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剥夺资本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通过“废除继承权”和“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的措施，意在通过阻断资本的赠予和流转，限制资本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制度经济学派从创立伊始也秉持对制度的价值判断，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价值只有在资本权力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宣言》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其人学基础就是解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束缚，使人得到解放。制度经济学派也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对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应该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处境等方面去考察，而不能仅仅限于他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都是人的解放的基本诉求。

总的来讲，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维护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些缺陷和局限性，尽管它根本无意改变和推翻这种制度，但有着调整、变革和完善的考量。因此，它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这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对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一些症结和问题上，有了一些类似乃至相近的看法。不同的是，《宣言》宣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取得政权，变革生产关系，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则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经济学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十分鲜明，但它在《宣言》之后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动态把握和出路的探索，可以视为《宣言》在20世纪另一种意义上的影响所致。

（三）苏联的建设和解体：“十项措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尝试、经验和教训

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以公有制为特征。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宣言》中的“十项措施”在苏联和中国是一个否定状态，但是从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看，实际上国家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积极的作用，并没有完全过时。

在1848年革命期间，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俄国。我们看到，在《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俄国已经由1847年的“欧洲反动势力”转变成了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而且，鉴于俄国客观存在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其很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此，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度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银行、铁路、海运、对外贸易在内的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被收归国家，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则由工人组成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下的40多个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全联盟部下属280个管理总局，联盟兼共和国部下属400个管理总局。从1918到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更是把这种经济体制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中小工业全部实行国有化，高度集中管理；商品由国家统配，基本取消商品交易，粮食实行余粮收集制；在成年人中普及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

苏联早期的这些做法，与《宣言》“十项措施”形成了很大的匹配度。包括国家对银行及信贷的垄断，对运输业的垄断，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的国家计划，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国家统筹工农业和城乡等，这些当然是出于对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国外帝国主义包围和武装干涉威胁的现实考量而做出的选择，也客观地起到了维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作用，一度促成了苏联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国家统揽经济大权、经济运行行政化的弊端也慢慢显现。于是，苏联在反思早期做法的前提下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较长时期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可以说，苏联对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的反思和矫正，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自觉应用，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宣言》中“十项措施”的矫正和补充。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特征，客观上要求发挥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辅助性、商品交换的灵活性来促进经济的有效运行，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遗憾的是，在列宁去世以后，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教育等改革思路被停止或废弃，代之以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权力集中的官僚体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教条主义等举措。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之后，一直在根据世界发展的具体情况反思当时提出的“十项措施”，列宁晚年的改革设想本质上是在革命理想与现实治理间寻找平衡，进行调整和变革，而苏联的悲剧在于，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具体条件及时地、深刻地调整和修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乃至彻底放弃了革命理想与现实治理间的平衡、调整和变革，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最终导致解体的命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大措施”的传承、扩展、修正和完善

与苏联从建立政权到解体的情形相比，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采取对私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辩证的理解。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十项措施”时，是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依据，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条件依据，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制度依据的。而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理论上也是诉诸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足并且共同富裕的。其中人民生活富足且享受平等是价值目标，生产力的发展是必要条件，而公有制又是我国国家制度所决定的。所以，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价值目标上、条件准备上、制度认同上是一致的，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公有制三大标准的高度统一。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由于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党和国家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确保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把握，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对《宣言》所提出的“十大措施”逻辑和意旨的传承、发扬，对其主张的扩展、修正和完善。

其一，将“国家的作用”界定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府功能的发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两个重要方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两项“重大原则”。［21］党和国家的作用落实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

其二，以“共同富裕”统摄现代化实践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与其他现代化道路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方向，即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西方现代化遵循资本至上原则，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度膨胀不仅导致本国及全球范围内经济危机、政治紊乱、环境破坏，更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化的目标，从而实现了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其三，坚持社会发展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要发展，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对社会发展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原则的认识，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理论成果。对照《宣言》所提出的“十大措施”的思想和具体主张，可以说，我们对于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具体步骤、措施和方略等方面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先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传承，更是发展和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22］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的蓝图与《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人类发展目标相呼应，也将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中华大地上一步步变为现实。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4、18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1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26、27页。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6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