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冯玉骁，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孔令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6期。

［摘　要］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是受《北极星报》所刊登的一首宪章派诗作影响凝练而成的。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特里斯坦在《工人联合》一书中最早提出该口号，并暗示马克思“袭取”了其“原创”。通过对《北极星报》《工人联合》和《共产党宣言》文本内容和理论逻辑的比对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马克思和恩格关于无产者联合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北极星报》的影响，但与宪章派诗作没有必然联系；二是特里斯坦的“工人联合”设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着原则性的理论差别，他们并未“抄袭”特里斯坦，而是这一口号的原创者。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极星报》；《工人联合》；特里斯坦

1848 年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欧洲革命爆发前夕问世，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宣言》铿锵有力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联合的理念升华为最后总结与最高指引，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具有国际性质的逻辑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有些人在这一口号的溯源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宪章派诗人山基诗歌的影响而提出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则直接认为这一口号的“原创者”是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特里斯坦，并暗示马克思是“抄袭者”。后者在西方学界和公共传播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附和这一观点的说法。为了从根本上纠正这些观点的错谬之处，有必要对这一口号的提出者进行溯源与厘辨，深入考察和比较不同理论家所秉持的“工人联合”观点的具体语境和理论逻辑，以期正本清源，澄清相关思想史事实。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的，对它的阐释主要集中于理论解读和翻译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前者在学界研究颇多，此不赘述。后者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论，高放、俞可平、郑异凡、殷叙彝、张红岭、王保贤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其中，有学者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看法：一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最早不是在《宣言》中提出的，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上便印有这一口号，但未提及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是受《北极星报》刊登的宪章派诗人山基的《致世界各国工人》的八段诗篇的影响，借鉴这一诗歌进而提炼出这一口号的。目前国内对这一口号的溯源仅此一种观点。

西方学界对这一口号的研究则比较深入，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口号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但随着近年来西方学者对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和阐释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对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一口号的形成与早期社会主义者特里斯坦有着莫大关联，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特里斯坦最早提出工人阶级联合的想法，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并未就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作出说明。如柯尔认为特里斯坦首次设想了建立一个世界性“工人国际”的计划。吕贝尔指出，特里斯坦在1843年就已经表述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这一思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特里斯坦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联合》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口号。如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儒勒- 让·皮埃什（Jules-JeanPuech）就明确指出，特里斯坦早在《宣言》发表四年前，就已经明确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玛丽·科林斯（Marie Collins）等也认为，特里斯坦先于马克思“在她自己的宣言《工人联盟》（Union ouvrière）中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同年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 。由于特里斯坦本身是西方早期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认为她提出这一口号的观点开始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影响，一些学者如瓦尔德斯（Diana HoyosValdes）、戈达约尔（Pilar Godayol）等都表明这一口号最早出自特里斯坦而非马克思。还有一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即暗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袭取”特里斯坦而提出了这一口号。如米歇尔·维诺克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遗忘了”特里斯坦对他们的启发作用，是特里斯坦“先于他们并且先于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主张把工人组成为明确的阶级，主张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中” ；玛丽·科林斯认为“尽管马克思了解她在法国工人中间的积极活动，但他并没有选择给予她任何承认”。近年来，后两种观点的影响从西方学术界逐渐扩展到公共传播领域。在目前最大的网络百科全书中的“特里斯坦”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条目、由法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次生命，一部作品：弗洛拉·特里斯坦”的节目中，均认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由特里斯坦提出，暗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袭取”了特里斯坦的“原创”。同时，这种观点也逐渐渗透到国内公共领域，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广泛传播。

必须承认，虽然目前尚无资料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特里斯坦有过直接交往，但马克思当时的密友如卢格、赫斯和莫雷尔，都参加了特里斯坦位于巴克街家中组织的会议。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威尔批评特里斯坦的批判来看，他们显然阅读过特里斯坦的作品，并且她的观点对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即使吕贝尔指出，“正是因为这项理念的独创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完全能够识别出来，他才刻意避免了与弗洛拉·特里斯坦建立个人联系，也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予她特殊的位置或关注” ，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特里斯坦是这一口号的提出者，更无证据佐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抄袭”了她的观点。诚如恩格斯在1885年计划出版《宣言》的法文版时所说：“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不行。”通过对《北极星报》中山基诗作相关史实的梳理以及有关工人联合内容的剖析，以及对《工人联合》和《共产党宣言》文本内容、逻辑理路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一口号确实受到《北极星报》的影响，但与山基诗作的关系不大；二是那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抄袭”特里斯坦的西方学者的说法缺乏文本根据和逻辑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悬念地是这一口号的最初提出者。

二、《北极星报》中所见山基诗作与工人联合的内容

按照高放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受《北极星报》刊载的山基诗作启发，进而提炼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无疑面临着一个难以解释的困难，即山基这首诗刊登于1840年，马克思此时正身处德国并专注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尚未关注到宪章派的活动，与这一派别的报刊也没有联系，尽管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到宪章派，也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但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马克思似乎没有必要去翻看数年前的旧报章，更遑论这首诗在该期报纸第三页的左上角落处，并不惹眼。如果仅凭这一首诗作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其启发，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

进一步看，山基这首诗的原名为“致一切地方的劳动者（to working men of all clime）”。“working man”的字面意思是“劳动者”，泛指一切靠自己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谋生的人，如工匠、矿工、铁路工、建筑工等，常见于19世纪的报纸和工会文献中。在19世纪英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如宪章运动中，它是表达工人自我认同的常见用语，语气比较中性温和，并非一定与贫困或革命倾向相绑定。而“无产者（proletarian）”源自拉丁文 “proletarius”，最初指罗马共和国中只出产子嗣（proles）的贫穷公民。19世纪经由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形塑而成为一个理论术语，专指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强调经济上的彻底无产状态，带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意味，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社会结构、历史运动时使用的专门词，从修辞上看，它比“劳动者”更理论化，更带意识形态色彩。在19世纪的英文诗歌、散文和演说中，“clime”是一个诗意或文学化的词，它不是简单地指“某地”，而是类似于汉语中的“风土”，特别是强调异域、遥远的地方的天气、自然环境或风俗习惯，常用来描绘异国风光、英雄远行或渴望自由的新天地，表达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抒情的氛围，带有浓烈的感情和修辞色彩。当时的诗人如拜伦、托马斯·摩尔、雪莱等人的诗歌中，都曾使用它渲染一种超越地理的美感与情绪。这样的表达强调的是不同地区某种令人向往、感伤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异质性，而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均一性。从山基诗作的内容来看，他设想的“所有地区”（all climes）也并非全世界，而是欧洲各地区。他呼吁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奥地利、德国、丹麦、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俄国的工人和农奴要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认为只有“欧洲的工人，万众一体” ，才能获得胜利。而且，在山基这首诗作中，全文并没有使用“联合（unite）”这一表达，而是使用“聚集（gather）”“结合（combine）”等说法，号召欧洲各地的工人和农奴聚集或结合起来。因此，山基诗作中的“一切地方”更具审美倾向，他认为的劳动者的联合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强调跨国界的无产者共同体，暗示无产阶级的国际性有着较远的距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山基的诗作不太可能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北极星报》关于无产阶级或工人联合的报道一定是他们提出这一口号的思想资源。这是因为在《宣言》发表以前，《北极星报》中早有大量关于“工人”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内容，这也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趋势。例如，在该报创刊的第二年即1838年，题为《致北极星报的所有者》的报道，便已经提及“无产阶级”的“联合”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要完成这样一场革命——使它区别于以往所有革命——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受过教育、联合一致的人民。”并且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一场革命，若要对无产者阶层（proletarian classes）产生持久的益处，不仅必须是由这些阶层发动的，而且必须由他们亲自领导，并以那些预设了他们对自身政治权利与义务有彻底认识的原则来完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建立联系以后，《北极星报》中有关工人联合的报道也屡见不鲜。除了呼吁工人联合起来争取自身权利，它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呼吁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权力的压迫。如在1846年10月17日，题为《宪章派，永不投降！》的报道明确指出，“在改革法案下，货币权力无比强大，而如果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es）不联合（unite）起来，不去执行改革法案中所包含的原则，那么货币权力就将成为国家的祸害”。

二是出现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国家政权的要求。如在1846年10月24日题为《外国运动》的报道中，宪章派呼吁“对人民来说，唯一的安全就是将国家的实际权力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并保证工人获得他们劳动的最终成果”。

三是呼吁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的联合。在1847年12月4日题为《波兰革命》的报道中，恩格斯曾提出：“因此，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责任联合（unite）起来，为所有人建立自由。”在随后的1847年12月11日题为《兄弟民主派在伦敦的集会》的报道中，宪章派已经指出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意义，“让各国分裂，是地主和财主的利益所在；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在各地都受着同一种剥削者的压迫，被同一类掠夺者剥夺了劳动成果，联合起来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所以，1848年2月5日题为《伦敦民主兄弟会致法国无产阶级》的报道便明确指出：“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该坦率地宣布：我们彼此真诚地像兄弟一样联合起来。”

以上三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观点极其相似。

从《北极星报》报道的内容来看，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无产阶级或工人的联合。在当时的语境中，无产阶级的表达并不统一，有工人（working men）、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es）、无产者（proleterians）或无产者阶（proletarian classes）等，但是从论述的上下文来看，他们都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和《北极星报》以及宪章派的活动的影响有关联。那种认为马克思受山基诗作影响而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不仅是因为这违背了历史研究中“孤证不立”的原则，而且诗作内容本身较为感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也不太可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资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最早见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党章的封面而非《宣言》，但这一口号的实际提出者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材料第1 卷，1836—1849年》明确指出：“1847年6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启动的同盟改组，首先明显体现在组织将自己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原本模糊不清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代。

三、特里斯坦“工人联合”的设想及其局限

特里斯坦受木匠阿格里科尔·佩尔迪吉耶和锁匠皮埃尔·莫罗的《同行协会之书》和戈塞特提出的《同行协会再生计划》两本著作的启发，于1843年撰写成《工人联合》一书，这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特里斯坦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现存的工人联合方式如救济会、行会等组织的不足，进而呼吁“工人联合”，并提议成立“工人联合会”，建立“工人联合宫”。同时，特里斯坦还专门提及了女性的现实社会地位，并阐明了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号召男工和女工的普遍联合。她主要从工人联合的原因、范围、形式和方法作出阐述。

法国工人缺乏生存权和劳动权，以及现有的工人联合形式造成工人的分裂，是工人联合的根本原因。特里斯坦认为，法国工人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从他们的现实生存状态来看，他们凭借“无产者的勇气”忍受每天14到16小时的疲劳劳动，忍受各种生活资料的匮乏与疾病的痛苦。即使这样，救济院、养老院和乞丐收容所却是工人所难以忍受的存在，因为它们以极其低水平的保障收容破落工人的家人，是每个工人极不情愿却无法躲避的最终归宿。另一方面，由于1789年革命的影响，法国工人对“自由”的热爱已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成为占据工人头脑的专横存在，他们认为实现有组织的劳动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这会让他们失去“自由”。他们宁可忍受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折磨，也不愿放弃所谓的“自由”。这种以“自由”的名义拒绝组织和联合，被她认为是法国工人与其他国家工人的根本区别。同时，特里斯坦指出，在《人权宣言》中所宣告的普遍人权之上，还存在一个至高无上、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项权利凌驾并主宰所有其他权利，那就是生存权。但法国1830年宪章中存在的最严重遗漏，便是没有赋予工人生存权，因此即使《人权宣言》宣告了法国人的普遍权利，但是对于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贫苦工人而言，赋予他们那些以生存权为前提的其他权利，无疑是空中楼阁般的莫大讽刺。因此，为了保障工人的生存权，就必须赋予和保障他们的劳动权，并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劳动组织。进一步看，工人只有通过联合才能摆脱自身的悲惨遭遇，但当时普遍存在的“同业公会”“联合会”“互助会”等工人联合形式具有重大缺陷，它们只是同一行业或社团成员之间相互帮扶的私人协会，其目的在于预防疾病、事故和长期失业等情况，减轻和缓解工人因贫困所带来的痛苦。但缓解贫困不是消除贫困，减轻痛苦也不是根除痛苦。这种私人组织虽然帮助了处于孤立状态下的工人个体，但它们把工人阶级分割成无数个小型组织，不同行业组织之间还充满了斗争。因此，“任何以个体为名，旨在暂时减轻个体痛苦的协会，始终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它将永远面对贫困、物质和奴役”。工人痛苦的真正根源在于分裂，而把工人阶级肢解的分裂制度只能带来恶果。

工人联合的形式是“男工和女工普遍联合” ，并向资产阶级中同情工人的力量寻求支持。从地域范围上看，特里斯坦的设想是以法国男女工的联合为蓝本，进而推广到全欧洲范围。她认为法国现有五百万男工和两百万女工，如果这七百万工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那么将会走出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一股无法被忽视的力量。她建议道：“在同一个王国中，男工和女工之间不分职业，建立一个普遍的联合；其目的是构建工人阶级，并在法国各地建立多个机构（工人联合宫）。”在这一机构中，为男女青少年提供6岁至18岁的教育，接收和安置伤残和老年工人。联合的目标则是：1. 建立工人阶级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同一；2. 通过每位工人的自愿捐款，使工人联合会拥有巨大的资本；3. 通过这笔资本，获得真正的力量——金钱的力量；4. 利用这种力量，预防贫困并根除问题的根源，给予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扎实、理性以及能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理性、聪明并且在自己职业中有技能的男人和女人的教育；5. 以应得的、崇高和尊严的方式奖励劳动。在此基础上，特里斯坦认为工人联盟以普遍统一的名义开展工作，不应对本国工人与属于地球上任何国家的男女工人作出任何区别对待。对于任何被称作“外国人”的个体，工人联盟所提供的福利将与法国人完全相同。工人联盟应当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设立联络委员会，以便来自所有欧洲国家的男女工人能够在工人联盟的登记册上注册为联盟成员，并且在设立这些联络委员会时，应采取与法国相同的预防和组织措施。不难看出，特里斯坦的“普遍联合”虽然以“普遍性”为内在要求，但是实际上视野仅限于欧洲，而非整个世界。

为了将工人阶级置于一个能够要求工作权、教育权和国家代表权的社会位置上，特里斯坦也寻求资产阶级的支持。她把资产阶级分成了“聋子、瞎子”和“有眼者”两类：前者对工人阶级的人道主义呼喊和社会改革运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妨碍和迟滞了社会的前进；后者则是“有智慧的资产者”，他们满怀对人道主义的激情与爱意，支持工人阶级逐渐前进的正义运动，支持他们迈向福祉与自由。这些资产者也是国家理性、明智和充满力量的一部分，因而也将在“瞎子和聋子”不断犯错而危害法国利益的时候拯救法国的人。也正是出于这种分类，特里斯坦把资产阶级中的“有智慧”的部分视为工人联合可以依靠的力量。对此她有两个方面的设想：一是联合资产阶级中“有智慧”的部分。特里斯坦在从事工人联合的宣传时，一些资产阶级上层、贵族以及教士等对她的事业给予了慷慨的捐助，并表达了对工人阶级苦难的同情和关切。因此她认为，“资产阶级中开明的一部分，完全愿意在工人们愿意付出努力团结起来时提供帮助” ，只要工人们愿意团结起来，他们完全可以在资产阶级中找到一种积极而有力的合作。二是允许工人阶级在正直的人当中选择一位能胜任的辩护人，通过对工人合法权利的伸张替代粗暴力量的统治。特里斯坦的想法是，要使用一位知名的、正直的人士作为治疗社会顽疾的“医生”，以取代密谋和煽动工人暴动的江湖骗子。这一辩护人不是为社会所厌恶的革命代理人或公共秩序的破坏者，恰恰相反，他的使命是防止革命爆发，维护工人的自由和真正的利益。

联合的具体方式是成立“工人联合会”和修建“工人联合宫”。特里斯坦认为，工人应首先在各自的同行社团、工会、互助协会等组织中，选出最有能力的成员组成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由五名男性和两名女性组成。然后选出全法国的中央委员会，这意味着工人联合会将正式成立。中央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命令所有相应的委员会将登记簿交给指定的公证人或银行家，保证会费的安全收取。第二项任务则是在工人联合会成员或之外选取四名值得信任的男性或女性，中央委员会授予他们工人联合会使者的称号，他们的任务是在所有的城市、集镇和小村庄里，按与巴黎相同的模式组建委员会。同时，为了让工人联合会在国家面前有自己的代表，必须立刻任命辩护人，一旦辩护人被任命，中央委员会应当向法国国王、天主教神职人员、贵族、工厂主、金融家、地主和资产阶级发出呼吁，希望他们通过自愿捐赠，将资金投入工人联合会的基金，并以此为判断标准，衡量哪些阶级支持或反对工人。重要的是，特里斯坦还向所有女性发出呼吁，希望她们团结起来和那些被压迫的人联合，可以合法、公正地与压迫女性的法律和偏见作斗争。当工人委员会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后，除开维持工人委员会运转的费用，就是要购买地皮兴建“工人联合宫”，必须同时满足室内居住、家庭生活、工厂需求以及农业劳动的各种复杂需求，老人、伤员和儿童将以抽签的方式按比例接纳一定数量的个体进入工人联合宫。它首要的作用是恢复体力劳动的尊严，其次是实现所有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在工人们给特里斯坦的回信中，他们的关注点是“工人联合宫”。与救济院、养老院和收容所等相比较，“工人联合宫”能够为工人的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收留受伤的工人、安置年迈的工人，这与工人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悲惨境遇的需求相契合，因此受到工人的特别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工人联合宫”在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语境下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宫殿”通常是贵族、君主居住的地方，富丽堂皇，尊贵无比，象征着君主的无上权力。特里斯坦用“宫殿”来指代工人自己的组织场所，本身就带有一种反讽和象征性的反转：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宫殿”，这是工人自己组织、自己管理的场所，也是自身权力的象征，这意味着工人不依赖资产阶级和国家而拥有自治和独立的社会中心。进一步来说，当时工人常常被排除在高等文化与政治生活之外，建设“工人联合宫”意味着为工人提供集会、学习、教育、社交的空间，它是工人阶级力量的象征，从精神上、文化上对抗传统的国家权威，强调工人阶级也有权利享有文化、教育、组织资源。它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精神共同体，具有隐含的政治革命性，工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中心，就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集团，潜藏着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能力。特里斯坦特别指出，只有“工人联合宫”的设想打动了所有人，也反映了当时工人真正关心的是实实在在地控制自己生活的空间和资源，而非那些抽象政治口号。

特里斯坦虽然强调工人的联合，但出于本能及信仰，她对工人使用暴力进行革命和起义十分厌恶。因此她呼吁，工人联合不是通过武装暴乱、街头暴动和纵火抢劫等方式实现，这样只会引起政府的强力弹压，反而加剧了工人的苦难。如果工人们继续缺乏教育、缺乏道德引导和劳动保障，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粗鄙堕落，最终成为法国社会中的可怕力量，随时可能被想要扰乱政治秩序的阴谋家利用，引诱和蛊惑他们加入秘密社团。在特里斯坦看来，秘密社团依靠阴谋、叛乱、暴动和谋杀破坏现存秩序，工人因此成为富裕阶级的可怕敌人，国家的公共安全和繁荣将受到致命威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国家政权在恐慌状态下便一定会制定出恐怖法令，于是在工人和国家之间一直处于暴力状态，造成局势的不断恶化，社会也会陷入普遍混乱和痛苦之中，这也是1789 年以来法国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特里斯坦既不愿社会被工人暴力伤害，也不愿社会被国家权力伤害。针对当时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人把她的工人联合设想视为工人暴力运动的倾向，“把工人联盟的辩护人视为一个受雇来推翻政府的人” ，她坚定地反驳道：“我不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嗜血之徒。

从文本内容看，特里斯坦虽然多次提到了“工人”或“无产者（de prolétaires）”的“联合” ，但从未提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说法，那么她所理解的“无产者”究竟是指什么呢？从《工人联合》的内容看：一方面，她把“工人”定义为“用双手从事任何工作的任何人” ，指出法国有七百万男工和两百万女工，并直接把“工人”等同于“无产者”；另一方面，她认为当时法国四千万人口中，除开四百万财产所有者，剩下的三千多万人为无产者。但矛盾的是，她同时又认为法国无产阶级有两千五百万人，且没有对这一千余万的人口差额作出解释。同时，特里斯坦还认为无产阶级和这个世界一样具有六千年的历史，农民、贫苦劳动者都属于这个阶级。更令人费解的是，她把无产阶级视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从属，却又将其等同于整个法兰西民族。正因如此，特里斯坦对“工人”和“无产者”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层次，使用较为随意，解释也比较宽泛，没有明确的区分，实际上就是指在法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贫苦大众。

综上所述，特里斯坦从未提出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她所设想的工人联合既包括了法国男工和女工的联合，也包括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中同情工人的部分的联合。联合的目的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政治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定工人阶级在国家面前的最高代表为工人争取权利。她对“工人”和“无产者”的理解也较为中性和宽泛，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有着严格的经济定义。同时，她建立“工人联合宫”的设想与傅立叶的“法朗吉”、欧文的合作社实验、卡贝的“伊卡里亚”等理念有着极强的思想亲缘关系，这种不是力图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幻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别开天地”，建立一个仅仅属于工人的“世外桃源”，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在科学分析上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那些认为特里斯坦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提出者的观点，既没有文本依据，也缺乏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四、《宣言》中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论阐释

《宣言》虽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但又并不完全是这两位伟大学者的天才杰作，而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程度这两个客观条件。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并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正是社会经济条件和理论条件的成熟，让成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制定科学的纲领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这正是理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语境。因此，《宣言》中所谓的“全世界”并不像《北极星报》和《工人联合》中那样带有抽象的愿景性质，而是有着周密的逻辑规定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从哲学层面看，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自然整体，而是人类通过实践不断生产出来的社会性世界。这意味着属人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改造、被建构的对象，人类的社会意识、文化、制度等等，都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而“被抽象的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人的“世界”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空间确证，这一转变使历史规律的表征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由线性的表征过渡到空间式的表征，由此决定了我们考察历史的单位必须相应的由地方性的局部转变为普遍交往所促成的全球视野下的总体” 。它既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也是历史建构的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意味着作为历史产物的“世界”本身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有一个历史的产生过程。

从历史层面看，马克思认为，自16世纪以来，以海上贸易、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为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突破地理疆界，打破封闭的地方市场，逐步形成了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无止境地扩张，不断寻找新的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及至19世纪，资产阶级将其生产关系、交换方式乃至社会制度强加到世界各地，将各国卷入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不断通过竞争扩张，导致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农民等小资产者破产，加入无产阶级队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和无产阶级的数量迅速增长，无产阶级早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被支配、被剥削的从属地位，缺乏稳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保障，具有经济地位的同质性与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双重特征。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相似境遇，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再是孤立的、局部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阶级现象，它的命运因此被深刻地国际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矛盾的国际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非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世界性的现象，这也内在地规定了无产阶级斗争也必然具有世界性，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自身的解放是作为“世界性”的阶级和事业而存在的，它们不是局限于单个国家、民族或地域，不可能通过孤立斗争解决问题。这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但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说，《宣言》中所谓的“世界”并不是仅仅具有单一地理空间的维度，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与阶级斗争的过程历史性展开的社会总体场域。它既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期待视野，也是资本统治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空间。可以说，“世界”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空间展开，使横向的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获得了一种纵向的历史性意义，为人类的普遍交往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提供了客观依据。

在《宣言》的语境中，“无产者”被严格规定了它的经济身份。在《宣言》的第二个稿本即《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世纪下半叶发生在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可见无产者不像特里斯坦那样认为自打历史开始就出现，并且已经存在了六千年，而是在工业革命期间才出现的，因此“无产阶级或者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宣言》进一步对“无产者”与“工人”的关系作了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高度肯定而又激烈批判的语气来描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是通过打破封建制度、发展商品经济、掌握生产资料而兴起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打破传统社会的藩篱时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诞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创造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还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特征，它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完全依赖工资生存的阶级，因此《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恩格斯还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特意加了一个脚注，表明“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

《宣言》对“无产者”的联合方式也作了详细的规定。随着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增加，它开始产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逐渐由为自身存在而斗争转向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并最终认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的独特地位和使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阶级差别的消亡。无产阶级不同于历史上其他被压迫阶级，因为它的解放不仅是自身的解放，也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者的斗争不能局限于单一国家内部，而必须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斗争。只有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协作与联合，无产阶级才能有效对抗资本主义这一全球性压迫体系。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虽然处境各异，但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面临着同样的剥削与异化。所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无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祖国”是整个世界，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也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国际联合不仅是联合斗争、共同解放战术上的客观需要，更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历史任务的逻辑要求。

为了实现世界范围内实际的斗争统一，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跨国界的工人组织，《宣言》中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从历史上看，从国际工人协会到之后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无一不是在贯彻这一联合原则。通过联合，工人阶级能够共享经验、协调行动，形成反对资本的整体力量。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停留在单一国家范围内，而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因此，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具有各自的特殊形式，但其最终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即共同指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阶级社会。进一步来说，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往往利用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实施分化瓦解无产阶级的策略，使他们相互对立，避免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树立国际主义精神，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地方主义偏见以及虚假的意识形态对立，坚持以阶级立场为联合的根本标准，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国际性阶级整体的身份，从而打破资产阶级制造的隔阂，实现真正的人类联合。无产阶级这一意识的形成，也是无产阶级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

因此，不论从原因、范围、方式以及目标上看，特里斯坦在《工人联合》中所设想的工人的联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更倾向于对工人现状不满而进行的情感宣泄或理想呼喊，是在欧洲范围内以和平的方式改善工人的生活境况，不涉及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真正的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改良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后者则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命运进行科学分析后的历史结论，强调世界范围内无产者的联合，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以往带有空想性质的旧联合方式的超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的深刻理解，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被压迫者，更是历史变革的能动者。通过自觉的联合，无产阶级能够实现自我解放，并推动人类从阶级压迫和社会异化中彻底解放出来，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形态。

五、结语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设想，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工人联合设想，乃是因为马克思以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样本，深刻地剖析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必然性。把社会主义运动先驱有关工人联合的不同设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比较，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人体解剖”毕竟和“猴体解剖”是不同的，不能因为解剖对象具有相似性，就可以将它们混同。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径直把提出这一口号的贡献归于他人，无异于以“猴体解剖”作为“人体解剖”的钥匙，这既不是对待经典的科学态度，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相抵牾。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不仅是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召唤，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和历史解放理论的集中体现。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世界范围内扩展趋势的深刻分析基础上的结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必然走向世界联合的理论表述。它不仅确立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国际主义方向，同时也赋予无产阶级以历史主体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山基诗作凝练而成，也不是由特里斯坦在《工人联合》中首先提出，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当时工人联合思潮的影响，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科学分析而提出来的。这一口号在他们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已经形成，最终通过《宣言》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而具备了世界影响力，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思想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