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分为“化大众”与“大众化”两阶段。前者侧重理论权威把主义引介给大众，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后者侧重大众依自身利益需要化主义为武器，实现群众掌握理论。大众化规律启示：一方面无法人为跨越“化大众”而直接过渡到“大众化”，另一方面也不能止步于“化大众”，而应当进阶到“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服务于现实的人民大众美好生活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化大众”的路径依赖弊端呈现为大众被动型接受理论、重点关注革命式理论、对文本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崇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要打破对文本宣教的简单崇拜，始终抓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线，突出对个体美好生活需要以及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关注，从而彻底实现主义的二阶性转向。
关键词： 化大众；大众化；新时代；习近平；二阶性；现实的人
中图分类号： D616；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8）07-0025-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遵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规律，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也要根据中国人民的现实实践需要作出应有的调整，以不断适应现实的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二阶性：“化大众”与“大众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经典作家，一方面明确指出理论掌握群众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也强调理论掌握群众依靠彻底性，而这种彻底性就是理论抓住人本身。而对于理论最重要的是抓住人本身什么的问题，经典作家明确指出是现实的人的本身利益需要（马克思尤其强调物质生活需要）。为进一步阐述上述原理，经典作家又多次给予强调。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是人类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前提。现实的人要过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实现有赖于其现实利益的满足，而这种利益的满足应当更多通过非强制的社会手段（利益手段）实现。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来看，从理论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过精英知识分子的传播到大众政治认同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再到大众利用马克思主义满足自身的现实利益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链条。从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含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化大众”阶段以及“大众化”马克思主义阶段，我们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二阶性——“化大众”阶段与“大众化”阶段。其中大众主要指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有时亦简称为人民、大众或群众。
就其二者区别而言，“化大众”的“化”是动词，侧重指教化；而“大众化”的“化”为后缀，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在“化”大众中，大众处于被动状态。“化大众”的主体为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是指通过知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英传播马克思主义于大众，以实现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在“大众化”中，其主体为大众，大众处于主动状态。其主要是指人民大众主动利用已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实践需要，使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实现人民自身利益的理论武器。
就其二者联系而言，“化大众”与“大众化”是两个紧密联系且又前后相继的环节：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化”大众，即理论精英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大众头脑，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二是大众去“化”马克思主义，即大众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现实生活、实现自身现实生活利益需要。也就是作为理论形态的外在理论，必须经过外在力量，通过“化大众”阶段使群众所掌握，才能使群众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化理论为自身需要的武器，实现从理论掌握群众到群众掌握理论的转化。“化大众”与“大众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时序性问题以及阶段重心等问题。首先通过“化大众”方式，使理论为大众所掌握，然后大众结合自身需要转化为提升自身理论自觉的实践行动过程，彻底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二阶段——“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产生共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链条才算完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服务于现实的人民大众美好生活需要。
二、“化大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入场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苦苦追寻救国真理，先后经历了以地主阶级救国中为标志的洋务运动、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救中国为标志的戊戌变法运动、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救中国为标志的辛亥革命，虽然经历无数次的救国探索，但国家和民族不断沉沦的状态仍旧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了救国探索中焦灼的中国人民新的选择。于是最早的先知先觉的理论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主义丛林”的时代，给中国人民引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先知先觉的理论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中华大地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思想处于混沌沉睡状态的大众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是域外欧洲革命的产物，于是对域外语言文本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相对于用“大众化”最终实现现实的中国个人利益需要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入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化大众”的问题。“化大众”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首要入场仪式。李大钊等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主义者，寄希望于通过懂得域外语言的翻译家等社会知识精英翻译宣介作为理论形态“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理论化大众让千千万万迷失的民众找到解放自身的钥匙，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启发，让人民大众形成阶级意识，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认知与认同。
先知先觉的理论家把文本状态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到中国之后，面临的第二问题出现：怎样让处于高级理论精英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普通大众对话？囿于当时中国文盲、半文盲的工农大众占据社会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思想如何在中国大地扎根？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人民大众接受以精英化语言风格译介的马克思主义？限于当时国内政治局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白话文翻译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工作。如陈望道先生用白话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语言通俗易懂，无论工农都能看得懂；另一方面，更多的理论家开始以群众耳熟能详、内容简单易懂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裹挟在大众文艺中予以宣传。
在1928年“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后，郭沫若、郑伯奇、夏衍等都通过《大众文艺（上海1928）》，以裹挟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大众化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文艺新闻》指出文化运动潮流应当转向为广大无产大众服务，文化运动的特色只能是政治化，而其前途只能是大众化。陈汾指出发扬文化应当集中到大众中间去，且无论是语言和文字都应简易，用大众易于接近和理解的文字去给他们传播“福音”。随着文艺战线，特别是理论战线的“思想市场”的搏杀，裹挟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此期间得到显著发展。
必须承认的是，在文艺大众化运动期间，各个主义（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想利用文艺大众化舞台为其摇旗呐喊，但就其结果而言，最为成功的当属马克思主义。这既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人民性，能够提出大众所期盼的利益主张，另外也离不开以理论家姿态出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他们，以昂扬的斗志，以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一开始进入中国时的精英话语体系弊端，让大众逐步了解、知晓并认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尽管通过文艺大众化等形式，克服了其固有的精英话语体系倾向，但是其“化大众”的结果只能掌握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中国都只占极少的社会结构成分，而占据“中间”位置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农民阶级，即使通过文艺大众化等形式，也还是很少有机会、有能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入场中国后遇到的第三个难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难题。农民阶级在中国的现实结构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入场中国后，其“化大众”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掌握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由于有自己的天然局限性，“像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于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武装，通过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天然纽带（中国的工人阶级大多都是由破产的农民阶级所转化），通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主义教化，使农民阶级走出了“马铃薯弊端”。对此，毛泽东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随着对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阶级）的革命化武装，阶级灌输与教导，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加强，革命化的革命根据地的拓展，加之“打土豪、分田地”的大众化召唤，以“化大众”为主要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浪潮，逐步走向了高潮，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力量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以“化大众”的形式入场中国的黄金时期。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标是大众利用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利益需要，实现马克思的大众化进阶。但新中国成立前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国内外背景，武装大众以服务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家宏大目标逻辑需要，决定了以“化大众”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是时代主流。
总体而言，“化大众”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入场中国的必经阶段，此阶段无法人为跨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输者，无论是理论家、翻译家、还是以集体化形式组织大众的政党，只是在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大众尚未成为历史主体前的“代位出场者”，其作用也只在于“唤起民众”，仍然无法代替大众去实践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大众——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具体利益要求。随着国内战争结束的日益临近，大众从关注集体长远宏观利益转向关注个体短期微观利益。以“化大众”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顺势而为把其重心进阶到大众化的第二阶段：“大众化”马克思主义阶段。
三、“化大众”的路径依赖及其主要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我们本应顺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规律，变“化大众”模式为重点转向“大众化”马克思主义阶段，但是囿于国内革命化的思维运作方式的路径依赖，运动性治理的不断加码，加之国际两极格局中始终存在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我们仍然主要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模式。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化大众”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前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愈演愈烈的“化大众”实践，其路径依赖式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其主要如下。
（一）大众被动型接受理论的弊端
如果说当马克思主义开始入场中国的时候，“化大众”具有某种必然优先性的话，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几十年之后，当大众已经成为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时，而权威传播者依然将“化大众”的方式固化，把宣教当作自己在场的主要行为方式。这种要求大众放弃主体性意识而被动接受理论权威传播的化大众灌输模式，忽视了已经开始觉醒的现实的中国人的利益需求。理论家的“独唱”与“独乐”，使群众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张力。处于“化大众”被动灌输地位的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
（二）重点关注革命式理论的弊端
先知先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引介到中国，目的是拯救不断沉沦的中国。于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较多关注的是作为革命形态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革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则较多关注的是国家、民族等集体“化大众”利益。随着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大众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的个体利益需要。尤其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传统单一的意识形态受到多重社会价值的冲击，大众开始更多关注自身现实生活利益需要。如果说前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革命化的国家初创时期，通过“化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大众为了国家宏观长远目标暂时隐忍个体短期现实利益的话，那么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们自身对现实生活的利益追求已经促使其开始有目的地选择对自身有益的理论。但是囿于路径依赖弊端，我们没有及时把马克思主义从革命话语体系转轨到建设话语体系，还是一味地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集体大众利益，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标是要满足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利益需要。
（三）文本马克思主义简单崇拜的弊端
在马克思主义入场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化大众”的主体主要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权威”，传播模式是“灌输”，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译介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但由于后来的理论家在传播使用译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主要是把产生于欧洲场域的文本文献作为“化大众”的主要理论工具，以为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模式得以进一步强化。一些理论家不但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以及后来的列宁、斯大林著作文本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给予文本化的解读，忘却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理论联系实际。其实对于文本化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就已清晰指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管是欧洲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与其理论的现实基础相吻合。如果理论工作者过分依赖文本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就注定只能依靠理论灌输而悬浮在“化大众”的路上，始终无法落地为大众现实生活排忧解难，始终无法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简单地进行崇拜，更为关键的应当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从而实现自身现实利益需要。
在所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作为大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已经成为大众的主要追逐对象时，传统“化大众”的模式已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不能只是固守陈旧的“化大众”模式，而应当主要是牢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目的——满足个体大众的利益需要。因此，“化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从纯粹的意识形态政治性中走出来，满足人民大众的现实利益需要，以迎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到来。
四、从“化大众”到“大众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的路径转向
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实际存在“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割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则——满足现实的人的利益需要，被重新“唤醒”。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人民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突出强调现实的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本清源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历史发展新时代新特征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然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性判断，为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解决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割裂问题，提供了根本契机。有鉴于此，我们以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过程中，可在以下方面着重发力。
（一）要始终把握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主动性需要这条主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要打破“化大众”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大众主体性意识被淹没的怪象，还人民大众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生命力，在于让现实的每个中国个人，主动地成为实践中实现自身利益的自觉主体，从而不断实现现实的中国个人美好生活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大众理论自觉程度逐渐提升，大众逐渐从“化大众”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谋求利用马克思主义为其现实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理应顺应这种历史发展趋势。
（二）要侧重对现实的中国人美好生活需要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随着大众本身由改革开放前的同质化状态向异质化状态的转变，同质化状态条件下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目标的基本一致性被异质化状态条件下的多元性所替代。为适应现实的中国个人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化大众”模式以主要实现单一“集体化”大众利益的方式必须作出调整。现实的中国个人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要更多地从现实个体的特殊性利益出发，协调国家宏观长远集体利益与个体微观短期现实个人利益的关系，以适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发展规律。
（三）要加强对现实的中国个人政治生活美好需要的关注。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从最迫切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开始转向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全方位全领域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全面的现实生活，即现实的经济生活、现实的政治生活、现实的文化生活、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现实的自然生活。尤其是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仅仅是只过动物化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非文化、非文明的生活、自然人的生活。要花更大力气满足现实的中国个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需要——民主需求，不断从为民做主等观念中解脱出来，彻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通过社会、国家、政府以及宣传教育部门及时普及政治知识和政治常识，让现实的中国个人亲近政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另一方面，现实的中国个人也要想方设法把自我修炼为政治人，不断提升自我综合政治素质，为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的政治生活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一定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美好的政治生活需要也决不再仅仅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而应当成为社会所有政治人的共享。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工作，所有的立足点都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定位。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应当始终坚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实践“纯净度过高”的生产关系所有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不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非主体因素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某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合理性、合规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纯净度”程度决定了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只能坚持主体式的社会主义，也只能让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现阶段，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灌输让所有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工作，不能寻求整齐划一、一蹴而就，而只能通过现实的中国个人在实现自身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要打破对文本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崇拜，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把握。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电视广播等新媒介的出现与推广，人们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了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种站在云端，通过理论权威灌输文本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化大众”模式受到了冲击。人民大众通过自身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而不再仅仅通过理论权威接纳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既需要通过“化大众”的途径掌握群众，使其内化为群众的行动纲领，更需要与现实的中国个人利益紧紧相连，使其外化为群众的现实行动，为每个现实的中国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我们主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思路，也要克服传统“化大众”的弊端，同时更要把工作重心从“化大众”转向真正的“大众化”，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现实美好生活需要。
五、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走入寻常百姓家，需要强化对每个现实中国个人美好生活需要（当前尤其要强化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持续关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威传播者”的“化大众”阶段，而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创造一切条件让大众真正出场。使马克思主义从以“化大众”的方式给群众灌输理论为重点，转向真正的大众化——关注现实的每个中国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此，彻底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最终达到理论掌握群众以及群众掌握理论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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