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在我国，政党、国家、社会有着独具特色的运行逻辑。共和国诞生70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我们共和国的国名依旧，不变的是，我们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国歌依旧。这些不变和依旧，说明共和国的人民之“初心”不变、不改，说明共和国的人民之“初心”依旧。循名责实。我们已知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党建国家”或“党建共和国”的逻辑中，就客观地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在历时态的情境下，共产党人的初心缔造了共和国的“初心”，在共时态的情境下，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和塑造着共和国的“初心”。共和国的“初心”践行着、兑现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关键词： 共产党初心；共和国初心；政党国家社会建设；人民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特征之一就是“人民性”。名称是内容的概括，现象是本质的反映。在我国，“人民政治”是最大最根本的政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特别是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现实的中国人为逻辑起点、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的先进性、优越性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主要来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共和国已经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我国的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建设、全面管理、全面治理都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应全面管理、全面治理之需，全面建设议题早就提上了建设的议事日程。其中，“国家建设”既是相对于“国家革命”而言的，又是相对于“政党建设”和“社会建设”而言的。在变革社会中，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为表里的。在“三位一体”的建设中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共和国的初心，在分清敌我友中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互为表里的政党建设国家建设社会建设

近现代以来，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再有政党，还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再有社会，这是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两条不同的历史演进逻辑。不管是哪种演进逻辑，社会、国家、政党三者之间都不可独立地存续与运行。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考量，社会变革决定着国家和政党变革，而政党和国家变革总是能动地形塑着社会变革。

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抑或是政党都离不开建设和治理。在社会、国家和政党的建设和治理问题上，可以演绎出多种基本关系，主要有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与政党建设、社会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建设与政党建设、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等等。如同国家建设是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一样，社会建设也是国家建设研究的前提。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国家建设，就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并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因为国家来自社会，国家是社会的发明物和创造物。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反之亦然。真实的国家特质决定于真实的社会性质。这就需要我们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如西方式的社会之“善”与国家之“恶”亦即所谓“好社会坏国家”）或“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对立、博弈的思维中解脱出来，并创造条件构建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的社会国家政党“三元”共建共治的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总体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然而，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极其不平衡。譬如，旧中国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70年来，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宪法向世人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又向世人宣示，至2020年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见，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历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特殊性的历史进程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国家建设问题的现实社会基础。

由此，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研究我国的“现实社会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的“理论社会基础”之间，实际或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时的同质性差异与共时态的异质性差异之间究竟如何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以增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在指导我国实际运用中的说服力。试问，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社会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社会，能否叫做“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基础之上，能建设、建成现代国家吗？如果能，那么，这样的现代国家又是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呢，能否叫做“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又有哪些相同或相似但又有质和量的区别之处呢？它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呢？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以及变动中国社会中中国国家建设不可忽视的首要问题或“元问题”。一方面，如果从唯物主义的逻辑看，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应当先于或位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如果不是如此作为，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辩证法的逻辑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则应当先于或优于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如果不是如此作为，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形而上学猖獗或庸俗唯物主义的泥沼。因此，我们应当基于中国现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成熟程度来正视和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观自觉”及其程度问题，它们都不能孤立地存在。无论是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还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指导（理论基础）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核心力量），因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历史方位规约着社会建设的含义与内容。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认知。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别。无论是广义的社会还是狭义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机的巨系统。一般认为狭义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发展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以及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认知是不断地深化和全面的，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直至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强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认识和新概括。

在国家建设的“结构—时序论”方面，曾毅教授认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是“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资本权力统治、主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三维结构。其“时间性”的序列表现为先有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所保护的资本权力的诞生，最后则是社会权力。

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导力量，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是中国国家成长重要政治保证和基本动力。科学化的党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带来科学化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成长，考察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成长，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的。一方面，国家建设要充分考虑政党建设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政党建设要充分考虑国家建设的逻辑对政党建设的要求。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之后到了十九大报告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将其深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中华人民”是一个统属概念，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最主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帜”和党的“一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党旗曾在各个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样式出现过。直至199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正式定下党旗规范，并更加完善地规范了党旗党徽的样式和使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加了党徽党旗一章，分别对党徽图案、党旗图案和党徽党旗的性质以及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等做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这样就使党徽党旗更具权威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对于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旗党徽伴随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寓意十分深刻。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更加完备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的锤子、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人们可以依据它来判明这个党。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公开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布了的初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也同样向世界宣布这一共同的初心，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的一大没有制定正式的党章，除了五大以外，其余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中国共产党现行党章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党章修正案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在“问题与主义”作为历史公案的论辩中出生的，靠“主义”取得政权的，靠“主义”立国的，靠“主义”巩固执政地位的，靠“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那么，这个“主义”是什么呢？成熟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从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表白，使得中华民族之航船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定海神针，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有了自己的舵手。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船初心”育化作震撼人心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求是精神”、“务必精神”、“首创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释放出了巨大的磅礴力量，化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强信念。近100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秉持着自己承诺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艰难困苦地坚持走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赢得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振兴面貌正在焕然一新。未来已来！兑现初心，路遥且还艰难。

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

192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站起来新中国，同样，没有致力于“自我革命”的共产党就没有富起来、强起来的“新新中国”。顺应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逻辑，共产党人的初心必然也化育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有没有、是什么，体现在哪里呢？名称是内容的概括，现象是本质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就具体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及国歌之中。

首先，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的“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是在1949年9月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确定的。关注共和国国名要注意国名由来过程中几个国名的关系。它们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1949）简称民国，实施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1931年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局部的国家政权取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在《共同纲领》的初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中将新中国的国名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15—19日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三呼口号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中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共和国万岁！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叫到今天。我以为国名中的“初心”主要体现在：其一，“中华”亦即全体“中华民族”，即后来甄别的56个民族；其二，“人民”亦即全体中国人民，当时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三，“共和国”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与政治协商相关联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的政府。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看作蕴含“天下国家道理”的政治法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国名按中共中央、毛泽东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但到正式确定国名时则去掉了“民主”。有人据此推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主”，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需要明晰的。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名或确定国号的过程反反复复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国名中的民族、人民、共和在性质或实质上是涵涉“民主”的。新中国的国体确定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人民”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这些都构成民主的基本元素。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名或国号的性质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是有本质区别的。概言之，它们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华民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中华民国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由它的性质来决定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具体的历史进阶往往并不总是与时俱进的。假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续的历史进程中，逆历史潮流而动，事实上产着地主、官僚资产阶级，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可能被异质化、倒退或嬗变为“中华民国”。

其次，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的“初心”。旗帜由“旗”与“帜”构成。“旗”一般是指物质层面的东西，“帜”则是指价值层面的符号、图案等。旗帜关键在帜。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人们可以从旗帜上判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特质就“大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8月15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征求后事，随后从收到的3000多幅图案中选出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后确认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典出《史记·天官书》中的“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毛泽东指出，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革命人民大团结，因此，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在倒数第三条当中均保留这个规定。为了更好地维护国旗尊严和提高全民国旗意识，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行。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并宣布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很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融为一体，具体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帜之“五星”上。其中，一颗大星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四颗小星表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则指出的当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社会阶级等组成人民。因此他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象征由四个社会阶级组成的中国人民。现阶段的中国人民则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星”之内在关系，体现着《论语》中指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理念。国旗中的“五星”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都是现实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和名义上的，绝对不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国旗中的“人民”萎缩化、矮化或虚拟化。在新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人民政治”具有先在性与优位性，只有确保人民政治的先在性与优位性，中国社会才有较为理想的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假如我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国旗中的人民是谁、具体是指哪些人都不知道，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载体又落实在何处？又怎样才能做到“五个一切”，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一切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以及一切由人民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又将何在？由此可见，我们共和国的“人民政治”中原本就涵盖着一定程度的“资本政治”，就如同“建设政治”中就同时涵盖着“革命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治理政治”一样。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向世界宣布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之初心，到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旗上，就转换为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为中心”。这里的人民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人民”，不仅仅是其中的工人农民，唯有如此，才真正彰显“人民共和”之特质。

再次，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歌中的“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和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谷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五颗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象征。国徽在颜色上用正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195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毛泽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9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规定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帜——镰刀与铁锤/斧头凸显工农联盟的特质，那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又将自身的革命理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原有工农联盟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基于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中国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亦即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上，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由来。其中，特别强调在党旗旗帜——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基础上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其宪法基础就是《共同纲领》，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关键性的法理基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颁布，更加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即以人民为本位、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地位。为着践行共和国的初心，我们党将统一战线从最初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为最直接出发点的策略手段，上升为国家战略原则，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其所要团结和联合的对象是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代表人士，通过人民民主、共和民主、协商民主，建设国家。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通过其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在宪法法律基础上得到统一，直接辉映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四、结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公仆及敌、我、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中国现实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现实的中国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进而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具体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中、国旗中、国徽和国歌中。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不变或依旧，就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不变或依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这是宪法明定的。从阶级构成而不仅仅从阶层分类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主要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化在它们当中。换句话说，人民即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如果他们当中以公民或国民个人身份在特定的情境中有可能转化或变为“非人民”，那是他们个人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负共和国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仆——中国共产党人和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当然是人，但是，绝对不能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的“民”或人民，他们首先和主要的社会角色担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一般公民服务的公仆。他们应当将公共服务作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并致力于实现有效公共服务。如果他们当中以个人身份在特定的情境中有可能乱纪违法而转化或变为“非公仆”，那是他们个人自己行为违背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共和国国家法律制度的结果，他们遗忘了或有违共产党人的初心，他们遗忘了或有违共和国的初心，应当负共产党人的党纪党法及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责任，否则，最终人民即主人就会不同意、不高兴、不容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我、友。正如毛泽东在他走上中华民族政治历史舞台的早期就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开放、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一切不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一切不爱国、不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敌人。除此之外“我”可指自己人、人民等，是值得信赖与依靠的力量；“友”常指尽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我”和“友”构成专指或特指和泛指的“我们”。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在全球化进程中，依据科学、民主、法治、德治精神处理好敌我友的关系，尽可能通过构建和完善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来践行共和国的初心。国内统一战线是为着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国际统一战线是为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根据，具有先在性；后者则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外在条件，具有外在性。虽然这“两个统一战线”“两个命运共同体”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的最终解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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