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考察欧洲诗学在19世纪的俄国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历程。研究发现，11世纪至18世纪俄国通过拜占庭与西欧两条路径接受肇始于古希腊、罗马的诗学；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俄罗斯诗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舍维廖夫是该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世界诗歌史与诗歌理论研究打破规范诗学的藩篱，为引导后来者提出和解决诗歌本质问题提供了可能性；19世纪60年代以来，维谢洛夫斯基和波捷布尼亚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前者的“科学的文学史”及其后续的“历史诗学”与后者的作为“科学的诗学”的“理论诗学”真正实现了诗学的现代转型，为俄罗斯诗学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欧洲诗学/ 俄罗斯诗学学派/ 舍维廖夫/ 波捷布尼亚/ 维谢洛夫斯基/ 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凌建侯，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第149-159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22&ZD286)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中国学术界对欧洲诗学的大致源流早有认知，《辞海》中专设词条，称之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的系统阐明文艺基本规律的著作……后来欧洲历史上相沿成习，将一切阐述文艺理论的著作统称诗学”。①作为译词的诗学直接借自中国古代文论，它原本既指关于《诗经》的学问，也指关于全部诗歌的研究，其中也包含诗话之义。清代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中的诗学，其对象就是律诗。概言之，中国古典诗学的语义都与诗歌息息相关。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欧洲诗学在西方不同国家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历程，比如，在罗曼语族国家，研究一直相当活跃②；而在英语国家，诗学则长期被视为对创作自由具有负面作用的理论而遭到轻视。③随着20世纪90年代比较诗学在西欧与北美的兴起，诗学概念开始在中国获得新义，兼顾中西与古今，“包含了熔铸古今的较为复杂的语义成分和学术内容”。④用中国古典文论的话讲，除了诗话之外，它还涵盖词话、赋话、曲话、文话等；用西方现代文论的话讲，它的范畴相当于整个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在俄罗斯，⑤1888年的长文《科学的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首次见证了此概念的诞生。⑥在秉持“文学中心主义”的俄国，受19世纪欧洲科学化浪潮的影响，对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追求客观上催生出新词新义与旧词新义。“在19世纪晚期的俄国，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以对文学史、诗学、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四个概念的讨论为标志。文学史与诗学是两个旧概念，却被赋予了科学性的新义。”⑦在为文学研究建立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命名之争不但关涉方法论，受学术内在需求之驱动，而且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实也是意识形态之争，这场历时久远的争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文艺学胜出而告终，从此“文学史、文学理论、诗学等权责‘让渡’给了文艺学”。⑧就诗学而言，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文艺学”词条所说，它“研究作品及其综合体的结构，这里的综合体包括作家的全部创作、文学流派、文学时代等”，是“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⑨诗学讨论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对此，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文艺学史类著作多少都会论及诗学，⑩在“外国文学论文引用较多的国外学术著作与作品”中，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高居第八位，而钱中文主编的《巴赫金全集》更是名列第一。(11)然而，无论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至今仍无一部有关俄罗斯诗学的专题史著，只能查到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这些论文要么关注“文艺学诗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诗学”“心理学诗学”“文化学诗学”的发展历程，(12)要么将18世纪认定为俄国诗学乃至其整个文艺学的诞生期，而且从特列季亚科夫斯基(В.К.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与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的俄语作诗法改革直接跳跃至19世纪中后期维谢洛夫斯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与波捷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的诗学探索，割裂了中间数十年的发展脉络。(13)至于文艺学史或文论史类著作，其中所涉诗学的内容都相当零散，而且被归入后来所谓文学理论的一个部门，诗学本身的发展路径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完整勾勒。
本文试图追本溯源，揭示欧洲诗学在俄罗斯现代转型的来龙去脉，从其话语体系建构经验中探寻可资镜鉴的思想养料。研究发现，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美学与语言学思潮以及歌德呼唤“世界文学”的深刻影响，贺拉斯以降统治欧洲上千年的规范诗学，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舍维廖夫(С.П.Шевырев)的研究中孕育出俄罗斯诗学现代转型的最初萌芽。及至19世纪中后期，波捷布尼亚与维谢洛夫斯基对民间文学、文学史与诗歌语言的理论思考则为现代诗学的真正形成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此俄罗斯诗学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现代诗学之路带动“科学的文学史”“科学的文学理论”“科学的文艺学”的发展，20世纪中期以来展现出重大的发展潜力。比如，在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厄利希(Victor Erlich)、韦勒克(René Wellek)等一批斯拉夫学者的大力推介下，俄罗斯的现代诗学经验在西欧与北美国家得到快速传播，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诗学的毁灭”(14)与“诗学的复活”(15)两种相辅相成的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思潮背景中创刊的英语杂志《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现已成为西方诗学研究的权威专刊。(16)
二、欧洲诗学背景中的俄罗斯古典诗学
诗学作为西方文艺理论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初始意义是“制作技艺”。(17)亚里士多德首次对诗人进行严格界定，对作为模仿艺术的诗进行系统的理论性考察，描述其形态分类及区别性特征，而描述的结果被古罗马贺拉斯接受，隐含其中的创作规范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从此，诗学被局限在对创作规则的制定上，且囿于格律文这个“纯文学”领域，简单讲，诗学变成作诗法的代名词，且主要涉及高雅体裁的诗歌。至于散文体裁，古希腊以来便被归入修辞学范畴，小说更是被排斥在诗学领域之外。直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与新古典主义的斗争中一定程度上展露出对教条主义旧诗学的反抗意识，他们打破诗学的“作诗指南”窠臼，大力引入历史观念，证实语言、民间文学和文学家及文学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这为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者及其崇尚自由的创作观指明了方向，浪漫主义诗人也开始在诗学的理论框架中探讨民间文学和散文体裁文学。1746年，法国神父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的著作《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在德国引发的反响尤为强烈”，(18)鲍姆嘉通(A.G.Baumgarten)捷足先登，率先确立美学概念并创立这门现代学科，使欧洲诗学受到美的哲学之推动并进一步发展：诗歌开始被看作一种独立的艺术而与其他艺术门类区别开来，尽管所有的艺术在“美”的辐射下具有共性。在现代美学思潮的冲击下，规范诗学的范式——作诗技巧、优秀诗作如何创作、优秀诗人需要哪些修养、期待读者对诗作产生何种反应等遭到瓦解。然而，被纳入哲学—美学思辨框架的诗学又开始脱离具体文学创作而丧失自古形成的语文学属性，开始出现与文学本身无关而与哲学关系密切的各种诗学。(19)19世纪初期，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Humboldt)一改纯思辨性演绎，在《论歌德的〈赫尔曼与多罗泰〉》中以具体诗作为例构建独特的诗歌语言理论，不但为哲学—语言学研究建立了基本原则，而且为诗学回归语文学轨道并把科学性作为其追求的目标指明了方向。
作为欧洲文明国家，俄罗斯通过两种渠道吸纳古希腊、罗马的诗学。(20)首先是接受东正教为国教的基辅罗斯从拜占庭引入诗学、修辞学与语法学经典著作。编纂于1073年、后世被称为《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选》的第175篇《乔治·霍乌罗夫斯克论艺术手法》是东斯拉夫民族首篇也是现存唯一的直接译自拜占庭的诗学古籍。雅各布森在1935年的系列讲座中提到这篇文章，认为在基辅罗斯便已“存在未被写出来的实践诗学”，并认为“在11世纪的罗斯，而在保加利亚是10世纪，已经存在准确的斯拉夫语术语用来指称基本的诗学概念”。(21)雅各布森引用此文，目的在于反驳西方文学批评界的一种观点：形式主义诗学的兴起是对俄国人长期“忽视艺术形式”的反拨。不过，雅各布森的选例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在中世纪的俄国，绝大多数诗学论著与其本土文学经验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些被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诗论经常以拉丁文诗歌为研究材料，甚至直接用拉丁文写成。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用拉丁语撰写的《诗学》(1705年完成，1786年出版)“是十八世纪初俄国文学理论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22)从11世纪到18世纪初，俄国虽已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学体系，(23)但诗学研究“实际上都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学的经验”。(24)直到18世纪20年代，诗学的对象才出现拉丁语、波兰语、俄语诗歌的分野；而从18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亦即俄罗斯诗学的第二种渠道开启之后，俄语诗歌才真正成为诗学的独立对象。
18世纪对俄罗斯文化的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彼得一世的改革拉开了全面学习西欧的帷幕，叶卡捷琳娜二世将这场改革推向了巅峰。此时俄罗斯诗学改革者主要依据布瓦洛《诗的艺术》探讨俄语作诗法。1735年，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出版《俄语诗歌最新简明作诗法并附迄今最合适的名称的定义》一书，提出崭新的“诗韵学”，从此俄罗斯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十四行诗、循环体诗、女性献诗、碑铭、书简、哀诗、颂诗等诗体。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与罗蒙诺索夫一道把过去的音节诗改为重音—音节并重诗体，这实际上把俄语诗变成可以包容任何诗歌表现形式的诗，这种作诗法被普希金发挥到极致，至今依然是俄罗斯的主流作诗法。1735年被视为“新的俄国诗学诞生”(25)之年，主要因为西欧诗学与俄语诗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外来诗学大大促进了俄语诗歌革故鼎新，但把诗学当成诗歌创作规范的传统，无论从拜占庭渠道还是从西欧渠道看，都得到俄国文人的严格守护。当时有很多冠以“守则”“指南”“教程”“基础”“规定”“入门”“手册”之名的诗学、修辞学与语法书籍问世，形成了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诗学与修辞学甚至语法交织在一起，或者说，把诗学也纳入修辞学探讨框架之中；其二，都具有规范诗学的属性。在19世纪最初四分之一世纪里，俄国的诗学研究一方面延续18世纪的做法——从修辞学角度考察诗歌，另一方面在德国现代美学思潮的影响下对诗歌采取崭新的哲学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两个方面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无论旧有诗学概念还是最新美学概念，都被纳入古典诗学所确定的规范之中。
一言以蔽之，从11世纪到18世纪，俄国诗学走过从直接翻译古希腊、罗马诗学论著到编译西欧诗学论著再到把诗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学相结合的历程，19世纪初期又通过吸纳西欧美学思想来扩展诗学的范畴。尽管如此，19世纪20年代俄国诗学依然处于古典时期，其规范性和以教导为目的的教条性都十分强大。
三、舍维廖夫与俄罗斯现代诗学的萌芽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第二种渠道发展起来的俄国诗学进入现代转型的萌芽期。学界在讨论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俄国文艺学思想的史类著作时，通常会提及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文论思想，但更多笔墨会用在“俄国文学批评之父”别林斯基身上，很少涉及其论敌舍维廖夫(С.П.Шевырев)在诗学领域的重要贡献，最多一笔带过。
舍维廖夫是文学史家、理论家、批评家、诗人。1806年，他出生于外省一个贵族家庭，自幼识字，阅读俄语、教堂斯拉夫语、法语和德语作品；12岁开始就读于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中学，受教于梅尔兹利亚科夫(А.Ф.Мерзляков)、达维多夫(И.И.Давыдов)、波戈金(М.Н.Богодин)等莫斯科大学学者。在老师们的影响下，他对浪漫主义文学与哲学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研读大量德国文学、哲学、美学著作，尤其痴迷于谢林的哲学。16岁完成中学学业，获得金质奖章和十级官衔。此后他曾入职外交部档案处，学习解读手稿文本，还研读大量古籍藏书，最重要的是加入“拉伊奇”(Е.С.Раич)小组和以普希金为精神支柱的“爱智会”。社团定期聚会，朗读成员们的作品，还从事翻译工作，讨论德国哲学与美学问题。这就决定了舍维廖夫文化活动的双重性：一方面自己写诗和译诗，另一方面撰写学术性论著。1827年，《莫斯科导报》杂志问世。舍维廖夫作为主编波戈金的得力助手负责评论栏目，“具有哲学和美学内容的原创和翻译文章在《莫斯科导报》中占据显著位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文章(包括匿名文章)均出自舍维廖夫之手，他阐述了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主要观点”。(26)1828年，舍维廖夫翻译歌德悲剧《浮士德》第二部幕间剧《海伦》片段并撰写评析文章，有人自发把此文译成德语寄给了歌德，幸运的是德国文豪亲笔回信，《莫斯科导报》将此回信刊发。普希金读到此信，立即作出反应：“赞歌和荣誉属于我们亲爱的舍维廖夫。您把咱们日耳曼长老的信发表出来，做得太好啦!但愿此信能在社会舆论中为舍维廖夫提高威信。”(27)舍维廖夫两度游历西欧，亲访歌德并拜谒其故居，他是俄国最早引入“世界文学”观念的学者。(28)正是因为与歌德结缘，加上对古典诗学与新兴美学思潮的了解，促成他走上一条改革传统诗学的道路。
据茨维特科娃(Н.В.Цветкова)考证，就在舍维廖夫第一次游学西欧的1831年3月15日，他写信给国内的一位好友，提到自己的雄心壮志：
我想重新构建美学……我早就萌生用历史方式撰写诗学(пиитика)的想法，而且……还要将这种以历史为形态的诗学应用于我们的文学中。〈……〉一句话，我会把德国美学的骨架化作历史，——我不会谈论史诗、抒情诗、戏剧，而会分析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或者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我会如此撰写诗学。为此我已经写下许多笔记。接下来我还会做：展示这个历史诗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пиитика)的计划，给教研室呈示讲座大纲——写好数讲这样的讲座以为案例，它们将讨论《圣经》、荷马、但丁(我也可以写“荷马与维吉尔”)，……总之，在这一年之内我会研究诗歌语言、希腊文学、莎士比亚。(29)
1830年夏天，因为梅尔兹利亚科夫教授去世，莫斯科大学哲学—语文学系文学副教授职位出现空缺。在好友波戈金与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С.С.Уваров)的建议和推荐下，舍维廖夫经过层层选拔与长久等待，于1834年1月15日正式登上莫斯科大学的讲台，第一门课程就是世界文学通史课。1835年，这门课程的讲稿《总体诗歌史》更名为《诗歌史》(第一卷，包含印度和犹太诗歌史，并附有两篇关于西欧主要民族的性格、形成和诗歌的引言)并出版，作者详细梳理西欧各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简单评述两种东方诗歌。在当时俄国高校流行的是抽象美学理论，且法国新古典主义规范诗学的影响仍然很大。
与主要从德国思辨美学中借鉴观点的梅尔兹利亚科夫和达维多夫相比，舍维廖夫的课程代表诗学在俄国又前进了一大步，正是因为这一步，科学的诗学才在俄国生根发芽。这位不满28岁的副教授并不局限于美学分析，他是第一个将历史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不喜欢使用传统的诗学概念，主张使用诗歌理论概念，以此与传统诗学做一种切割。他认同把诗歌研究视为一门科学，但同时又认为，不能将类似黑格尔美学那样的抽象哲学思考当作诗学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作为新艺术理论的真正诗学以世界文学为对象，建立在对古代和现代诗歌范例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诗歌史》前言中得到了有力说明：
假如可以用一个名字来称呼全部当代科学，那么我认为合适的名称就是思想史(мыслящая История)。其实，只有在哲学以历史为信条，反过来，历史与哲学相协调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才是完满的。只要历史还在怀着敌意给哲学穿上它那些胆大妄为的外衣，就不可能有充分的科学。两者之间的友谊是人类智慧全部追求的胜利。当代有识之士正在建立这种友谊。大家都对自己说：科学，其心灵必须拥有哲学，而身体必须拥有历史。(30)
用抽象哲学思辨建立起来的美学应成为诗歌理论的基础，但并不是唯一的基础，真正的艺术理论还应建立在古代与新时代各民族艺术典范的历史比较中，所以哲学与历史成了舍维廖夫科学研究的两大法宝，而这两大法宝体现出他的一个核心思想——艺术先于理论。各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的创作都无需理论。理论出现过早，会束缚创作本身，并对其产生有害的影响，法国新古典主义规范诗学就是负面例证。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亦如此：
希腊率先为我们展现了诗歌典范，之后才出现理论，由此可以明确推导出在学术领域对诗歌典范的认知亦是如此：诗歌史理应先于诗歌理论；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对诗歌进行历史研究之后才能构建出来，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像在希腊诗歌神话中预感到理论那样预先对理论有所感悟。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也应当如此。(31)
舍维廖夫将自己的结论推广到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美学中，证明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应当是全面积累经验。只有源自艺术史研究的美学，才能为真正的诗学研究提供哲学基础。所以，舍维廖夫研究诗学始终与研究文学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835年《诗歌史》中舍维廖夫没有触及俄国诗歌，在1836年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诗歌理论》中他同样没有论及俄国诗学，理由如下：“不预先研究外来话语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充分认识自己语言作品的优势，也无法解释它们发生的现象和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32)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理由，那就是在俄罗斯现代文学之父普希金之前，俄国文学一直在模仿西欧文学，单纯从文学史和诗艺的角度看，并不值得大书特书。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化”创作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与果戈理《死魂灵》的“瓜熟蒂落”指明了方向(33)，此后长篇小说创作在俄国达到了顶峰，其成就自然而然成为舍维廖夫关注的对象。可以说，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有关“世界诗歌史”的专著，到1846年出版《俄国文学史》前两卷“主要是古代史”，再到1858年与1860年分别出版《俄国文学史》第三卷与第四卷，舍维廖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伴随着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这是他在诗学领域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的起点，既意味着可以用具象的世界诗歌史来平衡抽象诗学的不足，也为俄国本土文学与本土学术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思想动力。
概而言之，舍维廖夫的最大学术贡献在于为诗学研究建立了历史方法。正如茨维特科娃考证的那样，众人谈及“历史诗学”，言必称其创立者维谢洛夫斯基，这一概念早在维谢洛夫斯基就读莫斯科大学期间，便已由其老师舍维廖夫教授以拉丁语发音的诗学形式加以使用。(34)尤尔琴科(Т.Г.Юрченко)亦认同这一说法。(35)从1834年起，随着舍维廖夫的入职，莫斯科大学开始兴起对诗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包含对体裁理论与诗歌形象理论构成要素的研究，也涵盖文学(主要是诗歌)发展史的研究，由此看来，舍维廖夫在19世纪30年代便用自己的世界诗歌史与诗歌理论研究预见了30年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
四、作为现代诗学的历史诗学与理论诗学
19世纪60年代，舍维廖夫的学生辈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俄罗斯诗学也真正迎来了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这里所谓的现代转型，指诗学研究从探讨创作规范向追问文学本质属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直接动因是现代美学的兴起。文学研究主要不是要教会人们如何创作，而是要解释文学创作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和展示人类精神的规律。为了实现这种研究，舍维廖夫对现代美学提出了批评，试图用具象的文学史来化解抽象的美学思辨性，从而引发俄国学术界对“科学的诗学”的重视，而维谢洛夫斯基与波捷布尼亚提出并试图解决类似“诗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真正使俄罗斯诗学实现了现代转型。
据维谢洛夫斯基的同时代人透露，他曾声称在1855年至1858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期间，刚开始，舍维廖夫并没有对他产生吸引力，直到1857年老师因意外事件被迫离职时才打开了他的学术视野。尤里·曼(Ю.В.Манн)在1998年的《俄罗斯哲学美学》一书中指出，为了反对别林斯基把俄罗斯文学的起点确定为彼得一世改革时期，舍维廖夫特别强调把民间文学与古代文学作为研究的材料，视艺术与审美现象为历史事实，但他又把历史事实与诸如宗教与教会、道德与伦理、政治与社会等意识形态现象等同起来，并将这些混合的事实当作考察民族意识的材料，忽视了文学的审美评价与审美标准，后来俄国学术界才认识到舍维廖夫的上述缺陷，“这一缺陷在维谢洛夫斯基深刻而巧妙的历史—理论综合研究中才得到不偏不倚的克服”。(36)换言之，在曼看来，舍维廖夫首创的历史诗学及其概念本身确实对维谢洛夫斯基产生过影响，但在如何解决艺术现象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两人又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维谢洛夫斯基在年轻时就对西欧与俄国的作为大学课程的文学史深表不满，一生都致力于建构其心目中的“科学的文学史”。据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院士考证，维谢洛夫斯基在1859年首次出访西欧期间写下的《一个探路者的日记》中便谈到革新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设想。1862年至1863年，他有幸旁听柏林大学施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开设的《文学史导论》课程。(37)受此课程启发，维谢洛夫斯基在游学报告中对西欧学术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应该把历史与美学结合起来考察文学史，从而建立独特的“历史美学”。此报告于1870年以《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为题成为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开设的世界文学史导论课的第一讲。“维谢洛夫斯基建构历史诗学的工作通常被认为始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被收入1913年他死后出版的《文集》第一卷，这套文集的总标题是‘诗学’。但维谢洛夫斯基1888年至1889年讲授诗学课的手稿笔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诗学主题在维谢洛夫斯基那里出现得更早：在他独立开展学术活动之初，即1862年至1863年第一次出国考察期间。”(38)当时他确实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更新诗学的问题，思考如何将文学史建成一门“历史美学”的可能性，“文学史可以而且应当在此意义上存在，取代我们至今仍在研究的那些关于美与崇高的腐朽理论”。(39)作为文学史的“历史美学”这一术语维谢洛夫斯基一直使用到19世纪80年代末，此后用“历史诗学”将之替换。为什么会这样?沙伊塔诺夫(И.О.Шайтанов)2002年的长文《非经典时代的经典诗学》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游学西欧时，维谢洛夫斯基便意识到，老态龙钟的诗学与修辞学概念已不适应以现代美学为主导的新环境，“诗学与修辞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意识“确定了他学术工作的整个方向”，无论是“历史美学”还是后来的“历史诗学”，启用这些充满矛盾修饰色彩的名称其实都是为了探寻答案，如果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那么便是对亚里士多德阐释者所主张的诗学的回答，历史诗学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推翻了规范诗学，这种新诗学是对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解，因此“诗学历史化的构想类似于罗巴切夫斯基对欧几里得空间的动态化”。(40)这里用具有现代性意识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取代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来比喻规范诗学从传统转型为现代，可谓精准地把握了历史诗学最重大的学术贡献。
为什么历史诗学是真正的现代诗学?原因隐藏在维谢洛夫斯基考察诗歌史与诗歌理论的独特视角中。这种致力于探讨诗歌本质的视角，在今天看来算不得新鲜，但在19世纪中后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据我看来，如果在文学史中应当特别关注诗歌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这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为文学史揭示出一个崭新的任务——考察生活的新内容，这一随着新的每一代人而涌现的自由因素，怎样渗透到各种旧的形象，这些必然的形式中去，而任何一种以往的发展都必然会体现在这些形式之中。(41)
这是维谢洛夫斯基在1870年总体文学史课程第一讲有关“科学的文学史”中得出的结论性观点，这个观点上承19世纪60年代初对西欧学术思潮的批判性接受，下启80年代对长篇小说体裁的研究，特别是90年代对历史诗学这门学科的建构。维谢洛夫斯基敢于提出自己的文学史观，有两个明显的理据：首先，过去人们探讨文学史，只不过将其视为与语言艺术相关的那部分社会思想史，它完全是寄人篱下而非独立的，随着诗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被纳入现代美学的研究对象清单中，关于诗歌(文学)史的讨论也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念应运而生，且这门独立学科同样应该采用已在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民族学等)中流行的历史—比较方法；其次，采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文学的发展演变应该与在其他学科使用这种方法区别开来，其区别性特征应该表现在提出崭新的任务，即研究隐藏在作为“自由因素”的各种新内容之中的“旧的形象”即一贯的形式因素，用当代学者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话说，是在不同作品中长年累月反复的东西，这类东西代表文学创作的“一贯性”，世界文学研究者最需要考察的就是“它的格局模式，它的慢变化”。(42)无论莫雷蒂有没有直接读过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他通过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著对历史诗学有所了解而受到了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43)早期的维谢洛夫斯基没有明确提出文学本质问题，只是在建构新的文学史研究路径时触及了这个问题，具体而言，从文学的变量与不变量的相互关系中凸显不变量的性质及其“慢变化”的规律，用通俗的话说，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应该揭示的是各种文学现象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一方面可能具有借鉴、关联和影响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与影响无关的类型学特征。在1893年的《历史诗学导论(问题与答案)》一文中，维谢洛夫斯基明确指出自己研究文学本质问题的宗旨：
几年前，我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所讲授的与诗歌风格的发展有关的叙事诗与抒情诗，戏剧与小说等课程，都具有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为归纳的诗学收集材料的用意，这种诗学能够排除它的思辨体系，为的是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44)
至此不难发现，维谢洛夫斯基从事文学史研究，积累了许多材料，最终目标在于利用诗歌(文学)史来阐明诗歌(文学)的本质，而不是像现代美学那样，通过抽象思辨的方式阐发艺术之美的本质。简言之，历史诗学以揭示文学本质为目标，以探明文学体系的发展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这也是维谢洛夫斯基1899年未完稿《历史诗学三章》中提出的庞大理论构想的核心观点。
舍维廖夫主张的历史方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研究中，是诗学在漫长历史中第一次与文学史和语言史发生了紧密联系。与维谢洛夫斯基强调的新文学史相比，波捷布尼亚则倾向于利用洪堡特(F.W.Humboldt)与施坦塔尔的语言学理论为诗学创建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他将诗歌研究和语言研究熔为一炉，通过对文学作品与词语之间的类比分析展现出诗意元素。哈尔科夫学派开创者从未直接提出关于诗歌本质的问题，但他的研究处处透露出对诗歌本质的探索意识。如1862年的专著《思想与语言》提出艺术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的问题，他认为诗歌与宗教、科学等一样是人类的思维类型，形象性(образность)是诗歌思维类型的本质属性，因此是诗歌艺术的决定性因素；诗歌因为追求形象性而使自己的意义趋向于浓缩和凝练，散文正好相反，趋向于分解和分析。波捷布尼亚是俄罗斯最早把诗歌的艺术性与语言思维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学者。
确定诗歌的本质在于形象性之后，波捷布尼亚开始探索如何研究形象性的路径。他认为任何语言原则上都具有诗意，而词是诗歌作品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诗作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一样是人类创造的，不属于自然之物。例如雕塑，它一方面表达创作者“无形的”思想，即对创作者本人来说不见得是清晰明了的，对观赏者来说是需要花费心力才能理解而且不一定能理解到位的；另一方面，它本质上是一块大理石，与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这件雕塑作品本身既不是纯粹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大理石，它所蕴藏的内涵比创作者本人试图赋予它的东西更多。艺术创作与数学运算不一样，如果用2+2表示艺术作品创作之前就已存在的要素，那么作品本身并不等于两者之和4。艺术家的构思和粗糙的材料不可能穷尽作品的内涵，同理，直观与感性的语言形象即辞象也不可能穷尽语言本身的内涵，因为这里出现了第三种元素——内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产生于此。波捷布尼亚认为，词有外部形式、内容和内部形式之分，外部形式是物质的语言声音，内部形式是艺术形象得以形成的语源联想，作品借此联想才能获得丰富的言外之意；外部和内部形式在特定语境中相融合便获得特定的内容，在文学创作中一般会出现三种情况：(一)形象变化、内容相对不变；(二)同一件作品，同一个形象，作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是内容变而形象相对不变；(三)最复杂的是不让外部与内部形式完全融合，此时外部形式就变成“被思想形成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本身还不代表内容”。(45)艺术是艺术家的语言，正如无法通过言语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他人，而只能在他人心中唤起他自身的思想一样，在艺术作品中也无法传达这种思想，因此艺术作品的内容不再在艺术家心中发展，而是在理解它的人心中发展。换言之，读者可能比作者更能理解言语背后隐藏的东西，可能比诗人本人更能领悟其诗作的思想。这样，一部作品的本质不在于作者对它的理解，而在于它对读者或观众的影响，在于其取之不尽的潜在内容。“这是我们投射到作品中的内容，即注入作品本身的内容，这种内容实际上是由其内部形式决定的，但可能完全不在创作该作品的艺术家的考虑范围内，这位艺术家在创作时满足的是其个人生活中暂时的、往往非常狭隘的需求。艺术家的功绩不在于创作时所设想的那点有限的内容，而在于形象的某种灵活性，在于内部形式能够唤起最为多样的心境。”(46)比如，一个穷人想用萨瓦河的水化开他碗里的冻牛奶，河水冲走冻牛奶，他说：“萨瓦河啊，萨瓦河!你没带走自己的东西，却把我的东西弄没了。”在这个故事中，很多人会看到河水之于个人幸福的自发的破坏作用，看到个人遭受本不应遭受的损失而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看到“你让我伤心欲绝”的场景等。类似的故事能流传几个世纪，不是因为字面上的语义，而是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的意义潜力。只要后世读者借助内部形式而获得的语源联想使意义潜力现实化，古代的文学创作就能在高度发达的当代继续保持其艺术生命力。如果作品内部形式被遗忘，无法激起读者在语源上的联想，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价值。
总之，波捷布尼亚理论诗学的特点在于，不是从分析具体作品出发去概括文学之为艺术的特殊性，而是从分析词的内部形式出发类推形象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是由词的内部形式所引起的语源联想产生的，因此他的语言艺术理论(теория словесности)被后人称为理论诗学，实质是一种语言学诗学。采用语言学方法考察文学的本质性特征，这是俄罗斯诗学从规范走向现代的又一种重要倾向。这一倾向曾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视(47)，至今已成为俄罗斯诗学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诗学的现代转型是通过引入各种更新措施而使文学研究机制按照现代学科的要求得到完善的过程。欧洲诗学在俄罗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其更新措施的重要标志是科学。科学的诗学有两大理论支柱，其一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向人文科学的外溢，其二是欧洲文学突破狭隘地域观向世界文学的拓展。科学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古典诗学并不意味着是不科学的，只不过已经不符合19世纪的判别正确与谬误的标准，即在自然科学发展到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准确(精确)标准，而在人文科学领域现代学科的分化实际上得到了一系列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撑。“俄罗斯学者所追求的科学的诗学，除了与哲学、美学、史学、逻辑学等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外，又与生物学、机械学、地质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新近独立的自然科学或‘半自然科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48)换言之，欧洲诗学在俄国发生现代转型，除了诗歌材料有可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获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方法、概念对文学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俄国诗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舍维廖夫是该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世界诗歌史与诗歌理论研究打破了规范诗学的藩篱，为引导后来者提出和解决诗歌(文学)本质问题提供了各种可能性。19世纪60年代以来，维谢洛夫斯基和波捷布尼亚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前者的“科学的文学史”及其后续的“历史诗学”与后者的作为“科学的诗学”的“理论诗学”为俄国诗学真正实现现代转型开创了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以“科学”为目标，为俄罗斯现代诗学的发展与俄罗斯诗学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什克洛夫斯基(В.Б.Шкловский)在1916年首发的文章《波捷布尼亚》中评价说，在波捷布尼亚逝世25周年之际，俄国的“科学的诗学体系建立了34年”，“在许多人眼中这个体系全为已故者主要著作《思想与语言》所提供”。(49)卡赞斯基(Б.В.Казанский)在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时认为，历史诗学是对艺术研究中“思辨的、哲学的、教条的理论的反动”，“新的诗学想整个儿留在自身材料即语言的领域——成为系统的、专门的诗学，成为艺术学”。(50)应该说，追求文学研究的独立地位是俄罗斯诗学不断变革的源动力。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与波捷布尼亚的理论诗学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所使用的材料全部是原始的和民间的文学作品，而没有重视规模更大的有名有姓的文学家的创作。他们开辟了有关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方向，其后的俄罗斯学者，特别是持“语文学扩张主义”(51)思想的形式主义者，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不断探寻，取得了影响20世纪世界文论发展走向的重要成就。在欧洲诗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有如此大的作为，至少有两种经验值得高度关注：其一，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外来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古典诗学本身之外的现代美学观念与世界文学观念；其二，立足本土积极培育创新意识，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中心主义”沃土是文学研究的创新意识的催生剂，而追问文学本质问题的创新意识使俄罗斯学者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现代诗学知识体系。
注释：
①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387页。
②[法]让·贝西埃、[加]伊·库什纳等：《诗学史》(上、下)，史忠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洪昕、凌建侯：《俄罗斯诗学背后的“故事”——凌建侯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④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⑤俄国与俄罗斯在国家的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后者还可指向民族。本文使用的俄国概念不包含作为国家的苏联，而使用的俄罗斯概念既指俄国，也包括苏联时期作为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俄罗斯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
⑥[俄]普洛特尼科夫：《科学的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刘淼文、凌建侯译，《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9期。
⑦凌建侯：《诗学的范畴：俄罗斯现代文论钩沉》，《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5期。
⑧J.Ling,"Categories of Poetics:A Study of the Russian School",Studia Litterarum,Vol.9,No.2,2024,pp.10-23.
⑨Муравьев В.С.Статья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https://gffggbf4627408fcf43a9sco0o6cqv6vnb6bww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ict/bse/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2026-02-20.
⑩[苏]尼古拉耶夫、[苏]库里洛夫、[苏]格利舒宁：《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11)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9、317页。
(12)Крицкая Н.В.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поэтики//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2015,№.10,c.157-166.
(13)Еремина В.И.Содержание понятия 《поэтик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Т.ⅩⅩⅩⅦ:Фольклор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Границы понятия и сущность явле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амяти А.А.Горелова).СПб.: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2018,c.330.
(14)Кристева,Юлия.Разрушение поэтики.Пер.с франц.Г.К.Косикова//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9:Филология),1994,№.5,c.44-62.《诗学的毁灭》是克里斯蒂娃为巴赫金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70年法文版所作的序。
(15)[俄]阿拉斯戴尔·任甫卢：《一种诗学的复活》，[俄]阿拉斯戴尔·任甫卢、[英]加林·吉哈诺夫编著：《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汪洪章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16)郑春光、张佳宁：《从〈今日诗学〉看俄罗斯诗学对英语诗学的影响》，《俄罗斯文艺》2024年第4期。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18)高冀：《译者前言》，参见[法]夏尔·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高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19)S.Richter,A History of Poetics:German Scholarly Aesthetics and Poetic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1770-1960,Berlin &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10,pp.455 + ⅩⅣ.
(20)凌建侯：《“俄罗斯诗学学派”发生学研究——以〈布罗高兹与耶夫隆百科词典〉中的“诗学”词条为例》，《中国俄语教学》2024年第2期。
(21)Якобсон Р.О.Форм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Ред.-сост.Т.Гланц,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языка Е.Бобраковой-Тимошкиной,М.: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2011,c.16.
(22)[苏]尼古拉耶夫、[苏]库里洛夫、[苏]格利舒宁：《俄国文艺学史》，第18-19页。
(23)Лихачев Д.С.Поэтик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1979,3-е изд.
(24)Николаев П.А.(отв.ред.).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е.М.:Наука,1975,с.41.
(25)[苏]尼古拉耶夫、[苏]库里洛夫、[苏]格利舒宁：《俄国文艺学史》，第24页。
(26)Половцов А.А.Шевырев,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том 23.https://gffgg32df803bd1274034sco0o6cqv6vnb6bww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otechnik/Spravochniki/russkij-biograficheskij-slovar-tom-23/13,2026-02-20.
(27)沈念驹、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8卷)，吕宗兴、王三隆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48页。
(28)袁浩：《19世纪俄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学科起源初探》，《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5期。
(29)Шевырев С.П.Итальянс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Cост.и примеч.М.И.Медового,СПб.:Акад.проект,2006,c.330.
(30)Шевыревъ С.Исторiя поэзiи,том первый.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Тип-фi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iи наукъ,1887,2-ое изд.,c.2.
(31)Шевыревъ С.Теорiя поэзiи въ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ъ развитiи у древнихъ и новыхъ народовъ.С.-Петербургъ:Тип-фiя Император.академiи наукъ,1887,2-ое изд.,c.260.
(32)Шевыревъ С.Теорiя поэзiи въ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ъ развитiи у древнихъ и новыхъ народовъ.,c.6.
(33)凌建侯：《西欧现代小说与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化创作》，《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2022年第4期。
(34)Цветкова Н.В.《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иитика》 С.П.Шевырёваи 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ⅩⅪ век,2008,№.1,c.74-78.
(35)Юрченко Т.Г.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М.:ИНИОН РАН,2022,с.8.
(36)Манн Ю.В.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М.:МАЛП,1998,c.249.
(37)[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注释3。
(38)Жирмунский В.М.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79,с.103.
(39)Жирмунский В.М.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с.103.
(40)Шайтанов И.О.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эпохи//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Н.Избранное: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СПб.: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книга,2011,c.9-10.
(41)[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第14-15页。
(42)F.Moretti,Distant Reading,London & New-York:Verso,2013,p.87；亦可参看凌建侯：《远读理论与常量分析——数字人文时代文学批评新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5期。
(43)郭靖媛：《从历史诗学到远读理论：文学进化中的形式与历史》，《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44)[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第30页。
(45)Потебня А.А.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Сост.,вступ.ст.,коммент.А.Б.Муратова,М.:Высш.шк.,1990,с.23.
(46)Потебня А.А.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Сост.,вступ.ст.,коммент.1990,с.28.
(47)凌建侯：《俄罗斯语言学诗学发端考》，《语言学研究》2025年第39辑。
(48)凌建侯：《科学的诗学与开放的架构——论“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的特色》，《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49)Шкловский Виктор.Потебня//Поэтика,Петроград:18-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1919,с.3.
(50)Казанский Б.Иде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Поэтика (Временник отдела словесных искусств),№.1,1926,Ленинград:ACADEMIA,с.7.
(51)[俄]瓦·波隆斯基：《战争与革命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它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对话》，王虹元译，《俄罗斯文艺》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