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作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人作为认知者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意识是什么”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实践哲学的对象是历史，人作为行动者想知道自己作为个人和群体成员应该做什么。目前理论哲学已经衰落下去。实践哲学的本性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而实践理性的信念指导人们去行动：他们作为群体行动者追求正义，希望建立正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们作为个人行动者追求善，希望自己成为好人（道德哲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寄托在实践哲学身上。
哲学作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人作为认知者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意识是什么”（本体论）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认识论）。实践哲学的对象是历史，人作为行动者想知道自己作为个人和群体成员应该做什么。目前理论哲学已经衰落下去。实践哲学的本性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而实践理性的信念指导人们去行动：他们作为群体行动者追求正义，希望建立正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们作为个人行动者追求善，希望自己成为好人（道德哲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寄托在实践哲学身上。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一种最原始的追问，想知道自己面对的世界是什么。哲学也是一种终极的追问，想知道构成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最原始而又终极的追问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是向外的，即世界是什么；另外一个向度是向内的，即“我”是什么。正是这种哲学的追问把世界主客二元化了。向外的追问指向客观世界，人们通常将其称为“自然”。向内的追问指向主观世界，哲学家们通常将其称为“意识”。向外的追问想知道自然的本质是什么，向内的追问想知道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因此哲学有两个基本分支：一个是本体论，另外一个是认识论。
本体论研究的东西是“自然是什么”，但哲学所追问的东西不是具体可见的自然物，而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什么是自然之普遍和整体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家在对自然进行这种追问时，他们发现所有自然物都有一个普遍的性质，即他们都“在”。在古希腊语中，“在”就是on（拉丁语），on相当于英语中的to be或being。因此，古希腊哲学家把这种研究自然之普遍性质的学问称为“本体论”（ontology）。
认识论研究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在古代，哲学家们相信，他们知觉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本身。人们看到的世界样子与世界本身的样子，两者是一回事。但是自近代开始，哲学家认识到，人们知觉到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人们作为认知者与世界作为认识对象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物，即意识。人们所知觉到的世界都是意识中的世界，而意识之外的世界是无法知道的。两个世界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人们要想知道世界的性质，首先应该了解意识的性质，然后通过意识的性质来推断世界的性质。这意味着在哲学理论中，认识论优先于本体论。自近代以后有一种说法，即哲学就是认识论。近代哲学家都认识到，人们关于世界所知道的东西都属于意识。只不过一些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认为，这些意识的性质反映了世界的性质，从而我们能够通过意识来了解世界；而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这些意识只表达了认识者的性质，而非世界的性质，从而我们不能知道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
虽然本体论和认识论不代表哲学的全部，但是它们构成了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哲学的其他部分或者以它们为基础，或者是从它们衍生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哲学的本质内容，是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不可缺少的，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是如此。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就没有哲学。
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本质内容的哲学急剧衰落
这种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本质内容的哲学目前处于急剧的衰落之中，而这种衰落或许在表征它正走向终结。从整个哲学的历史来看，这种自近代开始的衰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被称为“认识论转换”，第二个阶段则被称为“语言哲学转换”。
所谓的“认识论转换”是指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的第一分支。在古代和中世纪，本体论一直是哲学的第一分支。但是自近代以来，两者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变化，而笛卡尔哲学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在笛卡尔之前，哲学家们一直相信，世界不仅存在，而且就是他们看到的样子。在笛卡尔之后，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关于世界的意识，而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甚至世界本身的存在，都是需要哲学加以探究的问题。从笛卡尔特别是洛克开始，近代哲学家认识到，关于自然物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意识。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来认识世界，而通过感官所知道的东西直接显现为意识。这样世界便被二元化了，一个是意识本身，另外一个是作为意识对象的客观世界。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意识世界，而对于作为意识对象的客观世界，一些哲学家认为它与意识世界是一致的（如斯宾诺莎），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它是不可知的（如休谟和康德），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根本就没有理由断定它的存在（如贝克莱）。所有近现代哲学家都认为，哲学中所谓的“实体”实质上都是人的“观念”。因此，起码从洛克开始，贯穿18和19世纪，哲学就成为一种研究观念之起源、性质和范围的知识。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东西不再是世界本身，而是关于世界的观念（意识）。因为哲学家直接面对的是观念（意识），所以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的第一分支。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换”，而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认识论。
所谓“语言哲学转换”是指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的第一分支。到了20世纪初，哲学家们发现，“观念”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因为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同一个“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由于哲学研究的不是世界而是观念，而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所以哲学里充满争论就不足为奇了。正如近代哲学家发现“实体”无非是“观念”，当代哲学家发现，“观念”无非是“语言”。“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语言”则可以是清楚明白的。也就是说，哲学家应该研究的东西与其说是实体或观念，不如说是语言。这样，“实体”作为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概念，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是世界的本质，对于现代哲学家来说是一个观念，而对于当代哲学家来说不过是一个词而已。在20世纪的哲学家看来，如果哲学研究的东西是语言，并且能够清楚地界定各种哲学词汇的含义，那么就会一劳永逸地终结哲学史中产生的各种争论。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哲学转换”，而20世纪的哲学都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哲学。
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的“转换”表明哲学一直在退却：就哲学研究的对象来说，经历了从“实体”到“观念”再到“语言”的退却；就哲学的形态来说，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退却。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哲学家能够言说的东西越来越少。从研究对象到哲学形态都呈现出一再退却的趋势，这表明了哲学的衰落。
可以说，回顾哲学史，哲学的终极问题有三个，即“世界是什么”“意识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前两个问题的探究属于本体论，后一个问题属于认识论。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终极问题，然而它们已经不再适合作为哲学探究的对象了。
本体论关心宇宙的本质和意识的本质，但是现在哲学已经不再可能研究它们了。现在研究宇宙本质的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天文学。物理学是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科学，产生了很多分支，如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等。这些科学既研究微观世界，如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也研究宏观宇宙，如相对论物理学和天文学。现在研究意识本质的也是自然科学，如生物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等。这些科学把人的大脑当作研究对象，通过各种经验方法（解剖、电磁扫描和各种实验等）来了解大脑的结构和活动，来探测它的各种功能。认识论关心人的认知能力和性质，但是在今天，这些问题也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如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等。
上述分析导致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就这三个哲学终极问题而言，它们现在已主要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哲学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另一方面，虽然自然科学对三个哲学终极问题的回答未必完美，未必令人们（其中特别是哲学家）满意，但是它们仍然是目前最可信的回答。
实践哲学的崛起
起码自康德时代以来，理性便被一分为二，明确地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如果哲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那么据此哲学应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理论哲学，另一个部分是实践哲学。理性的区分与哲学的区分是对应的：理论理性对应于理论哲学，而实践理性对应于实践哲学。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的本性来说，这种理性的区分以及与哲学两个部分的对应，是至关重要的。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与理论哲学相关：理论哲学目前处于危机和衰落之中，而哲学家们目前正处于幽暗的隧道深处，摸索哲学的出路在何方。
幸运的是隧道深处透着一抹指引哲学家们走出黑暗的亮光，而这抹亮光就是实践哲学。如果说理论哲学（理论理性）的对象是作为自然的世界，那么实践哲学（实践理性）的对象就是作为历史的世界。两种理性（以及两种哲学）具有本质的区别：理论理性只是认识自然，但是实践理性可以创造历史。
所谓“历史”就是人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面对“自然”，人们是认识者，想知道它的本质。置身“历史”，人们是行动者，想参与其中并影响它的进程。正如人们作为认识者有向外和向内两种追问一样，人们作为行动者也有两种地位：一种是作为主体的“我们”，另外一种是作为主体的“我”。作为主体的“我们”是群体行动的参与者，并由此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作为主体的“我”是个体行动的参与者，但是在这些行动中会与其他的“我”发生关系。历史就是由这样的群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构成的，而每个人既作为“我”也作为“我们”参与其中。“自然”是客观的，人们只能认识它的本质而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主观的，人们不仅能够改变它的进程，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历史。
当人们面对自然的时候，作为认知者渴望的东西是知识，是作为真理的知识；当人们置身历史的时候，他们作为行动者需要的东西是指导，是作为规范的指导。人们作为认知者追问自然，便产生出理论哲学，它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人们作为行动者参与历史，便催生出实践哲学，它告诉我们规范是什么。
如果说理论哲学的两个主要分支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那么实践哲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则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主要关心个人行为，而政治哲学主要关心群体行为。
道德哲学研究的东西是“我应该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道德本身的回答是简单的和明确的，即你应该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作为一种规范，道德对每个人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所有人也都应该遵守这种要求。但是，道德哲学对这种道德要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应该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也就是说，道德哲学关心的问题是深层的，即支持人们服从道德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道德哲学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些道德哲学家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会推动其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一些道德哲学家则主张，每个人之所以都应该按照道德规则行事，这是因为服从规则是自己的义务。前者通常被称为后果主义，它把利益看作人们服从道德规则的终极理由。后者被称为义务论，它把善良意志看作人们服从道德规则的终极理由。除了行为伦理以外，道德哲学还关心美德伦理，即“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人的过程是一个追求道德理想的过程，在中国儒家传统中，这种理想的达成就是“成圣”。
政治哲学研究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做正义的事情。问题在于：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涉及政治价值，涉及我们把什么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显然，政治哲学家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政治哲学家主张，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保护个人权利，以免于他人、群体或国家的侵犯。也就是说，正义在于维护个人权利。另外一些政治哲学家主张，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维护和推进大家的利益，以提高所有人的福祉。这意味着正义在于维护人们的利益。政治哲学不仅关心政治价值，而且关心政治制度。因为无论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还是推进大家的利益，都需要制度的保障。制度是关于国家行为的规范，正如道德规则是关于个人行为的规范。国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都是由制度规定的。如果国家行为超出了制度的规定，那么它们就是不合法的。除了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之外，政治哲学还关心政治理想。现实社会往往是不理想的，因此我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或者说追求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
结语
很长时间以来，理论哲学已走向衰落的进程，这种衰落直接表现为它对于传统哲学的话题——世界是什么、意识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已经接近于无话可说。如果无话可说而又想强说，那么结局可想而知。在理论哲学持续衰落的时候，实践哲学则在崛起。实践哲学的本性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而实践理性对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都抱有某种具有指导意义的信念。信念指导人们去行动：对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时代难题，方兴未艾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都大有用武之地。质而言之，哲学的希望寄托在实践哲学身上。
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