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初唐诗学的生成以京城、宫廷为中心，而大致自盛唐开始，无论是诗学论著的撰述，还是诗艺的传授与商讨，均呈现出地方化的倾向。盛唐以后的诗格不再像初唐那样以声律对偶等基本规范的凝定为重心，而是关注更为抽象的理论，因而体现出各出机杼的特点。从凝定规范到各出机杼的转变，其背景与诗学生成的环境远离律令修订的空间有关。诗学生成的地方化，发生于文人出任、隐居地方，以及科举改革导致的私人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兴起等语境之中。
关键词：唐代诗论/ 诗格/ 诗学文献/ 诗学思想/ 诗学教育
作者简介：钟志辉(1987- )，男，广东梅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6年第2期 第45-55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21&ZD253)。
自盛唐开始，文学创作呈现出地方、民间逐渐兴盛而京城、宫廷逐渐衰弱的趋势。与之相关的是，诗学的撰述、生成也逐渐呈现出地方化的倾向。这一现象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述，本文拟就唐代诗学地方化的进程、诗学内容特质的变化以及诗学地方化的背景等方面展开分析。本文所谓的“诗学的生成”，主要是诗学著作、诗文的表达和撰述。文中所使用的“诗学地方化”的概念，是“诗学文献生成于地方”的省称。
一、诗学地方化的进程
初唐文坛的中心在京城和宫廷，当时的诗学也体现出京城化特质。根据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今存有遗文残卷的诗格，其诗论内容产生于唐代或者唐五代之际的共有21种(不包括产生于五代及以后的诗格)，剔除其中三种可能是宋人所抄录唐人诗论而冒称魏文帝、李峤与王昌龄所作，①剩余18种。其中有6种产生于初唐或者初盛唐之际，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佚名《文笔式》、佚名《诗格》、佚名《诗式》。就作者可考的三种诗格而言，无论是作者身份，还是其产生的语境，都体现出浓厚的京城、宫廷色彩。上官仪为初唐重要的宫廷文人，史书称其“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②。其《笔札华梁》可能作于高宗龙朔三年(663)前后，③即他任中书侍郎前后。该书当是基于其创作经验而撰述，偏重于对偶、病犯等基本规范。“上官体”的风行，除了以诗歌文本为模仿对象外，该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龙朔三年或稍后数年，元兢撰《诗髓脑》一卷，④此时他担任周王府参军。崔融撰《唐朝新定诗格》的时间不详，但他作为“文章四友”，朝廷大手笔多出其手，又曾编纂《珠英学士集》，是典型的宫廷文人，故其诗格当作于京城期间。
初唐时期，典籍有载的诗学切磋，也主要见于宫廷、京城文人之间。如杜正伦，“尝与中书舍人董思恭夜直，论文章。思恭归，谓人曰：‘与杜公评文，今日觉吾文顿进。’”⑤又如元兢修撰《芳林要览》，曾与诸学士讨论小谢诗，各人“诠其秀句”，元兢提出“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的观点。⑥中宗朝君臣间曾举行过不少诗歌唱和，其中也有诗艺评判。如上官婉儿评价沈佺期、宋之问的应制诗，云“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己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⑦。据此或可推测，在初唐比较兴盛的类书、总集编纂以及宫廷唱和的活动中，类似的诗艺探讨当不在少数。这些探讨未必会全部反映在诗学著作中，但它确实为诗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语境。
盛唐以后，宫廷文学整体上失去往昔的繁盛样态，地方文坛代之而兴。⑧与此相应，诗学生成也逐渐去宫廷化、去京城化。在宫廷文人的日常交流中，虽然不乏诗学的探讨，但是诗学生成的空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转换，呈现出地方化的趋势。
首先，地方文人的日常交游中常见诗学授受与讨论活动。如大历年间，卢纶所作《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云“诗礼挹余波，相欢在琢磨”⑨，描述文人在书院中讨论诗歌的现象，说明地方的书院中会有诗学的讨论。⑩诗学的授受与讨论可能包含在更为广泛的文学艺术的授受、讨论之中。萧颖士出任广陵参军期间，培养了不少以科举为业的士人，其中包括戴叔伦。梁肃《戴叔伦神道碑》称萧颖士“拔公(戴叔伦——笔者注)于诸坐之上，授以文史，由是令闻益炽”(11)，文学当是萧颖士教授的内容。既然是以科举为业，那么他传授的内容自然也会包括诗学。安史乱后，元结自瀼溪(今江西瑞昌)到舂陵隐居和为官期间，王及远道而来，以“文学相求”(12)，即向元结学习作文之道。韩愈贬谪阳山时，窦存亮“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13)，目的就是向韩愈请教文章。以上是可能包含诗学教育在内的文学教授的例子。
文人日常交游也包含文学讨论的内容，此处可以杜甫为例。杜甫常在诗中描述自己与他人论诗论文的经历，“荆州过薛孟，为报欲论诗”(14)(《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杜诗详注》卷一八第1596页)，“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杜诗详注》卷一第52页)，“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杜诗详注》卷一○第862页)，“自从失辞伯，不复更论文”(《怀旧》，《杜诗详注》卷一四第1189页)……这些活动不仅仅发生在京城，也发生在地方，正可说明其论文活动的频繁。至于论诗的具体内容，可由下文窥见一斑。他曾与时任青州刺史的李邕评点前贤文章。在李邕去世后，杜甫作诗缅怀这段经历，着重叙述二人评点的细节：
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杨炯——笔者注，下同)雄，未甘特进(李峤)丽。……例及吾家诗(杜审言)，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杜诗详注》卷一六第1400页)
首句的“崔苏”，是指崔融、苏味道，李邕与杜甫论述前代文人，其所佩服者，当是崔、苏、杨、李。尤其佩服杨炯文章的“雄”，而对李峤的“丽”有所不满。“慷慨”四句是李邕对杜审言诗歌的评价，“嗣真作”即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抚河东》。李邕称此诗风慷慨昂扬，堪称佳作，比之为玉山之桂。“钟律”是说其诗有法度，主要是指其声律的示范意义。“鲲鲸”是说诗风雄健。(15)由此可知，地方上的文人在论文时，涉及评论诗歌的内容、风格、形式的优劣与特点。
诗学地方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诗学论著撰述的地方化。目前有遗文残卷留存的且作于盛唐及以后的诗格有12种，分别为王昌龄《诗格》、皎然《诗议》《诗式》、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文苑诗格》、旧题贾岛《二南密旨》、王叡《炙毂子诗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郑谷《新定诗格》、僧齐己《风骚旨格》、僧虚中《流类手鉴》、徐寅《雅道机要》。(参看《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5—424页)盛唐仅存的王昌龄《诗格》，应是他在贬谪江宁和龙标期间撰述的。(16)到了中晚唐，仍然有士人撰述诗学著作，如白居易在江州作《金针诗格》，(17)郑谷在归隐袁州期间作《新定诗格》，徐寅可能是在闽中作《雅道机要》，(18)王叡在蜀中作《炙毂子诗格》，(19)李洪宣则以“樵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92页)身份作《缘情手鉴诗格》，似乎也作于地方。(20)方外之士参与诗格的撰写，是中晚唐的新现象。其中以皎然《诗式》最著名，该书成书于湖州。僧齐己《风骚旨格》与僧虚中《流类手鉴》，当作于地方，对宋以后诗格影响较大，或为宋以后初学诗者所参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98、417页)此外，还有士僧合作诗格的例子，如郑谷在隐居宜春期间，与齐己等人“共定《今体诗格》”(21)。
除了诗格著作外，文人也喜欢在诗文中阐述其诗学观点，考察这类文献的创作时地，亦有助于理解诗学地方化。然而，这类文献的文体包括诗、书、序等，体量较大。笔者虽有意对整个唐代的这类文献加以考证和统计，但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不得不放弃，一是工作量过大，二是有不少文献无法系年系地，三是并非所有文献的观点都具有独创性或者影响力，有不少书序的诗学观点是陈陈相因的。既然无法从量的角度入手，那么从质的角度，即考察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诗学文献切入，或许也能说明诗学撰述空间的变化。因此，本文借助当下比较通行的文论选本，来考察那些比较有原创性或影响力的诗学文献的创作时地。这些选本在选摘诗论性的诗文时，也会选摘诗格著作，本文不将其排除出统计范围，因为可以借此了解哪些诗格著作比较有影响力。调查的选本包括：(1)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陈洪、张峰屹、卢盛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4)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5)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调查结果如表1。
诸家选本的具体篇目或有不同，但上述诗论(文论)作品，大体可以说是学界公认的唐代最具影响力的篇目了。从时间上来看，大多作于开元以后，从地点上来看，除了初唐陈子昂《修竹篇序》以及中唐韩愈的《送孟东野序》《答刘正夫书》、白居易《新乐府诗序》作于长安，其他占多数的都是在地方上创作的。这与诗格撰述的空间变化是相通的。
诗学地方化并不意味着京城文人不再撰述诗学著作，像韩愈《送孟东野序》、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序》都作于长安。事实上，有些盛唐以后产生的、有遗文保存的诗格的创作地点不详。此外，唐代尚有仅有存目的诗格(参看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70—574页)，无法确定其作者，不排除作于京城文人之手。然而，京城文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他们在各种文献典籍中留下行迹的可能性更高。像初唐的元兢，其交游、仕宦、经历并不显赫，但现在可以确定《诗髓脑》为其著作，原因就在于他所处的京城这个空间为他留名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相较而言，地方上的文人因为交游、影响有限，能被典籍记载而留存于今的可能性更小。故即便有著作存世，撰述信息却是缺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盛唐以后的地方上的文人撰写诗学著作的热情更高，因而留存更多，这是本文从诗学文献的撰述去推断诗学地方化的原因。
二、从凝定规范到各出机杼
诗学文献撰述的空间变化，也会带来内容上的变化。从今存文献来看，初唐诗格主要讨论和凝定诗学的基本规范，彼此相因袭的成分比较多，而具备个性化的内容则较少。日僧空海评论其所见唐代诗格，“即阅诸家格式等，刊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42)，此论适用于初唐的诗格。对此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从宏观角度而言，初唐诗格主要探讨的是四声八病、句例、咏志之法、属对等问题。虽然也涉及比较抽象的如谋篇布局的论述，但其篇幅较小，可见不是当时诗论的核心内容。其次，就微观角度而言，不同诗格的内容有诸多相似、相同之处，彼此存在增演、派生、分化的关系。如论对偶，上官仪《笔札华梁》总结出九种对，分别是的名对、格句对、双拟对、连绵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同类对。《文笔式》总结的十三种对偶中，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其名目、论证和举例，与《笔札华梁》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如《诗髓脑》总结出正对、异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等八种对，名目与前面两种诗格有所相同。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总结出九种对，前五种分别是切对(即正对)、双声对、叠韵对、字对、声对，名目与前面的诗格相同。另外四种名目是崔融自创的，字侧对、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实则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增衍而已，缺乏充分的原创性。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近体诗的发展有关。初唐是近体诗成熟的关键阶段，而声律、对偶又是近体诗的重要规范。无论是对偶的总结，还是声律的完善，都可以说是齐梁以来文人对于近体诗的探索，在初唐这个阶段达成了基本规范的凝定。
自盛唐开始，随着王昌龄《诗格》的出现，诗格开始走向个性化，(43)撰述者的性格、经历、体悟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诗格内容的构成。首先，对偶、声律等不再是其主要内容。即便有所论及，其表达、用意、创新性与初唐的明晰琐碎的规范截然不同。如皎然《诗式》“明四声”云：“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44)这已不是凝定规范，而是评论声律流弊。又如王昌龄《诗格》，学者指出它的重心不再是关注具体琐碎的声律要求，而是转移到与诗歌创作相关的更为本质的内容方面，如构思、艺术形象的捕捉、诗歌艺术的根本要求等。(45)即便就声律而言，《诗格》也有创新。在传统八病的基础上，王昌龄《诗格》提出“上去入声一管”(《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9页)的命题，与平声相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仄”声的概念，但与“仄”的实质是相通的。这是从四声分用到四声二元化(平仄)转变的一个关键。(46)与初唐不同的是，盛唐以后的诗格更为关注的是像构思立意、风格意境等相对抽象的诗学理论。彼时的创作者因为交游、创作、仕宦乃至于思想信仰的不同，对于诗歌规范的理解可谓是言人人殊、各出机杼。相关的诗学名目、理论与阐释，虽然仍然具备指导诗歌创作的作用，因而也能成为“为湖海骚人所宗”(47)的典范。但是，它们不再是初唐那种大致可以视为创作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所要遵循的普适规范。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应当离不开诗学地方化的背景。
初唐诗格主要创作于京城，其中的诸多诗学理念、名目可能产生于群体切磋商讨的语境。由切磋形成的内容、思想会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开来，成为彼此共享的知识。京城无疑就成为其传播的最有效的空间范围，由此导致撰述于该区域的诗格出现内容大量雷同的状况。
盛唐以后的诗格，部分可能是个人创作的，因而能够各出机杼。如题为白居易撰的《金针诗格》，据作者自序，他在贬谪江州、游览庐山时，“自此味其诗理，撮其体要，为一格目，曰《金针集》”(《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51页)，《金针集》即《金针诗格》。除了个体创作，亦有诗格产生于群体交流语境。如郑谷在天复三年(903)前后归隐宜春，齐己、黄损、孙鲂、虚中等从之学诗。张伯伟认为，上述诸人当在此后撰写《新定诗格》。(《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95页)此外，还存在先有群体的交流，再由个人撰述的现象。如皎然《诗式》，据学者考证，该书可能草拟于大历年间。时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在当地聚集了一批文人吟咏诗歌，皎然是其中一个核心，其《诗式》可能是群相切磋后的总结。(48)
盛唐以后的诗学著作仍未完全脱离群体的影响，但是从人与地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彼时的诗学生成已然离开了相对固定的地域，使得不同地方、身份的文人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向来源不同、身份多样(布衣、官员、僧人)的人取资。诗学思想取资的多样化，会影响其内容的样貌。如王昌龄《诗格》论作诗不必强求，应该伫候诗兴，在举例论述时就涉及他的经历：
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常须夜停灯任自觉，不须强起，强起即惛迷，所览无益。纸笔墨常须随身，兴来即录。若无纸笔，羁旅之间，意多草草。舟行之后，即须安眠，眠足之后，固多清景。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屏绝事务，专任情兴，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49)
“羁旅之间”“舟行之后”“江山满怀”等语，揭示了作者在地方漫游、任职期间的创作体验。皎然的僧人身份也影响了其诗学著作的内容与思想。他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诗家中道”，此论便体现了佛教的中观思想。(50)又如题为贾岛撰的《二南密旨》，也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著作，张伯伟认为该书是贾岛诗风流行之产物。虽然未必是贾岛所作，但与他的诗学是相通的。(《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71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以后地方诗学不再讨论诗歌基本规范，有的诗格仍然会涉及声律、对偶等形而下的规范。然而，彼时的作者对于写作一首好诗所应遵循的规范，自有其独特的理解。即便这些理论比较形而上，比较抽象，也不妨碍他们将其视作“基本规范”。如初唐的诗格常见以“数字+名词(动词)”构成的短语为标题，如“八阶”“六志”“文笔十病得失”等，其指代的内容相对明晰具体。盛唐以后，王昌龄、皎然等人也沿袭这种做法，大量使用诸如“诗有三境”“诗有三思”“诗有三不”(51)的标题，其理论显然更为抽象。但这种表述，透露出作者相信自己提出的理论具有普适性，能够成为“基本规范”。有些诗学著作也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如皎然《诗式》、郑谷等人的《新定诗格》。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声律对偶等始终是学诗者需要掌握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应举者，因而这部分内容就不可避免出现在诗格中。然而，在初唐诗律已经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后来者创新的空间必然有限，这也就决定了这类规范不会成为盛唐以后诗格的主要内容。对于如何创作一首好的诗歌，不同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就会出现诗学理念表述的个性化，即本文所说的各出机杼。
张伯伟《诗格论》指出，“诗格”作为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专有名词是到唐代才出现的。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诗格”著作。到了唐初，讨论声韵、病犯和对偶的诗学著作很自然就会借用当时流行的与律典有关的“格”“式”之名。(《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页)此论当符合事实。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在初唐而非唐以前出现以格、式命名的诗学著作。笔者认为，这应该与唐初兴起的频繁的律令修订的风气有关。有唐一代，曾经历过14次律令的修订，其中8次发生于初唐，即高祖、太宗各一次，高宗、武后各两次，中宗、睿宗各一次，剩下的6次分布于开元至元和年间。(52)唐代今存最早的以格式命名的诗学著作是《文笔式》，可能产生于武后朝(此前则有《笔札华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69页)该书以“式”命名，可能受初唐尤其是高宗武后朝的修律氛围影响。初唐盛行的诗律规范具有普适性，与作为法典的律令特性相通，因此时人便借此来命名诗格。在内容上，《文笔式》多雷同于隋朝刘善经《四声指归》与上官仪《笔札华梁》，但书名拟定则有所不同。这说明了相似的诗学规范，到了《文笔式》的作者的时代，已然从名称上被赋予如法典的律令格式一般的普适意义。另外，作为法典的律令，其内容必须是明确的，不能言人人殊，如此才便于天下吏民遵行。初唐诗格所提出的规范集中在声律、对偶、句例等方面，这些内容也都是非常明晰准确、具有共识性的，它们因此才能成为普适规范。这也可以证明，初唐的诗格是受到发生于同一地理空间的修律氛围的影响。明白了这一点，便可以进一步理解诗格个性化与诗学地方化的关系。盛唐以后，诗格撰述者基本都远离宫廷和京城，这就使得他们能够跳出京城这个律令修订的特殊空间，不再执着于其内容表述是否具有统一、精确的效果，于是便展现出明显的个性化。他们的著作虽仍冠以格式之名，但这只是传统使然，不必然影响其内容的特质。
三、诗学地方化的背景
唐代诗学地方化的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在笔者看来，盛唐以后大量文人任职或隐居于地方，促进了地方诗学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地方教育，尤其是私学内容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诗学的生成。以上是促进诗学地方化的重要因素。
初唐的宫廷、京城诗坛非常兴盛，为当时唐帝国的文学中心。地方上的文人创作的数量或质量，都不能与之媲美，相应的地方诗学也处于比较衰微的状态。自开元以后，宫廷诗坛逐渐式微，地方诗坛则代之而兴。无论是任职、漫游、隐居地方的文人之多，还是他们寓居地方的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创作数量之夥，都远远超过了初唐。文人离开京城、散布各地的状况，除了促进地方创作之外，还会促进诗学的生成与发达。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后文要论述的在私学内部开展的文学教育中所包含的诗学传授与撰述。另一种则未必是因为私学的需要而促成的诗学著作，但它们可能应用于文学教育的场合，或者成为士人学习的典范。
任职或退隐地方的文人，相对而言有较多的闲暇去总结自己的诗学理念，进而撰述成作。比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元稹自贬谪江陵以来曾大量寄赠诗文给白居易，白居易想答以一书，“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但他当时在朝为官，“累岁已来，牵故少暇”，以至于“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直到他贬谪江州，“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53)于是便向元稹寄书信，陈述他的诗学观点。这封书信是对白居易此前的诗学思想的总结，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表达，所以论述充分而细致。相较于他在元和四年京城所作、同样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的《新乐府诗序》，《与元九书》的篇幅大为增加，思想也更加成熟。这与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有更多闲暇的状态有关。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因为贬谪以及患脚气病的缘故，“益少志虑……渐不喜闹”，这也创造了一个比较安静闲暇的环境，使得他能够正式总结出“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第2176—2178页)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主要针对文章，但他的例子可与白居易的一起，说明文人在任职地方期间有充裕的时间，去撰写带有总结性的诗论、文论。据学者推测，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应该是作于他隐居蒲州王官谷后。(54)从诗格角度来说，中晚唐的方外人士、隐士成为诗格撰述的主力。张少康认为，司空图晚年隐居华山、王官谷长达20年，与其交往从游的僧人、隐士都撰有诗格著作，如郑谷、齐己《新定诗格》、虚中《流类手鉴》、徐寅《雅道机要》等。以上是地方的隐士撰述诗学论著的例子。
文人作于地方的诗学论著，除了他们特定的投寄对象外，可能还会流向文学教育领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阐述其文学思想，以便韦氏能“观焉择焉”(《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第2178页)，其实是希望韦氏以其理论为师，而非以其本人为师。从这个例子可知，书信也是文学教育的一种方式。《金针诗格》题为白居易所作，作者自序贬谪江州时，参透诗理，撰成此书，目的是“示之后来，庶览之者犹指南车，而坦然知方”(《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51页)，即期待后来者能据此而领悟作诗之道。他撰述《金针诗格》时，只是从理论上对“诗理”做总结，未必有明确的传授对象。白氏在科举上的成功，为他创造了巨大的声誉。据载，“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55)。他撰述的作诗规范，或许因此会被应举者奉为圭臬。相似的例子还有郑谷，其诗名颇盛，归隐宜春后，“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56)。该书未必是受到私学的直接影响而生成的，但这不妨碍它“为湖海骚人所宗”，即成为诗学教育的典范。
现任官或者前资官除了通过撰写诗学著作直接促进地方诗学的发展，也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间接促进诗学著作的生成的地方化。前举皎然《诗式》可能是作者与湖州文人群相切磋后的总结。又如齐己《风骚旨格》，其内容是“摭古人诗联，以类分次，仍别风、赋、比、兴、雅、颂”，张伯伟认为这种创作格式，可能是受到此前他与郑谷等编定《新定诗格》影响。(《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96页)如果此论合理，或可揭示任职、退隐的官员对于促进地方诗学生成的意义。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官学的衰落与私学、家学的兴盛，也是促进唐代诗学地方化的重要因素。初唐以京城的国子学(国子监、太学等)为代表的官学的发展最为兴盛，吸引和培养了大量的文士。国子学以及地方官学的教育，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初唐前期的科举基本只试策，策试与儒家义理密切相关，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所以科举及第者大多出身于官学。同时期的私学发展相应比较衰弱，而且私学教育似乎也不以文学为主。如卢照邻南下向曹宪、王义方学“《苍》《雅》及经史”(57)，其求学的范围似乎不包括曹宪擅长的《文选》。就曹宪及其同一学脉的学者而言，他们对《文选》的研究侧重于音韵训诂，而非辞章义理。这也能说明初唐前期的私学仍然是延续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学问。(58)
高宗永隆二年(681)改革科举，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杂文，导致进士科考核的重心无意中向文辞声律倾斜。即便是策试，也表现出重文辞轻义理的倾向。这就使得在科举中，经学的重要性逐渐衰弱，文学的重要性逐渐提高。于是，此前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与科举的考核的重心便慢慢脱节。士人为了仕途着想，便逐渐离开官学，转向私学教育(包括家学)，而文学也就构成了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初盛唐期间，以文学为主的私学主要见于开元以后，正是私学的渐兴，为地方诗学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开元以后开办私学者，多有贬谪或者隐居地方的官员。元德秀在陆浑山隐居期间曾广授门徒，“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
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59)。萧颖士任广陵参军时，吸引了来自“京畿太学，踰于淮泗”(60)的生徒。(61)到了中唐，这种现象就更加兴盛了。如韩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人黄颇师愈为文”(62)。还有士人不远千里追从贬谪边远地区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人求学。(63)如前举窦存亮“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随贬谪阳山的韩愈学习文章。如韦中立，自京师至永州，想拜柳宗元为师。(《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第2176页)在永州时，由于柳宗元不好为人师，以至于被误会“拒千百人”。柳宗元虽然拒绝为人师，但对于来学者，“若言道、讲古、穷文辞”，则未尝“瞋目闭口”。(《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第2197页)说明辞章之学是其教授子弟的重要内容。在柳州期间，向柳宗元求学的人更多，“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64)。此说可能有夸张，但可想见其追随者当不在少数。刘禹锡贬谪连州时，自叙“余为连州，诸生以进士书刺者，浩不可纪”(65)，也说明他的私学门徒之多。上述私学，形式比较灵活，包括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或者是两者结合。传授的方式，可能有以书信为媒介的。柳宗元在柳州期间，被杜温夫多次投书请教作文之道，同时附投文章甚多，“文多而书频”。柳宗元曾一度拒绝对答引誉，以至于引起对方的埋怨。柳宗元不得已只能在复书中指出其“用助字，不当律令”，并建议他“考前闻人所使用”(《复杜温夫书》，《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第2221页)，与自己的用词习惯相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所在。由此可以说明，书信上的文学传授也是存在的，这也是私学的一种。
虽然这些交游与私学不一定专注于诗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诗学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柳宗元没有在《复杜温夫书》直接传授作诗之道，但考虑到“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66)，进士自然就离不开试诗，因此柳宗元指授的内容应该包括诗学。这个判断也可推衍至一般的私人文学教育。像王昌龄的《诗格》，可能就是在他贬谪期间教授士人的产物。
在一种诗学思想从其萌芽、构思再到撰写成文的时间里，作者可能经历较多的空间移动。尤其不少士人有从京城贬谪、移居地方的经历，他们的诗学思想可能离不开在长安的交游、创作与体历等经验。本文并未否定京城的经验的意义，而之所以仍然认为在盛唐以后，诗学文献的生成呈现出地方化，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论证的。首先，盛中唐以后占多数的重要诗学文献，它们撰写成文的空间是在地方，而不是在京城。判定诗学文献成熟的一个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标志，就是撰写成文。只有成书成文，才能为接受者提供一个相对清晰、准确、凝定而又可以流传的文本。由此可见，地方对于诗学文献成熟的意义。其次，从前面的论述来看，盛唐以后的地方能提供比京城更为必要的、便利的条件，让作者将其诗学思想撰述成文。最后，撰述诗学文献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无论是单篇的文章，还是成书的著作，从动笔到撰述完成，大多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就是说，诗人寓居地方的时间，必然要足够长，才能提供给他们一个便于撰述的环境让他们去酝酿、构思与撰写，才有可能撰写出具有系统性、总结性的诗学文献。撰述时间较长，意味着文人与地方的关系更为紧密。以上就是本文指出诗学生成的地方化的三个原因。
初唐的京城，是文学创作与诗学生成的重心。自盛唐以后，随着大量文人流动到地方，文学与诗学的重心渐次从京城转移到州县。无论是诗格与诗论著作，还是诗学教育与交流等，都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方化的倾向。初唐京城诗学以凝定规则为主，盛唐以后的地方诗学则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诗论家能各出心裁、各出机杼。诗学地方化的背景离不开盛唐以后越来越多文人任职、隐居地方的背景，同时也与科举制度改革促成的私学教育的发展有关。
注释：
①这三种分别为：旧题魏文帝《诗格》、旧题李峤《评诗格》、旧题王昌龄《诗中密旨》，其内容可能出自唐人诗论，但抄录或者编纂的时间是在宋代。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139—140、190页。下文引用该著随文注明书名、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②[后晋]刘昫等：《上官仪传》，《旧唐书》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3页。
③④陶敏、傅璇琮主编：《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28页。
⑤[宋]欧阳修、[宋]宋祁等：《杜正伦传》，《新唐书》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39页。
⑥[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日]遍照金刚著，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校笺》南卷，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61页。
⑦[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4页。
⑧关于开元初期宫廷诗坛衰微的状况可参看钟志辉：《玄宗与开元前期宫廷诗坛》，《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开元中期以后，尤其是在张说为相期间，宫廷诗坛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彼时宫廷文坛聚集的文人，除了阶段性参与其中的王维，其余的很难说是同时期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诸如李白、高适、王昌龄、孟浩然等，都未参与其中，而是漫游和隐居于地方。因此，盛唐宫廷诗坛是远远不如初唐那般兴盛的。关于地方文坛的创作，可参看《盛唐地方官吏中的诗人》《布衣诗人与盛唐之音》，见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221页。其中《布衣诗人与盛唐之音》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地方文坛，但是大量的布衣诗人无资格参与宫廷诗坛，在长安寓居时间比较短，在州县漫游、隐居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在地方上的诗歌创作更加丰富。这是通过该文可以间接获知彼时地方文坛状况的信息。
⑨[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71页。
⑩参看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1)蒋寅校注：《戴叔伦诗集校注》附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3页。
(12)[唐]元结：《送王及之容州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73页。
(13)[唐]韩愈：《答窦存亮秀才书》，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9页。
(14)[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6页。下文引用该著随文注明书名、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15)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一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9—4020页。
(16)按，《诗格》引用了在王昌龄之后乃至卒后的钱起、皇甫冉的诗，对此，李珍华、傅璇琮认为是日僧遍照金刚所补，见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卢盛江认为是王昌龄编定后，他的门人又补辑编录了部分内容，见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二说可参考。就出自王昌龄之手的《诗格》而言，卢盛江认为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作于王昌龄江宁丞任上，部分作于贬谪龙标期间，《诗格》的编定也应在贬谪龙标之后(参看《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3—220页)。王昌龄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冬赴江宁丞任，数年后贬谪龙标，天宝十四载(755)前返回江宁(参看《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9页)。故《诗格》编纂于此期间。
(17)《金针诗格》的作者是否为白居易，这个问题素有争议，张伯伟认为，“从当时科举考试以《诗格》为依据，而应举士子又以白居易等人为典范来看，白氏曾著有《金针诗格》一书恐亦不能断然否定。”(《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49页)本文从其说。
(18)徐寅为莆田人，进士及第后释褐为秘书省正字，此后主要任职、隐居于闽中。本文推测其诗格当作于闽中。徐寅生平可参看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5页。
(19)《神仙感遇传》著录王叡故事，称“进士王叡”(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杜光庭传记十种辑校》，罗争鸣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页)，说明他没有获得进士出身，唐人称进士及第者为“前进士”，因此王叡是布衣。据王梦鸥考证，王氏为蜀中新繁县人，行止多在蜀地(参看《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84页)。故其书当作于地方。
(20)齐己曾云游各地，寓居长沙、江陵、庐山等地时间较长，又曾与郑谷在宜春共定《今体诗格》，因此《风骚旨格》作于上述诸地的可能性较大。虚中为袁州宜春人，寓居游历之处主要在江西湖湘，亦曾游历越中、中条山，他与齐己、郑谷为诗友。因此其《流类手鉴》当作于上述诸地。齐己与虚中的生平可参看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6、690页。
(21)[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一八，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3页。
(22)本栏的编号是指前文所述5种选本的编号。
(23)陶敏、傅璇琮主编：《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24)敦煌本《坛经》为惠能弟子法海在韶州大梵寺听惠能传法而集记此书(见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惠能卒于开元元年(713)，故法海集记的时间当在初唐后期。
(25)不同选本选录的《河岳英灵集》序、集论或殷璠对诗人的评语有所不同，本文不做具体区分，统一以《河岳英灵集》这本书为单位。
(26)晚唐诗人吴融《过丹阳》“藻鉴难逢耻后生”句自注：“殷文学于此集《英灵》”，润州即丹阳郡，说明《河岳英灵集》是殷璠在润州编纂的，成书的时间为天宝十二载或稍后。参看《河岳英灵集》前记，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1页。
(27)[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8页。
(28)据李壮鹰考证，皎然《诗式》很可能草拟于大历年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后(大历七年＜771＞)。见[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据《诗式·中序》，该书在贞元初已成初稿，贞元五年编订。参看《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43页。
(29)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7页。
(30)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5页
(31)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07页。
(32)按，顾嗣立注引胡渭语曰：“(贞元——笔者注，下同)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师调选，三月将东还。故赋此诗(《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以赠也。”转引自方世举笺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页。又据韩愈《洛北惠林寺题名》：“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昌黎韩愈书。”见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52页。三月到七月之间，韩愈极有可能都是在洛阳度过，而《答李翊书》作于贞元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据此推测，《答李翊书》可能作于洛阳。
(33)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89页。
(34)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69页。
(35)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70页。
(36)尹占华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80页。下文引用该著随文注明书名、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37)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页。
(38)既然是投给华州刺史的书，应该是在华州撰定的。
(39)(40)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62页。
(41)张少康认为，《二十四诗品》“是需要有专心致志地研究诗歌创作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让作者细致地思考琢磨，同时它又不是一般的诗歌评论，而是属于诗歌作法，也就是诗格、诗式一类的作品。而中晚唐时的这一类著作大都出于一些诗僧、隐士之手……他们都是乱世的隐居闲人，又醉心于诗歌艺术技巧的研究，恰好都是司空图的朋友”。见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司空图晚年有近20年时间隐居于华山或者王官谷，该书可能作于此期间。按，《二十四诗品》原题为司空图所作，然而，自20世纪末陈尚君、汪涌豪提出系伪作后，作者真伪就成为富有争议的话题。张少康、张健、祖保泉等认为该书为司空图所作。参看张国庆：《〈二十四诗品〉百年研究综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本文无意争论作者问题，但因为统计的文论选本选摘了该书，所以引用张少康的研究来说明其撰述的地点。
(42)[日]遍照金刚：《天卷序》，[日]遍照金刚著，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页。
(43)本文对于诗学的个体特色与群体特色的论析，受钱志熙的启发。参看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44)[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5)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46)元兢《诗髓脑》提出的“调声三术”中的“换头术”，指联内与联间的头两字，平声与上去入声粘对使用。在其思想中，上去入可归为一类，与王昌龄的理论没有实质差别。但从表述上看，王昌龄提出的“上去入为一管”，显然更加明确地朝着四声二元化的方向发展。
(47)《十国春秋》谓郑谷、齐己、黄损共定近体诗诸格，为“为湖海骚人所宗”。见[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二《黄损传》，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94页。
(48)[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9)[日]遍照金刚著，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校笺》南卷，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04页。
(50)参看张晶：《皎然诗论与佛教的中道观》，《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51)王昌龄《诗格》：“一曰不深则不精。二曰不奇则不新。三曰不正则不雅。”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73页。
(52)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29页。
(53)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1页。
(54)参看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4页。
(55)[唐]赵璘：《因话录》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56)[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补辑”，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3页。
(57)[后晋]刘昫等：《卢照邻传》，《旧唐书》卷一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0页。
(58)参看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钟志辉：《漫游、私学与〈文选〉传播——论乡贡对唐前期文学生态的影响》，《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
(59)[宋]宋祁、[宋]欧阳修等：《元德秀传》，《新唐书》卷一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64页。
(60)[唐]萧颖士：《江有归舟序》，黄大宏、张晓芝校笺：《萧颖士集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7页。
(61)参看钟志辉：《漫游、私学与〈文选〉传播——论乡贡对唐前期文学生态的影响》，《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
(62)[唐]王定保撰，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卷四“师友”，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83页。
(63)参看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64)[后晋]刘昫等：《柳宗元传》，《旧唐书》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4页。
(65)[唐]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06页。
(66)[宋]宋祁、[宋]欧阳修等：《柳宗元传》，《新唐书》卷一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