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汉末年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提出“辞胜事则赋”的看法，已关注到汉赋的“载事”与“载言”问题，且以“辞”胜“事”说明其创作重在词语、名物与仪态并构成的修辞特征。考察汉赋的载事及言，可归纳为题材与模式两类不同的写作方法，其于“事”与“言”的呈现，既有各自的书写意义，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探究其因，诚与汉代宫廷言语侍从献赋制度相关，赋家用经及史的“取词”尚言与“取义”尚事，实质是陈王言、述王事的用赋手段，以切合于赋家的“礼职”身份。自东汉以降章句学的兴盛及俪语的发展，转向对赋体句法技巧的重视，既淡褪了汉赋用事及言的宏整性，也丢失了汉人用赋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汉赋/ 载事/ 载言/ 经史/ 功用与方法/

作者简介：许结，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xujie2801@163.com。

原文出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第28-36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49)。

刘知几《史通》中列“载言”与“书事”条，载言在承前“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之说，于汉代《史记》《汉书》则以为“务存恢博，文辞入记”，以至读诸家传记“惟尚录言，罕逢载事”；书事论《春秋》书法如载邦国相聘，乃“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乃至“载之简策，一何辞费”①；其论汉史已有“尚录言”“何辞费”之异议。然观诸不同文类，或有偏重，皆不缺“事”“言”两端，但汉文普遍存在“言”多于“事”的创作现象，于辞赋尤甚，以致扬雄认为“辞胜事则赋”，其对“赋”体的性质与批评，已触摸到汉赋创作的“载事”与“载言”问题，至于何以载事与言的赋法及原由，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从“辞胜事则赋”谈起

汉赋创作的兴盛期是“武、宣之世”，以宫廷言语侍从献赋为主体，至西汉末年扬雄于其《法言·吾子》中反思当朝文章，尤以辞赋为矢的，论及辞与事的关系时提出：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汪荣宝义疏引李轨注云：“夫事功多而辞美少，则听声者伉其动也。事功省而辞美多，则赋颂者虚过也。事、辞相称，乃合经典。”又疏证其义：“事胜辞者，言之无文，有类枯槁，故云炕(伉)也。‘辞胜事则赋’，即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也。”②相关疏解说明“辞胜事则赋”之“赋”，即“辞人之赋”，有以“辞”掩“事”的创作弊病，这也联系到扬雄的“悔赋”问题。这一言论同见于《吾子》篇：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彫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③

他提出的“赋讽”与“丽淫”，与其“辞胜事则赋”有相近意，是对汉赋过度骋辞藻尚言谈以致掩没事理的反思，而其以“君子事之为尚”衡量赋体创作，又可见扬雄对赋之“载事”的相对重视。

结合班固《汉书·扬雄传》记述的“悔赋”事例，即“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④。这里有两点值得申述：一是扬雄“悔赋”的对象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因在于“赋劝而不止”，即赋作欲“止”汉武帝的游仙行为，结果反助其有阅读快感的“凌云之志”。二是扬雄认为《大人赋》主旨在“讽”，即讽其“事”，指武帝游仙事，但因其“辞胜事”造成了欲讽反劝的效果。探究该赋为什么会“辞胜事”，或可以此为个案衍展到对汉赋“文类”创作的思考。胪述其要，略有三端：

其一，汉赋是修辞的艺术，大量词语的运用形成“辞胜事”的特征。有关《大人赋》的写作本事，据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依据相如本人“自叙”的记述：“相如拜为孝文园令……见上好仙道，因曰：‘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⑤然而在赋中有关天际游行的事述中，却充斥了各类词语，如描写北游一段，有地域词语“不周”“幽都”“北垠”“玄都”“寒门”等；有神灵词语“列缺”“丰隆”等；有景观词语“朝霞”“琼华”等；有述行词语“修降”“远逝”等；有感受词语“峥嵘”“寥廓”“眩泯”“敞怳”“上遐”等。这类以词语掩盖述事的阅读感受，在汉赋中比比皆是。如王褒的《洞箫赋》叙述洞箫的“箫干”所生，“箫体”所制，“箫性”所体，“箫音”所成，以及“闻箫”所感等等，然阅读赋文的最突出的感受是有关描写乐声的词语堆砌，其中如“清泠”“散涣”“浑沌”“诡譎”“骆驿”“敷陈”“扶疏”“潺湲”“漫衍”等三十余连绵词以助声闻⑥。这种书写方式也导致后世批评赋体有“字林”“词林”之讥，但这也正是赋的描写性文体的属性。

其二，赋以体物为特征，所以汉赋写作突出名物的呈现，这也是造成“辞胜事”的原因。《大人赋》写仙道事，有着汉武帝耽迷于方士求仙之术的时代背景，然其赋文叙述游行过程，却充满了名物的排列。如赋写“轻举而远游”的行径，则串联以“绛幡”“素蜺”“云气”“修竿”“采旄”“彗星”“招摇”“欃枪”“应龙”“象舆”“赤螭”“青虬”，等等，或星辰，或气象，或景观，或形态的名物词汇，掩压了赋中的事理描绘。同样，我们读相如的《上林赋》，文章主旨是写天子游猎本事，可名物词汇数量之钜尤眩耳目。例如对上林苑中或真或幻之植物的描写：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萄；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杂袭系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⑦

这般的罗列数十种果木，犹如植物图谱的名称展示，其目的无非是炫耀上林苑中的物态繁盛，如果说其综辑辞采以明事实质是对帝王苑囿之“大奢侈”的讽喻，但其以名物排列构篇的赋家书写，显然是“辞胜事”的典型特征。

其三，以赋的创制尤其是宫廷言语侍从的“献赋”作品，无论游猎、郊祀题材，还是有关京都的描写，都是天子礼的艺术呈现，所述内涵是“礼事”，所述形式则是“礼仪”，落实到语言书法，则是仪态取代礼事，这同样给读者以“辞胜事”的观感。例如《大人赋》中有关“西游”的一段描写：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徧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壹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⑧

这里写的是“大人”西行游仙的经历，以喻含“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讽谏教训，但观其描写主要是行径中的各色仪态，如“径入”“徧览”“朅度”“经营”“西望”“直径”“排阊阖”“舒阆风”“低回阴山”等并介入所见神灵或所观景象，而笔墨挥洒的着重点却不在游仙本事及其义理。而汉赋礼事书写，均以仪态的呈现为主，如班固《东都赋》中的天子朝正(元会)礼，作者仅交待“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⑨一句有关本事之语，而更多的笔墨在“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等⑩，注重的是礼仪形态的描绘。同样是写朝会礼，张衡《西京赋》虽追忆西京武帝朝事象，但亦内涵东都朝会史实，如汉顺帝永和元年夫余国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11)。缘此现实与历史的交会，张衡赋中的朝会礼浓墨重彩于平乐馆的“角抵戏”(百戏)的表演仪态，所谓“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鷰濯，胸突銛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云云，列述“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气功”“手技”“走索”“化装歌舞”“幻术”“多幕歌舞”“魔术”“驯兽”“马戏”以及“鱼龙曼衍”等各色表演(12)，如此程式化的仪态描写，也是“辞胜事”的某种阅读感受。

从词语、名物与仪态看汉赋写作的主要特征，也就不难理解有关“辞胜事则赋”的判断，然则扬雄所提出的“事”与“辞”两端，落实于汉赋文本，又当于其“载事”与“载言”的意态与方法作进一步探寻。

二、赋家书写的“事”与“言”

汉赋作家作为第一代宫廷文人的出现，其所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13)的新体写作，也必然与汉代朝廷的文章有着共时态的特点，举凡大要，略有两端：一曰纪事之文(或称“史记之文”)，如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为代表的载人及事的文章；二曰议论之文，如诏策奏疏及论述等，如贾山《至言》、贾谊《过秦论》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为代表的载人以言的文章。而这种重“事”或“言”的致用文章，也必然融织于描绘性文体的赋作中，其载事若“史”，载言近“论”，并构成自己的表现方式与生成形态。

考察汉赋的载事及言，可归纳为题材特征与模式特征两类写作方法。

先看题材特征，表现于赋家所叙述的内容或偏于描写事件或偏于发挥议论，使其文法的重心在“事”或“言”。例如汉代宫廷赋的三大题材“游猎”“郊祀”与“京都”，在描绘性文法的包裹中原则上都是载事为主，对此可以枚乘《七发》与相如《子虚》《上林》为例。《七发》以起“楚太子有疾”之身心而假“吴客”之口列述“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方术”七事构篇，如“田猎”一段所述“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恐虎豹，慴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践麖鹿……此校猎之至壮也”(14)，是汉赋中较早写田猎事的文本。相如赋专写田猎一事，由写楚王田猎经齐臣驳议再到天子游猎，其主构在行猎之本事。如赋中描写：

楚王乃驾驯駮之驷，乘彫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彫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孅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掩草蔽地。(《子虚赋》写楚王田猎事)

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生貔豹，博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鶡苏，绔白虎，被斑文，跨野马……推飞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胜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上林赋》写天子田猎事)(15)

虽然鉴于文体特征而好用描绘性语言，然其书写田猎事则为赋文的主要内容。

比较而言，汉赋题材擅长载言者多体现于“言志”类的写作。陆机《遂初赋序》历述汉代言志类赋云：“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16)因其言志，故多议论，如张衡《思玄赋》创作起因据《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17)畏惧宦官并忧“宦政”，张衡作赋“宣寄情志”，自多有抒发议论以言词，赋中除大量假史事教训以骋词如“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嬴擿讖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庞褫以拯人”“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懋乎英、六”，等等，以昔之善恶之政以寄今之处身之道外，还有直白的宣言寄志：“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而为禽。……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18)钱穆《读文选》曾评述班固《幽通》与张衡《思玄》，以为“体袭楚骚，义近灵均”，至于“平子《归田》一赋，尤为杰出”(19)，其寄意正在赋体“载言”特色与境界之崇卑。

还有一类汉赋作品是以铺采摛文之体行议论骋言之实，如扬雄《长杨赋》是以田猎题材写作却肇起文赋放言述理之端。对此议论载言之赋，有两种说法：一是改变《汉书·扬雄传》中仿相如为“四赋”的见解，认为《长杨赋》破体为文，即何焯认为“《羽猎》拟《上林》。《长杨》拟《难蜀父老》”(20)，是取法议论文而为赋。二是《长杨赋》作为一种变体大赋直接影响了东汉班、张京都题材赋的议论文法(21)，乃至影响到唐宋时代的文赋，如祝尧《古赋辨体》卷四《两汉体下》兼述扬、马赋云：“问答赋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22)品读《长杨赋》，全篇主构是继“亡秦”教训而对汉高祖“天德”、文帝“俭德”、武帝“功德”及成帝“仁德”的叙述，其中尤多对汉德的讽颂之语：

展民之所讪，振民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颂高祖)

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颂文帝)

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蹻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颂武帝)

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讽成帝)(23)

这种“大汉继周”的建德模式与议论，使汉赋出现了以“载言”为主体的书写形态。

次看模式特征，这又可见汉赋的“载事”与“载言”不限于题材的共通性，并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而形成赋体的本色。这又可归纳为两种书写方式：一种书写方式是先述史事，后发议论，这在大量的汉赋描写段落中均有呈现。试举不同题材赋例如次：

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司马相如《哀二世赋》)(24)

此怀古题材，先述行经地而吊秦二世本事，后言发二世败亡的议论。

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于吾侪之云远兮，疑荒涂而难践。惮君子之于行兮，诫三日而不饭。(董仲舒《士不遇赋》)(25)

此言志题材，先述先贤际遇荒悖之事，后言发对自身遭际的感慨，并以《周易·明夷》初九爻辞“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以明志。

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宁。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敦众使神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雍雍。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扬雄《河东赋》)(26)

此郊祀题材，作者因讽谏汉成帝“将祭后土”而作，故而历述晋文公与介子推、大禹凿龙门以通河、虞舜躬耕历山与唐尧遨游阳城、成汤流放夏桀、项羽兵败陔下，以及周朝古公亶父岐山建邑的历史故事，归于言引经义抒发希冀清平政治的心志。

大汉开基，高祖有勋……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币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杜笃《论都赋》)(27)

此都城题材，拟同扬雄《长杨赋》的写法，历述诸帝作为以明西京之事，终以“载言”归于史论。如此先事而后言的书写，其间的文法逻辑则是因“事”生“言”与因“言”明“事”。

另一种书写方式是先娱戏而后奏雅，娱戏多“载事”，奏雅则“载言”。由于汉人献赋与乐府关系密切，如《汉书·礼乐志》所述武帝朝“立乐府……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28)，以致后世如费经虞《雅伦》有“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的说法(29)。与乐曲相关联的又有“曲终奏雅”一说，言载《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30)从“骋郑卫之声”到“曲终而奏雅”，正是由“谑”到“庄”、从“淫”归“雅”的理路。司马相如《上林赋》写天子校猎，极尽娱戏之事，所谓“周览泛观，缜纷轧芴”“离宫别馆，弥山跨谷”，以及乐舞之盛“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滇歌，族居递奏……荆、吴、郑、卫之声……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有此奢侈娱戏，才有后文生发出的奏雅之论：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疲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由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31)

表面上以天子游猎之壮丽压制诸侯之嚣张，然用心在讽喻“万乘之所侈”，载言以奏雅。扬雄摹仿相如而所作“四赋”，也是先极尽娱戏之事，终皆归于雅言：

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云飞扬兮雨滂沛，於胥德兮丽万世。(《甘泉赋》)

敦众使神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隃於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河东赋》)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长杨赋》)

乃祇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羽猎赋》)(32)

这是四篇赋的收束语，无不承续前文铺采陈事，而归于雅正之言。除了献赋的田猎、郊祀题材，汉代其他文人赋创作也存在这样的书写模式，如东汉初年崔篆《慰志赋》言述曾出仕王莽新朝的事情与心态，就先敷写“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等史事，以张其“淫”，终以“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33)，隐用《论语·先进》孔子“吾与点”及《诗经》“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语以明志，则归于“雅”。

从题材特征与模式特征看汉赋的“载事”与“载言”，既有各自的呈现意义，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彰显赋家体“物”的同时，不可忽略“事”与“言”在赋体构建中的心态功能与历史价值。如果勘进于文化及制度的思考，汉赋载言与事又更多地体现于大汉朝廷的王言与礼事。

三、言语侍从用赋：王言与礼事

汉代以赋体隆盛，致有“一代文学之胜”的说法，究其社会原因，则与宫廷“献赋”制度相关。对此，班固《两都赋序》论武、宣及成帝时献赋云：

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4)

这里除了说明当时的献赋制度，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崇礼官，考文章”，内涵赋家的身份；二是因献赋而称汉文与“三代同风”。就第一点而论，汉代宫廷赋家属礼官，亦多履职郎署，为朝廷的言语侍从，对此《汉书·严助传》叙述严助为中大夫，并及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颜师古注“中谓天子宾客……外谓公卿大夫”(35)。钱穆《秦汉史》复为解读，以为这些“中(内)官”皆属“文学之士”，而“武帝兼好此数人者，亦在其文章辞赋”(36)。就第二点而论，既然汉人自谓其赋作非仅文学游戏之文，而更重在与“三代同风”，这又涉及到汉人的赋用观，如司马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太史公曰”明示：“《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37)其中也内涵了汉赋文本谐谑而寓庄重、娱戏而归雅正的特征。由此又联系到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所言的“辞胜事则赋”的后语是“事、辞称则经”，以及进一步推述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38)，这与司马迁拟相如赋于“《诗》之风谏”同旨，均在依“经”立义。

夷考汉赋家的依“经”立“义”，其主要内涵有二：一曰“大汉继周”(39)，构成汉赋继周文围绕王政传统的致用观，最典型的就是《国语·周语》所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40)，构成围绕王政的文章致用体系。二曰“古诗之流”，继承的是《左传》所载春秋时代外交宾客酬酢的赋诗言志，即如刘师培所说“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41)的用诗传统，这也决定了汉廷言语侍从献赋致用内涵，其“载言”即王言，“载事”亦王事。正因如此，汉赋用经本质亦即汉人用赋，其创作理想纠葛于“辞胜事”体态而追求着“事辞称”的体义。由于汉廷到武帝朝实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六经与孔学被经典化，“孔门用赋”决定了赋家用经的功能指向，同样也决定了赋家载事及言的创作走向。宋人陈骙《文则》分述“载事之文”与“载言之文”，前者如《左传》，后者有《公羊》《谷梁》二传，实举《春秋》一经说事，而论及文章则认为“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42)。回到汉赋创作之载事及言的用经问题，或者说赋家用经以彰显事与言，又与其用经方式有关，即“取词”与“取义”两端，以取词呈王言，以取义见王事。譬如汉赋用经的“取词”例：

扬雄《羽猎赋》：“非章华，是灵台。”按：此取词辞于《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文选》李善注：“言以楚章华为非，而以周之灵台为是。”

刘歆《遂初赋》：“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按：此取词于《周易·丰卦》：“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班固《西都赋》“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按：此取词于《周礼 地官 保氏》：“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

张衡《思玄赋》：“天不可阶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按：此取词于《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诸赋用经取词例证，或讽或颂，或寓教训，或抒心志，无不是围绕当时王政的言说。

再如汉赋用经的“取义”例：

司马相如《上林赋》：“射《狸首》，兼《驺虞》。”按：此取义《诗·召南》之卒章《驺虞》，天子以为射节也。《毛诗序》：“驺虞，搜田以时，仁如驺虞也。”借此颂汉天子游猎以行仁道。

董仲舒《士不遇赋》：“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按：此取义于《周易·同人》：“象曰：天与火，同人”、《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谦光》：“谦尊而光”等，以明君子顺天固穷，抑恶扬善之事。

扬雄《甘泉赋》：“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按：此取义于《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明治国居安思危之理。

张衡《思玄赋》：“穆届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按：此取义于《左传·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至齐，“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及后还鲁，庚宗之妇人献以雉，曰：“余子长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遂使为竖，有宠……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徹。(43)赋用此史事以明当朝事，寄托作者对当时宦官专权的忧虑与畏葸。

以上所列用经取义之例，多借古典以明今事，或用古史以为今训，无不围绕王政而建言王事，欲明汉德以树汉统(44)。

合观汉人写赋用经之“取词”(言)与“取义”(事)，汉赋用经实质就是一种针对现实的用赋手段，所陈王言、所述王事，又切合于赋家献文的“礼职”身份，其用经词或经义，均围绕汉代朝廷的礼制建设以铺陈其礼事。考究其因，一在汉代六经致用思想的形成，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说：“《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45)二在汉廷礼制的建设，自汉初叔孙通定“朝仪”、伏生作《尚书大传》设置等级制度、贾谊制定《容经》，并强调“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46)，及至武帝朝立正朔，制郊祀、朝聘诸端，始定汉天子礼仪。其后宣、元之世制定庙祭之礼，东汉明帝“永平制礼”等，尽现赋家笔端。六经致用与汉礼建设，也决定了汉代赋家创作用经以呈王言、礼事的整体观与时代性。譬如扬雄《甘泉赋》云：“于是钦柴宗祈，燎熏皇天……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焬丹厓。”(47)其中取用《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语，则切合《续汉志·礼仪上》“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的礼仪，其用经言是为推衍汉廷礼事而作。又如班固《东都赋》写朝廷元会礼的仪式：

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48)

赋中描写行礼程序，引用经词及义者甚多，如“庭实千品”数语，取用《左传》载孟献子言“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毛诗》“我有旨酒”“我姑酌彼金罍”等词义；又“万乐备”数语，取用《毛诗》“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周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等词义，然其用经之赋功则在对当朝礼事的描写。同样，班固《西都赋》描写都城建设与宫廷职守，如“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按：取用《周礼·冬官·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按：取用《周礼·地官·保氏》注引《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按：取用《周礼·地官》之“川衡”“泽虞”及《夏官·大司马》“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等等(49)，词用《周官》，则义归汉礼。

汉廷王政落实于言语而呈现于文本，是其献纳王廷之赋作的主要特征，其中的用经词或义以呈现于载事及言，又与赋体的铺张扬厉和曲终奏雅相关。例如相如《上林赋》描绘“天子校猎”一段文字，也不乏引经用典，但却与“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50)的现实密切相关。所谓“夸天下”，既有国力强盛而构建礼制的一面，体现了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借用《周礼》语评汉赋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51)，又有因浮虚之词而遭诟病的一面，如王符《潜夫论·务本》所谓“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长不诚之言”(52)。这种批评观的对立，隐藏的是赋体创作自身的矛盾，也包括其中的言与事。

回到“辞胜事则赋”的话题，汉赋用经以载事及言或许是对文弊的自拯，但这一方法的使用又导向另一面，即打碎汉赋谋篇的载事与言而为注重句法言与事的价值，这与东汉以降章句学的兴盛及俪语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最典型的相关赋体批评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论俪对而引赋例：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言对为易，事对为难……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53)

从赋中紬绎出对仗句来谈用“事”与“言”，已改变了汉赋载事及言的宏整性，成为偶对技巧的运用方式。继重视赋作骈体对仗，唐宋时代闱场律赋尤重句法与用事，如宋人孙奕《履斋示儿编》在《文说》卷二有《赋贵巧于使事》条记述：“高安解试《由也升堂赋》，满场皆苦其无故实。林振体状题意，独得活法，只用孔门同时之事映带。其第六联云：‘攀鳞附翼，仰窥在寝之渊；闻礼学诗，下视过庭之鲤。’主文李先之(朴)抚案称赏曰：‘只消此联，已见由也果在堂上矣。’遂置首选。”(54)如此在闱场考赋注重以句法为主体的使事技巧，也与“事对为难”相孚契。所谓“事对为难”，又引发出后世对赋体用事的批评，例如王若虚《文辨》评庾信《哀江南赋》云：“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55)程杲《四六丛话序》认为：“以事对者尚典切，忌冗杂；尚清新，忌陈腐。否则，陈陈相因，移此俪彼，但记数十篇通套文字，便可取而不穷。”(56)这一批评落实于赋体，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扬雄“辞胜事则赋”的历史回响。而以偶对技法着眼，构成一种追溯式批评，容易误导对汉赋载事及言的认知，因为关注点已放在诸如“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扬雄《甘泉赋》)、“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傅毅《舞赋》)、“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杜笃《论都赋》)类的对偶句法，却丢失了汉人写赋用经的意义以及其“载事”与“载言”时代价值。

注释：

①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231-232页。

②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页。

③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第45、49页。

④《汉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

⑤《史记》(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56页。

⑥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96-804页。

⑦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

⑧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第100页。

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⑩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36页。

(11)《后汉书》(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2页。

(12)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8页。

(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1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5-1596页。

(15)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第15、65页。

(16)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页。

(17)《后汉书》(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14页。

(18)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第237页。

(1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3)，中国台北：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03页。

(20)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45《文选·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0页。

(21)参见蒋晓光，许结：《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2)祝尧：《古赋辨体》卷4《两汉体下》，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23)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9页。

(24)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133-134页。

(2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0页。

(26)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77-81页。

(2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626-627页。

(28)《汉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29)参见许结：《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辑。

(30)《汉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09页。

(31)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第49-76、86页。

(32)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86、81、134、111页。

(33)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后汉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3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2-4页。

(35)《汉书》(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5-2776页。

(36)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8页。

(37)《史记》(第9册)，第3073页。

(38)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第49-50页。

(39)按：其说如李光地《读通鉴纲目》“秦恶流毒万世……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李光地：《榕村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1页。

(40)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页。

(41)刘师培著，舒芜校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42)陈骙著，刘明晖校点：《文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

(4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90-1393页。

(44)参见许结：《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45)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46)贾谊：《新书》卷6《礼》，清乾隆嘉靖间抱经堂丛书本。

(47)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65页。

(4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36-37页。

(49)孙诒让撰，王文锦等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3、1010、2331页。

(50)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页。

(5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135页。

(52)王符撰，汪继培笺：《潜夫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页。

(5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88-589页。

(5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

(55)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4，清光绪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汇印本。

(56)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