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赋之名义及特征

赋也者，汉代文学之主流也。语其得名，实涵二义：一者讽诵，二者敷陈。盖古之文章，宣诸唇吻，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其不入乐者，复有徒歌与讽诵之别。刘向称 “不歌而诵谓之赋”[1]。郑玄《周礼》注谓 “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明此体但可诵而不可歌也。此其一。赋、敷、布、铺诸字，声近义同，古籍多通用 [2]。此体既以赋名，故亦有敷陈之义。郑玄《周礼》注释六诗之赋，云 “赋之言铺，直铺陈政教善恶”。犹系就诗三百篇言。若皇甫谧《三都赋・序》谓：“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 则尤明画矣。此其二。

赋之得名，已显示其音节与修辞上之特征。而其体制组织作用诸点，并有可言。此诸特征，亦或见于他体，而同时存在，唯汉赋为然。是则吾人所当留意者也。

首就音节言，不歌而诵一语，显示赋乃不入乐之韵文，同时复具有可以讽诵之音节。此事对于文学作品脱离音乐而创建其本身节奏之美，关系颇大 [3]。先秦之作，《诗三百篇》全为乐歌，楚辞则有入乐者，有不入乐者 [4]。及于汉代，纯资讽诵之长篇赋体出。此乃一大进步也。

次就体制言，赋乃韵文、骈文、散文三者之混合体。其用韵固疏密无定，其造句亦散不拘。盖在汉世，骈散之别，尚不著明也。其后若六朝迄唐，则偏于复笔，而成赋、律赋；宋以来则偏于单笔，而成文赋。斯乃整个文风推移使然，非其本始也 [5]。

次就风格言，则此体又为极端夸饰之文。盖敷陈乃赋之本义。过分之敷陈，则为夸饰也。自汉世扬雄论赋，已谓：“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因侈矩衍，竞于使人不能加”[6]。后之论者，多及兹义。《文心雕龙》“极声貌以穷文” 一语，尤为赅括焉。

次就组织言，则其方式多用主客问答之辞为全篇纲领。此本战国游说之风，而旧题屈之《卜居》《渔父》、宋之《高唐》《神女》诸作及荀子《赋篇》皆用之，旁衍而为对问之流，亦用其法。问答之体，最便反复敷陈，赋之沿用说士此式，殆以此故 [7]。

末就作用言，赋有讽诵之义。讽诵之法，本系于诗，其作用在讽谏。赋出于儒家思想兴盛之后，既袭其名称，遂亦袭其作用。故《史记・相如传赞》以为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与诗之讽谏无异。然此正面意义之讽谏，究不敌反面意义之夸饰。故扬雄复有 “劝百讽一” 之论。此则赋体本身之矛盾也 [8]。

[1] 引见《文心・赋篇》。《汉志》亦云：“《传》曰：不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据《文心》，知 “不而诵谓之赋” 一语，乃《别录》之文，而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之言，则见《毛诗・风・定之方中传》。是 “《传》” 二字，应在 “不而诵谓之赋” 下。所当乙正也。）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辩诗》云：“登高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 盖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微言相感，称诗喻志，必使工歌之，若工歌而对方犹不知悉，则改为诵。如《左》襄十四年：“公使歌之，遂诵之。” 杜《注》：“恐孙不解故。” 又襄二十八年：“穆子不悦，使工为之诵茅。” 此歌诵区别之最显者。既不歌而诵则谓之赋，故汉人多以赋诵（颂）连言，如《史记・相如传》《大人赋》又称《大人颂》，《汉书・枚传》称其 “为赋颂好戏” 是也。《楚词》或名诵，与《汉赋》之称赋皆表示其不可歌。（《三都赋・序》：“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 易诵为颂，此二字相通之证。）

[2] 诸字通用见之故书雅记者，今略举如次。赋与敷：《左》襄二十七年引《夏书》：“赋纳以言。”《正义》：“古本作敷纳以言。”《管子・山权数篇》注：“赋，敷也。” 赋与布：《诗・民》传：“赋，布也。”《释名・释典艺》：“敷布其义谓之赋。” 赋与铺：《楚辞・悲回风》注：“赋，铺也。”《诗・定之方中传》：“升高能赋。”《疏》：“赋其形状，铺其事势也。”

[3] 韵文作品其始皆入乐，故其节奏即音乐之节奏。及脱离音乐而独立，乃进而追求其本身之节奏。此即后世声律之学所由来。《诗品・序》云：“诗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音律邪？” 盖误认音乐节奏与文词节奏为一事，迂谬甚矣。

[4] 《楚辞》入乐者，如《九歌》；不入乐者，如《离骚》《天问》。先儒于此，辨之详矣。

[5] 赋之迁变，孙梅《四六丛话・叙》尝论其略云：“西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翰墨传诵，勒成一学…… 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 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 又有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则骚之真也，班、张优为之。又有文赋，出荀子《礼》《智》二篇，古文之有韵者是已，欧、苏多有之，皆非浅学所能学步也。” 日本铃木虎雄博士所著《赋史大要》述之尤详。吾友殷石教授尝译为汉文，学者所当览观也。

[6] 见《汉书・扬雄传》。

[7] 即《文心诠赋》所谓 “述（元作遂，今改）客主以首引” 也。

[8] 《史记・相如传赞》之末复有扬雄语云：“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又《汉书・雄传》云：“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 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林赋》《大人赋》，欲以风，帝反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文章流别论》云：“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选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浮。此四过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盖赋体本身之矛盾，前修早已见及。

二 赋之渊源

汉赋之兴，已在《诗三百篇》与《楚辞》成熟之后。故旧之论者，以为赋之渊源，盖兼斯二者。如《文心雕龙・诠赋篇》所云：“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即其一例 [1]。《文心》之论固是，然以今考之，犹有缺憾者，则赋之由来，不独前世之篇章而已，而前世之言语，亦有甚重要之关系。专就篇章探索，殆难窥其全豹也。春秋战国间之篇章言语，皆始于言志，渐进则骋辞，其影响赋体之发生，有可寻究者，兹分述之：

首就篇章言，韵文莫先于《诗》，而赋诗言志，则春秋时代之习尚。其赋诗之法，则有借古诗言志者，亦有自作诗言志者。其例皆具于《左传》。前者如襄公二十七年子展等赋《草虫》，后者如闵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是也 [2]。春秋以降，旧制绝，诗与乐分，而自作诗言志之法，遂单方发展，继承诗中讽谏之义，以成新体。《汉书・艺文志》所谓：“聘问歌诗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 是也。案《楚策》载荀子去楚，为书以谢春申君，“因为赋曰” 云云。此赋亦见今本荀子赋篇，又别题《诗》之号。是其名称诗赋，初无定准，而其内容则为言志，为讽谏。此正足以证成《汉志》所言。盖由《诗三百篇》言志之篇章变而为赋之痕迹，于此灼然可睹也。

《三百篇》初不骋辞，《楚辞》若《离骚》《九歌》《九章》之伦，亦为言志抒情之作。独《招魂》《大招》《卜居》《渔父》诸篇，与宋玉诸赋，则渍染战国游说之风，习为铺饰夸张、抑扬往复之法，斯实前代篇章由言志以趋骋辞之一变。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谓《渔父》《楚人以戈说襄王》及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乃辞赋之文。《史记・货殖传》云：“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汉书・地理志》推而衍之，略述屈子以至汉世吴王、淮南王招致文士之事。而结云：“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词，其失巧而少信。”《史》《汉》之说，可注意者二端：皆言巧说少信，此正纵横家之特征，一也。《史》言 “好辞”，《汉》则引申为 “文辞并发”。盖辞本口说之义，班固恐人误会马迁所指，仅属言语，故分别坐实之，以文指当时之篇章，辞指当时之口说。二也。他如荀子五赋，乃以隐语为之，篇幅虽小，文亦繁复。隐本战国游士资为谈助之物，则荀作亦可归入骋辞之流。此则由《楚辞》、荀赋骋辞之篇章变而为赋之痕迹也 [6]。

次就言语论，古代不仅有言志之篇章，盖亦有言志之言语，然以其为口说之散录，而非笔著之韵文，故前人拘于形貌以论文者，多不留意。今考之《论语》，《公冶长篇》载颜渊、季路与孔子言志，《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与孔子言志。此类问答，其初虽但称言志，而其后则以赋诗言志观念之延长，亦或称之为赋。《韩诗外传》七记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言者何？其愿，丘将启汝。” 于是子路以次，各有所说，与《论语》大同。此事《外传》九及《说苑》、伪《家语》亦有之，唯 “君子登高必赋” 一语，彼三文皆作 “二三子各言尔志”。以此相衡，则知言志之言语，至迟在汉初人已视为赋之开端，其始盖不论句式为整齐或参差，句尾为有韵或无韵，本体为篇章或言语也。故余杭章公《六诗说》亦举《外传》此文为赋所自出 [8]。由言志之言语衍进为赋，盖可于此征之。

春秋之世，列国邦交已繁，折冲尊俎，渐尚骋辞。《左传》所载，斑斑可考。如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孔子使举是礼，以为多文辞 [9]。又二十五年，子产献捷，晋人不能难，孔子称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此以志辞连举，正见由发泄个人情绪至说服他人意见之过程。观子产所言，则历陈史事，以辩护其侵略，正所谓骋辞，非言志也。降及战国，斯风尤盛，言语之过分夸张，与故事之任意编造，随在可见。此盖大有助于赋之成立。章学诚《诗教篇》尝举汉赋主题，战国游谈皆已具之 [11]。其见极卓，唯未及上溯春秋耳，此则由骋辞之言语衍进为赋，章氏之论，尤可证焉。

[1] 《文心诠赋》：“郑庄之赋《大》，士之赋《狐》，结言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词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2] 《春秋》隐三年《左传》：“卫人所为赋《硕人》也。”《疏》：“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 文六年《左传》：“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诗・秦风・黄鸟》传：“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以二者比勘，则《左传》之赋可释为作，明矣。

[3] “宝珍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乎上天！易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 以上《国策》原文，《韩诗外传》四，《荀子・赋篇》略同。

[4] 宋玉赋《文选》录五首，近人或疑其伪，（刘大白著《宋玉赋辨伪》，载《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然傅毅《舞赋》之托襄王宋玉回答，曹植《洛神赋》亦言感宋玉对襄王神女之事，则《风赋》《高唐》诸篇，久已传诵，至迟亦在汉初已有之，仍在汉赋大盛以前。

[5] 《渔父》诸篇盖皆设辞，而太史公以《渔父》入《屈原传》，刘向以入《新序・节士篇》。《国策・楚王以弋说襄王》，太史公以入《楚世家》。《宋玉对楚王问》，刘向以入《New 序・杂事篇》。故姚序谓 “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

[6] 《文心・谐隐》：“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譬以指事也…… 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迷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 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7] 《韩诗外传》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言者何？其愿，丘将启汝。’（案此云愿，即《论语》之志也。上言 “必赋”，下言 “其愿” 见是一事。）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前，仇敌在后，蠡跃蚊奋，进救两国之患。” 孔子曰：“勇士哉！” 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 孔子曰：“辩士哉！” 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 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 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 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 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 孔子曰：“圣士哉！”” 按此未必实有其事，多半为《先进篇》故事之汉人翻版，然由此正可见汉人有认赋出于古人言志之语者。

[8] 《六诗说》云：“《艺文志》曰：‘不而诵之赋。’《韩诗外传》记孔子游景山上曰：‘君子登高必赋。’子路、颜渊各为谐语，其句度参差不齐。次有屈原、荀卿诸赋，篇章肆。此则赋之为名。文繁而不可被管弦也。”

[9]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疏》：“此文甚略，本意难知。盖于此享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举此礼者，以为此享多文辞，以文辞为可法，故特举而施用之。”

[10] 又襄三十一《传》载子产如晋，坏馆垣，晋人难之，子产加之辨析，遂不能罪。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 其知之矣。” 此亦子产有辞之证。

[11] 《文史通义・诗教上》：“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 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七林》之所启也。”

[12] 本节参用彭仲铎《汉赋探源》（载《国文月刊》第二十二期）之说。

三 汉赋发生之社会背景

赋之来由，具如上述。若兹体之勃兴西汉，则除文体本身之发展条件已臻成熟而外，其社会背景，尤关重要。今就政治、经济、个人诸因素略论之。

诗以言志，渐变而为骋辞。纵横之风，乃成一种实际政治艺术。其隆盛每在分裂之时，其衰歇必于统一之代。自陈涉发难迄吴、楚七国之乱，乃战国局面之短期重演。故此期文学，亦与同风。汉初赋家若陆贾、贾谊、枚乘、相如之属，迹其行事，率尝参与政治 [1]。及中央集权之势已成，纵横者流，遂由政治活动之骋辞，转为艺术创作之造赋。观卫绾之奏论贤良 [2]，武帝之诏责严助 [3]，可见当时游士政治活动受朝廷限制之情形。故章公《辩诗》以为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绌，然后退为赋家。盖武帝以前，文学于侯国，作家以政治活动为主，艺术创作为辅。以后则反是，作家既群居王朝，而心思才力，亦集中于文学，故此体因而大盛。其作品染有浓厚之纵横色彩，亦此之由。斯所谓政治因素也 [4]。

吾人居今研读汉代诸赋，每有气魄雄伟，堂庑阔大之印象，此则当时经济富饶之反映也。盖高、惠、文、景之代，大难初夷，中朝方以黄、老之学为治 [5]，而郡国诸侯亦各务附循其民，梁、吴、淮南诸国，所居为天下膏腴，因得以其财力招延四方豪俊 [6]。此见汉初游士多在诸侯之国，固由其时形势动荡，急于求士，亦缘地域富饶，足以养士也。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休养生息，而中朝尤臻殷富 [7]，帝王夸侈之心，遂以日盛，而直接刺激赋之发展。如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而善之 [8]，相如以为此诸侯之事，未足观，乃更为天子游猎赋。又武帝好仙道，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非帝王之仙意。乃奏《大人赋》[10]。此皆可见汉赋勃兴与经济之关系。盖经济优越，则生活富裕。生活富裕，则由物质之享受，而进为超物质之追求。观相如赋仙，亦置山泽之不取，尤可见其消息。斯所谓经济因素也。

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虽传世有《大风》之歌，然不足以证其爱好文事也 [9]。降及景帝，亦不好辞赋。故相如乃去梁，从诸侯游士居。其时诸侯，独淮南王辩博善为文，史有明征 [11]。自余若吴王，梁孝王武虽喜养士，而文艺欣赏与政治权谋固交相为用 [12]；犹难其对于赋之发达，有何提倡之功也。至于武帝，当平治之时，具雄大之才，察夸侈之性，对此体始特别爱好，故读相如《子虚》，竟有恨不同时之语 [13]。巡游各地，所见所感，辄使严助、枚皋之流赋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赋之盛况，遂至是而极矣。其曾孙宣帝亦喜之，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有仁义风谕、草木多闻之观 [14]。故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迄汉末校录，盖千有余篇 [15]。斯所谓个人因素也。

[1] 据《史》《汉》所载，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高帝左右，常使诸侯。尝游说南越王赵他，使称臣于汉，又为陈平周勃居间，使相结合，诛诸吕，以安刘氏。贾谊上疏陈政事，欲文帝推行中央集权之制，削弱诸侯。又求为属国之官，以为若行其计，必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枚乘尝上书谏吴王谋逆，不听，乃去之梁。相如尝使巴蜀，作檄以宣汉之威德。此诸人从事政治活动之证也。

[2] 《汉书・武帝纪》：“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3] 《汉书・严助传》：“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 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助恐，上书谢。”

[4] 《汉书・邹阳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致四方游士，阳与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 阴有邪谋，阳奏书谏…… 吴王不纳其言。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 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阳…… 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 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谢之。” 此所引一例，知当时游士，不外反对中朝、拥护中朝二派。反对派既失败，拥护派遂亦以在安定环境中而无所施技，而转事文章。其或有从事政事如相如之喻巴蜀，固非其本身之主要事业也。

[5] 《史记・陈丞相世家》《外戚世家》《田叔传》《张释之传》《晁错传》《武安侯传》《汲郑传》《儒林传》皆称黄、老言，盖最为当时显学。其以黄、老之术为治者，可举曹参为代表。《曹相国世家》云：“参代何为汉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卒，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顺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贾生好大喜功，多所更张，故诸老臣共非之。后人多以为元老嫉贤，实则汉初政治风气如此，贾生逆此潮流，故见排也。

[6] 《汉书・吴王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又《梁孝王武传》：“梁…… 为大国，居天下腴地…… 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 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 淮南地域，在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上与吴同区，今所谓江淮平原是也，故亦富饶能养士。《汉书・淮南传》云：淮南王安 “亦欲以行阴德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参《楚辞・招隐士》王逸《序》）

[7] 《汉书・食货志》：“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8] 见《史记》本传。

[9] 《史记・项羽纪》：“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 即归汉王父母妻子，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 又《食其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又《陆贾传》：“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汉初赋家即游士之另一身份。高帝以平民起事，对传统文化无素养，又恶游士之足以倾国，故自不喜游士或赋家。

[10] 见《史记・司马相如传》。

[11] 《汉书・淮南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诸父，辩博善为文词，数尊重之，每为书及报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12] 当时文艺政治之交相为用，观前引《史》《汉》诸人本传可知。

[13] 《史记・司马相如传》：“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汉书・严助传》：“有奇异，（武帝）辄使为文。” 又《枚皋传》：“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又《艺文志》有 “上所自造赋二篇”，盖武帝不仅爱好，且能创作也。其赋虽佚，然传世《秋风辞》犹可见其文采。

[14] 《汉书・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淫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皆犹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15] 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诸家之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详。

四 汉赋流别

辞赋二名，对文则异，散文则通。故汉人行文，多辞赋连举 [1]。其在晚周，辞盛而赋微，汉则反是。故汉人行文，复多以赋该辞 [2]。然此二体，在汉世仍各循厥流波而发展。大抵一则畸于抒情，乃汉赋之别派；一则畸于写实，乃汉赋之正宗。作家或兼具二长，或专攻一体，兹分别疏述其略如次：

别派作家，首推贾谊。其《惜誓》《吊屈》二作，皆《楚辞》之嗣响 [3]。而《鵩赋》一篇，假设己与鵩鸟回答，以抒其对于人生之理解，尤足珍视 [4]。少后则淮南小山《招隐士》，奇倔幽峭，殆今传汉人楚辞体中最佳之作 [5]。若司马相如最伟大之作品，自属正宗一系。然抒情短篇，若《哀二世赋》，亦一时之选也。扬雄承庄忌、王褒、刘向之风 [6]，刻意模拟《楚辞》，而有《反离骚》《广骚》《畔牢愁》诸制，其文或传或不传，而刻画太工，反非极诣 [7]。东京以降，则班彪《北征》，冯衍《显志》，班固《幽通》，张衡《思玄》，皆此系名作。《北征》气浩而力沈，《显志》意哀而声激，《幽通》则步趋《离骚》，《思玄》又规抚《幽通》，并致英奇，有可观者。而《北征》句式，渐多六言 [8]。《思玄》系辞，全为七字 [9]，一则可见魏晋小赋发展之由来，一则可见七言诗体流行之概况，均吾人所宜注意者。东汉之末，则有王逸《九思》，此今本《楚辞》之末篇，亦即两京别派赋体之结局也。要而论之，楚辞自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汉人踪，亦有二等，纯粹模拟之作，如今《楚辞》所载，其下也。虽复依傍前贤，亦每自致英奇，如贾、马、班、冯之为，其上也，然此系终属余波而非新制，欲识汉赋之真面，仍当于正宗作品求之。

正宗作家，疑始陆贾 [10]。《七略》载贾赋三篇，今尽亡失。然其人为有口辩士，史有明文，而《文心雕龙・才略篇》复称贾 “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 则正汉赋之特色。惜末由知其详。少后则有枚乘，所著《七发》而外，有梁王《菟园赋》[11]。其时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相如游梁，乃作《子虚赋》以写诸侯田猎之事，疑由乘启之也 [12]。《子虚》所赋，当以梁苑为蓝本，及其亲侍武帝，得见帝室皇居、珍怪异物，遂更逼才力，以造《上林》。描写之恢奇，风格之巨丽，均足代表帝国之伟大气象，遂为汉赋正宗奠不拔之基。盖相如为人，兼有思想复杂 [13]，想像丰富 [14]，小学湛深之长 [15]，固有非余子所及者也。元、成以来，扬雄亦以赋称 [16]。其所作，每拟相如以为式。然如其《甘泉》《羽猎》，虽取法《子虚》《上林》，而于战国以来假设宾主之法，则不更沿用。其作风绵密，亦与相如之疏荡不同。则模拟之中未尝无创造，故视拟《骚》诸作为胜。暨乎东汉，班固《两都》[17]，张衡《两京》[18] 相继而出。正宗之赋，乃极盛。先是，扬雄有《蜀都赋》，杜笃有《论都赋》，然局面尚小。班、张嗣响，扩而充之，结构谨严，题材繁积，音节浏亮，皆与京都之雄伟相称，遂度越西京之作焉。他若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19]，王延寿《灵光殿赋》[20]，亦此系之佳制也。大抵两汉正宗之赋，虽皆畸于写实，然西京之初，尚遗游士夸张之习气，东京以下，则纯以事物为对象，其态度更趋客观，感情更趋沉静，此又以社会学术之迁变，而影响文学表见者也。

[1] 《史记・司马相如传》：“景帝不好辞赋。”《汉书・王褒传》：“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 皆辞赋连称之证。

[2] 汉时赋盛辞微，故习惯上以赋该辞，如屈原之文，为楚辞之代表，贾谊亦楚辞系，而《史记・屈原传》称：“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报任安书》则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又《屈传》称：“贾生…… 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传》则云：“为赋以吊屈原。” 此即其蜕变之迹，故至《七略》乃一切称之为赋，更不出辞名矣。（刘歆《七略》今佚，而《汉书・艺文志》全取刘书，由《汉志》固可见《七略》之旧也。）

[3] 《楚辞・惜誓》王逸《序》云：“不知谁作，或贾谊，疑不能明也。” 洪兴祖《楚词补注》以吊屈赋与之比勘，云：“与此语意颇同，故定为贾作。”

[4] 《史记・贾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 此赋有数事可注意：（一）谋篇之法乃假设己与服鸟问答，上承骋词之言语，下开后来大赋宾主问对之法。（二）举史事以自喻，上承《离骚》，下开刘向以次用事之风。（三）《史记》载此赋，句尾有兮字，《汉书》俱删之，可见东汉以来已觉赋体可省语尾虚字。此三点前二属此赋本身之特色，后一属赋体进之痕迹。

[5] 《招隐士・序》：“《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艺概》卷三《赋概》云：“屈子以后之作…… 骨之奇劲，莫如淮南《招隐士》。”

[6] 见《楚辞》者，庄忌有《哀时命》，王褒有《九怀》，刘向有《九叹》。

[7] 《汉书・雄传》：“乃作书往往《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广骚》《畔牢愁》今并佚。

[8] 《北征》除《乱辞》乃用四言外，其余皆六言句，总八十二句，其中尾缀兮字者仅三十句。

[9] 《思玄赋・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迹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峙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

[10] 《文心诠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 汉世赋家，盖莫先于陆矣。

[11] 《菟园赋》今见《古文苑》。其文错脱不可理，先师黄先生尝为校释，见《文心雕龙》札记。

[12] 《史记》本传：“相如游梁，梁孝王与诸生（邹、枚之徒）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 天子大悦。”《子虚》作于景帝时，《上林》作于武帝时，《史》《汉》合为一篇，盖以其用连续问答之辞。《文选》分为二篇，是也。

[13] 自文翁化蜀，儒学已盛。《史记》索隐引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 故其人有儒家思想。若道家及神仙家之思想，则见于《大人赋》，纵横家思想，则见于《谕巴蜀檄》及《难蜀父老》，又从其作品可考见者也。

[14] 相如赋以铺张为长技，以动感官之材料为资粮，视《楚辞・招魂》等尤甚。

[15] 相如尝著《凡将篇》，今佚。《汉志》称其无复字，其赋字汇亦极丰富，皆长于小学之证也。

[16] 《汉书・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17] 何焯《义门读书记》论《两都赋》云：“前篇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 按《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故分疏为二，何说是也，其法亦从《子虚》《上林》来。此类大赋，结构多谨严，以便控制材料，如班作即先就地理之形胜，社会之殷富画一轮廊，然后分疏其宫室、娱乐、人物、情事，条理井然。

[18] 平子生孟坚之后，以同一题材而作大赋，力求胜于前作，故于材料方面凡为两都所无者，皆尽力描写，如平乐观之陈百戏（角抵、跳丸、走索、化装等）游幸之载小说，均多铺叙，又其篇幅之长，亦均超出《两都》。

[19] 马氏以大音乐家而赋汉世新兴之乐器，其精彩自不待言。其句法亦有可注意者，则本文自 “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 以下，凡用五言十二句，又乱词 “近世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以下，凡用七言十句。此事一则足以旁证五七言诗之形式在季长之世已颇流行，二则六朝小赋，如子山《春赋》之类，多杂以五七言诗句法，其风亦自此开之也。

[20] 《鲁灵光殿赋・序》：“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 自《上林》以迄《京都》诸赋，莫不及宫室，而文考独取一殿赋之，奇诡尽致，如写景则远观与近观别，粗视与谛视又别，实较前人为胜。其中描写殿中壁画，亦前人所无。

五 赋之旁衍

赋既兼具、散、韵文之形态，而为此三者之中间体制，故其确定范围，不易指陈。昔贤分析文体，自晋以来，已臻细密。其中数类，以今观之，实为赋体之旁衍。兹并加综述，以见此汉代文学主流之盛及影响之著焉。

一曰对问。此体假设客主问答，以畅作者之怀。散而不韵，实战国游谈之嫡裔，然羌无故实，则赋家凭虚之流风。始《卜居》《渔父》，用韵已疏，逮宋玉《对楚王》一篇，遂更不用韵 [2]。此其变化之迹也。宋玉之作，真伪难知。若汉人所为，则东方朔《答客难》郁为首唱，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皆效而广之焉。《说文・氏部》尝引《解嘲》语而称之为赋 [3]，则对问乃赋之支条，可无疑也 [4]。

二曰七。七者，亦问答体之赋，而具有一定之方式与结构。其法乃由客陈说七事以悦主。其前六事皆主所不喜，最后一事则使主满意。其体盖由解散《楚辞・招魂》《大招》而成 [5]。《楚辞》写宫室、饮食、倡乐、游猎之属，皆连贯而下，此则分为七单元。又七事中最后一事，必由形而下之享受，改为形而上之追寻，此其异也 [6]。七不得为文体之名，前人于此，多有议 [7]。然自枚乘首造《七发》，后来作者，多以七称，约定俗成，固亦末由校正矣。枚乘以后，若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辩》、曹植《七启》之类，皆承流之作 [8]，而要以原唱为杰出，《文心》以 “独拔而伟丽” 评之，是也。

三曰连珠。此体以精巧之比喻，整齐之文辞，缀为短章，以曲达其主旨。偶而不韵，实即小型之骈文也。以比喻为文，乃战国诸子盛行之法，至广征事类，条列比喻，则《韩非・储说》其尤显著 [9]，故论连珠起源者多推本之。逮扬雄始以连珠为称，盖以其文小巧，其辞明润，磊磊如贯珠耳。东汉以下，拟者间出，班固、贾逵、傅毅之为，今不具存。独晋陆机《演连珠》五十首，为兹体杰构 [10]。

右列三体，《文心雕龙》列于杂文之篇，盖赋体支流，此其尤显然者 [1]。然赋在汉世，最为大国，故两京之文，若符命、论说、哀吊以及箴、铭、颂、赞之作，凡挟铺张扬厉之气者，莫不与赋相通，固不仅此述三体而已。而汉代文苑，模拟之风特盛，亦唯于赋及其旁衍诸体中，最可窥见 [11]。此二事一为斜出之发展，一为直接之影响，又皆诵汉赋所不可不知者焉。

[1] 《文心》特作《杂文》一篇专论之，谓 “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2] 《文心・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廊庙，气实使之。”

[3] 《说文・氏部》：“巴蜀山名岸胁之旁著落欲堕者氏，氏崩，声闻数百里。扬雄赋：‘响若氏隤。’”

[4] 《文选》有对问与设论两类，对问类仅收宋玉《对楚王问》一篇，与设论类之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实一系统之作，《文心》并称对问，是也，今从之。

[5]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辩诗》：“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 文体孽生，必于其类近，故后章之说为胜。

[6] 如《七发》所说次第为：一音乐、二滋味、三车马、四游宴、五田猎、六观涛、七言论，故《文心》云 “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7] 《诗教下》：“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辩》，亦可标为九乎？” 此所难，颇当于理。

[8] 《容斋随笔》：“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词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 规做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

[9] 杨慎《丹铅录》：“《北史・李先传》：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韩非书中有连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 按《文心》云：“扬雄思文阁，碎文琐语，肇为连珠（从《玉海》引，）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据此则连珠之体，虽肇韩非，其名则非先秦所有，《北史》之言，盖以韩子之文有类后世之连珠，因以称之也。《诗教上》亦云：“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 说与杨同。

[10] 傅玄《演连珠序》：“其文体辞丽而言约，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兴讽之义，欲使其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11] 两汉作家颇事模拟，不独赋之一体而已。吾友周勋初先生尝造《两汉模拟作品一览表》，搜集良备，附见其《王充与两汉文风》一文中（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