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赋学会会长。
摘要：自唐代迄于清世，学界出现了对汉史传文的质疑，其对象由《史记》兼及《汉书》的传记作品，其焦点又聚集于对辞赋作品的大量载录，并延伸及对《文选》载汉文“首赋”的批评。这一质疑的思想关键在反对汉史载文重修辞夸饰而轻经义致用。甄考其说并发覆其义，这种质疑源于在汉史载文后渐次形成的经义说及文体观对汉代广义性之文辞的误读。考察汉史载文，突出在诏令、奏议与辞赋，实以用“经”取“义”的写作与言说，建构当朝因王政而呈示的王言，其传承三代而造就新朝的君主制度及其文法，则形成了特有的帝国章句。而汉代史家如司马迁主张“成一家之言”与以史载文的关联，汉人广义的文辞观，以及包括辞赋作品在内的致用思想，正是其一代文运的呈现。
关键词：汉史传文；尚言传统；文法；章句；一代文运
一、有关汉史传文的一则公案
汉人撰史传文，以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所设“纪传”为代表，且为后世纪传体史著秉承，成为一大书写传统，而其传文内容及形态，却引起后世的诸多质疑。辨析其例，有值得申述者：其一，汉史传文乃首创义例，后代修史多为承袭；其二，与汉史相比，后代史书传记载文数量渐少，这与文人渐多、文章繁富且文集编纂之风兴起有关；其三，后代史评家对汉史传文的批评，又相对集中于“辞赋”类的创作。倘若对比《史》《汉》传文，有相承亦有变化：《史记》最突出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载屈之《怀沙》、贾之《吊屈》《鵩鸟》二赋，《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赋“天子游猎”（《文选》分《子虚》《上林》）《哀二世》《大人》，又载文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堪称全书传记传载文字篇幅最长的，而收录于《儒林列传》的董仲舒的传记，仅录史事，未及文章。其他列传如张仪载其说辞、郦食其载对沛公问、淳于意对文帝医术问、主父偃谏伐匈奴辞等。《汉书》传载文赋继承《史记》，如相如传记与前者全同，《扬雄传》几乎全载赋体文，包括《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与《解嘲》《解难》，于《法言》仅著其目。但不同者是《汉书》纪传大量载录诏策奏疏等政论文字，如《董仲舒传》全录贤良对策（天人三策），且成为该传的主构。缘此，后世批评汉史传文则以《史记》为主，兼及《汉书》。如唐代刘知几《史通·载文》云：
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禆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刘氏讨论史书传载文方式，赞《尚书》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而录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以郑庄至孝、晋献不明，载其大隧、狐裘之什。关键在“理谠而切”“文简而要”，以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为要，故反对载录赋颂之文。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对史迁之《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提出“但采辞赋”的质疑：
贾、屈同传，以渡江一赋耳，不载《陈政事疏》，与《董仲舒传》不载《贤良策对》同，几等贾、董于马卿矣。舍经济而登辞赋，得毋失去取之义乎？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序》也认为：
汉史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之伦其为传也，赋词铭赞，累牍连篇，而于经学诸儒反不能表彰一字。此所以来后人“汉儒说经而经亡”之诮也。
合此诸说，主要戟指史传载赋颂之文，认为这是“繁华而失实”，对比之下，反而忽略了政教经济之篇，所以由此生发出“汉儒说经而经亡”的感叹。这种说法成为近代学术史的主流，很少再有人关注或为之辩护，而考察这类对汉史传文的批评言论，其中不乏缘自后世树立的重汉代经义而轻其文辞的思想误区，如果回到汉人撰史传文的背景及原由，其所彰显的结果与一代文法建构的关系，其间或有进一步探讨与辨析的意义。
二、尚言传统与汉史传文
评较前引汉史传文之失，批评焦点在轻经义而重文章，这里内含了经史学术传统的问题。清代浙东学派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认为“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具体解析在《校雠通义·原道篇》：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继章学诚的说法，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也认为“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对此，我们可以对照章学诚的另一则话语，即《文史通义·文德》所述：
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
“六经”源史，无不见德，德必缘辞，辞为圣“言”，由此思路或可谓汉史传载文字的意义实质是古史“尚言”的传统。对此，刘知几《史通》在《列传》篇中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于《载言》探讨《尚书》《春秋》传言之法，并认为“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继而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推阐：“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惟上（尚）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虽然其中批评“录言”碍“事”，使读者“懵然”，然其将“惟尚录言”替代汉史之传文，是颇有意味的。
由此考诸古史，《汉书·艺文志》作者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尽管刘知几以为汉史某些传记“惟尚录言，罕逢载事”，然综观其所述之义理，兼括古之左史、右史并言及事，是显而易见的。惟《汉书·艺文志》所谓“慎言行”与“昭法式”，又是汉史追踪周书推重王言与王政的要则。据《国语·周语》记载：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这是周制因王言以行王政的代表言说，然观王言遗文，其存载者如见于《尚书·君奭》“在太戊，时则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所谓“伊陟赞言于巫咸”，伊陟等代天言即代王言。其存载于《周礼》如大祝、大师等职守，《礼记·礼运》谓“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皆述掌王言者。这种赋予天命意志的王言，到春秋战国间所谓“天子失官”，已转向诸子纵横之言，于是有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录孔子修《春秋》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世针对孔子扬弃“空言”之说，在推尊其“圣言”，如阮元《文言说》云：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注云：《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
这种“词亦言”的追溯，正与汉史传“文”即载“言”相契合，正如宋人汪应辰《徐寿卿集序》所说：“古之学者，非有意于为文也。其于天下之义理……从容而自得，其发于文字语言也。”只是汉史为何大量载言传文，又当回到《汉志》开篇的陈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代文教，惩秦之失，反思战国淆乱之言，以追踪周德，尊孔氏之“微言”，始复倡王言以济王政。由此再看汉史传文以彰王言的具体情况，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诏令类。汉代诏令，乃“谕下之辞”，而策有两义，一为“诏策”，同于诏令，一为“对策”，姚鼐《古文辞类纂》等同“奏议”，皆“告君之辞”，然区分其不同，则“对策”是被动的应对，“奏议”更多的是主动呈上之言。汉史载诏令文，如《史记·高帝本纪》未载汉高祖诏令之文，却特别引录刘邦为汉王时数落楚霸王项羽“十罪”之言，如谓“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所以“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其中主张的“政”“道”“义”，正是成就一代王政的言说。复以汉文帝为例，《史记·孝文本纪》所载诸多诏令，皆以“俭德”惟是，成就一代因其言而行其政的典范。如《劝农诏》《耕桑诏》等，以劝课农桑，修养生息，励精图治。又如文帝后二年（前162）《与匈奴和亲诏》所称大义云：
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而在《史记·匈奴传》中又载汉文帝《遗匈奴书》，真德秀评曰：“大哉王者之言，非后世所及也。”所谓“王言”，正是汉史大加彰显之辞。
二是奏议类。汉代奏议包括臣下对策之言，《史记》所载甚寥，而《汉书》所载则多，这与汉代政教礼制的构建及成熟相关。比如《汉书·董仲舒传》改变《史记·儒林列传》仅存其事，更多载言，如《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最为典型。该策文应汉武帝举贤良问，是武帝改制新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言政之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撰有《春秋繁露》以论天人之学，故其对“贤良”策即以春秋大义进构建王政之道，如首策开篇即云：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以《春秋》治乱之学，假“谴告”以成言，明天人之变，所论行政正与当朝托古改制对应，尽管其说与武帝以及公孙弘等不尽相契合，却同具强烈针对性的王朝政事性质。明人丁自申《巾笥集序》评西汉文章云“仲舒不背《六经》宗旨也，其渊源最近古云。稍后，刘向、匡衡者出，皆相继明经术为儒者宗，以彼极谏封事与治性、戒妃匹诸疏，何其言论渊懿，有《六经》之遗则”，列举西汉董、刘、匡三家奏议策论文，以为“言论渊懿”，诚亦构建王政之王言。他如《汉书·匡衡传》载录大量奏疏文章，如《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等，皆长篇宏论。其“戒妃匹劝经学”一篇，重要“礼德”二字，即“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旨归于“君子慎始”“圣德纯茂”。夷考匡氏之言，要在针对当时外戚权盛，树立汉德正统而发，与朝廷王政紧密相关。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曾评东汉班固文章说“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这既述班氏文脉传承，也内含了《汉书》大量载录“三家”文的原因。
三是辞赋类。由于《汉书》较多地传载了诸如《对贤良策》《陈政事疏》类的政论之文，在后世重所谓经济致用之文的眼光中，似乎济补《史记》传文的不足，但二书又同载辞赋之文，成为质疑汉史传文的聚集点。在汉史传录辞赋文中，以《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与《汉书》的《扬雄传》最为典型。如果对照两传所载辞赋，则有几点共通之处：其一，两传皆以传主自叙为主而成史篇，《史通·序传》记述其事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正因为史家引录传主自叙为传文，所以尊奉作家主意，推崇当代辞赋家的文章。其二，两传的传主都是朝廷的言语侍从，所制赋文多为朝廷献纳之作，诚如班固《两都赋序》对汉廷武、宣及成帝时献赋之风的描述：
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回到前述两传所载，一则为汉武帝献“天子游猎之赋”，一则随成帝行祭祀之礼以献纳“四赋”（《甘泉赋》等），是为典型。而研读班固序语，与《国语·周语》“天子听政”有“瞍赋”“矇诵”等叙写极为类似。其三，两传所录传主的赋作，如《子虚》《上林》《甘泉》《校猎》等，描写的皆为天子礼仪，亦即王政落实于言语而呈现于文本的作品。例如相如《上林赋》描绘“天子校猎”一段文字，即天子游猎礼仪的呈现，也与“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的现实密切相关。所谓“夸天下”，既有国力强盛的一面，赋作的体现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又有浮虚的一面，所谓“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长不诚之言”。其四，从经义而重讽谏，也是两传传主写赋的目的。撇开前人反对汉史载赋“繁华”“流宕”的批评，回到汉史载赋的文本，其中依经立义的讽谏精神，实为创作的要则。最典型的是司马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明示：“《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如果说相如赋的“讽谏”隐示于赋作间，要在史家的揭示，则汉史所载扬雄的赋作，均为作家自觉的“讽喻”。如《汉书·扬雄传》所载传主献“四赋”的自述：“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还，上《河东赋》以劝……聊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据此数端，可以马、扬为例说明汉史所载之赋多为朝廷王政之言，这也是史家视为“大汉之文章”的意义并予载录的原因。也正因为这类宫廷赋作具有王朝的政教与气象，所以后人的评论亦朝向于此。如张裕钊评相如赋胜处，“最在瑰玮闳奇，倜傥骏迈，峭逸嫖姚，不可为状。而司马长卿尤以气胜，其空中设景布阵，最虚眇阔达，前后一气嘘吸，回薄鼓荡，如大海回风，洪涛隐起，万里俱动，使人目眩而神傥”；何焯评扬雄《甘泉赋》“赋家之心，当以子云言求之，无非六义之风，非苟为夸饰也”。回到汉史传载赋文引申质疑“汉儒说经而经亡”，这也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赋冲突问题，到唐宋科举“诗赋取士”，这一矛盾现象尤为明显，于是在宋人眼中经、赋同“言”成其调和之论，如《文献通考》载宋廷“尚书省言”有谓：“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条引刘挚语：“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贤之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辞赋属于“王言”，与经义同埒，汉史载文及赋，或可从中理出思路。
三、大汉文法与帝国章句
秦汉政体与三代不同，变宗法封建制度而为宗法君主制度，汉承秦制，故其政法或礼法均围绕大一统帝国而动作；秦汉文治又大为不同，“秦世无文”而汉世重文，夷考汉世文法则以经学为主构形成一代帝国章句，这涉及到汉人文章的方方面面。汉史传文的特色，也与其礼法、文法同构思想契合。
汉人秉承孔子“执礼以教”的观点，继续荀子《大略》所论“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以构设天人相与的理想模式。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述春秋之道，概以“王法”，其《王道篇》云：“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这种天人相和的王法到《汉书·儒林传序》论六艺之言而明春秋大义更为详尽：
《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所谓“王教典籍”“至治成法”“其有文章”“郁郁文哉”既是王道正则的礼法典章，又是汉人继周行道的王法。而汉史传文所继尚言传统与其“一王法”的结合，凸显的正是大汉文法的规则。对此，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对壶遂问《春秋》义时已有论说：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司马迁虽然质疑壶遂以《春秋》衡鉴“太史公书”，且言语中也不乏个人化的牢骚，但其所“述故事”，恰亦含一大特点，即转换《春秋》乱世的“一王法”而为大汉天子的“一王法”，强烈的致用精神与政教情怀融织其间，构成以史传文的理法意趣。
以文法见王法，《史记》与《汉书》传载文字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然其内在联系仍非常明显。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录载屈、贾之文，于屈文仅《怀沙》一赋，突出的是叙写屈子与日月同光之志与遇世不明、遇人不淑终于“死志”的人生。对此，王逸《九章章句》记云：“此章言己虽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其言“独载”此文的意义，应符合史迁书传之志。而于贾谊之文，史迁则录《吊屈原赋》《鵩鸟赋》两文，对其政律之文仅以“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一语带过，因为述传的侧重点在贾生所遇的两事，分别是被谗贬长沙王太傅与文帝召对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实以行政之志与不遇之悲为主旨，而录两赋以见意。可以说，司马迁关注传主人生重要节点所载之文，其文法是围绕王政而质疑“王法”不明的“怨刺”情怀。与之不同，《汉书·贾谊传》除延承史迁载谊二赋，复载《上疏陈政事》《上疏请封建子弟》诸疏文，详言治理王朝政事的要务。南宋学者黄震评贾谊陈政事疏文，认为“贾谊天姿甚高，议论甚伟，惜不闻孔孟之学，然一时无与比者。其后经画汉世变故，皆谊遗策”。可见《汉书》增载有关“经画汉世变故”的政教文章，相较史迁则淡褪些“怨刺”，而更多地呈现经世致用的情怀。
汉人治《春秋》陈论“一王法”，彰显的是以经义衡文的思想，或者说是以经义融织于文章成为构建其一代文法的重要因素。比如史迁于传记中赞美的屈原《离骚》以及所载录的《怀沙》之文，在汉人眼中由西而东逐渐形成了经义化的规范。这从西汉《史记》载录刘安《离骚传》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到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序》强调“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以及《离骚章句》中赞述其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构成了依经立义的思想传统。落实到汉史传文，引起后人非议最多的辞赋体，如《史》《汉》相如传记所载赋文，《汉书》扬雄传记所载赋文，也无不呈现出“依经立义”的写作意图。相如赋创作中颇多引经辞与取经义之处。如相如《上林赋》：
“悲《伐檀》，乐乐胥。”
按：前句取义《诗·魏风·伐檀》，后句取辞《诗·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奉“天”悯“人”，以讽喻君王“佚游”之乐。
“射《貍首》，兼《驺虞》。”
按：《驺虞》，《诗·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也。《毛诗序》云：“驺虞，蒐田以时，仁如驺虞也。”据此以颂天子游之仁义之道。
作为以儒学为己任的扬雄，辞赋作品中尤多取法经义的地方，例如：
“乃搜求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甘泉赋》）
“非章华，是灵台。”（《羽猎赋》）
《甘泉赋》语取辞及义于《诗·召南·甘棠》。据扬雄《法言·先知》载：“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说明《甘棠》诗言召公述职事。刘向《说苑·贵德》引《鲁诗传》：“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赋取《鲁诗》义以主讽喻。《羽猎赋》语取义见《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前535）“楚子成章华之台”事，《文选》李善注：“言以楚章华为非，而以周之灵台为是。”其取经义以颂“周”讽“楚”，戟指汉成帝之佚游怠政。由于汉代辞赋以用“经”为常态，清人纳兰性德《赋论》认为“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可谓知言。
与辞赋文取经义比较婉曲相比，汉代奏议文用经更为直白。其中如董仲舒的“三策”，即多引《春秋》经旨，以为其改制立说；匡衡针对当时日蚀、地震诸灾异上疏，尝引《诗》中风篇以喻戚党之患，以明“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刘向《条灾异封事》疏谏“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所以发挥《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与《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经义，破解“倾移主上”的灾祸，以倡导圣德之治。落实到具体的奏议文，其引经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文法，往往一段话语，融织诸经传语义于中。如《汉书·谷永杜邺传》载录谷永《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有云：
臣材朽学浅，不通政事。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
考谷永疏文段首“五事”“大中”“六极”等概念，皆本之《洪范五行传》，故将“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视为灾异发生的依据。并在具体分析灾异时以为“内宠太盛”，“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又取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与《诗·小雅·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用故典喻今事，进一步说明《洪范五行传》灾异论对当朝政事的效义，所以文末复引《尚书·洪范》经文和《洪范五行传》文来做总结和印证，其杂采《尚书》和《洪范五行传》及《诗》语作综合论证，虽意图以经传印证其多重说服，然经义融织于文章，则是汉文常见的方法。清人皮锡瑞论前汉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在于“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这或许不仅限于具有政论性质的奏议文，其以修辞擅长的辞赋文也处处与《诗》谏精神为考量，这也决定于汉文取效经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国文法。
由于汉文多取效经义，形成一代学术与文章的契合，究其根本，则在汉人的尚言重辞。扬雄曾在言述“事辞”与“文质”之关联时认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如果结合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的说法，如“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将其“衢路交通”对应汉史所传之文，又构成特有的时代章句。可以说汉承秦制，完成宗法君主制政体，然对应相关史料与出土简牍，秦之法重在“刑”，汉之法重在“礼”，由礼法而文法，才真正形成君主制时代的帝国章句。而在专制与礼法之间，汉人文章特有的政治热情往往融入直言与讳言、正言与反言的矛盾体，呈现出美与刺、观与怨的积极致用或婉曲表达的文法，而这也正是汉史传文蕴含的深意所在。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此就汉人论《诗》而言，然美刺之法却无时不融织于当朝文章。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文为例，其《上林赋》描写游猎盛况极夸饰美词之能事，与当时“削藩”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绩相契合，然又多设转折其语，并以曲终奏雅的方法旨归于俭德：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欲以婉谏之法使天子“醒悟”，所指“万乘之所侈”，显然是“刺”。《重订文选集评》卷二《上林赋》录孙执升语：“相如以新进小臣，遇喜功好大之主，直谏不可，故因势而利导之。然始以游猎动帝之听，终以道德闲帝之心，可谓奇而法，正而葩。”这种文法也直接影响到《汉书·扬雄传》所载“四赋”创作，如其《羽猎赋》在大肆描述游猎之阵容威仪后，末段收束云：“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此以秦之“阿房”与汉之“未央”二宫并提，隐喻“亡秦”教训，是“颂”中寄“讽”的雅正之术。如果我们再对照相如传中载录的《难蜀父老》一文对汉德的颂扬，有“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语以赞述武帝，虽经23年后，汉武帝又于元封五年（前106）颁《求贤诏》，复转述其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虽转换身份，变颂“圣上”而为求“贤臣”，然作为帝国话语体系的共建则是一致的。
四、一代文运的历史呈现
由秦入汉呈现的一统文化是由书同文到文同礼，汉代是同构礼法与文法的时代。落实到汉史传文，又当关注史迁自命撰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义，以及《汉书·叙传》引载班彪对隗嚣问论周、汉之异而成《王命论》之文。班氏有云“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政运关乎文运，考述其理，汉人又在总前人之成，辟创新之道，将“一家之言”与“帝王世运”相结合，开成有汉一代之文运。凝括其要，又在建立文章制度与专职文士的出现。以汉史多传载奏疏文为例，其源于《尚书》“告君”制度，成熟于汉代章句，对此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有记述云：
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异。然当时奏章，或上灾异，则非专以谢恩。至于奏事亦称上疏，则非专以按劾也。
汉定礼仪，确立章奏表议制度，汉之奏议内涵虽与后世有所不同，然作为“告君”之文，却有着特定的时代意义。至于汉廷专职文士的出现，史称“言语侍从”，源自武帝朝提升内廷中官地位，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膠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师古注：“中谓天子之宾客……外谓公卿大夫。”近人钱穆《秦汉史》对此复为阐释云：
是诸人者，或诵诗书，通儒术。或习申商，近刑名。或法纵横，效苏张。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廷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
正因为汉廷重视内廷侍从，所以当时虽有诸多有关征伐匈奴的建言，而《史记》却于内官主父偃传记中着重载录其《谏伐匈奴辞》，以显内廷代王言之重。同样，《汉书》在内官吾丘寿王的传记中，有过半篇幅详细载录他针对丞相公孙弘的对策文，所谓“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这种尊内官而诎外廷的传文现象，在《史记》司马相如传详载其所撰辞赋，正是典型例证。因为辞赋之文虽多夸饰骋辞，但献之内廷，也是一种“王言”的呈现。
回到历史上出现的汉史传文说及其质疑之声，聚集点主要在辞赋，即后世反对汉史轻经济致用之文而重浮夸淫滥之辞。这种对汉史的质疑也转致对后世总集编纂的批判，且突出表现在萧统《文选》以赋冠诸体之首的相关问题。换言之，自萧选采用“首赋”方式编文，承续者如总集《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金文雅》《明文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皆因承其法，然变其制而论其非者尤多。例如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编文将古今文体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而以辞命居首，诗赋居末，理由是“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辞命）为重，故今以为编之首”。明人陈仁子编《文选补遗》，也以诏令、奏疏等居首，认为诏令乃“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乃“人臣经济之方略”，并反对萧选先诗赋而后王言，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对萧选首赋的质疑，与对汉史传载辞赋的质疑，是有逻辑联系的。犹如刘知几《史通》质疑汉史传文，清人袁枚亦引唐人说以辨萧选“首赋”之谬云：“文以赋装头，始于《文选》。刘禹锡曰：‘文章家称立言而后体物。今以赋装头，非也。’”而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批评萧选体例“淆乱”，也认为首在“赋先于诗”，并于所撰《永清县志文徵序例》中有明确阐发：
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
此重诗、骚作为赋体源头的认知，取代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呈现的意义，亦如视辞命之文为“王言”，而忽略辞赋之文亦缘自一代王治的“王言”，均为以后世文体论的观点取代汉代文章因缘其时代文运的历史特征。对此试作三点补述：
其一，汉代史家如司马迁主张“成一家之言”，其传文意旨也是以自著之言为要，所以无论诏策奏议，还是书信辞赋，均为专制政体初成期具有个性特征的议论。对此，清末学者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以自著之言源于《易》《春秋》，集录之书源于《诗》《书》，以论汉、唐文章之异：“汉之士争以撰述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尽管这一说法有所专指，但其以汉人多“自著之言”区别于唐宋以后的“集录之体”，却有概括汉人言论的基本特征。由此看《史》《汉》载录文章，如《史记》载录郦生对沛公问（《郦生陆贾列传》）、淳于意对文帝论医道（《扁鹊仓公列传》）、司马相如临终遗封禅文字予武帝（《司马相如列传》），预示着帝国新宗教的建立等；《汉书》载录贾山的《至言》（《贾邹枚路传》），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司马迁传》），董仲舒的《贤良对策》（《董仲舒传》），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扬雄的《甘泉赋》（《扬雄传》）等，无不关乎当时国家之命运，以及表达传主个人的“一家言”。
其二，汉史所传载之文，同为一代文辞，还没有明确的“文体”的概念，这也造成当时辞、赋、颂等混称现象。据班固《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汉代巴蜀文教云：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对照《史》《汉》两书史家自叙，称述相如一谓“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一谓“蔚为辞宗”，皆以文辞概述文章。宋人孙奕比较周、汉文字以为“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表面是讨论文辞问题，实则与汉代文术相关，诸如引述经语、取譬喻类等，是不分奏策之文所言灾异，辞赋之文夸饰寓讽，而具同构意义的。正因如此，清人在承前汉史传文说而为质疑时，却又接续汉人广义文辞概念而陈论。例如纪昀《丙辰会试录序》论文章与经义谓：“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此“一家言”可概述文辞与经义的关联。又如章学诚本着“六经皆史”的思想，在《与汪辉祖书》中提出“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的观点，强调史学之于经义的重要性，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其中也隐含着史学与文辞的关联。至于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特辟“辞赋类”，并于《序目》中指出：“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其中的论辞赋以尊汉，而不取六朝，是分“类”观“用”，而将“辞赋”列系于“古文辞”，既表彰了辞赋体的特征，又与前引《汉书·地理志下》“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有着历史的关联。
其三，不同于后世质疑汉史载录辞赋的体类意识，汉人也有批评辞赋“虚辞滥说”或赋家“倡优蓄之”，但并非否认其文的价值，而是指向“辞赋”在汉代的致用意义。因为自司马迁《史记》载录相如辞赋作品以为与《诗》的讽谏“无异”，已奠定了有汉一代赋用论的基调。品读汉史所载马、扬之赋，皆以游猎与郊祀内容来展现“天子礼仪”，故而多以铺采摛文逞汉势，体国经野明汉统，依经立义建汉德，后人称述汉赋为“一代文学之胜”，多囿于后起的“文体论”以为衡裁，实质上“赋用论”才是其一代文运的彰显。汉史载赋的原由亦在于此。
综此三点，或许可以理解汉史传汉文以载赋的时代价值，是一代文运的历史呈现。而后世对汉史传文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错位，这是应该进一步厘清与考量的。
注：原文刊发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