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社会正在形成自身的时间形态与时间结构。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重塑，使网络社会出现了网络时间这一新的时间形态。互联网介入的新社会互动生成网络时间，网络时间形成网络社会的时间纪律，而网络时间纪律要求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塑造着人们的时间感、时间意识和时间经验。网络时间引发新的时间问题与时间危机，包括放大时间的支配性、催生强制性互动、加重同步化困境、诱致“系统性忙碌”等，引发网络社会的“时间病症”。因此，网络社会需要开展“时间治理”，发展新型时间文化，建立健全网络社会时间伦理，建立摆脱“系统性忙碌”的机制。网络时间为社会时间研究拓展了互动这一分析维度，有助于发展时间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不少学科意识到对时间的研究不够，有学者呼吁“把时间带回来”，即把时间作为对象和问题进行研究，并从时间角度思考学科问题与社会问题。现实中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普遍的时间压力和社会焦虑、过度关注当下等）昭示着时间危机与时间问题，对时间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特定社会会催生自身的时间形态，如农业社会的农业时间，工业社会的钟表时间等。当下的网络社会正在催生新的时间形态，不过该时间形态为何，带来了何种时间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互联网塑造的新社会互动建构网络时间
特定社会催生自身的时间形态，而时间形态的演变主要由社会形态转变引起。关照互联网对社会互动方式与互动模式的重塑，网络社会的新时间形态可命名为“网络时间”。所谓网络时间，是指因互联网重塑社会连接与社会互动而催生的时间形态，以即时性和互动性为主要特征。虽然从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发展历史看，网络时间在网络社会之前的社群网络、物流网络、贸易网络中会出现，但未能成为主要的时间形态，且互联网作为网络发展的集中体现和高级阶段，它所塑造的时间是网络时间的集中表现和高级阶段，构成网络社会新的时间性。
网络时间是互联网所塑造的新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不只是技术的结果。互联网所维系、创造广泛的社会连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互动的规模、形态、结构和逻辑，塑造着新社会互动。所谓新社会互动，指的是互联网介入的社会互动，基于互联网创造的广泛的社会连接而出现，具有互动主体更加多元（既包括个体和群体等人类主体，也包括机器人账户、人工智能体等非人类主体）、互动范围更加广泛、互动规模急剧扩大、互动节奏加快、互动速度处于加速之中等特征。新社会互动可以是延时的，形成了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的新社会互动模式，人类由此进入新互动社会。由于网络时间不是技术的产物，因而不能被理解为技术时间或被简单地命名为“数字时间”。
网络时间形成新的时间纪律
作为网络社会新的时间形态，网络时间借由其形成的时间纪律规范网络社会。网络时间催生的时间纪律主要体现为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为实现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就离不开计时。基于嵌入社会诸领域的互联网和伴随日常生活的网络终端设备以及手机等工具，网络时间在计时规则方面形成嵌入式的、可视化的、可追踪的、可监督的计时纪律。钟表时间之于社会活动是外在的，而互联网应用和网络终端设备本身即计时工具，它们推动网络计时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成为伴随性的行为。由此，网络时间之于社会互动是内在的，网络时间的计时可以嵌入社会互动的过程，是有关社会互动的信息。
经由纪律化的过程，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成为网络社会的时间纪律。这种时间纪律得以形成源于互联网的大规模扩散，把越来越多的个体纳入网络时间体系，而个体通过互联网嵌入群体的、组织的和社会的互动体系，不仅使得互联网技术的时间属性和网络应用的时间纪律渗透全社会，而且造就了新的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活动，影响个体的时间分配和社会的时间安排。
广大网民于在线互动中接受的时间纪律，不仅塑造着他们的时间感、时间意识和时间经验，而且会成为他们在现实社会期待的时间规则。互联网用户在网络即时通信中反复操演高度的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互动习惯。久而久之，广大网民也以此要求线下的社会互动。
伴随总体社会的网络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公共机构进入网络互动领域，亦受到网络时间纪律的规制。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上网与服务对象进行业务互动，服务对象会按照日常网络互动的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期待，要求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于在线互动中适应时间纪律。如果说日常网络互动中的时间纪律不少是非刚性的，那么随着社会组织将工作搬至网上，围绕工作任务的时间纪律则是刚性的。
在网络互动的时间纪律渗透现实社会的过程中，互联网商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推力。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和电子商务服务等力推网络时间纪律，不仅在其技术应用中融入相应设计，而且在商业实践中广泛采用。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和网络应用常把时间作为重要的资源来经营。它们会记录用户行为的时间，为经营自身的产品或服务提供决策参考。为形成竞争优势，互联网平台和网络应用普遍将缩短响应用户的时间作为经营策略。由此可见，互联网商业力量推动网络时间纪律扩散并广泛适用于社会。
网络时间形成的时间纪律映射着社会对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的需求，互联网介入的新社会互动顺应并放大了这种需求。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纪律化的过程具有如下路径：首先它是一种源自网民的、自下而上的时间规则，然后经由商业力量的推动影响更大范围的网民与社会组织，接着因社会组织的网络化而影响社会诸领域，最后经由总体社会的共识和时间安排而成为网络社会的时间纪律。经过网络互动的长期操演，人们养成了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的习惯，并将其作为一种期待框架在线下互动中要求“像网络互动一样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从而规范着现实中的社会互动。
网络社会的社会问题及时间治理
（一）网络时间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时间危机
1. 网络时间的高度量化与可监督性放大量化时间的支配性
计时是个体，即社会进行时间分配和时间安排的前提，也是建立社会秩序的需要。网络时间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和网络终端提供的便捷的、伴随性的计时工具和计时系统，实现了时间的高度量化，人们在其中能够感知到精确的时间，进而开展精细化的时间管理。不过，这会带来过度计时，令社会诸领域受到作为“数字”的网络时间的支配，从而容易陷入技术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淖，并导致社会互动的意义被掏空。基于网络时间的量化，计时付费、超时收费、延时赔偿等兑现时间价值的方式正在被广泛采用，推动时间可以直接兑换为收益，鼓励个体与组织守时、惜时。但过于强调网络时间的量，会导致对其“质”的忽视，遮蔽时间的内在差异。借助技术工具、互联网应用和网络终端，网络时间的计时过程、计时结果是可视化的，且可被追溯、被监督。
2. 新的时间纪律导致强制性互动并加重同步化困境
互联网塑造了“永久连接”“永久在线”的生活方式，行动者只要处于互动网络之中，无论他们是否实时在线，互动发起方发送的信息除却遭遇通信障碍，均可实时送达。从道义上看，发出互动信息意味着一个响应的要求已经送达，信息发出者会形成获得即时响应的期待，即响应互动的义务与责任在网络时间场域是先在的。
这种强制性互动不仅是道义上的，而且常常被权力、利益、道德、习惯、合约、任务等规训，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例如，基于权力关系形成的社会互动所要求的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互动随着互联网对社会诸领域的渗透，不仅出现在日常互动和工作互动之中，而且出现在总体社会的互动之中。今天，总体社会可以便利地对既定的规范性互动进行时间监督，放大了响应规范性互动的强制性。而强制性互动会导致社会互动背离生产意义、促进沟通、达成理解的初衷，亦削弱个体的时间自主性。
网络时间纪律所要求的普遍的、高度的同步性，会压缩时间、空间和程序，不仅给个体、组织、社会制造时间同步的压力，而且容易诱致程序发生变形、社会治理出现偏差。以社会治理为例，当下的社会治理要求政府等公共机构就社会公共事务作出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这在倒逼社会治理改革的同时，会扰乱科层制治理体系的流程和程序，对社会治理产生时间压力，容易诱致社会治理扭曲或低效。
在网络时间纪律制造的时间压力之下，事件调查程序、法律调查程序、事实核查程序、新闻报道程序、政府决策程序等悉数被挤压，事件反转、新闻反转、舆论审判、决策向上等待等现象屡见不鲜，破坏了科层制结构下的社会治理。凡此种种，说明公众对社会治理过程缺乏必要的耐心，对科层制治理的流程和程序缺少应有的理解和敬畏，从而诱致破坏社会治理的程序性、规则性与公共性之风险，并助长不能等待程序过程的浮躁社会心理，社会的时间心态被扭曲。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社会互动领域，社会互动愈发容易受到技术的垄断和数据的控制，其强制性更加难以摆脱，社会互动存在丢失意义与人文关怀的风险。
3. 网络时间场域的加速互动会诱致普遍的时间焦虑与社会失序
随着互联网成为总体社会的基础设施，它要求总体社会匹配互联网的节奏进行加速。而互联网应用和网络终端催生、维系的即时互动，推动新社会互动处于加速之中。互动加速主要表现为互动中的信息交换提速、互动的节奏变快、互动中等待的时间变短等。互动的一方可以通过网络即时通信工具提醒、催促互动的另一方快速响应互动，从而推动加速的互动处于循环之中。互动网络中的个体看似能够完成更多的互动任务，却陷入了加速竞赛之中。在此情形下，个体会产生“时间饥荒”的感觉，出现过度的时间紧迫感和时间焦虑，并在互动链条中传递这些时间情绪，导致它们上升为结构性的时间情绪和社会时间心态。为应对互动加速带来的焦虑，个体常采取更为加速的行为或做法，却因此陷于加速的循环之中，亦会诱致倦怠心态。
4. 过度扩张的新社会互动催生“系统性忙碌”
基于互联网创造的社会连接，新社会互动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个体和组织需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互动信息与互动任务，互动的负担日益增加。与要求身体在场、具有垄断性的时间使用模式不同，网络时间可以容纳多任务同时并发。这导致网络时间的时间段或原本垄断性的时间被切割为零散的时间点，出现时间交叠的现象。段永朝称这种现象为“碎片化生存”。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并发的多任务并不必需，不少社会互动亦非必要。此种情形下的互动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徒增参与者的负担。此外，有些互动是商业力量追逐利益的手段，甚至危害社会并增加社会成本，它们生成与占用的网络时间即韩炳哲所谓的“不良时间”。
网络时间催生的忙碌是一种“系统性忙碌”，即处于互动网络之中的个体、组织等受到网络结构和网络系统的影响，产生身不由己的、相互关联的忙碌，而部分个体或组织的忙碌会导致网络中其他个体、组织的忙碌。因为系统运作而导致忙碌并非新现象，但网络时间让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卷入其中，加重了“系统性忙碌”。“系统性忙碌”是一种内耗，使个体、组织和社会处于互动的枷锁之中。
（二）网络社会时间治理的可能路径
一是建立总体社会摆脱“系统性忙碌”的机制。首先，建立强化社会互动的信任机制。其次，建立容忍“不同步”的社会互动的机制。总体社会需要容忍不同步的社会互动，摒弃施加强制性互动的技术应用，建设包容个体“失联”或不同步响应的机制，防止自我时间被互动时间过度挤压。最后，建立减少不必要的互动、无效的互动的机制，避免内耗性的社会互动，走出“系统性忙碌”的怪圈。
二是发展新型时间文化，医治网络社会的“时间病症”。首先，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基于网络时间的新时间意识、新时间观念。其次，建设关注网络时间的“质”的时间文化，破除对“时间的量”的迷思。再次，在全社会建设宽容异步、容忍失联的时间文化。允许异步、宽容失联是破除强制性互动的必要措施。
三是建立健全网络社会的时间伦理，实现网络时间正义。首先，建立健全保障网络时间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包括数字经济中的劳动权与休息权等）的制度。其次，建立包容性的网络时间机制，防止网络时间体系排斥时间弱势群体。最后，在人与技术的复杂互动中，保护人的权益和人文价值，防止技术在网络时间体系中制造新的时间弱势群体。
结语
网络时间在新社会互动之中被建构，因而对社会互动的考察应当成为研究社会时间的着力点，而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考察社会互动，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对话样本。本文对新社会互动与网络时间的研究，丰富了刘易斯和魏格特阐述的社会时间的三种特征：嵌入、分层和同步化。网络时间突出了互动，它于新社会互动中生成，并借由连接、互动和网络运行，体现了时间的互动转向，亦是“时间的互动化”。研究认为，社会时间分析框架需要由“嵌入—分层—同步化”发展成为“嵌入—分层—互动—同步化”，从而丰富时间社会学和网络社会的时间理论。
网络时间在网络社会形成了即时响应和同步互动的时间纪律。在“时间互动化”的同时，互动也被网络时间所规范，互动的过程可以被网络时间记录、追溯、监督。于是，新社会互动具有自身的时间轴，出现了“互动的时间化”。从网络时间与社会互动的密切关联出发，我们既需要从社会互动维度解释时间，也需要从时间维度重新理解社会互动。
对社会转型来说，时空转型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时间应当成为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量，这也是开展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可能性视角。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有着时间根源，而时间研究有助于从时间根源上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研究推动我们从时间维度重新理解互联网与网络社会，并以网络时间作为视角或方法，重新框架网络社会的时间问题、空间问题以及时空关系。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社会行动者，它们主动满足人们的同步需求，又反过来要求人们适应智能的节奏，其对社会时间的改变，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观察和批判的思考。
作者：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自：《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