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象是人们认知早期互联网的手段之一，亦折射着互联网与社会互嵌的过程，可以成为理解早期中国互联网的路径。早期的互联网想象从技术层面、价值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展开，呈现了连通世界、复兴家国、重构生活三大主题，具有宏观整体性、技术乐观主义色彩浓厚、实用主义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赶超”“复兴”的想象叙事中，嵌入中国社会的互联网被认为可以创造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赶超发展的契机，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赋予互联网的独特意涵。
回望互联网嵌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它长期被视为“新事物”。尽管中国直至1994年才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但对于网络（network）的讨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之后，互联网通过海外留学生、科研工作者等群体在国内扩散，公共话语中出现诸多介绍与讨论，既书写着早期的中国互联网，又构成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互联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与中国社会“相遇”、激发何种互联网想象，是研究者关注的命题。这些想象既是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组成部分，又映射着人们在与互联网“相遇”之初，对于互联网技术、网络社会、信息时代的理解和期待，不仅塑造着认知，而且能动地影响着发展与实践。借由“长时段”的分析视角，本文将1984—1999年视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掘公共话语与记忆话语中的早期互联网想象，揭示其在中国社会的嵌入与演化。
早期互联网历史研究与互联网想象
近年来，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国际与国内均逐步兴起，但早期互联网史料往往难以获取或业已丢失。而且，已有中国互联网早期历史的研究，多侧重互联网技术的演进，而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阐释相对匮乏。为此，本文引入“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理论框架。技术的想象不仅涉及科学可行性，还涉及物质性、意义和道德的集合体。社会技术想象强调，隐喻、叙事等修辞手段在公共话语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隐喻通过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思维模式，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新技术的认知图式，叙事则通过场景与人物把抽象愿景具象化，使得“未来图景”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共享与实践。基于此视角，本文认为，“互联网想象”是对互联网的全局性、多层次的集体构想，涵盖了技术、文化、社会等维度的思维活动，以及从实际应用角度形成的面向未来的广泛期待。
具体而言，研究指出人们常借用已有文化意象与隐喻来理解互联网：在全球语境中，西方语境曾将互联网赋予“全能型”“上帝型”的期待（例如民主化、全球互联等）；在中国语境中，则出现了“江湖”“战场”“操场”等多重隐喻，用以描绘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属性、公共领域功能、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娱乐休闲空间等。隐喻与叙事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认知工具，它们将互联网的抽象属性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图像，进而成为推动政策、资本与大众实践的动力。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首先识别公共话语与记忆话语中关于早期中国互联网的想象，进而挖掘其历史脉络与社会意涵，以期丰富对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的认知与理解。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公共话语与记忆话语为主要材料来源，综合采纳1984—1999年间的媒体（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电脑报》《电脑爱好者》《读书》等）报道与评论、亲历者回忆与口述史、网络论坛或杂志中的专题回忆文章、官方文件与政策报告等。资料检索于2021年5月至6月进行，并在2023年7月与2024年10月进行了补充检索；最终收集并纳入分析的相关文章与回忆类文本共768篇。为尽可能覆盖彼时语言变体，检索过程中同时使用了“互联网”“因特网”“internet”“计算机网络”“国际电脑网络”“国际信息网”“信息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互连网”等多个关键词。
在分析方法上，首先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对文本中的反复出现的意义线索、关键词等进行编码与归纳；随后应用持续比较分析（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将新出现的文本资料反复回插到已有编码体系中，以检验并修订主题，最终凝练出贯穿时段的三大“超主题”（supra-themes）：连通世界、复兴家国、“数字化生存”。
技术层面的想象：连通世界的乐观期待
（一）期待通过“修路”“搭桥”连通“地球村”
改革开放背景下，引介者广泛以“路”“桥”的物理意象帮助公众想象互联网形态与功能。早期公共话语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积极借助“路”和“桥”的隐喻来想象互联网；1994年有报道将互联网形容为“供求之桥”，展望它将“使全国计算机用户可在办公室或家中，利用其终端设备如传真机、电脑、电视等传递和处理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我国政府亦积极运用“桥”的想象，1993年电子部提出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简称“金桥工程”，“它是把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信息网架接起来使其相互沟通的‘金桥’”。从“学术网工程”、注册“.CN”、建设NCFC，到1993年年底启动的“三金工程”，国家层面的“修路”“架桥”与社会理解互相强化；创业者也延展话语，出现“创业路”“崛起之路”等表述。正是在此一话语场中，“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在信息基础设施语境中再度回响，把“由数字‘0’和‘1’组成的千变万化、眼花缭乱的信息”比作“砂、石、泥土”来“修路”“架桥”，以连通“地球村”，进入“全新的时代”，成为公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公共话语对国外“信息高速公路”叙述的引介，也促进了国内“路”“桥”隐喻的流行。1996年瀛海威在中关村竖起的“向北1500米”广告牌，成为互联网大众化进程中的节点事件。这一类事件既是企业宣传，也是想象动员，帮助公众把抽象的“互联”变成可讨论的公共议题。
（二）争获“信息时代”的“入场券”
在探索期，科技与政策精英普遍将互联网视为“新的方向”“世界发展的方向”，并认为其“在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中都预示到将会发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要积极发展、加速推动、加强管理”。1995年底国家成立专家组调查互联网需求与问题，其结论与建议向国家高层汇报并获得支持，推动互联网从概念进入政策议程，成为国家现代化与竞争力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想象亦随具体网络事件与使用经验而萌发。1995年的“朱令事件”作为中国早期重要的网络求助案例，显著改变了部分公众对互联网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的印象，凸显其实际社会功能和公共价值。由此，原先仅停留在学术或科技视角的“连网”愿景，开始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获得认知与实践的支撑。
当然，公众与舆论对互联网既有期待也有忧虑：网吧威胁青少年健康、黑客冲击网络安全、“千年虫”恐慌等议题不断出现并引发讨论。但总体上，“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乐观主义在国家层面与普通民众之间形成广泛共识，从而在制度与市场双重推动下减轻了技术扩散的社会阻力。
价值层面的想象：复兴家国的梦想
（一）近代“革命”与“启蒙”意象的延续
公共话语的讲述通过对比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突出互联网的革命性。信息技术被视为“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其影响将冲击“劳动，家庭，政治，科学，战争与和平”。在这一逻辑下，技术精英与知识分子提出“数字启蒙”论述，认为“较早接触网络和数字文化的人，有义务为这场数字启蒙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媒体和出版界则通过译介、出版丛书，来推销未来意识、速度观念和科技至上的话语，从而把互联网想象嵌入普通人的价值体系与认知逻辑。例如，读者反馈和行业从业者的回忆显示，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被视为数字革命启蒙文本，折射出思想产品在动员大众想象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的启蒙话语并非单向输出；它在传播中被本地化，结合国家叙事与个人身份建构产生具体效果。公共话语强调对下一代的教育和普及（例如“从娃娃抓起”的倡议），把技术获取和国民素质提升连接起来，从而把“教育启蒙”作为国家信息化策略的一部分。
（二）勾连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赶超”与“复兴”想象
在“复兴”与“强国”的近代史语境中，早期有关互联网的想象被裹挟在家国的宏大叙事之中。1987年，中国在互联网向国外发出的首封电子邮件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便蕴藏着技术精英的民族复兴夙愿。不少从业者警示互联网可能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兵不血刃地建立起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中国“只有背水一战”。在这一话语背景下，“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强烈的技术焦虑与赶超动力，推动国家在政策、资金与基础设施上积极布局。
这种家国叙事不仅体现在宏观话语上，也渗透到微观实践中：媒体报道鼓励基层利用互联网实现地区赶超（如农民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推销农副产品等）。对于互联网的功能主义想象与国家发展话语相契合，得到主流话语的褒奖。
社会层面的想象：重构社会生活的“数字化生存”
（一）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创新”与“神话”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被想象为“发动机”“催化剂”，其商业化进程使公共话语由“技术”转向“行业”表征。1995年后，随着电信改革与商业力量介入，公共话语强调互联网的“高效”“创造”特性，预测“许多全新的经营方式和各种遍及全球的商业活动”将会涌现，电子广告、电子商场、电子购物、电子银行、电子报刊、电子图书馆等进入国民经济生活。1998年后，中国门户网站兴起，风险投资掀起中国互联网商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创业者掀起“拓荒运动”“淘金热”，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成为当时的明星，财富神话与互联网想象因此紧密相联与此同时，“泡沫”的隐喻也开始流行。与之对应，“硅谷的泡沫”开始引发人们警觉，美国互联网企业曾经“连续七年的繁荣”能否在中国复制，引起质疑。
这些经济想象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动员资本与人才进入新兴产业，刺激相关基础设施与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它们也塑造公众对互联网商业前景的期望与风险认知，从而影响投融资与创业文化的走向。
（二）日常生活的时尚与“数字化生存”
早在1984年，《人民日报》就展望信息社会将根本上消除距离对通信的限制，“工厂、办公室、商店、家庭都将实现自动化”。1994年，《人民日报》开始描绘“一台多媒体信息系统”具备电视机、计算机、传真机、电话机、游戏机、激光唱机、录像机全部功能的图景，指出这将在“全国乃至全球联网之后”发生在生活与工作的每个领域。1995年后，“建网、开发网上的资源、促使电脑家庭化、丰富电脑应用领域”成为国家建设重点。人们越发具象地想象运用互联网的场景。比如，人们期待通过互联网实现便利又便宜的即时通信，而“上网”在1997年成为年度流行词。BBS的兴起提供了线上社交场所，网络文学与“以文成名”的初代网红（如“痞子蔡”）出现，游戏《DOOM》等则展示了联机对战的无穷魅力，网吧成为重要体验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常想象充满热情，但也不乏忧虑与恐惧：对黑客、网络安全、成瘾等的担忧频见报端；一些早期报道引用国外研究警示“使用交互网已有类似吸烟上瘾的感觉”。与此同时，也出现“机器是人类创造的”“人定胜天”的乐观回应，体现出公众在期待与顾虑之间的拉锯。总体而言，数字化生存的想象既塑造了人们对生活方式转型的期待，也促使社会在教育、伦理与管理层面展开相应反思和治理尝试。
结论与讨论
借助“长时段”视角与社会技术想象框架，本文揭示早期中国互联网想象的三大“超主题”（连通世界、复兴家国与数字化生存），呈现宏观整体性、技术乐观主义与实用主义导向。在“赶超”与“复兴”的叙事中，互联网被赋予欠发达地区“赶超”的机会，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赋予互联网的独特意涵。1995年作为关键节点，标记着互联网想象由概念到实践的转变：想象主体从精英走向大众，想象主题从宏大叙事延伸到日常体验。
从主题演变看，“连通世界”贯穿全程，先是国家与科研领域的紧迫期待，后延展至个人与企业层面；“复兴家国”在1995年前主要以宏大叙事出现，1995年后创业创新和大众参与也被纳入“强国”实践；相较之下，“重构生活”的主题随社会应用深入而浮现，指向便捷生活、社会互动与新型文化生产。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想象更多指向经济、生活，较少涉及政治、文化：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实用主义想象的现实基础，也在客观上减轻了扩散阻力，而文化层面的想象滞后则折射出互联网文化发展的滞后性。
总体而言，早期中国互联网想象从基于知识与观察的乌托邦式畅想转向基于实践与应用的现实回应，从精英主导走向普通网民共同参与，从借鉴西方经验走向具有中国气质的在地化；通过不断具体化、微观化的想象，互联网从遥远概念演化成一个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这也呼应了对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反思：互联网与社会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异，社会对互联网的影响常常大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就中国经验而言，共识性定义将互联网重新定义为“赶超”的手段与机遇，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使“舶来品”在互嵌互构中呈现“中国气质”与全球视野并存的面貌。
在方法论层面，考察有关互联网的社会技术想象为研究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社会技术想象通过隐喻、叙事等表达出来，为揭示互联网的社会嵌入和文化意义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社会技术想象角度分析其中的物质性、意义、道德意涵，突出技术演进中的地方性色彩，可以拓展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叙事维度，亦为探讨互联网技术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超越单一时段的静态分析，采用更为动态的长期视角，关注互联网想象在不同历史节点的转变与再定义，以及它们对技术扩散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吴世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小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摘自：《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