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十分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读书心得。我分享的题目是：《截断思绪与随缘放旷——苏轼对人生的体认与安顿》。我将在这极短的时间里，以他一篇极短的小品《记游松风亭》为中心，分析苏轼对人生的体认、安顿与超越。
美国赛车手马里奥·安德雷蒂说：“如果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那表明你的速度还不够快。”（“If everything seems under control, you're just not going fast enough”。）去年，我在深圳做过一场题为“极速的时代与失速的人生”的演讲。在这个极速的时代里，我们的人生可能失速。大家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事业、生活、家庭、爱情，可能同时全面失控，可能轮番为紧张、焦虑、抑郁、内耗、孤独所困扰。
因而，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就成了全民的文化偶像。
在人们印象中，苏轼既有高才、博学、大名，又有机智、敏捷、幽默、风趣，身边更有美食、美酒、美女、美景……他一动笔就是妙文，他一开口就是金句，他一首小诗就可能成为一个地方最响亮的名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一首小词就可能成为千秋万代的座右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此心安处是吾乡”……他贬到哪里就爱上哪里，吃到什么就喜欢什么，他生前几乎人见人爱，死后照样可敬可亲。一个男人希望拥有的他全有，甚至男人没有想到的他也有，他是男性够不着的天花板，是女性心目中永远的男神。
不过，老天让苏轼禀有一世的大才，并没有让他享有一生的好运。
他21岁就和弟弟同榜进士，两兄弟一夜名满京城，恩师欧阳修断言“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仁宗更以“太平宰相”相期。后来，“文章独步天下”倒是如师所愿，而“太平宰相”可能连梦中也不曾实现。他在朝廷做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大约只有3年时间，他人生黄金期的几十年，不是被长期外放，就是一贬再贬。除故乡眉山和京城汴京外，他先后任职和生活的地方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另外乌台诗案下狱3个多月。
哪怕今天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有如此先进的医疗，我们也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更何况近千年前的北宋呢？苏轼“迁谪游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明赵用贤《东坡志林》序），我们都不难想见；而苏轼心境之坦然，精神之超旷，则出乎我们的想象。
这一切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从他的一篇短文《记游松风亭》说起：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苏轼在惠州的《迁居》诗序中说：
吾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十二日，复归于嘉祐寺。
他前后在嘉祐寺住了14个多月。此文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可能作于他寓居嘉祐寺期间，从开头“余尝寓居”来看，也可能是作者的事后回忆。
嘉祐寺现在惠州城内，前年我去过一次，原址现建了一所小学，校园里还保留了一座小庙。惠州学院一位教授，特地陪我去了松风亭，它就在离嘉祐寺不远的小山顶上。
这是苏轼信笔而成的一篇千古奇文，现收在《苏轼文集》《东坡志林》和许多选集中，各种版本的文字略有出入。
文章的大意是说：
刚贬到惠州不久，我曾寄居在嘉祐寺。一天我信步来到松风亭下，感到腿酸无力，想到亭子上去歇歇脚。抬头看看亭子，远在树梢的高处，心想如何才能爬到亭子呀？正在犯难的时候，忽然转念一想：为什么一定要看到亭子上去，这儿怎么就不能歇脚呢？于是，觉得像挂在钓钩上的鱼儿，自己一下就得到了解脱。人要是都能悟到这一点，哪怕两军正在对阵，鼓声像雷霆一样震天动地，朝前冲死于敌人，往后退死于军法，处于这般绝境，照样可以放下一切，舒坦地休息一会儿。
标题虽然是说“记游”，但既没有记松风亭的模样，也没有记四周的景色，又没有记“游”的经历，因为作者根本没有到松风亭，当然也就谈不上“游”松风亭了。这篇小品有点像人物的“意识流”，笔墨集中在“纵步松风亭下”的偶触之思，特别是一刹那的人生顿悟。
称这是一篇千古奇文，从艺术形式来看，结构上一波三折，思绪则峰回路转，文风更跌宕有致。
刚说“纵步松风亭下”，既是“纵步”，理当轻快，以为将畅游松风亭，哪知突然一转，说自己“足力疲乏”，想到亭子上去歇歇。已经在松风亭下“纵步”，“就亭止息”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哪知“望亭宇尚在木末”，早已“足力疲乏”，这么高“是如何得到”？想去松风亭“止息”，而松风亭还在“木末”，自己又疲惫腿酸。走又走不动，上又上不去，现在该如何是好？
不管是作文还是做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纠结，通常还会被“哽住”。且看苏轼是如何“想”，又是如何“写”——“想”和“写”在这儿是一回事，他是怎样“想”的，便是怎样“写”的，“写”只是把“想”的凝成了文字。
苏轼有什么妙招呢？他忽然脑洞大开：“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刚才不就是想到松风亭上歇歇吗？既然松风亭上能歇，这儿又怎么不能歇？为什么一定要到松风亭上去歇呢？
想到这儿，整个人就像脱钩之鱼一样，他一下子就轻松、自在、洒脱起来。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此他又宕开一笔，说人们假如都能悟到这一点，就算两军对阵杀声震天，进则死于敌手，退则死于军法，进退都是险境，还不如放心休整一下；就算遇上江洋大盗，前有悍匪，后有追兵，横竖都是危机，照样可以停下来歇一歇。
读苏轼这篇短文，像听苏轼和我们聊天，不时还能听到当时的一些口语，如“甚么”“恁么”“歇不得”“熟歇”，作者亲切地娓娓道来，我们“听”来津津有味。
正因为该文并非苦心经营，只是作者的妙手偶得，反而更能显示罕见的天才。你看，从“纵步松风亭下”，到“思欲就亭止息”，再从“如何得到”，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直到最后“忽得解脱”，全属作者胸中的意念和开悟，但在文章高手笔下，不仅“等闲平地起波澜”，而且一波刚过一波又起，文章自然就波涛起伏。
当读到“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时，觉得苏轼像个快乐天真的小孩；当他说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时，他又是一位深刻的哲人，人生的智者。
当然，此文的艺术虽说让人啧啧称奇，但它独一无二的意义，还在于给我们带来思维的乐趣，以及生命的启迪。
今天我和大家深解此文，是因为苏轼不只写出了“忽得解脱”，还道出了自己解脱的思维过程，更间接“开源”了自己解脱的思维方式，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元思维”。
他给我们“开源”的这种思维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截断原先的思维流，或者从相反的方向，或者另起炉灶来运思。譬如，他原先目的是“思欲就亭止息”，到松风亭上去休息一下，而让他烦恼的“是如何得到”，也就是如何爬到松风亭。一方面自己已经“足力疲乏”，根本爬不到树梢顶上的亭子，另一方面不爬到亭子，自己又没有办法“止息”。如果依这一思维路径走下去，必定会落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强撑着向亭子爬非常痛苦，不爬到亭子无法休息同样痛苦。
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惯性，肯定会“梗”在这个地方，不是怨自己能力不行，到不了自己的目的地，就是怨自己的命不好，一直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因而，我们会不断地纠结拧巴，翻来翻去地自我折磨，左摇右摆地犹豫苦闷，可见，我们内耗、焦虑、抑郁的原因，就是不能跳出自己原先的思维陷阱。
而苏轼在掉进陷阱之前，立即截断了自己原先的思维流，并发现了原先思维前提的谬误：为什么只能“就亭止息”呢？“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他再不纠缠原来的思绪，既然亭子上能歇息，眼前哪个地方不能歇息呢？既然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歇息，还用得着为爬不到松风亭而苦恼吗？一悟便“忽得解脱”，一斩断原先的思维流，便“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知道给自己解套，长期在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圈套中打转：因退休前没有升到厅级，我大学一位同学为此严重抑郁而自杀；因找不到1.8米的帅小伙，我一位好兄弟的千金一直单身；因没有晋升教授，我大学一位老师为此长期痛苦而患上癌症……他们从来不知道像苏轼那样发问：“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人常常是被自己的尿憋死，是被自己的思维牢笼囚住。
一旦固执，即陷困局；转念放下，便是坦途。
人们常常称道苏轼超脱旷达，赞赏苏轼随遇而安，羡慕苏轼随缘自在，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少去追问他为什么能超脱，为什么能随缘？大家总以为这是他随和的天性，没有人把这归结为他思维的独特，得自天性便不能模仿，来自思维就可以学习。
及时截断原先错误的思路，不落入自己或别人设定的圈套，才是使苏轼“忽得解脱”的法宝。我们再看他另一篇短文《书海南风土》：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窦。”岂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顾视帏帐，有白蚁升馀，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时戊寅岁也。
此文作于苏轼贬儋州时。岭南地势低而空气潮，加之水气上蒸，更是闷热难耐，这种情况海南岛尤其严重。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不发霉腐烂。人非金石，怎能长久？政敌要将他置于死地，他一时不可能回到内地。一边是此地不是人生活的地方，一边是他只能在此地生活，要按这样的思路想下去，那无疑会惶惶不可终日。苏轼毕竟是苏轼，他立即中止了这种思路，彻底转换了认知的视角。儋州这个地方时常能见到百岁老人，八九十岁的老人更不在少数，只要能“习而安之”，“虽长生可也”。由此，他进入一种湛然无思的澄明境界，进入天人合一而超然物外。
文中的“湛然无思”就是截断思绪，这样才能跳出原先的思维怪圈，否则就将落入“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现在，我们还要再追问一下：他为什么要以截断思绪的方式，来萃取惠州“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儋州“习而安之”便可“长生”的认知？这是苏轼生活的智慧，也是现实的需要。在古人眼中，惠州和儋州都是瘴疠之地，连物都“无不腐坏”，“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呢？只有通过独特的思维，体认到儋州不仅“可以生”，而且还可能“长生”， 惠州就更不用说了，“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这样，在这些贬谪的荒蛮之地，苏轼才会既安身又安心。“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他用一生换来的人生真谛，也是他一生安顿身心的妙方。
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柳宗元，同样都贬到“南蛮之地”，看看他们是何以自处。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坦承“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在永州长期恐惧得战栗。从作于永州的《囚山赋》中可以看到，他把永州的山水比作囚牢，他在贬所像坐牢一样度日如年，发出了“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撕心裂肺的哀号。他哭喊我不是兕，但被关到了木笼里；我不是猪，但是被关进了猪圈中！韩愈到潮州时也是哭天抢地，到潮州后更痛苦不堪，他笔下的潮州阴森恐怖：“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泷吏》）柳宗元后来死在贬所柳州，韩愈幸好很快被召回，否则就不可能“文起八代之衰”了。
再来比较一下柳宗元与苏轼，二人各自初到柳州与惠州贬所的心情：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苏轼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大家对读一下就知道什么叫“随遇而安”，什么叫“寝食难安”。
苏轼这种随遇而安的生存态度，随缘放旷的精神风貌，其精神资源是什么呢？
首先人们会想到的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他的影响，比如他“截断思绪”的思维方式，或许就受到禅师“喝断众流”的启发；他“湛然无思”以超然“物表”，无疑也与禅宗超理性的顿悟有关；还有他那“随缘”“自在”，这类用语和观念大多来自禅宗。
其次人们会想到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他的影响，因化用了庄子的齐物论，他独具一种应世观物的方法：“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相对主义让他看淡荣辱成败，使他在任何境遇中都能随缘，在所有贬地都活得自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儒家“素位而行”的观念，对他随遇而安生活态度的决定性影响，可惜这一点几乎被所有人忽视。
《礼记·中庸》第十四章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素位而行”的解释较有代表性：
“素”犹见在也。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
一个君子应根据当下的情况，干好自己手头的事情，根据自己的身份，来尽自己的本分。苏轼虽然出入佛老，但一生更谨依儒门，儒家才是支撑他安身立命的主干。他一生的言行都不出“素位而行”四字。身居富贵的时候，尽到富贵时的本分；身处患难的时候，做好患难时该做的事情。他在任何时候都活得充实、快乐、自在。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生存观，与今天的“当下即是”“活在当下”息息相通，苏轼俨然是今天生活智慧的先师。如今，有些朋友既不能释怀于过去，又不能满足于现在，也不能放心于未来，于是就被过去所纠缠，为现在所折磨，为未来而焦虑，最后既改变不了过去，又谋划不了未来，更把握不住现在，成天不是听他唉声叹气，就是见他怨天尤人，久而久之，他自己弄得心力交瘁，他身边的人敬而远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内耗。要是再加上完美主义，对自己绝对化要求：要是身材再苗条一些就好了，要是当年进北大就好了，要是进五百强工作就好了，要是能赚五百万就好了……总之，没有到手的一百个好，已经拥有的一百个糟。建议这些朋友天天念“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只有活在当下，并过好当下，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拥抱更好的未来。
不过，精神内耗虽让人情绪低落，慢性疲劳，乃至沮丧崩溃，但不必把它视为洪水猛兽。首先，精神内耗是认识自我的必要过程，任何一个人都曾经或正在精神内耗，对每个成年人来说，内耗只是一个重与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其次，内耗表明你和自己搏斗过，对自己至少还心存期望，对现在还心有不甘。最后，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都有程度不同的内耗经历，如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雷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长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在果决与犹疑之间徘徊，在亲情与爱情之间矛盾，但他是当时人文主义的化身，是文艺复兴人的觉醒的先导。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内耗之中，千万不要惶惶不安，只要不十分过分，内耗就属于正常的心理现象。
在演讲结束之前，我还想提醒朋友们，尽管在古代作家中，我最喜欢陶渊明和苏轼，在历次演讲和不少文章中，我都毫无保留地表达过对苏轼的钦敬，但我不希望把苏轼神化。
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当然是盖世天才，在为人处世上也堪称人伦典范，但在其他方面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有其长项就必有其短板，苏轼当然不能例外。苏轼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不只在宋代无人能望其项背，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只有极少数可以与之媲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虽是一个忠诚、勤政、爱民的大臣，但没有王安石那种明确高远的政治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顽强意志，和强硬而又高明的政治手腕，甚至还没有其政敌章惇那种胆量和谋略。
陈鹄的《耆旧续闻》载：
年轻时，章惇为商州推官，苏轼为凤翔签判，二人一次在山寺小饮。忽报前方有虎，他们借着酒狂勒马同往观看。离虎只有数十步时，马受惊不敢往前。苏轼见状也打起了退堂鼓：“马都吓成这样子了，我们还来干什么？”于是掉转了马头。章惇独自策马而前，对苏轼说“我心里有数”。快接近老虎时，他取出铜沙锣在石头上攧响，老虎一听马上受惊逃窜。回去后章惇对苏轼说：将来你一定不如我。
他温和胆小的个性，在乌台诗案中暴露无遗。当拘捕人员火速赶到湖州，凶神恶煞地站在官府时，苏轼见此惊慌失措，躲在厅堂后面不敢出来，副手祖无颇通判劝慰他出来相见，他出来时又不敢穿官服。
我时常想，假如“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能否从容镇定地力挽狂澜？
这样说，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神化苏轼，不是要贬损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他在任何困顿中，都能够“忽得解脱”的能力，以及获得解脱的思维方式，还有他那“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豁达态度，是我们民族无价的生存智慧。
好了，最后我们一齐高声朗诵——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2026年9月13日广州初稿
2026年9月19日北京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