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希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己亥建储期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光绪废位，带动起抗议立储的舆论浪潮。随后经元善出逃澳门，清政府则明令革职拿办，引发一系列交涉，“经元善案”由此而起。己亥建储对晚清政治走向影响甚大，经元善案亦因此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在梳理该案基本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盛宣怀、郑观应等电报局要员与该案的关联，并结合这一时期的政局分析了该案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和意义。
不容忽视的是，经元善案自始至终都带有浓重的国际政治色彩，并与戊戌政变以降维新与保守势力的对抗相结合，构成了该案的另一重要面向。事实上，经元善电报已经重点论及中外关系，声称“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中止废立可以“弭中外之反侧”，上述言论引发清廷强烈敌视，御史弹参纷起，将这些表述视作挑拨中外关系的罪证。如余诚格率先指责经元善“勾挑外衅，以普天同庆之盛举，作兴兵构怨之危词”。黄桂鋆也在参折中强调“御外侮必先清内奸”，指出“内地奸人率以勾串外洋为渔利之媒”，抨击经元善“挟外洋以哃喝朝廷，是真无忌惮之尤矣”。而在经元善出逃之后，保皇会、正气会、兴中会等新党团体，在日本、英国等列强势力的支持下，以各种形式开展营救援助，对正在进行的中葡交涉产生重大影响。关于戊戌政变后康梁一派如何策动各路新党势力，争取列强支持，发起反对清政府的“保皇”与“勤王”运动，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但这些活动与经元善案关系的讨论仍相对薄弱。本文拟利用中外文档案、函电、报刊等史料，从清政府“对立面”的视角出发，尽可能完整呈现海外维新团体与列强势力介入经元善案的过程，借此探讨己亥建储时期维新团体的合作与分化，以及中外关系演变等问题。
一、保皇会的援救与利用
经元善出逃澳门，电报局督办盛宣怀被清廷严令将其“交出治罪”。盛宣怀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炮制贪污罪名，向署理两广总督李鸿章提出“由电局出名控其侵挪”，以便尽快实行引渡。李鸿章派遣刘学询前赴澳门，要求总督贾也度（Eduardo Galhardo）缉拿经元善，贾也度随即将经元善监禁，同时催促中方尽快提交证据，作为引渡的先决条件。消息传出，康梁一派直接控制的澳门保皇总会立即行动，多方加以营救。
经元善领衔电报之举，客观上壮大了海外保皇运动的声势，完全符合康梁一派的政治利益。因此，经元善前往澳门避难，深受保皇总会的欢迎。在其被捕之后，不断有保皇会人士前往探视照应。康、梁等人在这一时期辗转流亡海外，音讯不通，实际并未与闻连署电报一事。但随着相关消息在海外广泛传播，康、梁均亲自致函经元善表示赞赏。康有为函称：“如君之电争圣上，真不避险难，而发于至诚者也。”并称此举是对抗“篡废之贼”的有力手段，将之引为同志。此后还传出康有为密赴澳门拜会经元善，双方“倾谈颇久”的消息。梁启超了解情况后，也很快致信盛赞其“气贯云霄，声震天地”，“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梁氏还嘱托澳门《知新报》馆同人全力照看和保护经元善：“莲老来澳及被逮之事，弟从报纸中仅见之。……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在康、梁等人的直接关照下，保皇总会曾联合华商共五百余人具禀澳督，要求其全力保障经元善人身安全；同时担保经元善绝无贪污之事，警告“若贵总督竟将经交还中国，则我等华人均不在该处贸易矣”。
与此同时，保皇会也有意利用经元善案作为对抗清廷、打击其威信的政治手段。一方面，与康梁一派关系紧密的报刊，如《知新报》、横滨《清议报》和新加坡《天南新报》等，均大量刊载有关经元善案的报道与评论，将其塑造为国内保皇运动的领袖和勇于反抗朝中奸佞的忠肝义胆之士，借以宣扬政见。这些报刊指出，建储之举实与废立无异 ，经元善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揭破真相，可谓“洞见逆贼心肝”。又形容经元善本人品性高尚，不仅“胆识兼优，忠诚过人”，“忠义为怀，光争日月”，并且“忠厚慈祥”，一向“有大善士之称”，为此鸣不平称：“呜呼，如此大善士大义士，竟遭奸贼之手乎！”然而，即使深受迫害，他仍不改初心，“每饭曾不忘君”。并且刊载经元善旧作，号召海内外华人应该以其为榜样，毁家纾难，赞助保皇会的政治事业。这些言论营造出经元善与保皇会志同道合、相互提携的形象，颇具政治宣传效果。郑观应是盛宣怀倾陷经元善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为此致函盛宣怀通报消息，并表达担忧称：“（康有为等）又代登报，说经乃善人，以惑人心。康党之意不良，恐陷聋叟（经元善，下文‘聋’均同）于大逆，闻之甚为焦灼。”
另一方面，保皇会在抵制清政府引渡经元善的同时，也力阻经元善与清政府达成妥协。署理两江总督鹿传霖曾托人向经元善表示希望其早日自行回国，并愿意担保其人身安全。经元善颇受触动，表示情愿“解省就质”，或者返沪与盛宣怀“共商投案之法”，然而澳门保皇会人士“无不同声留阻”，声称此举徒然“凋零皇上枝叶”，只得作罢。此后，盛宣怀也通过电报局总管周万鹏以及经元善的“家属亲友”劝说其主动投案，但经元善以当前“环球耳目瞻瞩，必被同胞齿冷”为由拒绝，这显然也是顾及保皇会人士意见的说辞。郑观应向盛宣怀透露消息称，“据聋子伯涤、聋婿袁春洲云，近接聋叟来信，颇愿返沪，奈为康党所阻，无可设法等语。应察其言不虚。”对于康梁一派而言，经元善长期羁留保皇会势力强固的澳门，不与清政府和解，最有利于其借助经元善案扩大自身影响力。尽管这并非经元善本人所愿。
此外，康梁一派还以刘学询往返澳门办理经元善案交涉为契机，策划了针对刘氏的暗杀行动。李鸿章督粤后，起用刘学询打击海外保皇势力。刘学询四处派遣密探，勾串殖民地巡捕，成为康、梁等人的巨大威胁。梁启超对此高度警惕，主张重金雇用刺客将其暗杀。尤其是在经元善案交涉期间，其反复催促保皇总会尽快付诸行动。不久之后，刘学询自澳返粤，暴露自身行踪，当即遭到枪击，尽管伤不致命，但刘学询深恐再遭暗算，一直托名养病，闭门不出，不再负责中葡交涉。李鸿章认为“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其情可悯”，对此表示默许。虽然行刺的主要动机并非在于保护经元善，但保皇总会主导的这一行动仍然对盛宣怀等当事人产生了巨大震慑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对于经元善案的态度深受刘学询的影响。刘学询出于向清廷邀功，维持其包办广东闱姓特权等目的，不遗余力地推动经元善案交涉，甚至夸大其词，对李鸿章声称只要向葡方移交人证物证，当场就可以引渡经元善。这也是李鸿章对该案一度态度积极的关键原因。盛宣怀的亲信王庭珠曾向其密报内情称：“从前傅相（李鸿章）所谓人证到即可解省，系被刘所蒙。”刘学询被刺之后，李鸿章与盛宣怀均深感该案棘手，交换意见之后，决定采取“冷搁为贵”的策略，消极对待引渡一事。
二、正气会与日本朝野的动向
在经元善案中，上海维新团体正气会的动向也值得关注。经元善的电报局同僚杨廷杲在日后透露， “叶瀚及汪诒年与各报馆主笔”在连署电报过程中组织策划，奔走甚勤。而目前保存下来的电报名单中，除了上述诸人，还包括唐才常等自立军策动者，以及众多趋新的寓沪读书人。他们大多参与了1899年12月底发起的以“爱国忠君”为宗旨的正气会。尤其是唐才常、叶瀚、汪诒年及其兄长汪康年等人均为骨干成员。尽管正气会内部汪康年、唐才常各派别分歧重重，但建储事件使各方合作意愿大为提高，催生了声势浩大的保皇浪潮。在此之后，保皇会与正气会之间也加强了联系。梁启超致信汪康年，赞赏正气会组织连署电报之举：“废立伪诏下，举国震动，而上海一隅，义声尤烈，逆谋稍敛，皆赖此举。兄与颂谷（汪诒年）、浩吾（叶瀚）、伯忠（唐才常）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希望双方继续合作。在此背景下，经元善被葡萄牙政府逮捕之后，保皇总会立即通知上海，而“正气会中人诸同志一接电音，寅夜即将电报总局款项料理清楚”，请求英国驻沪领事等设法保护。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也刊登澳门保皇总会的“友人来函”，揭露、批评广东当局和盛宣怀以引渡贪污罪犯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这些活动颇引人关注，王庭珠密报盛宣怀称“上海之经党颇多”，务必多加警惕。
不久之后，汪康年与经元善也建立起书信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元善利用这一渠道将《挽救中国本原迂言》一文寄给《中外日报》刊布，并请求“代寄津、汉两报，更能寄与都门王中堂（王文韶）及杭垣同善堂诸公为盼”。王文韶、汪康年与经元善同属浙籍，王文韶还曾在军机处极力争取从宽处置经元善，杭州同善堂则是浙江官绅所办慈善机构，因筹办赈务与经元善关系密切。经元善在文中对慈禧太后及李鸿章等人多有赞颂，并自我辩白称：“去腊二十七日电奏，虽小臣越份，而报国愚忠，实具不得已之苦心，仰承圣慈定能离明烛照，必求诸道。何期竟至于冒宸严，非始料所及。”此外，他还声称自己致力于调和清廷与保皇人士的关系，“此次来游岭南，凡遇志切维新有所忿激者，不惮苦口说法”。这篇文章最早在海外报纸刊出，引发保皇会人士的批评，最后不得不在刊印文集时作了大量删节。这反映出经元善仍寄希望于清政府态度转变，尝试借助同乡关系为自己发声，以打动朝野舆论，实现和解，而不满于康梁一派利用其作抨击清廷的政治宣传；同时也显示保皇会与正气会虽合作于一时，但对于清政府态度的核心分歧仍未解决。
无论保皇会还是正气会，其积极参与保皇运动，介入经元善案，均与日本朝野势力的支持密不可分。尽管日本政府始终避免对建储一事表态，但一些线索表明，代理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有干预之举。有报纸披露，经元善案发生后，“日本领事不忍袖手旁观，听其拘拿，仗义执言，出而保护”。此外，连署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主笔群体，其供职的报馆几乎都是借助日本名义设立。张之洞等督抚曾向日本外务省抗议称，《中外日报》《便览报》《苏报》《沪报》等“皆日本保护”，最近言论行事“有意危乱中国”，要求通过上海领事约束各报“勿信康党讹言刊报，勿用康党主笔”。小田切氏态度消极，坚称各报早与日本无关，势难办理。各报持续登载同情经元善的报道评论，基本未受干扰。
东亚同文会起到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正气会成立之初，“不能公然揭示该会之宗旨，故伪名之曰东文译社”，有同文会背景的田野橘次出任社主。其后正气会逐渐公开化，其宗旨与组织均率先在同文会机关报《亚东时报》及其他日本报纸披露，体现出正气会与同文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文会广东支部则与保皇会往来频繁，兼任“康派之学校教授”的松冈好一派驻澳门《知新报》馆。松冈好一与田野橘次的关系亦相当紧密，此前两人共同受聘为《知新报》记者，策应维新势力。经元善被捕后，广东支部立即致函本部汇报情况，驻留香港的事务员原口闻一则亲自前往澳门，多方拜会商谈，了解案情进展。然而，广东支部与中国当局关系紧张，在刘学询的打压下，支部视同机关报的《东华报》停刊。随后原口闻一创办《嬉笑报》，宣扬保皇会主张，抨击清政府，声援经元善，再次遭到李鸿章查禁。鉴于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同文会决定撤废广东支部。但该支部的核心成员并未停止活动，继续为经元善提供支持。经元善本人的重要自述史料《答原口闻一君问》，便是原口闻一再次访问澳门的成果。这次访问也显示，松冈好一对于经元善案的内情掌握甚详。日后包括此文在内的《居易初集》更由上海同文社重新印行，足见同文会的关切程度。在同文会看来，这些举措是面对保守势力的压制而被迫做出的回应。如其会务报告指出，“皇嗣册立事件后，北京政府继续实行压抑新党政策，深为阻碍本会事业”，虽然同文会并无新党旧党的畛域之见，但与同文会往来之人每被政府视为新党。援助经元善一类的“新党”，暗中与清政府展开对抗，遂成为同文会这一时期在华活动的主要内容。
三、兴中会成员运作英国干涉
相比于日本以幕后协助维新团体为主，英国朝野对经元善案的干预更为直接，造成的影响也更大。事实上，从经元善组织通电到其出逃，皆有英国人赞助参与。同文会报告指出，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保皇运动中极其活跃，“本年一月册立太子事件，煽动在沪诸维新党，使之联名发电并请太后归政者，即此人也。”而经元善选择前往港澳，也是其建议与协助的结果。日后郑观应致函经元善辩白当日情形称：“尊嫂自听西教士之言，跼蹐不安，故劝吾兄出行。”李提摩太也在回忆录中提及，经元善夫人曾在电报局员的陪同下请其施以援手，“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经元善被捕后，在沪英人营救甚力。李提摩太之妻玛丽·马丁（Mary Martin）“径至驻沪葡萄牙领事府中询问”，得到领事已将经元善因电报开罪清廷的实情电告澳督的答复。除了李提摩太夫妇，英国领事也在正气会请愿后“电致英京外部大臣，请其转达葡廷，即电饬澳门总督，妥为保护，勿令交与华官办理。一面电禀香港总督，请其就近设法保护”。
在香港，英国当局在兴中会成员的运作下通过外交途径干涉经元善案。兴中会员谢缵泰、徐善亭等人得知经元善被捕后，当即“会集酌议，登列西字报纸，历叙此案情由，吁告西人请为救护，并聘西国大律师赶赴澳门，援照公法，与之办理。又于念七早邀集素有声望诸绅商往谒港督，恳其照会澳门总督”。谢缵泰还拜会了天足会领袖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在其帮助下“通过当权的总督亨利·阿·卜力及其夫人（H. Blakl）给澳门总督提出友好的建议”；立德夫人还亲自致函给澳门当局的高级官员，对于此事表达关切。有报纸披露，立德夫人误以经元善为不缠足会首董，“因而大奋热肠，往见港督夫人，议论此案，立促港督备文照会澳督。”
此外，兴中会还积极联系与之交往密切的香港英籍报人，借助西文报刊制造保护经元善的舆论。谢缵泰回忆称：“我的朋友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和《香港日报》（《孖剌西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以及《德臣西报》编辑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对这事也很关心，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刊载社论，强烈提出早日释放囚犯。”史密斯表示：“我几乎不相信澳门政府会不顾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求释放经元善先生的舆论”，自己与编辑同人将广泛联络其他报纸，并特约记者参加澳门的审判。与此同时，上海西方人士受到维新团体以及李提摩太等人的影响，对于经元善多抱持同情态度，“寓沪西人，咸相错愕，继以义愤，谓中国政府必欲将忠义之士诛捕净尽，不知是何居心云云。”由此，香港、上海等地的西文报纸很快形成呼吁葡萄牙政府保护经元善、谴责清政府实施迫害的舆论浪潮。
《孖剌西报》和《德臣西报》均从经元善被捕次日（2月26日）起持续刊载经元善案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涉及经元善领衔联名电报触怒清廷、清朝政府捏造贪污罪名、广东当局秉承意旨策划逮捕以及经元善处境危险等方面。经过史密斯的安排，《孖剌西报》开始登载澳门记者通信，集中报道香港英人在营救活动中的活跃表现，以及澳门中西人士对经元善的支持和同情。不久之后，该报还刊载了记者对经元善的专访，着重表现经元善虽身陷囹圄，但泰然从容的形象，并转达了其希望赴港进一步得到英国政府保护的愿望。《德臣西报》则在主要版面刊载编辑评论，一面激烈抨击清政府，一面呼吁英国政府直接对华施压：
我们担心如果澳门当局将经元善交给中国人，另一场类似于1898年政变的惨剧将会发生。为了正义与人道，我们希望经元善不要落到“温柔仁慈”的慈禧太后和她可耻的奴仆李鸿章的手中。……如果慈禧太后和她盲目的支持者们不慎重行事的话，他们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反抗；而英国在北京和伦敦的当权者们，这些对于维持中华帝国的统一表现出极大焦虑的人，最好利用他们仅有的一点影响力，促使中国当局认识到这种可能性。
上海西文报纸同样登载大量相关报道，译载中文报纸的评论和维新人士的投函，并以在沪西人的立场声援经元善。其中《字林西报》的言论尤为尖锐，甚至将经元善案与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时曾在苏州杀降一事相类比，指责李鸿章素无信义，“前在苏州应允戈登将军之言，悉系诈伪难凭者”，警告葡萄牙政府不可轻信，应以英国为后盾抵制清政府的外交压力。这些言论经过《中外日报》等中文报纸转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此外，香港、上海的西文报纸之间也注重相互转载有关评论报道，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言论立场。
上述舆论动向受到盛宣怀关注，他很快向李鸿章报告称：“唐少川（唐绍仪）由粤到，谓港、澳新闻报均传中堂奉密旨，到粤即就地正法等语。沪亦如此纷传，恐赴英、葡两领事处徒生枝节等语。”不久之后又两度电告：“洋报皆称实为国政，恐难交解。”“沪西人众论云，华官若要必得，恐徒伤政体。……倘人交出，断无生还，故保护益坚等语。”表现出对此类舆论可能影响到葡方态度的担忧。
果不其然，贾也度很快收到大量来自香港的抗议逮捕经元善的函电，香港报纸的批评言论也开始在澳门传播。迫于压力，澳门当局在监禁经元善三天后即作出妥协，将其从狱中移送至大炮台居住，并允许亲属照看，开放外人探视，有意显示优待。3月2日，刘学询携李鸿章公文前赴澳门，准备按照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第四十五条“中国犯罪民人有逃至澳门地方潜匿者，由两广总督照会澳门总督，即由澳门总督仍照向来办法查获交出”之规定，将经元善引渡回国。但贾也度表示，外间舆论指经元善遭受政治迫害，保皇会、兴中会代为聘请的律师也声明经元善“因电报得罪，并无欠款”。因此，根据《万国公法》中“若系谋反干国政之罪，不交还”之通例，必须经过公开审理确定经元善是否符合引渡要求。
四、葡萄牙当局与澳门审判
然而，英国朝野的抗议在迫使澳门当局妥协的同时，也激起葡国官民的强烈不满。香港总督等政府人士公开表达关切，无异于插手中葡交涉，干预葡萄牙司法主权。而香港西文报纸的尖锐批评尤招致葡人反感。如《孖剌西报》在报道经元善被捕时，评论称葡萄牙在澳门历史上常常处于“从属地位”，很有可能“与现任中国统治者的嗜血暴政沆瀣一气”，屈从清政府要求。中文报纸也称“西字报又复嘻笑怒骂，谓澳督不知公法，忘听华官指挥，并谓葡国弱小，若使不敢保护，请其送来香港，归与英国保护云云”。葡方对这些言论自然难以容忍。
结果，澳门舆论不仅未与香港一致，反而对英方施压之举多有批判。《前景报》（O PORVIR）是葡萄牙商人利斯贝罗（Lisbelo Jesus Xavier）在香港创办的舆论机构，在葡裔移民中颇有声望和影响。该报很快刊载评论，批评香港英文报纸“煽风点火”，并严厉驳斥《孖剌西报》的言论称：“贾也度总督……不是一位缺乏决断，需要听从《孖剌西报》的命令的人。……必须让《孖剌西报》彻底明白，贸然向一位葡萄牙殖民地总督提出意见是极坏的行为。因为这个殖民地既没有向他们提出要求，也不需要建议。……葡萄牙殖民地的正义不是买卖。权力属于合法者，仅此而已。”关于经元善案，《前景报》也指出葡萄牙人以本国利益为上，“总的来说，这里的公众舆论是冷淡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人（经元善）不要在澳门打扰我们，让我们置身事外。”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声誉，当局仍应“以国际法和中葡条约为准则”公开审理此案。
鉴于港、沪英文报纸攻击澳门当局，葡人舆论不愿轻易采信这些报纸为经元善所做的辩护，而倾向于相信清政府的指控。其主要理由是经元善与“国事犯”的标准不合，清廷仅仅宣布“建储”，经元善则径将其理解为“废立”联名反对，显然是虚假信息导致的一场误会：“这份由一千多名爱国者署名的来自上海的电报，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的，根本毫无分量，因为它是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的抗议。这一千多名爱国者不过是堂吉诃德式地将矛头对准了风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不出来这份所谓的上海电报，能拥有爱国者们赋予的那般重要性。”此外，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经元善潜逃之前就遭受迫害，“一个年老体衰、孱弱怯懦的老人的惶恐，并不能证明他实际遭到了政治迫害。至少要拿出一件圣旨、一道逮捕令，或是任何能够表明中国政府在发现他贪污、弃职、逃跑之前，就已经开始迫害他、骚扰他的证据。然后我们才能对这种所谓的迫害做出判断。”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指控其贪污公款“似乎并不难证明”，因为官员腐败早已是中国的痼疾，甚至于“无官不贪”，尤其是财政会计制度漏洞百出，很容易找到相关证据。这些言论以清廷最初并未明令逮捕为依据，既否认“建储”与“废立”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又否认清廷有惩处经元善干涉朝政的意图，显示葡人对于中国政局与政治运作的理解多有隔膜。贾也度在这一时期也曾多次向中方表示“无他意，有证据即交”，愿意通融办理经元善案，尽快实现引渡。从这些言行来看，《前景报》的言论实际上完全符合葡萄牙政府的立场和思路。
然而，第一次庭审的结果与预期差距甚大。电报局提调杨廷杲作为盛宣怀亲信，曾配合盛检举经元善，此时却视出庭为畏途，始终称病不出，代其赴澳的周万鹏等慑于日前刘学询遇刺，深恐开罪保皇党人，“不俟堂讯”即匆匆返沪。相比之下，维新团体准备周密，且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有力支持。中方诉讼律师致函广东当局，指斥法官马加良斯（Albano de Magalhes）偏袒经元善，公然将“具有维新派思想”的英国驻澳门副领事和一位英籍律师列入证人名单，作出不利于清政府的判决，拒绝引渡要求。庭审结束后，律师抗议法官与英籍证人“从一开始就将审判变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法官则谴责其“嗜血”及藐视法庭。双方竞相指责对方与港英和清政府的关系，大打笔墨官司。这使葡萄牙舆论逐渐认识到，经元善案实质上是清政府与维新党人及其英国支持者的较量。《前景报》分析称：
在中国，有一个名为“维新派”的大党。……这个派别……在所有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群体中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开始了全面抗争，集中力量对抗慈禧太后及其党羽。……说实话，这个经元善，一位几乎双目失明、双耳失聪、摇摇晃晃、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工具罢了。在引渡问题上，维新派和中国政府之间正在激烈交锋。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澳门当局作出何种裁决，都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葡方态度愈发谨慎和消极，转而采取拖延策略。其一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引渡经元善，一面否认经元善为“国事犯”，拒绝恢复其人身自由。随后又宣布需要里斯本最高法院核查批复，长期搁置审议案件。面对僵局，中方诉讼律师认为应该直接提出外交抗议，施压葡方处理该案：
到目前为止，案件正处于糟糕的状况。……鉴于澳门当局的态度很可能对我方不利，而里斯本政府又在拖延答复，如果我被允许表达意见，那么我会说，总理衙门应该毫无拖延地致电里斯本政府，抗议澳门当局迟迟没有决定引渡囚犯。……如果北京政府同时能够保证不以政治罪名追究被告……我敢断言，这将会极大地影响里斯本政府的意见，使其遵守《中葡条约》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然而，此时盛宣怀等业已商定“冷搁为贵”的因应策略，自然不愿主动引发交涉事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不久之后更由于庚子事变的发生，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无暇顾及此事，经元善案交涉陷入停滞。
由此可见，面对兴中会等团体与英国朝野势力的抗议，葡方尽管作出一定妥协，但始终不满于英方的干涉与施压。与之相对，澳门当局曾多次向清政府表达合作立场，愿意尽快实现引渡。然而，受到刘学询遇刺、杨廷杲称病等诸多事件的影响，清政府贻误时机，最终失利于庭审。受此影响，澳门当局才逐渐调整立场，采取拖延手段。即使如此，中方仍有可能通过更高层级的交涉来实现引渡，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已然无意继续运作此事。就此而言，经元善长期羁留澳门，既是维新团体与英国等外国势力介入的结果，也深受中国方面多种内部因素的左右。
结 语
庚子事变以降，葡萄牙政府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继续拖延经元善案的审理。对此，经元善致信澳门当局提出抗议。澳门舆论也呼吁政府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将其释放。经过一番周折，经元善最终被宣判无罪，并在清政府的默许下返回上海。
有学者指出，己亥建储“自是戊戌政变的走势推移。展述至庚子拳变，是历史的一脉相承，谈历史而省略己亥建储，自必形成历史动力断层，势不可轻易跳跃”。考察经元善案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具体动向，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这一转折时期的政局演变逻辑。经元善案发生于国内政治矛盾日益激烈、清政府与列强关系趋向恶化的双重背景之下。该案本身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介入的一场展演。戊戌政变之后，保守势力迅速回潮，逐渐主导清政府，最终贸然实行己亥建储，此举被视同光绪皇帝废位，导致朝野的严重分裂。政变之后遭遇严厉打压，一度被边缘化的康梁一派，也在这一时期重整旗鼓，利用报刊等新式媒介，逐渐在东南沿海与海外华埠建立起庞大的保皇舆论势力。经元善案的发生，更为其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尽管保皇总会并未参与前期的连署电报运动，但在经元善逃亡澳门之后，保皇总会迅速联络正气会、兴中会并得到积极响应，沪、港、澳三地遥相呼应，展现出“新党”势力的空前团结。经元善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孙中山伦敦蒙难、康梁流亡日本后仍遭施压离境等事件。清政府的这类跨境打压行径，激起了海外趋新人士的广泛愤慨与同情。但从经元善案后续发展来看，各个团体关于如何对待清政府等重大立场差异始终存在，其合作也仅止步于营援经元善。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内外交迫的危机局势扩大了各派共识，康梁一派也得以构建一个规模宏大的“保皇”与“勤王”战略。然而，各个“勤王”队伍有的依违两可，有的意见相左，康、梁等人的战略设想徒具声势，却难以付诸实践。经元善案幕后“新党”团体的合作与分歧，应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该案也进一步表明，康、梁虽揭橥保皇旗帜，实仍难以统摄各派，日后各方走向分裂乃至对抗已在所难免。
在此期间，英国、日本的朝野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持维新团体，公开插手经元善案，干预中葡交涉，视之为制衡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力量，推进其在华“开化”事业理所当然的手段，体现出这一时期列强对中国内政干涉程度正在逐渐加强。上述举动在震慑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同时，也极大加深了以刚毅为代表的中枢大员的恶感。有报道称，刚毅将经元善联名电报之举归结为“洋人习气”的影响，对此深恶痛绝：“我固谓与洋人相处者，无一不作汉奸。经老头儿，本好好一个人……不料其总办电报局有年，习染洋人气味，遂亦变坏如是。”此类新闻虽有“新党”舆论渲染的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经元善案进一步加剧了中外关系的紧张。一部分清廷高层的排外立场日益强化，数月之后即发展为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在华势力，庚子事变亦由此而起。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安徽史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