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平台的多模态内容正重塑着人们的旅游动机、决策与体验。数字美食景观通过对多重感官的调度推动美食旅游的媒介化，社交媒体成为展演地方吸引力的策展之所。本文结合非表征理论视角，提出“感官循环”的解释框架，阐明美食旅游实践具身生成过程中的三种路径。其一，社会化感官循环。旅游者在平台感官生产激发的“多感官想象”驱动下进入美食旅游具身实践，通过真实性追求与个性化调适协商感官节奏，并经由感官记忆的社会化再生产开启新的循环。其二，个体化感官循环。感官记忆内化为具身资本，长久塑造着个体的旅游判断、情感体验与社会交往。其三，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身体通过长期的感官调谐形成具身倾向及惯习，使各环节间的跳跃成为可能。与以文化表征为核心的传统研究路径不同，感官循环强调感官实践的生成性与流动性，揭示出旅游者如何在媒介化环境中通过感官实践建构自我与地方的关系。
关键词：美食旅游；非表征；媒介化；数字美食；感官循环
引言
感官是个体感知世界的基础，而数字媒介的普及使感官经验日益被媒介化。在社交媒体的视听叙事及算法机制作用下，人们对味觉与嗅觉的想象被重构，感官体验的生成不再仅依赖物理接触，而是在图像、声音与文字的流通中被“提前”调动。近年来，美食内容成为最具流量与互动性的类型之一，其多模态特征不仅激发用户的食欲与情感共鸣，也推动了线下的美食旅游实践，即以品尝目的地美食或参与美食相关活动为主要甚至全部行程的旅游形式。在此过程中，多重感官体验使美食旅游被视为一种感性主体的具身化实践。尤其是在“数字美食景观”的影响下，美食旅游成为感官经验流动与空间想象生成的典型场域。
传统旅游研究深受西方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的影响，长期将旅游体验简化为主客体剥离的视觉消费。在此背景下，早期“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理论侧重于视觉表征与符号的收集，强调旅游者通过寻找并观看“异域”景观完成对地方意义的捕捉。随着“身体转向”的兴起，学界开始反思“凝视”范式中身体与多感官参与的缺失。对此，约翰·厄里（John Urry）和乔纳斯·拉森（Jonas Larsen）虽在后期的凝视范式发展中引入“具身凝视”（embodied gaze）的概念，但其核心逻辑仍倾向于将身体视为支撑视觉采集的移动工具。正如他们自己所反思的，“旅游景点多半是按照视觉至上的逻辑进行规划与设计的，在这个过程之中，难免压抑、操控其他四种感官，而民众观光旅游时，视觉确实扮演着统御的角色”。事实上，随着媒介技术与旅游实践的深度融合，其他感官体验愈发重要，旅游成为一种在特定空间中展开，充满即兴情感与多感官交互的表演性具身实践。旅游不再仅以“看见”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多模态内容的消费实现感官的深度卷入。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文化表征层面，将旅游意义的生成视为符号化过程，忽视了媒介化环境下感官实践的动态性与具身性。实践中由个体产生的“多感官的、流动的、活力的和生机的”等难以被语言完全捕捉的经验，因而常被学术分析所忽视。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则试图弥补这一缺憾，聚焦具身实践与多感官互动，强调感官系统、媒介物与空间的协同作用。
本研究基于非表征理论视角，关注数字平台如何通过多模态内容与交互机制重塑美食旅游实践的感官体验与行动逻辑。研究提出“感官循环”概念，指涉个体在数字内容生产所激发的多感官想象驱动下，进入美食旅游具身实践，并在感官记忆的流通或内化中开启新的循环。相较于以表征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感官循环强调感官体验在数字媒介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性，揭示媒介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循环的各环节均可驱动具身体验的持续生成。由此，本文尝试以传播学视角重新理解美食旅游的具身生成逻辑，探讨数字平台如何塑造当代人对地方、身体与经验的再感知。
一、文献综述
（一）从文化表征到媒介朝觐：美食旅游的媒介化
美食旅游研究肇始于西方旅游研究语境，关注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和动机，并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范式下，食物被视为地方文化的象征性媒介，承载着地方认同与社会意义。文化表征理论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支撑，强调符号意义的生产依赖于社会实践与意义交换构成的“文化循环”（circuit of culture）机制。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以接合（articulation）的方式构成文化循环的过程，并具有相对自主性，各环节之间的接合并不意味着下一环节的必然发生，这也使得文化意义在循环过程中始终存在被“再生产”与多元化解码的空间。聚焦于美食文本的符号分析，食物文化研究形成了社会表征如何建构食物意义、食物表征如何影响文化群体身份认同，以及如何利用社会表征作为食物消费的预测指标三种主流研究取向。然而，这种路径忽视了身体作为感知媒介的作用，从而难以捕捉实践的动态性与个体的能动性。
当前，社交媒体上的“数字美食景观”成为地方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场域。数字媒介加速了信息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使地方美食在跨时空语境中被重新展示与消费。以“推荐”“热点”为核心的算法逻辑，推动美食叙事从静态景观向仪式化的“打卡”实践转变。数字地图、短视频与评论区共同构建了流动的空间界面，促使美食景观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被体验、被再造的媒介对象。尤其对于高强度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年轻群体而言，数字空间既唤起旅游想象，也是个人经验的生成场所。符号化的表征与感官化的实践在其中交织，个体在被平台内容唤起的感官想象中产生情感共鸣，并期望通过在场实现体验的具身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字美食景观亦是深受平台商业逻辑支配的策展之所。在流量激励与商业合作的驱动下，平台内容生产普遍遵循特定的审美模板。社交媒体口碑传播中被视为可靠且公正的旅行体验反馈，已成为与商业预订、评价体系深度共生的“剧本化”产物。当这种媒介化的共识幻象与个体的真实性追求发生碰撞，表征层面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便产生了意义分歧。
在此语境下，表征逻辑下的文化研究路径面临解释力下降的挑战。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媒介朝觐”理论，揭示了媒介叙事所构建的标志性地点如何成为旅游者“朝圣”的对象，并通过媒介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的张力，展示了旅游行为中的媒介化逻辑。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游客旅游动机与媒介叙事之间的联系，但仍囿于网红目的地文化形成的表征框架之中，忽视了游客主观感受与实践经验在旅游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媒介表征虽然在吸引游客方面具有强大动员力，但真正决定体验深度的，是由具身实践引发的“在地感”与“身体感”。因此，媒介朝觐虽然解释了“去哪里”的动力来源，却未能充分阐释“在场时”那些超出媒介预设的、偶发的感官体验。故本文主张引入非表征理论，以探讨数字美食景观中的感官经验、媒介机制与主体生成，重新理解数字时代美食旅游的媒介化逻辑。
（二）转向感官体验：非表征理论与旅游研究
非表征理论由文化地理学者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旨在突破对语言、符号与文本的过度依赖，所以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中身体、感官与情感的即时互动与生成过程。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进一步提出“超越表征”（more-than-representational）的概念，指出非表征理论关注“生活如何在共享经验、日常惯例、转瞬即逝的相遇、具身移动、前认知触发、实践技能、情感强度、持久的内在冲动、平凡互动与感官倾向中逐渐成形并获得表达”。非表征理论的研究视域高度开阔，但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实际研究中常被应用为对表征路径的反思性方法论。要把握该理论取向的解释力，则需要进一步识别其中所蕴含的具身生成（becoming）机制。
一方面，非表征理论关注“湍流”（onflow）状态，即意义并非预设的静态符号，而是在身体与环境的相遇、行动与情感的流动中不断生成。这与情动理论一脉相承，强调通过相遇的力量，身体受到影响，情感转化为行动倾向，进而在行动中转化为影响他者的能力。这种流动性标志着感官实践的开放性与生成性，展现了主体在物理刺激与社会关系中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非表征理论试图捕捉具身经验的“折叠”（folding）过程，即个体的感知与行动总是在过往经验和记忆的叠加、融合与对比中形成稳定的具身倾向，并逐渐内化为个体的具身资本。这两种生成逻辑拓展了理解经验世界的方式，使研究得以涵盖非语言化、非结构化的感官经验与社会互动。
非表征理论为舞蹈和体育等强调流动性与身体表达的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下个体的媒介化旅游实践注入了感官分析的认识论基础。奥布拉多尔（Pau Obrador-Pons）认为，旅游提供了探索身体表达和感官体验的独特空间，个体在与空间的相遇中通过具身实践生产新的空间知识。此脉络下的研究认为，无论是拍摄纪念性景观以强化个体与空间的情感联结，还是以公益旅游中的在地化互动打破“援助者－被援助者”的主客体对立，旅游实践都体现为一种关系性与生成性实践。类似地，美食旅游也依赖于感官经验。个体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多重感官通道，获得身体层面的沉浸式体验，并在具身化的消费过程中将感官体验内化为身体记忆。有研究发现，美食节的感官吸引力显著影响游客的整体消费与社交支出，这意味着感官体验对社交互动与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在媒介化语境中，非表征视角的适用性得以进一步扩展。网络美食视频通过声画、节奏与互动，构建出可被共享的“烹饪景观”，使观众在媒介刺激下产生味觉共鸣，并在评论与分享中形成社交共识，使美食成为一个“与他者相遇”的空间。尤其在亚洲城市的街头美食文化中，街道既是强化感官刺激的空间，也是社会关系生成和文化再造的重要场域。由此，旅游不应仅被理解为单向的空间移动过程，而应被视为一种在交互中持续生成认同、情感与地方感的关系性空间。在此过程中，感官成为理解由食物构成的情境事件、关系和互动的关键。然而，将非表征理论应用于美食旅游研究，并不意味着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约束的感官乌托邦。具身实践在开放生成的同时，受制于时空条件与身体机能，这种具身的有限性促使旅游者在感官实践中展开个体内部的选择调适与社会性的互动协商，进而赋予非表征理论更丰富的关系面向。换言之，非表征视角下的感官实践并非孤立的个体经验，而是不断生成的社会互动模式。
综上所述，非表征理论对实践生成与感官体验的关注，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美食旅游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拟基于非表征理论探讨以下研究问题：（1）数字平台如何激发以美食为导向的旅游者的感官想象与行为动机？（2）他们如何在具身实践中体验并重塑感官节奏？（3）媒介化机制如何在感官循环中实现吸引与再生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以“美食导向型”旅游者为对象，并依据三项标准进行筛选：一是受访者明确表示出行主要目的为品尝当地美食；二是所选目的地具有知名或丰富的美食资源而非自然风光等；三是行程中至少70%的时间用于美食相关活动。研究结合最大差异抽样法与信息饱和原则，共选取14位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受访者（表1），访谈时长为30分钟至90分钟不等。
在访谈设计方面，研究遵循非表征理论导向下的现象学访谈方法，以开放性问题为始（如“请详细描述你最近一次的美食旅游体验”），唤起受访者对具身实践、感官体验与情感互动的深度回忆。访谈侧重“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做的”，以减少受访者对自身行为的后设解释倾向，并着重询问受访者在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不同阶段的具身体验及其与社交媒体交互的经验。
三、研究发现
（一）社会化感官循环：从平台生产到具身再生产
1.制造“多感官想象”：美食景观的剧本生产
媒介化时代，美食旅游的感官循环通常始于数字空间中来自他者的感官生产。其既包括商业账号、美食博主依循平台逻辑的策略性内容，也有普通用户基于个人兴趣的自发分享，这些依托媒介可供性的“混合”表演通过放大味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线索，共同构成激发多感官想象的美食景观。因此，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因美食而前往一座陌生城市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及社交媒体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更是一种结构化感知的媒介系统，能够通过用户网络的互动及参与数据重塑用户的认知路径。对用户而言，热搜、榜单等机制在日常浏览中持续作用于其兴趣生成与认知调适。重复内容的高频出现刺激了其对特定地点、美食或行为的关注，使社交媒体扮演了“需求生成器”（need generator）的角色。这种由社交媒体促成的旅游动机，并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接受行为，更是一种感官导向的生产与想象过程，其中感官生产是生成感官想象的基础。访谈发现，美食内容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三种特定的感官生产剧本。
其一，“多模态感官召唤”剧本。该剧本通过放大特定感官通道的刺激强度，激活观众的跨感官联想（S01、S07、S11、S14）。例如，关于曾在2023年3月爆火的美食旅游目的地淄博，S01在描述这里的炒锅饼视频时提到：“上面裹满了看起来很浓稠的酱料还有麻椒……咔嘣脆的声音让我觉得我得去尝一下。”这种多模态呈现协同激活视觉、听觉的联想，进而使其在意识中构建出对味觉、嗅觉的期待。与依赖视觉图像和符号编码的传统旅游广告不同，这种基于具身感受的感官唤起，更具沉浸性和情动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多感官想象”概念，指涉一种基于他者化日常生活实践的感官图景生成机制。其中，“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具有新鲜感的异质感受，日常生活实践则指向在地化的、普通人的生活纹理。这种多感官想象的魅力不在于高端消费场景或文化符号的独特性，而在于唤起个体对陌生感官组合的探索欲望。与侧重社会资本获取与符号表征的“凝视”不同，本研究提出的多感官想象认为，异质性探索的动机更多源自感官体验本身。
其二，“流行但稀缺”剧本。该剧本通过营造时空紧迫感与错失焦虑，驱动用户产生必须“在场”的行动倾向（S03、S04、S09、S13）。同样是淄博烧烤，S03如此描述其在抖音上观察到的现象：“我关注的每一个网红都在吃淄博烧烤，看到所有人都在推荐，那肯定是要去吃一下。”S05将这种社交媒体美食吸引形容为一种“感召”，S02则坦言自己是对热门内容的“理智跟风”。这种流行性构成了旅游实践的前提，而感官体验的异质性则提供了行动的内驱力。访谈中，受访者频繁提及的关键词包括“新鲜”“特色”“好奇”等，均指向基于稀缺性生活实践所激发的感官冲动。S11在谈及前往哈尔滨吃烧烤时表示：“北京没有一边烧烤一边唱歌跳舞的氛围。”这种品味他者的动机构成美食旅游的核心驱动力。这表明，社交媒体通过极具临场感的多模态呈现，消解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异质性食物的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感知主体，从而激发了对特定场景的多感官想象。
其三，“草根中立”剧本。该剧本通过去商业化的叙事策略，建构出基于“野生感”的可信度（S05、S09、S10）。事实上，前述两种剧本的感官生产，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普通人”身份的参与。访谈显示，受访者更偏好“普通人的vlog”（S05）或“素人言论”（S03）。这类内容的吸引力，正源自其所传达的感官真实性与生活质感。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使普通人得以将日常生活以影像的方式再现，生成兼具地域感与沉浸感的数字美食景观。区别于传统旅游营销对可参观性或目的地符号的制造，这种呈现方式更侧重于日常化、生活化等非表征性维度的传达。在此意义上，社交媒体上普通人的饮食实践成为一种“味蕾放大器”，通过非商业视角和具象细节，扩展了观众对饮食的感官预设，进而促成基于多感官的旅游想象。感官驱动逻辑并非基于文化意义的内化，而是一种根植于身体感知的原初欲望实践，体现了非表征理论所强调的动态生成。同时，正因为数字生产往往裹挟着商业化的策展意图与可见性幻象，追求真实性的旅游者在进入线下场域后，需要在“无限的感官想象”与“有限的具身边界”之间展开从想象回归实践的节奏协商。
2.回归“感官实践”：美食旅游的节奏协商
在数字内容感官生产所营造的“多感官想象”驱动下，旅游者逐步展开以体验偏好为导向的行程规划实践。在此阶段，追求真实感、依据自身及同行者的感官偏好合理设定路线与节奏成为核心目标。受访者通常借助社交媒体、生活服务类软件、旅游规划类软件及地图软件搜集信息、制定行程。如S04在大众点评上筛选意向菜品，利用小红书搜寻“当地人推荐”，再通过高德地图和十六番旅行软件绘制数字美食地图作为行动指南。有研究将这种社交媒体内容驱动下的旅行方式视为“参与性文化新景观”，强调用户通过对平台内容的选择与重组展开了文本互动与意义再创。该路径揭示了旅游者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却未充分关注感官体验在此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本研究认为，旅游者“做攻略”或“跟随攻略”的行为，实则根植于自身感官期待与需求，是在对自我体验节奏的调节中进行的感官性实践。
这种感官节奏的调节，首先体现为识别感官生产剧本的“真实感”协商。面对由数字景观构建的“想象共识”，受访者展现出对“真实感”的高度警惕，并基于自身需求对其进行选择性确认与使用。访谈显示，用户已逐渐形成一套“识别剧本痕迹”（S05）的真实感判断机制。一是跨平台验证，即通过多平台交叉验证降低信息偏差。“在小红书确认店家后，我会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上再去确认，我不关注评分，只看下面的评论，评论中有很多是没有滤镜的现场图，我能从中判断一下菜色、饭店环境等等，这是真实的信息。”（S03）二是主体识别，即通过查看账号IP属地、主页内容来辨别发布者是否为当地居民。“我会重点去看那些本地IP的账号，还会点进去看他的主页。如果是普通人，内容都是日常生活的记录，那可信度就比较高。一看当地人都说不要去吃，那我肯定不去。”（S13）三是反向审美，即有意识地回避过度精致与滤镜痕迹明显的内容，转而寻找更具“野生感”的图片和视频（S03、S05、S14）。这套机制不仅体现了旅游者的媒介素养，更反映出其在感官体验导向下对信息筛选的主动性。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者所追求的真实感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而是从用户视角感知到的真实。正如迪恩·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所主张的，所有的旅游者都在追寻“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往往是被建构的、情境化的。换言之，只要个体感知到内容具备真实感，便有可能将之纳入行程规划。尽管社交媒体对网红打卡点的制造可能会遮蔽地方真实性，但它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探查在地居民真实反馈的协商空间。对真实感的持续追求，在本质上体现出旅游者不断优化自身感官节奏与体验过程的意图。
进入线下场域后，受单次旅程有限具身条件的影响，旅游者仍会对感官节奏进行个性化调适。多位受访者表示，其行程安排并不会严格按照预设计划逐项执行，而是随自身及同伴的身体状况、即时感受以及具体情境灵活调整（S01、S05、S06、S11）。例如，S06曾在淄博行程中因网红烧烤店排队时间过长，放弃打卡而选择排队较少的店铺，其理由是“时间太久会让食物失去本身的吸引力”。在这一情境中，原本的味觉想象在现实中被负面身体感受取代，形成感官之间的博弈。由此可见，旅游者既通过识别平台剧本以缩小感官想象与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又依据具身反馈进行即时调整。这种策略不仅体现为预设规划与现场感知间的灵活协商，更指向一种以感官体验为导向的旅行节奏管理。旅游者始终处于理想化行程与具身实践的张力之中，并据此在不确定的情境中不断修正行动，从而形成以感知为基础的旅行逻辑。
3.延续“感官记忆”：社会化感官再生产
旅游者通过具身感官实践形成对特定地点的感知，这种感知在旅行结束后，多以感官体验为基础转化为个体记忆，而非体现为文化认同或身份表征。“我觉得我更看重自己对一座城市的真实感受，而不是文化。我只是单纯吃吃东西，然后有时间的时候简单地city walk一下。”（S08）即便部分受访者提及自身体验到“文化差异”，但进一步追问显示，这类差异的体认仍主要基于食材处理（S04）和食物风味（S10）等感官层面的直观体验。同时，这种个性化的具身体验并未随着旅程的结束而消散，而是沉淀为感官记忆，并通过再生产过程进入新的感官循环。
感官记忆的再生产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路径，因此构成两种类型的循环。我们在此首先讨论第一种循环进路，即“社会化感官循环”，这一路径强调用户完成“平台内容的感官生产—多感官想象—感官实践—感官记忆—社会化再生产”的闭环，并往往嵌入于或强或弱的社会关系。旅游者通过社交平台公开展示感官体验，为陌生用户提供感官线索，从而开启新一轮的感官循环。部分受访者称会选择将自己的旅行体验以图文、视频或评论的形式发布于小红书、抖音、大众点评等社交平台（S01、S03、S09），这些内容构成了新一轮数字美食景观“感官生产”的素材。然而，并非所有旅游者都热衷于公开分享。“被算法推送给陌生人，不太自在。”（S11）由此产生第二种社会化循环的方式，即基于个体强关系网络的局部分享，旅游者在亲友圈中完成感官经验的交流与传递，如发布朋友圈（S08、S13、S14）、在群聊中分享（S10、S11）或面对面交流（S04、S05、S06、S12）等。“其实饮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千人千味，社交媒体发出来引起争论的话，反而会制造麻烦影响自己的心情，但我会私下向家人朋友分享我的感受。”（S04）这种局部分享回避了社交媒体算法下的展演压力，转向亲密关系中的感官共振。即使宏观层面的文化生产发生断裂，感官经验仍能通过微观社交实现存续与再生，使感官循环得以延续。
无论是面向大众的公开分享，还是面向亲友的局部分享，在社交关系网络中，“种草”或“拔草”的传播都构成社会化再生产的过程，促使陌生或亲密的“倾听者”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感官想象与体验预设，进而开启或微调新一轮的“感官循环”。这一发现亦与既有研究形成对比，传统以表征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视角认为，当文化符号未能与旅游者的具身感受产生有效联结，即未完成文化消费时，其再生产机制便会受阻，从而中断了“文化循环”的形成路径。相比之下，由于非表征的具身体验深植于感官实践，旅游者更倾向于在能够真诚交流感官感知的线下交往场域中分享记忆。通过对个体体验的回溯，美食旅游的感受在亲密社交的叙述中被反复激活，成为感官与情感经验的延续。
（二）个体化感官循环：从记忆折叠到具身资本
如前所述，旅游者的感官记忆通过社交网络的再生产，能够激发他人的感官想象并开启新的感官循环。然而，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数字设备所记录的旅行内容更多是“仅供回忆”的私人档案。当感官记忆并未全然进入社会化再生产，而是转向个体内部的沉淀时，私人化的再生产便构成了第二种感官循环路径，即“个体化感官循环”。这一循环深度呼应了非表征理论的观点，即记忆在日常实践的持续展开中被“折叠”进身体与经验之中，并逐渐内化为长久影响个体旅游实践的具身资本。与社会化感官循环的前述环节相似，个体化感官循环同样经过了“感官生产—多感官想象—感官实践—感官记忆”的进路，二者的差异在于再生产环节的外化与内化。外化表现为社交维度的公开或局部分享（社会化循环），内化则体现为个体维度的认知积淀与情感联结（个体化循环）。
一方面，感官记忆的内化能够转化为影响后续旅游决策的认知资本。随着实践经验的累积，旅游者对平台生产所构建的感官想象具备了更成熟的判断能力。无论是感官预期的落空（S06）还是超越（S12），这种由“凝视”到具身体验之间的落差，都成为旅游者重新校准感官想象的参照系。通过身临其境的多感官体验，尤其是味觉与嗅觉的直接感知，个体得以真正生成对特定地点的深层认知，从而超越以视觉为主导的表征逻辑。具身实践与平台想象之间的对比记忆，使旅游者在后续旅行规划中能更理性地评估社交媒体内容的可信度，形成基于自身经验的筛选标准。当记忆被反复调动，感官经验便转化为具身资本，使旅游者得以直接生成新的行动倾向。S09表示自己已经四次前往汕头进行美食旅游，“前两次会参考社交媒体，但到第三次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基于自己感受和喜好的必吃清单，这时我就不用看小红书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三天内我能吃遍所有想吃的东西”。这种基于具身资本的自主决策，标志着旅游者形成了以个体感官经验和记忆为基础的行动能力。
另一方面，感官记忆的内化还体现为对个体情感与社交关系的长久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具身实践中的负面感受逐渐淡化，而积极的情感体验则被选择性放大，使旅游体验在回溯中获得了超越感官真实的情感价值。“拍在手机里，等回来上班特别苦的时候，看着就能回忆起当时的幸福感，你很难真的记住当时的味道，但是看这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在很热的一天努力排队吃到的那个肉夹馍，至于好不好吃就没那么重要了。”（S14）同时，照片所带的“定位功能”（S02）、手机相册的“精选回忆”（S08）等功能的记忆可供性，通过唤醒感官记忆碎片，重新赋予了往昔体验以即时的情感强度。这种技术介入尤其作用于同伴关系，使曾经共同参与的美食旅游实践在数字提醒下，转化为当下社交互动的纽带。王宁曾在客观真实性和建构真实性之外提出“存在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内在真实性和人际真实性两个维度，内在真实性关乎愉悦、放松与掌控等身体感受和自我塑造，人际真实性则体现为关系纽带和旅游共同体。旅游者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调用感官记忆，将转瞬即逝的具身体验转化为可被长期提取的情感资源，并在互动中不断强化亲密关系的联结，使旅游的价值超越了旅程本身的时空边界。正如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在《关系性存在》一书中提出的“汇流”（confluence）所强调的，意义生成于人与他人、人与环境的关系网络的交汇之中。感官记忆在被反复唤起、谈论与共享的过程中，未必表现为明确的意义建构，而更多体现为情感的流动，由此持续触发社交网络中的关系联结与感官共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体化循环并非仅是旅行的余韵，更是在长期的媒介化生存中不断被固化。通过对感官记忆的反复调动，个体的旅游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无需刻意思考的具身惯习。同时，社会化感官循环与个体化感官循环并非独立并行，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非线性的交叠状态。在具身实践的任何时刻，经验的外化与记忆的内化都可能同时发生，共同交织成数字时代美食旅游的感官基础。
（三）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
在高度媒介化的感官环境中，“感官循环”并非总是遵循“生产—想象—实践—记忆—再生产”的线性逻辑，前述社会化感官循环与个体化感官循环常在任一环节发生即时跳跃或转化，形成一种对感官线索的即兴响应。例如，用户可以跳过多感官想象环节，直接将社交媒体上他者的感官生产内容转化为实践倾向。旅游者长期置身于社交媒体、生活服务平台、算法推荐所构建的感官环境中，身体、感知及行动与平台逻辑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以“必吃榜”为例，它代表了高度压缩、标准化的感官生产，通过评分、排序和标签将感官经验转化为可被快速调用的行动线索。身体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学会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行动，习得与之相适应的节奏，这正是身体与数字感官环境之间的调谐（attunement）过程。多位受访者表示，即便受到社交媒体驱动，但在准备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并不会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深度的感官想象，而是选择直接按照他人的攻略执行（S01、S05、S10）。
这种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不仅存在于行前规划，更渗透进旅游实践的即时情境。如在餐厅点菜的场景中，即便个体已经身处具体空间，面对菜单，身体仍会自发地转向手机屏幕，通过查询他人的点菜反馈来完成行动。“我们已经坐在餐厅里了……但我还是会搜小红书和大众点评看别人点了什么菜，自己参照着去点，也是为了降低踩雷的风险。”（S11）在此情境中，手机不再是唤起想象的媒介，而是作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感官生产与感官实践的非线性交叠与调谐。
此外，感官想象不只是感官实践的起点，亦可直接参与对感官记忆的塑造。在正式抵达目的地前，由数字内容激发的想象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预设记忆”，并在后期与真实的具身体验不断碰撞、强化或修正。这种交叠引发了两种记忆维度的博弈，一方面是基于感官生产形成的预设记忆，另一方面是基于具身感官实践生成的真实记忆。例如，S06对淄博美食的评价落差，本质上是强烈的感官想象与平庸的感官实践在记忆层面的斗争。当感官实践结束后，个体最终沉淀下的感官记忆往往是感官想象与实践协商后的产物。如S14提到的“回忆滤镜”，即使具身体验未达预期，曾经强烈的感官想象仍会修饰最终的感官记忆，使其在回想中依然充满“幸福感”。
区别于前述两类完整的循环路径，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不必然导向下一轮感官生产，而是指向个体具身惯习的生成。正如思里夫特所指出的，“复原行为”（restored behaviour）揭示了个体如何在不断重复与模仿既有模式中形成稳定的行动方式。在美食旅游中，旅游者持续调用他者的感官生产来辅助感官实践，身体由此形成对媒介线索的深度依赖。这种长期的感官调谐，使个体在面对美食决策时，产生了无需刻意思考的自动化反应。此时，社会化的他者经验彻底“折叠”为个体的具身资本，两类循环路径由此汇流。美食旅游中常见的“踩雷”焦虑便是这一调谐过程的产物，当榜单、热门、必吃等标签反复出现并与个体实践高度关联时，身体逐渐习得对风险的敏感性，完成从感官线索向具身认知的内化。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非表征理论视角，识别出美食旅游实践具身生成过程中的三种“感官循环”路径：社会化感官循环、个体化感官循环以及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图1）。具体而言，社会化感官循环通常始于平台空间中的他者感官生产及其激发的多感官想象，旅游者在想象与有限具身条件的张力下展开节奏协商，将想象转化为感官实践。随后，实践中的感官体验沉淀为个体记忆，并通过弱关系的公开分享或强关系的局部流通进入社会化的感官再生产，进而影响他人的感官想象与旅游决策。个体化感官循环则在感官记忆的内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在此循环中，记忆转化为影响后续判断与决策的具身资本，并在自我感受与人际纽带的交汇中生成“存在真实性”。感官循环的非线性路径则体现了各环节的相对自主性。在高度媒介化的感官环境中，身体通过长期的感官调谐逐渐习得稳定的具身倾向，使旅游者能够在感官生产、想象、实践与记忆的不同环节间实现即时跳跃。
当媒介化逻辑深度渗透生活世界，无处不在的可见性机制将生活经验表征化，以驱动更高效的景观消费。然而，数字技术对感官体验的重构表现出非对称性：与食物核心体验紧密相连的味觉、嗅觉以及具身的饱腹感、疲惫感等难以被直接再现。这种感官层面的“不可编码性”，恰恰构成了线下美食旅游的核心内生动力。面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对日常餐饮体验的压缩，旅游者通过“朝觐式”的探寻重新捕捉食物的真实性。尽管本文探讨的美食旅游是从数字景观的感官生产出发，但在感官循环的分析过程中，非表征理论视角揭示出一种从“景观”到“舞台”的表演性转向。作为“舞台”的美食旅游实践强调多元行动者的即兴实践、关系互动与意义生成，使其成为表演性与真实性持续协商的场域。
在近年的美食旅游热潮中，地方政府依托数字平台进行旅游动员并完善配套服务，商家在线上线下同步响应，地方居民亦通过内容生产参与到地方吸引力的共建之中。尽管其商业化展演特征明显，但多位受访者表示并未因此获得负面体验，S02则提到这种深度媒介化反而带来了“很有诚意的旅游”。非表征视域下的“表演性”并非对既定剧本的刻板遵循，而是承认旅游者具身实践之即兴潜能及其创造性行为，关注旅游者作为表演者如何在旅游舞台上重构自身角色，将个体经验嵌入地方情境。正如段义孚所主张的，空间正是因为人的体验而被赋予价值，转变为被依恋的地方。表演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动态协商，使旅游目的地成为混合现实的实践场域。其意义并不依赖于预设的文化符号，而是生成于感官记忆、数字互动与社会关系的交织之中，并最终导向内在真实性与人际真实性的形成。尽管个体常被描绘为缺乏能动性的“被动用户”或“内容消费者”，但本研究揭示出旅游者恰恰是感官循环中富有创造性的积极行动者。他们通过持续的具身实践与感官记忆的再生产，在日常消费和媒介互动中衍生出多元的生活方式与实践路径。这种以感官体验为中介的行动策略，彰显了个体在媒介社会中的主动适应与灵活应对。
近年来，媒介研究日益重视对非表征理论的引入，但将其融入经验研究的尝试仍较为有限。媒介化的美食旅游作为一种同时涉及感官体验、身体移动与空间实践的复合性活动，为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对话提供了重要切入点。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具身智能等感官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对感官体验的重构不断深化，这一趋势为从非表征视角理解媒介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研究提出的“感官循环”在美食旅游之外的其他动态实践场景，如体育活动、智能驾驶和人机交互等情境中的解释效力，尚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在这些情境中，个体同样是感官体验的积极生产者与共享者。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个体在这些多元实践场域中如何通过身体、情感和感官，与媒介环境及社会生活进行深度交互，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作者：罗逸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董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7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