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全球霸权承诺成本飙升、相对优势收窄及国内政治约束加剧的多重挤压，美国正加速重塑其霸权控制模式。新门罗主义聚焦于强化西半球控制与抢占全球关键功能节点，重划霸权经营的地缘空间圈层；联盟交易化则通过将安全承诺条件化、安全与经济议题嵌套化、联盟决策权力集中化，试图将前沿防务成本与地区安全责任转嫁盟友。二者交织互嵌，共同构建条件控制型霸权这一全新形态。美国在保留既有制度安排与联盟体系外壳的前提下，缩减普惠性公共产品供给，转而凭借差序准入、动态对价与可控不确定性来规训并钳制他国。这一模式虽能暂时缓解美国的资源压力，但势必加速制度信誉透支，倒逼盟友谋求战略自主，推升国际秩序的阵营对立与体系分化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由局部零散的具体摩擦，演变为周边安全、海外利益、产业链重塑与全球治理机制等相互传导的结构性约束。为此，中国应深耕稳固周边战略依托，筑牢海外利益安全屏障，强化产业科技自主韧性，主动拓展多边制度空间，全面提升对外部环境的长周期、系统性塑造能力。
关 键 词：美国霸权；新门罗主义；联盟交易化；条件控制型霸权；中国安全环境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视角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集中体现美国对外战略重组的基本方向，并释放出两个核心信号。其一，美国将西半球重新界定为必须稳固控制的核心战略空间。文件明确提出要“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反对“域外竞争者”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控制关键资产或深度介入基础设施与供应链布局。西半球在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其二，把盟友关系纳入成本核算框架。美方强调不再无条件承担全球秩序的主要维护成本。未来，各国唯有分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出口管制等议题上与美国协调配合，方能获取优厚的商业待遇。安全保护的强度将依据伙伴国的实际贡献动态调节［1］。配合该战略，美国在多条战线同步推动军事与经济部署。2025年6月，北约海牙峰会在美方持续施压下达成协议，承诺于2035年前将成员国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5%［2］。2026年1月起，美国在拉美和中东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共同印证美国重划战略空间、重估盟友关系的清晰政策主线。
冷战后美国霸权的长期韧性，根植于物质实力与制度建构的双重协同优势。美国通过将自身实力嵌入全球制度体系，使之转化为国际通行规则，依托开放市场、金融维稳、安全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塑造出盟友主动追随的理性秩序格局。霸权稳定与联盟政治研究反复强调，秩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实力供给、信誉积累与盟友预期的可兼容性。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库普钱（Charles A.Kupchan）则进一步指出，霸权国依靠利益分配机制与正当性叙事塑造，即可稳固次级国家的秩序认同［3］。伊肯伯里提出的“战略克制”理论，更为精准地揭示制度领导型霸权的存续核心，即霸权国通过制度约束自身权力、克制单边行为，消解中小国家的安全顾虑，以此维系长期领导力与制度黏性［4］。该逻辑也是冷战后美国制度领导型霸权的核心支撑。但近年来，美国力量衰退打破这一平衡。制造业外流、社会分裂、债务高企与政治极化持续消耗美国战略资源，高昂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与海外防务投入，使美国传统霸权运作模式难以为继。霸权国采取一系列的护持行动，新兴崛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5］。为此，美国主动收缩调整战略布局，一方面收紧西半球核心地缘控制权，另一方面重构同盟责任分担机制，开启霸权形态的系统性转型。
学界围绕美国本轮战略变革形成三条核心研究脉络。第一，新门罗主义研究。现有成果多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当代实践，重点分析其对华竞争属性及对拉美地缘格局的冲击［6］，探讨了“新门罗主义”的前景［7］，但普遍将其局限为拉美区域政策工具，较少纳入美国整体霸权重构的宏观框架，也少有关联同盟体系变革展开整合分析。第二，交易式外交研究。学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未创设全新外交逻辑，只是将美国长期潜藏的霸权矛盾显性化，彻底解构传统自由主义制度叙事。辛科宁（Ville Sinkkonen）将特朗普主义定义为交易导向的现实主义［8］。布兰兹（Hal Brands）指出，特朗普对同盟、负担分担和国际领导方式提出系统性质疑［9］。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特朗普对传统联盟与自由国际主义叙事的冲击［10］，但关于联盟交易化与地缘空间优先序调整的结构性关联及二者是否共同塑造新型霸权形态，现有解释仍有拓展余地。第三，对华战略竞争研究。2017年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后，技术脱钩、盟友动员、战略遏制成为研究热点［11］。孙兴杰［12］、曹玮［13］等揭示战略收缩与同盟牵连之间的关联，刘丰则系统梳理了美国的联盟管理逻辑及其对华影响。综上，既有研究尚未解答新门罗主义与联盟交易化究竟是孤立的政策调整，还是美国霸权体系重构的一体两面，二者的耦合逻辑及对全球秩序、中国战略环境的重塑机制，仍有待深入阐释。
破解这一问题，需要突破单一区域、单一机制的碎片化研究视角，立足霸权运作的两大核心支点展开整合分析，即地缘空间控制与同盟成本动员。从霸权运作底层逻辑来看，全球霸权的维系始终依托双重支撑，一是精准的地缘空间分层管控，明确核心腹地与前沿地带的治理差异，排他性阻隔域外力量介入；二是高效的同盟动员机制，通过权责分配撬动盟友分担战略成本，支撑前沿战略存在。当前美国战略转型呈现清晰的差异化、联动化特征。西半球作为核心战略腹地，实施排他性管控，聚焦供应链安全与战略纵深建设；欧洲、印太等前沿区域，大幅压降美国直接战略投入，全面推行利益置换、条件捆绑的交易式同盟模式。由此，空间面与机制面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西半球腹地的稳固，降低美国对前沿盟友的战略依赖，大幅提升同盟议价能力；而前沿安全承诺的条件化、工具化，加剧盟友对美国战略信誉的质疑，倒逼美国进一步巩固本土周边与西半球战略基本盘。整体而言，美国正摒弃依托制度信誉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传统霸权模式，转向成本导向、差异化管控的新型霸权形态，通过核心区域排他治理、前沿区域条件置换的双重路径，实现战略收缩与资源聚焦的精准落地。它是美国霸权被动调适、提质降本的战略结果。
二、新门罗主义
与美国霸权重组的空间逻辑
霸权秩序的存续始终以空间控制为物质根基，权势投射必须依托特定地理单元、战略通道与资源节点落地生效。冷战后较长时期内，美国凭借制度优势、全球联盟网络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以相对均质的治理模式维持广覆盖、分层级的全球空间秩序。进入大国竞争新阶段，传统高投入、广辐射的空间经营模式面临成本与效能的双重失衡，关键资源、供应链与战略通道的竞争价值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启动地缘空间优先序的系统性重构，为条件控制型霸权构筑稳固的空间底座。
（一）西半球从后院到战略腹地的功能升级
门罗主义是贯穿美国外交史的核心地缘政治传统，本质是划定西半球排他性秩序边界，从法理与政治层面排斥域外大国介入美洲事务。自19世纪提出以来，该原则随美国实力地位与国际环境演变不断纳入新内涵，从最初的洲际政治隔离原则，逐步拓展至安全干预、经济支配与区域秩序主导等多重维度，成为美国构建周边秩序的核心话语工具。赛克斯顿（Jay Sexton）认为，门罗主义是一种不断获得新解释、持续注入新内涵的政治传统，具体指向随美国实力地位与外部环境演变而动态调整的政策［14］。由此可见，美国长期试图把西半球塑造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排他性空间，并在其中确立由自身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
新门罗主义承袭门罗主义的核心逻辑，同时推动西半球的战略功能完成本质升级。传统“后院”定位以地理邻近性与历史影响圈为核心，侧重发挥安全缓冲与势力范围维护的防御性功能。当前美国将西半球升级为支撑国家安全、资源保障、产业韧性与全球竞争力的核心区域，将其定位全面转向战略腹地建设，兼具地理纵深与功能支撑双重属性，既是保障本土安全的战略后方，也承载关键矿产供给、近岸制造业布局与战略通道管控职能，为本土经济韧性与全球大国博弈提供底层支撑。
这一变化源于美国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所面临的成本约束。全球投入持续推高财政和政治负担，国内社会分化与战略疲劳削弱美国维系全球承诺的能力。全面收缩会损害美国影响力，均衡投入又难以为继，因而美国转向重划空间优先序。两难之下，美国通过重划空间优先序实现战略资源聚焦。西半球凭借毗邻本土的低管控成本、优越的资源禀赋、密集的战略航道与紧密的制度联系，成为成本收益比最优的战略锚点。
（二）西半球腹地化的推进逻辑
第一，经济安全空间的再边界化。新门罗主义的现实指向，是把西半球从传统势力范围进一步塑造为经济安全空间，将关键矿产、近岸制造、港口网络、航运咽喉和产业韧性纳入同一套半球控制体系。关键矿产在当代大国竞争中的价值迅速上升。拉美拥有全球约61%的锂储量，主要集中于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构成的“锂三角”；自2004年以来，拉美贡献了全球铜矿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巴西稀土储量可观，占全球储量的23%左右，居世界第二位［15］。在美国看来，效率优先的全球化配置已难以适应战略竞争需要，关键资源、关键中间品和关键通道必须更多置于本半球或美国可持续施压的区域之内。由此，美国逐步将西半球纳入经济安全内层圈，并要求其承担稳定资源供给、提供产业备份、保障战略通道和支撑本土产业安全的复合功能。所谓“腹地化”，首先表现为美国收紧经济安全边界：美国不把拉美单纯视作市场、能源来源地或政治影响圈，而将其作为本土经济韧性与全球竞争能力的外部延伸。
第二，域外存在的泛安全化。西半球腹地化需要一套能够改变议题性质的解释机制。新门罗主义的核心话语操作，是将域外国家与拉美国家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合作，系统性纳入国家安全与半球安全的解释框架。一旦美方给港口运营、矿产开发、通信基建、物流节点布局等常规经济活动贴上“战略渗透”“关键资产失控”的标签，这些活动便会从市场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直接进入美国的政治干预议程。安全化在此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抬高中国等域外力量参与拉美合作的政治成本，使相关国家在项目审批、融资安排和技术选择中承受更强的制度与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将经济管控包装为维护区域共同安全的责任，为美国的审查、干预、施压和排斥提供正当性资源。该机制重塑区域合作的合法性边界。当决策者反复用“可信供应商”“数据主权”“供应链韧性”等安全滤镜审视企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数字技术合作时，地缘政治合规性检验便会首先筛选技术标准、融资模式和运营主体，从而将效率、需求和发展收益推向次要位置。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由此悄然收缩。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2026年3月，特朗普召集12位拉美领导人举行“美洲之盾”峰会，以安全名义施压拉美国家减少对华合作［16］；美国将中国在拉美的基础设施合作污名化为“情报收集与太空能力拓展工具”，均是安全化话语的典型实践。当然，这类话语并不限于拉美，也服务于美国对盟友的交易化动员。只有把对华竞争持续框定为共同安全问题，美国才更容易要求盟友在技术管制、供应链重组和市场准入等议题上让渡自主空间，并把相关配合包装为共同安全责任。
第三，工具手段的复合化。新门罗主义已突破传统军事威慑和政治干预范围，形成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多维度嵌套的政策工具矩阵，通过差异化施策与多手段协同，构筑起立体式空间控制网络。政治层面，美国通过支持特定政治力量、介入他国内政和推动政权更迭议程影响地区政治走向。经济层面，美国灵活搭配制裁胁迫、关税威胁、投资审查与金融支持等工具，频繁援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实施次级制裁，迫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利益与对美关系之间选边站队。针对不同国家的战略价值与博弈态势，美国采取精准差异化策略：面对巴西卢拉政府的强硬立场，美方在关税施压上有所克制，避免推高国内消费品价格、倒逼巴西进一步靠拢域外大国［17］；对陷入经济困境的阿根廷，则通过美元互换、汇率支持等金融工具强化经济绑定，巩固对美依赖［18］。法律与监管维度上，美国通过合同审查、特许权重估、司法干预等方式争夺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2025—2026年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权更迭事件中，美方通过推动司法裁定、高层外交施压等手段，迫使巴拿马废除原有合同并将运营权移交西方企业。舆论普遍将该事件视为中美在拉美地缘博弈的典型缩影，彭博社将整起事件定性为中美在拉美的“代理之战”［19］。在必要情形下，美国还会诉诸军事威逼乃至直接干预，呈现出“炮舰外交”的极端形态。2026年1月3日，美军入侵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总统马杜罗夫妇。随后，特朗普声称美国将“管理这个国家，直到完成权力过渡”，并进一步提出吞并委内瑞拉、使它成为美国第51个州［20］。美方过去长期顾忌军事冒险可能推高能源成本，但当前态势已明显变化。美国实质性掌控西半球石油资源，直接支配全球约四成石油产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采取极端地缘行动的后勤约束，也为颠覆马杜罗政权、军事打击伊朗提供更大底气。外交施压贯穿上述行动链条，美国依托高层互访、强硬辞令和国际组织话语权，持续向拉美国家传递政策信号，要求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议题上对齐美国立场。学界与舆论将当代实践统称为“特朗普门罗主义”（简称“唐罗主义”）。该模式彻底背离原初克制精神，异化为以半球安全为名的权力扩张工具［21］。
（三）新门罗主义的空间外溢效应
若仅将新门罗主义定位为美国对西半球“后院”的秩序整肃，不足以把握深层战略逻辑。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提出“特朗普式门罗主义推论”，禁止“半球外竞争者”在美洲部署力量或掌控战略性关键资产；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进一步将管控范围延伸至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与“美国湾”等节点，构建起从北极到南美大陆的连续空间管控链条［22］。伴随战略边界拓展，美国的空间治理逻辑发生根本转向。美方建立以资源供给能力、产业链嵌入度、战略通道控制力与本土安全支撑功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评估体系，功能重要性正式取代地理邻近性，成为空间管控优先序的核心判定标准。所有触及美国经济安全底线、供应链韧性或战略机动能力的地理单元，均被纳入新型安全管控范畴，统一适用高排他性治理框架。在此逻辑下，拉美仅为新型空间治理模式的先行试验区，而非战略布局终点。近年来，格陵兰岛稀土资源、北极航道、全球核心海运节点持续进入美国战略视野，美方曾公开提出收购格陵兰岛计划，将它与巴拿马运河并列为新门罗主义向极地与全球物流要道扩张的战略支点。新门罗主义本质是一场全局性空间重组行动，对内将西半球打造为安全、资源与产业深度耦合的战略腹地，对外则将经济安全审查、关键资产排他管控、通道垄断的治理逻辑，系统移植至全球所有具备战略功能的地理单元。空间维度的重构，同时为美国前沿控制体系转型提供坚实物质基础。随着西半球战略腹地控制力持续强化，美国对前沿区域盟友的安全与经济依赖显著降低，获得推进责任转移、抬高同盟要价、重构防务分工的充足战略回旋空间。关键资源、产业备份与战略通道全面转入高可控区域，使得美国在前沿外交博弈中掌握绝对议价主动权，传统安全承诺的条件约束与利益交换属性随之全面升级，空间重组与机制重构实现无缝对接。这一路径与波森（Barry R.Posen）提出的“克制”大战略逻辑高度契合，通过保持对全球公域的控制优势压缩过度海外承诺，迫使富裕盟友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23］。
三、联盟交易化与美国霸权重组
的机制逻辑
新门罗主义重构美国霸权的空间底座，划定排他边界；联盟交易化则作为机制维度，解决前沿成本分担问题。美国向西半球腹地集中资源，并保留欧洲、印太影响力。美国通过重塑同盟规则，将安全承诺转化为基于成本分担和站队的条件化交换，引导盟友承接防务风险，自身保留主导与调度权。交易化联盟模式与西半球腹地化相互配套，共同构成美国霸权重组的空间面与机制面。
（一）联盟运作逻辑的条件化重塑
战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得以维持数十年，主要依赖三大支柱。其一，共同威胁感知构成联盟凝聚的外部动力。沃尔特（Stephen M.Walt）指出，国家选择结盟，主要取决于对威胁来源及其严重程度的判断［24］。其二，集体防御条款、统一指挥体系和常设磋商机制，将安全承诺转化为稳定的制度预期。其三，自由国际秩序叙事为美国领导权赋予规范正当性。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通过规则和组织约束自身权力，在降低盟友疑虑的同时扩大其追随收益［25］。威胁认知、制度保障与秩序叙事彼此支撑，使美国同盟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兼具安全效能与政治黏合力。
冷战终结后，单一外部威胁的消解直接动摇联盟的凝聚基础，盟友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进一步弱化共识根基，此后联盟运转更多依靠历史合作惯性，呈现制度框架的路径依赖特征。拜登政府曾试图以“美国回来了”修复盟友信心，以议题性联盟和小多边方式提升结盟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实效性，增进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26］，力图恢复传统制度框架，但未能充分回应欧洲战略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及责任分担失衡等深层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则把这些矛盾推向联盟政治的中心。他把盟友关系纳入成本收益核算，根据防务投入、政策配合与现实效用重新确定合作边界。历史身份和价值归属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盟友能否提供可量化的战略回报，成为美国调整安全承诺的重要依据。波特（Patrick Porter）的研究证实，费用分摊与收益核算本就是美国外交决策中长期潜伏的隐性议题，特朗普只是将它从幕后推向前台，彻底打破自由制度主义叙事的掩饰［27］。这一转向表明，美国提供安全承诺的逻辑已从基于信誉的“无限责任制”，转变为基于利益对等的“有限责任契约制”。建设排他性的西半球“新门罗主义”空间底座，必然要求美国集中调配有限的战略资源；而前沿同盟体系的成本控制，则为战略重心回流提供财政支撑与调整空间。联盟存续的核心问题，也随之从共同维护何种秩序，转为盟友愿意付出多少代价、美国准备提供何种程度的保障。
（二）联盟交易化的运作机制
第一，联盟义务浮动化与条件化。斯奈德（Glenn H.Snyder）的联盟理论指出，联盟关系始终存在“抛弃-牵连”双重困境：盟友既担忧主导国在危急时刻背弃安全承诺，也恐惧主导国将自己拖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传统制度型联盟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明确的条约承诺与程序化决策机制，缓解盟友因主导国可能抛弃自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管控牵连风险，以稳定预期维系联盟凝聚力［28］。而交易化模式不去消除盟友的抛弃顾虑，反而主动保留并利用这种焦虑作为施压杠杆，将安全承诺与盟友的防务投入、政策立场直接挂钩，稳固的安全支持必须以持续证明战略价值与投入意愿为前提。北约军费目标的持续升级是义务浮动化的集中体现。从传统的2%国防开支基准，到2025年海牙峰会提出的5%新目标，美国不断推动防务支出范畴从常规军事开支，向基础设施防护、供应链韧性、国防工业基础等广义安全领域拓展，本质是持续抬高联盟义务的准入门槛，将原本相对稳定的制度承诺，转化为高强度、高门槛的条件性分担框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拒绝5%军费目标后，特朗普立即以关税报复相威胁［29］，直观展现对价交换的运作逻辑。安全保证与经济惩罚由此进入同一谈判过程。义务条件化使联盟从相对固定的制度支出转变为可调节的政策杠杆，美国可以依据战略优先序调整承诺力度，同时将更多前沿防务成本转移给盟友。
第二，安全议题与经济关系深度嵌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立“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核心原则，强力将联盟合作边界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推向技术管制、产业布局、供应链重组、出口管制等经济领域。在不对称的全球网络结构中，处于枢纽位置的行为体可以凭借掌控的关键节点，主动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为胁迫性权力，把经济联系当作实现安全目标的杠杆［30］。这一逻辑已全面渗透到美国的联盟治理当中，经济工具与安全诉求的深度绑定，成为交易化联盟的核心运作特征。关税是安全与经济嵌套最直接的表现。格陵兰岛争端中，特朗普曾威胁对丹麦等8个欧洲国家加征关税，把领土和安全诉求直接置入贸易谈判［31］。2025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飙升，并创下自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的历史峰值。即便202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关税违宪，特朗普仍迅速援引美国《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的“替代性关税”，这凸显经济胁迫工具的常态化使用倾向。美国由此将市场准入、关税优惠和技术合作当作筹码，强行要求盟友的安全配合。美国将既有的安全承诺用作工具，向盟友索取军费、投资和产业让步。在实际操作中，美方主要配合使用三种手段：单方面施压迫使盟友改变选择、以延续安全承诺为诱饵索取额外让步，以及利用政策反复无常来制造持续的不确定性［32］。盟友与竞争对手之间原本清晰的政策界限随之淡化，经济胁迫同样可以施加于安全伙伴。该机制也与美国强化西半球控制的空间布局相配合：在战略腹地限制域外力量的投资与产业存在，在欧洲和印太推动盟友按照统一标准调整技术管制和供应链布局。不过，要价过高也会损害美国信誉，促使盟友开辟替代市场、加强自主防务或寻求多元合作，交易化因而存在明显的成本边界。
第三，联盟决策日益呈现总统个人化特征。传统同盟关系依靠官僚体系、规则程序和多边磋商维持连续性，领导人更替通常不会立即改变联盟义务。特朗普政府则将政策重心转向首脑外交和个案交易，即时要价、双边谈判与个人裁断的分量显著上升。总统及核心幕僚掌握主要决策权，专业外交部门和常设协调机制的影响相对减弱。决策机制的个人化直接推动联盟应对格局的碎片化。由于多边集体协调机制持续弱化，盟友难以通过统一框架稳固对美关系，纷纷转向双边渠道寻求利益缓冲。各盟友试图通过高层交往、采购承诺、投资项目和议题配合争取例外安排，降低遭弃与牵连风险［］33。集体协调能力的下降进一步放大个人化决策的权力效应。各国分别对美谈判，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美国便可以利用盟友之间的利益差异实施分层要价。制度原本通过稳定规则降低不确定性，个人化决策却使每次谈判都成为重新议价的窗口。领导人偏好、互动氛围乃至临时判断，都可能影响安全承诺的具体内容。由此产生的不可预测性成为主导国可以运用的权力资源，盟友越难判断美国下一步行动，越可能提前增加投入、减少公开批评并作出预防性让步，以换取有限而分阶段的确定性［34］。义务条件化、安全经济嵌套和决策个人化相互强化，最终使联盟关系从规则约束下的长期合作，逐渐转向由美国掌握定价权、解释权和调整权的连续交易。
（三）变化背后的深层驱动力
如果简单地将联盟交易化归结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就极易把这场结构性调整误读为短期的政治奇观。虽然特朗普通过轻视程序、强调回报和直接施压等手段，确实强力推进同盟关系的交易化进程，但真正将这套交易逻辑推上美国大战略核心议程的，依然是霸权成本、盟友分化与实力变迁所释放的共同压力。
第一，霸权维持成本持续上升。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稳定运行，以安全承诺、公共产品供给和秩序维护的长期投入为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压倒性优势延续霸权体系，遍布全球的联盟与伙伴网络也带来沉重的财政和战略负担。随着大国竞争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和国内政治极化，美国同时维持多方向安全承诺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国内社会对外部安全支出的成本敏感度明显上升，为盟友长期承担防务责任的政治正当性不断遭到质疑。美国战略界由此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既要避免全球影响力过快收缩，又难以继续承担高成本、广覆盖的安全供给。联盟交易化正是对此作出的制度回应。基本思路是减少无条件承诺，提高盟友分担比例，以较低的直接投入维持前沿存在和关键时刻的控制能力。
第二，盟友利益结构日益分化。冷战时期相对集中的威胁认知已难以复现。欧洲国家在对俄政策、对华关系、军费投入、产业保护和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断扩大。美国在乌克兰和东欧安全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又削弱了欧洲对美国承诺稳定性的信心，加剧欧盟内部路线分歧。印太盟友同样面临安全依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复杂权衡，对华经贸联系、地区风险判断以及配合美国战略的意愿并不一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欧洲盟友普遍缺乏积极响应，显示西方联盟虽保持组织完整，共同战略意志却已明显弱化。统一规则难以覆盖日趋分散的利益诉求，美国遂更多采用差异化施压、分层定价和双边议价的方式。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要求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承担主要地区防务责任，也体现了从统一供给转向责任外包的政策取向。
第三，相对实力变化推动大战略重新核算。当前，美国虽然仍是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却已无法像单极时期那样以较低代价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相对优势变小不会自动导致全面收缩，却会迫使决策者区分战略方向的轻重缓急，重新划定必须直接控制的核心空间、可以转移的地区责任以及需要附加条件的安全承诺。莱顿大学学者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将其概括为资源约束下的优先序政治，决策者将不同地区视为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性单元，进而推动美国战略由全面维持逐步转向重点防守与责任外包［35］。美国对长期秩序建设的关注，让位于重新谈判有利条件、追求即时收益的政策冲动。事实上，美国国内长期蛰伏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外交建制派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本就存在深刻裂痕，特朗普的政策只是将这种潜流显性化。就此而言，联盟交易化是美国相对实力演变与大战略再评估的必然产物。
盟友的应对又强化这一进程。针对美国承诺波动和要价上升，各国普遍采取自保优先、分散交涉的策略，通过双边沟通争取例外安排，建立自主防务与多元合作渠道，降低遭弃和牵连风险。碎片化应对削弱联盟内部的集体约束，也扩大美国分化施压的空间。因而，只要霸权成本压力、国内政治反弹和盟友利益分化继续存在，联盟交易化就较难回到传统轨道。前沿承诺越趋条件化，美国对可直接控制的战略后方越为倚重，西半球的地位也越突出；西半球越稳固，美国便越有条件压缩欧洲和印太的常态投入，提高联盟合作要价。空间收缩与机制交易由此相互推动，构成美国以有限资源维持全球主导权的两条基本路径。
四、条件控制型霸权空间重构
与机制转型的互构机理
新门罗主义推动的空间秩序重构，与联盟交易化带来的机制形态变革，是同一霸权转型进程中相互嵌套、双向强化的两个核心维度。空间维度通过西半球腹地化与全球功能空间管控，划定霸权体系的核心排他边界，筑牢战略安全底座；机制维度通过联盟义务条件化与成本转嫁，重构前沿控制的运作规则，实现霸权维系的降本增效。二者形成空间稳固提升机制议价权、机制转型反哺空间建设的互构循环，共同推动美国霸权从战后的制度领导型，向以排他性腹地为空间基础、以条件性交换为运作核心的条件控制型霸权转型。
（一）条件控制型霸权的概念内涵
第一，霸权组织方式由制度供给转向条件设定。战后美国以安全保障、市场开放、国际货币和多边规则等公共产品换取盟友追随与体系稳定。该模式依赖承诺连续性，使体系成员相信规则可以预期、合作收益能够延续。条件控制型霸权依然提供安全、市场、技术和制度资源，却不再把这些资源作为相对普遍的体系性供给。各国能够获得何种支持、进入何种合作层级，取决于其战略位置、政策配合、成本分担和现实效用。安全保证随防务投入调整，市场准入同外交立场挂钩，技术合作依据安全标准收放，产业优惠也成为换取政策配合的筹码。公共产品由此趋于俱乐部化，成员资格受到筛选，使用权益附带门槛，收益分配因国而异。美国维系追随关系的主要手段，逐渐从扩大共同收益转向掌握准入权、定价权和解释权。
第二，霸权空间结构由广域覆盖转向分层经营。自由主义霸权强调制度、规则和市场关系的全球扩展，条件控制型霸权则依据战略价值配置有限资源。美国将与本土安全、资源保障、产业能力和战略通道直接相关的区域，划入排他性较强的核心腹地；直接重点控制影响全球力量投射的关键节点；主要依靠盟友分担那些仍需维持影响却不宜继续承担高额成本的前沿地区；而对边际价值较低的区域，则实行弹性介入或主动收缩的策略。分层超越传统势力范围对地理边界和领土控制的关注。空间价值还取决于资源禀赋、制造能力、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枢纽和海上通道。西半球构成美国最重要的地理后方，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关键矿产、港口航道、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供应链则构成功能性节点，由此形成核心区域排他化、关键节点控制化、战略前沿外包化、一般区域弹性化的空间结构。
第三，霸权治理模式由规则稳定转向弹性调控。制度领导型霸权依靠规则确定性和承诺连续性稳定成员预期。条件控制型霸权则把弹性、浮动和可控的不确定性纳入权力运用。条约与组织继续存在，规则解释权、责任调整权和承诺定价权却进一步向霸权国集中。美国可以提高准入门槛、增设附加条件，也可以根据对象和议题选择性适用规则。体系成员必须持续证明自身价值，方能维持原有地位和合作权益。条件控制型霸权由此区别于依靠公共产品和稳定规则维持追随的制度领导型霸权，也不同于建立在领土占领和直接强制之上的传统帝国。它保留制度外壳，却改变制度用途，使规则更多承担压力传导、成本分配和行为校准功能，控制关系的重心也随之由规则约束转向条件约束［36］。
（二）条件控制型霸权运行机理
第一，资源腾挪与成本转嫁。西半球腹地建设需要在基础设施、矿产开发、制造能力、军事部署和战略通道等方面持续投入。美国若要增加本土防务和关键技术产业投入，须降低其他方向的常态负担。联盟交易化正是实现资源腾挪的机制。北约海牙峰会将军费、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纳入新的防务目标，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印太双边同盟、AUKUS和小多边机制，也在推动伙伴扩大军事投入、基地保障和军工协作。美国由此更多扮演总体协调者、核心能力提供者和最后担保人的角色，盟友承担前沿部署、地区防卫和产业动员责任。美国仍控制情报、指挥、核威慑、尖端装备和战略调度能力，在压缩常态投入的同时保留危机主导权。前沿成本的重新分配为资源向战略腹地集中创造空间，腹地提供的产业和资源支撑又反过来增强美国干预前沿的能力。空间面腹地化与机制面联盟交易化，由此在资源流向上形成直接衔接。
第二，跨领域工具的联动。美国将关税、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军售、技术许可、产业合作和安全承诺纳入同一政策链条。在西半球，这套组合工具主要用于港口、矿产、通信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安全审查，压缩域外竞争者的经济存在；在欧洲和印太，则表现为将军费分担、技术标准、供应链调整和外交立场同安全保证捆绑起来。跨领域联动把美国分散于不同网络中的结构优势汇聚为综合控制力。贸易争端可以牵动安全承诺，技术合作可以受制于外交立场，军售和情报共享也能成为产业谈判的筹码。受压国家面对的往往是一组可能连续触发的后果，单项让步难以切断整条压力链，安全、经济和技术依赖因而彼此叠加。
第三，差序准入与等级化开放。对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强化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和供应链隔离；对盟友和伙伴，则依据政治关系、安全配合和投入程度，提供不同层次的市场、技术与制度准入。防务收益具有成员资格、排他边界和可分割性，可能表现为俱乐部产品［37］。条件控制型霸权将这一逻辑扩展到高端技术、情报网络、军工体系和产业链领域。成员只有增加防务支出、开放国内市场、配合技术管制并调整产业政策，才能维持较高合作层级。开放因此不再只是利益供给，也成为持续规制成员行为的权力工具。美国在牢牢掌控关键空间、核心技术及核心产业链的同时，通过动态校准准入条件引导盟友战略取向。
第四，安全化叙事的自我证成。条件控制型霸权把某项议题建构为生存性威胁，从而为超常规措施获取正当性。美国将竞争对手参与港口经营、矿产开发、数字通信和产业投资描述为战略渗透或安全风险；同时将对盟友提出的军费、采购和政策对齐要求，解释为维护共同安全的必要责任。安全化叙事与政策实践共同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美国利用盟友增加军费来证明威胁判断获得认同；将关键资产重归美国控制，作为安全担忧拥有现实依据的证据；又将竞争对手寻找替代合作渠道的行为，视为其战略意图的进一步显现。决策者不断将这些政策结果重新吸纳进威胁叙事，为推行新一轮限制措施提供理由。话语建构与政策实践在此形成循环，相互背书并持续强化条件控制型霸权的制度韧性。
（三）条件控制型霸权的形态特征与内在张力
第一，秩序供给具有动态分层与排他性。条件控制型霸权依然提供安全保障、市场机会、技术合作等秩序产品，但所有供给均附带差异化条件。一国在秩序中的层级位置、可获取的支持类型与需承担的责任边界，取决于其战略区位、政策配合度与成本承担能力，形成等级分明、准入有别、条件各异的差序秩序结构。传统霸权等级关系植根于相对稳定的权威契约，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具有长期固化的特征；而条件控制型霸权下的等级结构具有显著的动态性与浮动性，盟友与伙伴的层级位置随它们配合程度、投入意愿与即期战略价值持续调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地位保障，必须通过持续的投入与站队维系资格。
第二，控制方式呈现弹性化与工具化。制度和条约继续充当霸权运作的平台，功能重心却逐渐转向压力传导、责任分摊和行为调整。美国约束他国时强调规则刚性，维护自身行动自由时则扩大制度解释空间。行为体会依据承诺成本、不确定性和主权代价选择制度形式。在条件控制型霸权下，刚柔转换进一步成为支配技术，对伙伴提高门槛，对自身保留例外。弹性控制扩大美国的政策空间，但也持续消耗制度信誉。
第三，后方腹地与前沿地带功能性协同。与传统帝国的领土扩张、自由主义霸权的全球制度覆盖不同，条件控制型霸权构建起“核心腹地排他管控+前沿地带责任外包”的新型组合架构。后方控制越稳固，美国在前沿就越有底气压缩固定投入、抬升安全要价；前沿关系的交易化属性越强，美国对可靠战略后方的依赖就越深，二者通过成本转嫁与功能互补形成双向强化。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38］。这一判断恰恰构成美国空间架构调整的底层逻辑，霸权护持的根本在于维系经济与技术优势，而优势存续的前提是将核心生产要素、关键资源与技术节点置于高可控的空间范围之内。条件控制型霸权吸收克制战略的成本意识，却保留全球干预能力；延续势力范围政治的排他倾向，又把控制对象从领土扩展到产业链、技术网络和基础设施。
从演化趋势看，驱动条件控制型霸权生成的结构性力量在中短期内难以消退。大国竞争的战略压力不会消解，霸权维系的高成本格局难以逆转，美国国内政治无法重建对高成本外部承诺的共识，盟友的利益分化与自主诉求也将持续深化。这些因素共同赋予条件控制型霸权较强的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倾向。但同时，这一霸权形态也内含三重难以化解的结构性张力：其一，制度信誉的持续消耗，盟友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同时，战略自主性也会同步提升，对美国压力的抵御能力逐步增强［39］；其二，过度条件化激发盟友离心倾向，倒逼盟友探索替代性合作渠道，反而抬高美国的控制成本；其三，秩序碎片化带来的战略空隙，为竞争对手在美国控制力松动的区域构建替代性合作框架创造空间。中期来看，条件控制型霸权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重塑全球权力分配、同盟关系形态与地区安全架构，内在矛盾的演化也将成为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
五、对中国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冲击
与应对思路
条件控制型霸权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已超出单项政策调整的范围。空间上，美国强化西半球控制，争夺全球关键节点；机制上，通过联盟交易化向盟友转移成本，推动安全、技术、产业和规则体系相互嵌套。两者共同形成覆盖中国周边、海外利益、供应链、全球治理空间等复合压力。因此，中国的应对不能停留在点状回应层面，必须立足整体环境变化，构建面向长期的系统性结构策略。
（一）结构性冲击的四重表现
第一，周边安全压力加速网络化。以往中国周边安全压力虽然来源多样，主要矛盾仍集中于中美直接博弈。当前，美国正把更多地区防务责任、能力建设任务和安全功能交由盟友承担，并将分散的双边关系连接成多节点联动网络。情报共享、基地使用、联合演训、装备协同和政策协调相互贯通，使局部事件更容易引发跨区域、跨机制的连锁反应［40］。美日菲三边合作持续机制化，AUKUS向先进军事能力和国防工业协作延伸，美印防务合作在后勤、演训和装备领域不断深化，各类双边、三边与小多边机制交错叠加。日本在美国推动下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约束，扩大防务预算，发展远程打击、两栖机动和联合作战能力，由传统基地提供者转向前沿能力提供者。随着日本国内对华威胁认知强化，再武装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美国联盟网络的前沿进攻性随之上升，形成快速耦合、相互强化的中国周边压力网络。
第二，海外利益承受更强安全化挤压。传统语境下，市场波动、法律纠纷、政局变动等常规因素构成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风险来源。当前，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将中美正常的商业投资、港口运营、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纳入“战略渗透”“关键资产失控”等安全化叙事框架，强力推动经贸议题向政治安全议题转化，进而同步推高项目的合规风险与政治风险。西半球是这种变化最集中的区域。美国借助新门罗主义叙事强化对拉美国家的政治施压，并通过规则塑造、盟友动员和舆论放大，把局部商业争议推向制度性排斥。类似逻辑还可能向其他地区扩散，使中国企业同时面对经营、政治、制度和声誉风险。海外利益的脆弱性由项目自身条件决定，也受大国竞争、属地政治和跨国叙事的共同影响，单纯依靠企业合规已不足以化解风险。
第三，供应链排斥趋于规则化。条件控制型霸权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把供应链安全与战略忠诚捆绑在一起。美国把供应链安全同战略立场相联结，借助“可信赖供应链”、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技术标准建立新的准入门槛。盟友能否获得美国市场、技术和产业合作机会，越来越取决于其对华政策配合程度。某些国家即使同中国不存在直接安全矛盾，也可能因担忧失去制度资格或遭受政策惩罚而缩减对华合作。美国负责设定规则，盟友和第三方承担供应链调整成本，通过提高合规成本、扩大安全审查、收紧技术许可和附加政治条件逐步推进，持续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美国推行的渐进式制度排斥，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较强的路径锁定效应。
第四，全球治理空间出现分层收缩。条件控制型霸权倾向于在规模较小、门槛较高、政策对齐度更强的机制中塑造规则，将安全保障安排、产业标准和技术体系结合起来。传统多边机制虽然继续存在，议程设置和资源配置能力却可能受到小多边机制分流。部分制度仍保留开放性表述，实际准入资格已同安全立场、技术标准和政策配合挂钩，原本开放的全球治理空间变为层级分明的准入结构。全球治理的开放性、普遍性持续弱化，分层性、筛选性显著增强，形成不同层级机制并行、不同国家分属不同制度空间的格局。美国霸权从规则约束滑向资源本能驱动，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动荡与全球治理赤字［41］。联合国等普遍性多边机制虽继续存在，但小圈子机制的挤压促使其日益陷入议事空转困境；外部力量也企图稀释中国原本具备较强议程塑造能力的多边平台功能；新的环境压力则在压缩全球治理制度的拓展空间。此外，特朗普不可预测的行为将直接增加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42］。
（二）四条应对路径
第一，以周边稳固为重心，削弱网络化联动效应。中国应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优先位置，统筹配置外交资源、深化战略沟通、完善危机预防。针对东盟、南亚、中亚和南太平洋国家的不同关切，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分类的政策对接，以防止外部力量将具体矛盾整体嵌入阵营对抗的框架。围绕海上执法、灾害救援、能源运输、跨境犯罪和公共卫生等议题，提供持续、可靠、可感知的地区公共产品，以务实合作巩固共同利益。对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潜在风险点，应完善危机通报、军事沟通和风险隔离机制，增强战略威慑的可信度与政策沟通的可预期性。核心目标是阻断局部矛盾的跨机制传导，把外部联盟网络可能形成的联动压力限制在特定议题和可控范围内。
第二，以全链条风险治理为抓手，提升海外利益保障能力。海外利益保护需贯穿项目准入、投资建设、日常运营、危机处置和损失恢复全过程。对港口、矿产、能源、电网、通信枢纽和物流节点等敏感项目，在进入前开展政治安全、舆论环境、法律合规和合同可逆性评估，建立覆盖国别、行业和项目风险分级机制。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布局时，需主动由单点经营转向在地化嵌入。企业应当通过扩大本地就业、增加税收贡献、培育产业配套、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第三方合作，主动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防止竞争对手孤立并打击相关项目。尤其在拉美、非洲和部分欧亚国家，相关部门与企业应将海外利益保护同双边关系经营紧密结合起来，避免让自身项目孤立地暴露在大国竞争的最前沿。应完善法律援助、国际仲裁、政策沟通、金融保险和应急撤离机制，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金融机构与行业协会协同参与的保护网络。加强海外利益保障能力建设，扩大力量投射范围，对于蓄意损害中国海外利益的行为，要采取必要措施坚决反制，切实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第三，以产业科技韧性为基础，构建包容性供应链合作网络。破解美国主导的排他性供应链规则，需坚持“内强韧性、外拓联结”的双向发力。对内，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与关键原材料保障体系建设，重点突破高端制造、工业软件、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领域的瓶颈，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从根本上消解制度性排斥的卡脖子效应。对外，通过共建产业链、扩大市场开放、深化本币结算、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式，巩固与周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及欧洲务实经济体的经贸黏性，让对华合作保持足够的利益吸引力。针对第三方国家分类采取差异化施策，对因同盟约束被动跟进者，以利益绑定对冲安全压力；对因产业竞争主动配合者，以对等博弈明确合作边界；对犹疑观望者，以合作红利引导其保持中立，阻断对华排斥的跨区域连锁传导。
第四，以多边制度经营为战略高点，拓展规则与叙事空间。应对全球治理的分层化收缩趋势，需将多边机制维护、国际规则塑造与全球话语建设摆在更突出的位置。一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普遍性多边体系，巩固对发展、气候、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融资等议题的制度影响力，并将其持续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守住普遍多边主义的主阵地。二是深耕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广泛团结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等强国，提供稳定的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与规则协同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小圈子式治理”提供可行替代方案，夯实开放多边主义的力量基础。三是同步强化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系统阐释中国海外投资、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参与的发展属性与互利属性，主动回应针对正常经贸活动的泛安全化、污名化的负面叙事，提出更具吸引力的互联互通方案、开放合作规则和发展导向型倡议，拓展制度层面的战略回旋空间。
六、结语
大国战略调整，历来是权力结构变迁的深刻投射。本文意在打破区域政策与同盟政策相互割裂的分析传统，提出条件控制型霸权这一总体性研判框架。其中，新门罗主义重划霸权经营的地理圈层，联盟交易化重构安全承诺的兑现规则，二者同源同向、互为表里，共同构成美国霸权转型的空间版图与机制杠杆。循此线索可见，美国维系霸权支配的逻辑已悄然换轨，通过设置准入资格与动态对价机制规训他国。制度的外在框架得以保留，但其功能内核已发生置换。
这一研判的理论启示，或许不止于美国本身。守成大国在相对优势收缩之际，未必选择全面战略收缩，反而可能通过体系内部重组延续支配地位。它们大可保留既有框架，把原本普遍供给的“公共产品”转化成附带门槛的俱乐部产品。问题也随之浮现：当安全、技术与规则越来越多地纳入差序准入与动态对价，国际秩序是否整体走向条件化？若这一趋势持续演进，秩序稳定的根基将因之动摇。届时，比起实力的绝对厚度，霸权国能否说服并撬动追随者接受其设定的交易条件，将成为决定霸权存续的关键变量。
从更深层次看，当今世界正迎来两种秩序组织原则的系统性竞争。一种以排他性壁垒、等级化秩序与可控不确定性维系霸权地位，将相互依存关系异化为实施规训的权力工具；一种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与稳定预期凝聚合作共识，推动相互依存关系成为共同发展的纽带。
前者或能在短期内压低霸权的控制成本，却在加速透支其战略信誉；后者虽非一日之功，但更契合世界多极化与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大势。归根结底，国际秩序重构的主导权，终将归属于能够提供更具公信力的规则体系、更具普惠性的共同利益与更具确定性公共产品的行为体。这既是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逻辑的核心标尺，也是判断新兴力量发展前景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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