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等:中等强国崛起与中国外交的新着力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3 1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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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戴维来   金君达  

  

   内容提要:中等强国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新一轮世界权势转移过程中,中等强国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影响深远,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性主导力量。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中国需将中等强国视作对外战略新的着力点,及时调整战略,明确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以求保持中国国际战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关系进入结构重组、问题议程重置和价值观念重构的新阶段。包括新兴中等强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最为深刻和持久的动力。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中等强国在大致同一时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实现群体性崛起,并以具有自身特点的对外行为诠释着国家利益。它们不再是国际秩序中心的跟随者,而是国际舞台积极的参与者、修正者及制定者,是主导力量之一。①这一趋向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当引起中国外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国际关系中的中等强国

   如何认定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相当于中等强国身份的国家往往在某些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整体上又暴露出实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众所周知,衡量一国是否是中等强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通过其国家地理大小、经济、政治与外交影响力、军事、科技、地缘等多种因素作评判。按照国家规模,国家可分为超级大国、中型国家、小型国家和微型国家;按照国家实力,国家可分为强国、中等强国、初等强国和弱国;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国家可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一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也可部分反映该国的国际地位。加拿大学者亚当·切普尼克(Adam Chapnick)提供了有关中等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他指出,中等强国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元,区别于政治实体或联盟,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他并提出认识中等强国有三种分析模式:第一种是功能型,即正确定位自身国家实力,能够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力;第二种是行为型,即按照自我认定的国家实力行事,以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第三种是等级制型,即确认自身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贴上国际身份的标签,如在联合国中所处的地位等。②汉斯·摩根索设计了国家实力的衡量因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据此,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把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口作为分析指标,把美苏放在超级大国位置。然而在划分中等强国和小国时,却遇到了困难,即该数据边界难以确定。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指出,当今时代,中等强国角色与国际组织发展紧密结合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其位于世界国家物质性权力的中间位置,但同时处于国际冲突的风口浪尖,因而国际社会需要拥有中等及中等以上的国家力量来管控风险。中等强国通过对国际秩序和安全作出承诺、推动世界体系变革、与大国保持充分独立等方式来履行职责、践行使命。③在保罗·肯尼迪看来,中等强国又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英法德日是近代以来的大国,但在美苏面前又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中等强国。他认为,考察一国实力,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条件下进行,国家内部社会凝聚力、资源动员能力、地缘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都是其影响因素。④同时,拥有一个较强控制力与良好国内治理能力的政府也往往成为获得中等强国身份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响该国国家地位的形成。一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效率、公民技能、素质和创新精神均是中等强国实力的体现。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平(Jonathan H.Ping)认为,治国方略既指国际层面的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又指国家的政治过程。⑤也就是说,外交是治国方略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国家总体实力不够,却拥有很强的对外影响力,也可视为中等强国。中等强国既表现为一国面积大小及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强弱,更体现于外交实力方面,即在某个特定的议题领域其所能投入的资源和知识。⑥无论从国家规模、国家实力,还是从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其在国际组织中所处地位等角度看,中等强国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发挥着突出作用,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实施对外行为。因此,中等强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软实力乃至军事领域内,把国家目标确定在“中等水平”的战略性指标上,影响着中等力量的建构。

   中等强国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爱德华·卡尔强调:人类应该正视国际关系现实,政治就是权力政治。他并指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主要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而军事力量是公认的价值标准,衡量大国的标准是其可用军力的质量和预设效率。⑦纵观历史上世界均势的变动,真正能够称得上“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国家只是少数,即通常是那些拥有显著军事优势、经济实力、占有较大领土,并拥有较多人口规模的国家。而中等强国在人口、经济实力、国土面积、军事力量等关键领域虽不及大国(或者超级大国),但其战略位置或扼守要道、或位居地缘要津,其经济力、军事力以及软实力也仅次于大国,在国际力量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此外,中等强国是均势的关键平衡手,如19世纪著名的欧洲协调,其实就是一种均势状态和安排。当时欧洲一些中等强国认识到其任何一个均无法取得绝对的大国地位,只能通过彼此制衡,形成欧洲协调,从而相互保证安全和地位。在均势体系内,中等强国或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小国,都能对均势产生较大影响。

   中等强国本身具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的强大意愿。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寻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国际机制进行合作,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使每个成员受益。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共同收益。”⑧而从自身所拥有的禀赋、国际行为能力和利益重点等看,中等强国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拥有较强的地区或全球影响力,迫切希望通过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争夺低端政治方面的话语权,最大限度谋求核心利益,发挥自身重要作用,因而能够成为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格局形成的重要国家行为体。具有这种思维的中等强国通常更可能采取外交手段和程序,包括对多边机制的偏好,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通过合作增强与大国对话的实力,以及更多地运用经济影响力和战略手段,走“中等实力”路线,避免与美国、中国等大国“硬碰硬”。⑨它们通常认为,与大国直接对抗极可能带来消极后果。

   从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表现看,中等强国这一国际社会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力量显著增强。二战后,美苏两极国际体系逐渐形成,加拿大国力虽与美、苏相去甚远,但与英、法等老牌大国的差距并不很大,然而为凸显自身存在,加还是决定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此后,中等强国界定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澳大利亚、挪威、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均将自己视为中等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其充分享受知识传播、技术变革以及经济格局变迁的巨大好处,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经济发展向好,成长为分量越来越重的新兴中等强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并不是一朝一夕现象,而是一直都在进行,此前之所以未被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新兴中等强国崛起的态势被掩盖在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光环之下。新兴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始于2005年7月于英国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即鹰谷)召开的八国集团(G8)峰会。该次会议正式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加入“G8+5”对话机制,新兴中等强国就此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只是“对话国”,相对于G8成员国仍处于不平等地位。新兴中等强国真正被认可还是其参与二十国集团(G20),这改变了世界经济由美日欧主导的局面,使中等强国获得与西方大国同样的成员国地位,并开始从国际秩序外围走进国际体系变革与治理的核心地带,从国际关系的“权势客体”华丽转身为“权势主体”。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新兴中等强国表现得很抢眼,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安排与对话协商的要角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5%,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4%。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艰难复苏,但新兴国家继续保持至少为发达国家2倍的增长速度。⑩世界力量消长变化明显朝着利于新兴国家倾斜,在气候变化、世界经济、能源和粮食安全、贸易、金融体系和消除贫困等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上,如果没有新兴中等强国的参与,要想突破的确很难。

   中等强国虽不像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那样,身居国际政治权力金字塔之巅,但在其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其地位却举足轻重。印度在南亚首屈一指,正从“印度象”变为“印度虎”,经济上保持高增长态势,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当发达,外交上也是左右逢源。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访印时甚至宣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11)新总理莫迪上台后,外界普遍认为他将带领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印度的活跃,将深刻改变南亚乃至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又比如,巴西是拉美最强国家,近年潜心发展经济,悄悄进行“二次崛起”,成功举办2014年足球世界杯赛、又争取到201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外交方面凸显“拉美人的拉美”,要“拉美人自己说了算”,发起拉美论坛和美洲国家论坛,请古巴新客、送美国和加拿大旧客;调解伊朗核问题,2010年5月与土耳其、伊朗签署核燃料交换协议。与此同时,身跨欧亚、战略位置独一无二的土耳其正在“向东看”,在地区显示强大领导决心,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亨廷顿1993年曾警告说,穆斯林人数非常多,但是就像一盘散沙,没有领导核心,如果土耳其真的重回穆斯林世界,那么穆斯林就有了领导核心,俄罗斯和欧洲就会受到威胁。此外,非洲大国南非也表示要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特别是在2010年成功举办世界杯后雄心勃发,在利比亚危机中更是积极斡旋。总的来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四个新兴中等强国俨然已经在各自所在区域扮演代言人角色,并成长为有重要影响力的支点国家。

新兴中等强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成为大国不得不重视的新力量中心,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改革驱动。新兴中等强国表现出振兴国家的强烈欲望,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早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就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比如:放松产业和贸易管制,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加强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推进公共部门私有化,强化财政监管。新兴中等强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了高增长率,增强了经济实力,对外则实行市场开放政策,降低关税,接轨国际分工。此外,还进行治理改革,加强私有产权保护,确保私人企业融资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诸如此类的市场化和开放化措施,极大地拓展了新兴中等国家的市场范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工业能力,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二,创新发展。新兴中等强国通过将外来知识与本土经验对接,促进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并进行重大的革命性创新,建立起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展示自己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这些新兴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加大对科技、研究事业的投入,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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