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频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接续崛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高举自由民粹主义的意大利力量党、地方自治色彩浓郁的北方联盟，到煽动民族民粹主义的联盟党及保守排外的意大利兄弟党，皆擅于利用媒介传播右翼民粹叙事、汲取反建制资源，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左翼阵营碎片化与选举规则变化也为其崛起提供了结构性契机。经过多年的联合执政与参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力塑造并巩固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在意大利不仅是政治修辞和竞选动员策略，更是具有深刻制度后果的治理方式。这既是解码意大利多年来内政外交整体保守化的密钥，也是透视其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滞缓的关键维度。
［关键词］意大利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保守化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美，民粹主义不仅冲击了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主导格局，更通过极化议题设置、挑战建制派权威及重塑选举逻辑，深刻重塑了政党政治的基本版图与运作方式。事实上，在意大利这一进程开始得更早——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力量接续登上政治舞台，意大利也因此被称为“民粹主义的应许之地”或“民粹主义实验室”。具体而言，以意大利力量党（以下简称“力量党”）、（北方）联盟及意大利兄弟党（以下简称“兄弟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崛起，强势主导了该国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议程；相形之下，意大利价值党、五星运动等具有一定左翼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本文着重对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演化历程与原因及其影响进行考察，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国内学界对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多元形态、演变逻辑及其与既有政治制度动态互动的理解。
一、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与演化
民粹主义的“薄中心”属性决定其必须依附于更成熟、更系统的“厚”意识形态，方能形成立场明确的政策主张。本文基于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主张，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自由民粹主义、地方自治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及民族—保守民粹主义。它们接续崛起的过程，也是意大利政党政治趋于保守化的历程。
（一）自由民粹主义与自治民粹主义的结盟
自由民粹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意大利政党政治向第二共和时代过渡的时期。始于1992年的“净手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第一共和时代以天民党为核心的执政联盟。1994年1月，传媒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以“清白企业家”身份进入政坛，将其控制的广告公司改组为组织轻量化、以党首为核心品牌的力量党。贝卢斯科尼高呼自由主义，凭借“党阀政治”（partitocrazia）的“局外人”、传统右翼的反叛者和共产主义的极端反对者等人设，带领成立仅两月有余的力量党及其盟友赢得大选，填补了传统右翼崩解后的政治真空。在力量党的自由民粹主义叙事中，“人民”是被低效无能的“旧体制”剥夺、拖累的守法纳税者，国家治理被简化为“效率与常识”层面的企业管理问题，但鲜少涉及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价值观。
1991年，扎根意大利北部的地方政党——伦巴第联盟等，联合组建了自治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它围绕反中央政府叙事和北部身份认同构建展开动员，把中央政府描绘为掠夺北部税收并将之输送给低效南部“寄生体”的腐败精英，主张实现北部自治。在北方联盟的叙事中，人民指的是北部地区的纳税者，精英则包括旧政党及主导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联盟。1992年，北方联盟在翁贝托·博西领导下，在参众两院的选举支持率分别达到8.20%和8.65%；1994年，通过与力量党和民族联盟结盟走进国家政治舞台中央。
“共同的敌人”与互补的选民群体，成为力量党与北方联盟在1994年结盟的基础。虽然两党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不同，但共同锁定了三个主要“敌人”：分别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旧体制”、左翼阵营和调查贝卢斯科尼违法问题的司法部门。对贝卢斯科尼来说，扎根北部中小企业密集地区的北方联盟能够帮助他扩大反“旧体制”的声势；对博西而言，力量党则提供了击败左翼、反中央政府的全国性政治动员能力和媒体资源。
进入21世纪后，两党又先后于2001—2006年、2008—2011年主导组建了中右政府，并支持了此后技术官僚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在两党建制化过程中，贝卢斯科尼不再被视为“清白的局外人”而是“腐败精英”，北方联盟的“执政的反建制派”形象的公信力持续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党故技重施，仍以反旧体制、反欧盟、反移民等民粹主义叙事转移公众注意力、遮蔽治理失能问题。这种动员使其陷入自我反噬困境，大众激烈的反建制情绪被五星运动等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吸纳并转化为崛起动能，同时也为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塑造了政治空间。
（二）地方自治民粹主义向民族民粹主义的转型
欧债危机、财政紧缩与难民危机叠加的21世纪前十年，是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重构政治叙事的时期。马泰奥·萨尔维尼在2013年接任北方联盟党首后，启动以剥离分离主义包袱和化解巨额负债为主要内容的“去北方化”进程，以重塑本党声誉和影响力。萨尔维尼精准捕捉到欧盟紧缩政策引发的社会愤懑，将斗争矛头从意大利的南北对立转向欧盟治理。同时，他利用移民难民危机催生的社会焦虑，完成了本党身份叙事的核心转向——从以“北部纳税人”为核心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切换为以“意大利人优先”为内核的民族国家叙事。为推动北方联盟向全国性政党的彻底转型，萨尔维尼推动其成员整合入“萨尔维尼总理联盟”，于2017年底正式对外统称联盟党。在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助力下，联盟党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实现逆袭，分别以17.61%和17.35%的参众两院支持率成为右翼第一大党，与五星运动联合组建了所谓的“黄绿政府”。
新冠疫情暴发后，联盟党意图通过对政府的摇摆式批评、传播反专家言论和弹性主权叙事扩张影响力。然而，公共卫生危机对治理能力的高要求，暴露了其机会主义策略的缺陷。这是其在此后几年内被意识形态更鲜明、政治立场更明确的兄弟党反超的关键原因。
（三）民族—保守民粹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
2019年后，意大利进入了一个由公共卫生危机所驱动的国家治理考验期。危机的常态化与民粹动员的相互作用，推进了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全新的竞合进程。兄弟党的崛起就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兄弟党成立初期纲领较温和，在2014年梅洛尼当选党主席后急速右转。此后，兄弟党不仅重新启用三色火焰标，而且将党的全称由“意大利兄弟党—民族中右翼”改为“意大利兄弟党—民族联盟”，同时持有强硬的反移民和疑欧立场。在难民危机爆发后，兄弟党自视为身份民粹主义力量。在2017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里雅斯特论纲》中，兄弟党诉诸“身份哲学”和爱国叙事，将“祖国”和“意大利民族性”打造为政治动员的基石。这种糅合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策略是该党影响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其参众两院支持率分别达到4.26%和4.35%，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支持率增至6.44%。
兄弟党对民族—保守民粹主义路线的不断强化是其此后崛起的关键动因。在2019年的一次中右翼集会上，党首梅洛尼以女性、母亲、基督徒及意大利人的多重身份进行自我定位，进一步凝聚了传统保守选民的情感认同。新冠疫情期间，当联盟党未能转型为可信的危机治理力量并因支持2021年上台的德拉吉政府遭遇选民流失时，坚持反对党立场的兄弟党赢得了更多民众信任。2022年议会选举中，兄弟党对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敏感的法西斯口号——“上帝、祖国和家庭”进行去极端化再包装并用于选举动员，最终以26%和25.98%的参众两院支持率跃居议会第一大党。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兄弟党进一步强调自身作为欧洲文化根基捍卫者的保守主义身份，主张在“辅助性原则”下强化民族国家权力、推动欧盟“做得更少但更有效”，最终以28.76%的支持率巩固了右翼阵营霸主的地位。换言之，随着兄弟党的建制化，意大利右翼政党政治进入由民族—保守民粹主义主导的时代。
二、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频频爆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为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此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接续崛起，一方面在于各党更善于利用各种媒介强化并吸纳大众的反建制情绪，实现社会基础扩张，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左翼阵营的碎片化及选举制度的杠杆效应。
（一）民粹主义的需求土壤：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常态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雅皮士文化及政治冷漠就已开始在意大利流行，其中日渐滋长的反建制情绪蕴含了大众对当权者在冗长的政治斡旋中丧失高效决策能力的批判。“少一些国家、多一些社会”的呼声同时在保守派和左翼选民中赢得了大量支持者。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外政局剧变的背景下，意大利统治阶层在“净手运动”中暴露的道德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及其在应对1992年货币危机中的进退失据，激活了民众集体记忆中的“凡人主义”。由此，谴责“党阀政治”内在消极性、奉行自由主义路线的民粹主义思潮以燎原之势在意大利蔓延开来。
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南北发展严重失衡、中小企业众多及其在全球化竞争中相对不利的处境，也为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借助中央政府的大量转移支付，在二战后完成了对基础设施、公共行政体系的现代化改造，走向了一种“无工业化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既没有孕育出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激烈的劳资斗争，也鲜有培育出工会、行业协会等能够参与现代经济社会治理的集体行动组织。因此，意大利南部现代化资源的分配仍然依赖有数百年历史的以结构性依附关系为核心的垂直庇护模式。另一方面，意大利北部拥有深厚的自治与自由主义传统，当地中小企业主对中央政府的臃肿官僚机构、僵化体制和重税深恶痛绝。同时，面对技术迭代加速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北部家族式中小企业未能实现产业模式转型，逐渐丧失全球竞争力。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迎合了南部在庇护主义的历史沉沦与自由主义“良政善治”的现代性之间的彷徨，那么北部则充斥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与地方自治的痉挛式渴求，以及对全球化和垄断资本的声嘶力竭谴责。
2008年以来，意大利经济社会危机的频发是右翼民粹主义得以扎根的重要原因。意大利长年停滞的经济、高企的公共债务、严苛的财政紧缩，导致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受到严重挤压，民生保障体系受损，家庭绝对贫困率从2008年的4.6%大幅攀升至2024年的8.4%。中间阶层萎缩、底层群体生计状况恶化与区域发展断裂同步加剧，在全球化进程中“掉队”的焦虑和不安在意大利社会中广泛弥散。在此背景下，联盟党与兄弟党将移民难民问题重构为对本土就业、社会安全与文化认同的三重威胁，借“意大利人优先”等口号引发社会广泛共鸣。同时，他们以反精英、反欧盟姿态辅以福利沙文主义承诺，成功将国内复杂的结构性衰退简化为移民的“资源掠夺”与欧盟的“主权侵犯”。这种策略有效地将部分民众的经济剥夺感，转化为了基于国族身份认同的政治狂热。
（二）右翼民粹的供给：媒介矩阵的运用与民粹叙事的编织
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擅长利用大众媒介编织民粹叙事以实现高效动员，这也是各党接续崛起的另一大关键动因。在“净手运动”时期，贝卢斯科尼通过所掌控媒体为自身打造了多重“清白励志”的公众形象：白手起家却扎根中产的成功典范、人民意志的代言人与守护者以及肩负阻止左翼民主党执政使命的“意大利总经理”。为迎合大众反对腐败低效旧体制的情绪，他将经济自由化包装为“反精英斗争”，并抛出“减税即加薪”“私有化即增效”等简化叙事，以民粹修辞遮蔽结构性矛盾。贝卢斯科尼还运用广告调查方法，对不同选民群体进行经济民粹主义精准投喂：向企业家与自雇者承诺减税与放宽监管，向青年群体宣示扩大就业机会，向老年群体保证完善养老保障并提高养老金水平。此类策略不仅使力量党赢得广泛支持，亦使自由至上主义理念在不觉中更加深入人心。
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北方）联盟党将反对矛头从中央政府和南部“寄生虫”转向了欧盟与非常规移民，进而契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新议程。社交媒体兴起后，萨尔维尼采用情绪化、个人化的平台传播策略，借助算法机制争夺大众注意力，通过争议性动员与框架叙事推动议程设置，显著重构了右翼政治叙事的边界与风格。例如，他频繁使用“移民入侵”“人口替代”等极右翼术语，渲染移民正在“取代”本土人口，并声称移民“抢夺工作与福利”，却选择性忽略移民在农业、护理等行业填补劳动力缺口、贡献约9%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现实。面对联盟党咄咄逼人的气势，民主党前总书记尼可拉·津加雷蒂曾指出：“全球化创造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脆弱与不确定……全世界的右翼，包括意大利的联盟党，提供的方案虽是退步的和不宽容的，但却是清晰且有力的……右翼比我们更懂得利用意大利人的不安。”
如果说贝卢斯科尼是自由主义的推动者、萨尔维尼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者，梅洛尼则助力了保守主义的强势回潮。自2019年梅洛尼主打保守主义身份与传统伦理的演讲视频获得千万级“破圈”传播后，兄弟党便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交媒体的动员潜力。该党系统性地将TikTok等平台的算法推荐与注意力分配机制，转化为强有力的政治传播资源：一方面借助短视频的情绪化叙事和“原生”功能，提升内容的曝光度与互动率；另一方面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形象呈现，将民族—保守主义议题融入“亲民政治”表达。由此，在算法主导的传播逻辑下，实现了保守主义话语的持续扩散与议程塑造。随着右翼选民对保守主义认同的大幅回升，兄弟党在2022年大选和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完成并巩固了民族—保守民粹主义对右翼阵营的整合。
（三）制度性机会结构：左翼的碎片化与选举制度的杠杆效应
意大利左翼阵营的碎片化与政治身份认同的持续消解，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长期主导政坛的结构性基础。1991年，拥有70年光荣历史的意大利共产党（以下简称“意共”）更名易帜。由意共转型而来的民主党及其与共产主义传统的割席，为它短期内组建中左联盟政府铺平了道路。但是，长期来看却给左翼的发展带来了三重危机：一是意识形态真空，即民主党在放弃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后，未能建立一套足够鲜明、有号召力的新政治叙事来应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下的新社会矛盾，如移民问题、主权让渡等。二是身份认同的撕裂，即去共产主义化的转型在弱化了左翼与传统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身份的情感与组织纽带的同时，并未能构建出融合自由主义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激进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身份框架。三是组织的碎片化，即多个中小型政党如民主党、左翼生态自由党、“更多欧洲”等小党并存，代表从中左翼到激进左翼的不同光谱，常常陷入席位和主导权之争。这三重危机使得左翼很难在经济正义、欧洲一体化、移民、社会价值观等关键议题上形成统一、有力的政治提案，其政策主张的传播力与动员力远不如右翼强硬的民粹叙事具有煽动性。当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劳动力市场改革、财政紧缩）被激进左翼批评为背叛左翼价值、对大资本或欧盟过度妥协时，其惯常回应策略却是指责后者分裂阵营而使右翼渔翁得利。这进一步透支了选民信任，助长了右翼“强效执政”宣传的吸引力。质言之，左翼政治供给缺失、联盟凝聚力弱及执政效能低，直接为右翼——尤其是联盟党和兄弟党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历次选举制度改革，客观上都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建制化提供了关键制度杠杆。其中，旨在平衡代表性与稳定性的“罗萨泰伦法”，通过双重机制塑造政治竞争格局。一是席位产生机制，即约1/3的议席由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产生，其余依比例代表制分配。二是激励与约束机制，即“赢者通吃”的选区规则与政党的3%和联盟的10%门槛设计，形成了强烈的结盟激励，而封闭名单制度进一步将候选人提名与排序的权力集中于政党高层手中。该设计所奖励的三种核心能力——选前联盟纪律、党首中心化动员、议题最低纲领化，皆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优势高度契合。右翼阵营在经济自由化、移民和安全等议题上易于形成统一阵线，从而最大化单一选区的席位放大效应。反观内部意识形态多元、派系共识薄弱的中左阵营，在利用多数激励机制方面明显不如中右翼。结合历史经验看，中左联盟即便获胜也常因优势微弱及内部小党的“否决权”下野，导致治理信誉进一步受损。这反过来又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叙事提供了空间，助力后者通过联盟策略将选举优势转化为更强的议程塑造力。
三、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深层影响
自1994年以来，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四度牵头组建右翼政府，并在多个立法周期中参与跨阵营联合政府，不断巩固了其在国家政党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在长期的权力博弈与执政实践中，右翼的政策理念与极化叙事依托联盟协商机制，不仅以显性方式主导立法方向，更隐性渗透至国家治理的深层肌理，全面影响了意大利在政治演进、经济治理、社会福利体系及外交战略等领域的核心议程。
（一）政治议程：民粹化与保守化并存
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深植于对传统建制派的系统性解构与抨击。借由20世纪90年代反腐风暴开启的政治机遇期，它高举反旧体制大旗，成功跃入国家权力中枢。然而，极具悖论意味的是：一旦攫取执政权或立法主导地位，这些昔日的“反建制者”便迅速将立法程序工具化，将其异化为对抗司法独立、庇护裙带利益以及巩固自身权力的制度武器。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贝卢斯科尼多次推动旨在为其个人及所属利益圈层提供司法庇护的立法，包括放宽刑事羁押条件、设立高层职务豁免机制等。这种行径实质上复制并固化了其曾猛烈抨击的建制性腐败。这不仅在更深层次上侵蚀了法治基石，进一步透支了国家机构的公信力，还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即以反体制之名行特权之实，进一步催生出更激进的民粹主义反弹。
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移民议题在意大利已远超出简单的边境管理或人道主义政策范畴，逐渐被系统地政治工具化，转化为右翼构建排他性政治认同、驱动政治议程向民粹—保守轴心转向的核心引擎。贝卢斯科尼在第二任执政期间，将移民问题与公共安全绑定，确立了以治安为导向的移民治理框架。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立法展示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又实施大规模“特赦”（2002年），为数十万非法移民提供合法居留，以此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这种策略实质上是将排外动员与资本主义的弹性劳动力需求相调和，在满足保守选民秩序诉求的同时，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至萨尔维尼担任内政部长时期，该框架被转化为以“安全”为名的一系列紧急法令，废除或收紧既有的人道主义保护条款，将移民权利压缩至国际法允许的最低限度。这导致人道主义逻辑在意大利移民治理理念中的大规模退场及相应安全逻辑的制度性强化。梅洛尼政府上台后，沿袭并强化了此前以“安全”为核心的移民治理取向，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海上救援活动的立法限制、加强驱逐力度等方式，在“安全”名义下实现了对移民治理的全链条管控，尤其在操作层面构建起一个更严密、更具排他性的边境与身份管制体系。简言之，右翼民粹主义在移民治理中通过工具化立法与舆论操纵，使得排外议程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化组成部分。
兄弟党上台后，为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政治主导权，推行一系列旨在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措施，推动治理体系向更具威权色彩、强调秩序与控制的保守主义方向演进。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梅洛尼政府致力于推动修宪以引入“总理直选制”与议会“胜者补偿机制”（以保证执政党拥有55%议会的席位），进而扩大右翼长期执政的结构性优势。在社会控制层面，通过《安全法案》等立法手段限制工会行动，将阻塞交通等抗议行为刑事化，实质削弱劳动者权利与社会抗争能力。在舆论与信息场域，政府加强对公共媒体的干预，包括对国家电视台进行人事与内容管控（如临时叫停涉及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选举前修改“政治人物同等播出时间”规则，以倾斜性提升执政联盟媒体能见度。此外，针对记者与媒体提起的一系列“诽谤”诉讼，已引发欧盟委员会对意大利新闻自由状况的正式关切，建议其推动立法改革、采纳欧洲标准以保护记者权益。
（二）经济治理：“停滞的30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依托其在政治系统中的结构性优势，大肆推行旨在迎合特定利益集团与核心选民的民粹化财税政策。这种短视的政治分肥，严重透支了进行战略性结构改革的政策空间，成为意大利宏观经济深陷“停滞的30年”的核心制度性诱因。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多次针对中高收入群体推出税费“特赦”和定向减税的民粹政策，忽视了财政可持续性与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贝卢斯科尼在 2001、2002、2009 年出台的税收“特赦”政策，使逃税者的实际补缴税率仅为应纳税额的1.6%—3.6%。不仅如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先后推出过废除遗产税、赠与税及首套住房税等向高净值人群倾斜、强化财富分化趋势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危害不仅在于短期财政收入的减少，还在于对税制规范性的侵蚀及其所形成的长期逆向激励。这些后果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通过必要的税制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生产率提升的能力。
在地区政策维度，力量党和北方联盟有意强化了对北部地区的财政资源倾斜，以迎合北部选民诉求。2001年，北方联盟以推动宪法改革、实行联邦制作为支持贝卢斯科尼组阁的关键条件，从而促使2001年修宪显著扩大了大区在卫生、教育等领域的立法与行政权限。这与2009年的财政联邦化改革共同深刻重塑了二战后意大利以平衡发展为共识的区域政策路径，取而代之的是对北部中小企业高度友好却系统性忽视南部发展的政策组合。由此，南部更难打破发展滞后、人才外流和创新不足的恶性循环。
贝卢斯科尼执政期间在对私营媒体的垄断治理中，推出了具有鲜明“私人订制”色彩的政策。2004年出台的《加斯帕里法》重新界定市场范围、放宽媒体集中度限制及对稀缺资源的特殊分配，强化了国家电视台与贝卢斯科尼家族旗下梅迪亚塞特集团的双寡头格局。这使梅地亚塞特集团在2004年营业利润率达30%。不仅如此，《加斯帕里法》对利益冲突的刻意回避，使同一政治主体得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时掌控私营媒体、影响公共媒体的舆论导向并主导政府决策，形成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的高度同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被右翼政府掌控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减少了对经济社会危机的报道，并增加了个人化时事、生活方式、八卦和体育等内容的播出时间，以维持选民对执政党的好感度。可以说，意大利“第四权力”的实质性失语，加剧了国家民主监督防线的溃退。当面对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倾斜、利益输送及治理失能时，意大利社会的公共批判与制度纠偏能力，遭到了系统性解构与削弱。
力量党与（北方）联盟党等右翼政党在经济领域的民粹化治理，使其影响已远超具体政策维度的短期得失。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治理模式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塑造了两种持续自我强化的叙事惯性。一是国家治理能力被系统性污名化。当公共行政部门、司法与监管体系长期被视为“人民意志”的阻碍，旨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制度改革便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二是改革议程被分配冲突主导。（北方）联盟党将全国性结构改革建构为“北部受损/南部得益”的零和叙事，及其与力量党共同聚焦于针对核心选民的减税与财政转移等做法，进一步挤压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政策空间。简言之，右翼民粹主义在意大利已超越了简单的政治修辞或竞选策略，实质性地演化为具有深刻制度后果的治理模式，而其对长期增长潜力的侵蚀构成了解析意大利“停滞的30年”的关键维度。
（三）社会福利改革：福利体系“未完成的现代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风险，欧洲福利国家开启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型，意大利曾经也是其中之一。早在1997年，中左政府组建的奥诺弗里委员会就明确指出，意大利的福利制度过度覆盖老年风险（占总社会支出的61.5%），对其他生命周期风险覆盖不足，并建议重建更有利于社会团结的福利国家基础。但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短视与保守，阻滞了本国福利体系改造进程的推进。
右翼政党更多将社会福利支出视为巩固选民支持的工具，而非促进社会平等的机制。中左翼曾尝试弥补福利制度漏洞，如1998年引入最低收入保障，但该政策于2002年被贝卢斯科尼政府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税收减免和提高70岁以上老人的最低养老补贴等救助政策。这实质上是迎合老年选民的民粹主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福利支出结构失衡。在失业保险领域，第二、三届贝卢斯科尼政府始终将灵活就业者的失业保险替代率维持在7.5%，直到2007年中左翼再次执政才根据缴费情况分别提高至35%（前120天）和40%（第121天至给付终止日）。此后崛起的联盟党与兄弟党更鲜明地走向福利沙文主义，将福利支出与特定群体绑定。例如，2018年联盟党推动的“配额100”养老金改革，允许满62岁、缴费满38年者提前退休。此类调整依然主要惠及职业连续性强的本国老年劳动者，他们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选民。2022年，兄弟党为首的右翼联盟上台后，又着力以“包容津贴”取代覆盖更广的公民收入项目，将救助重塑为基于家庭结构与本土身份的选择性支持。
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叠加的福利政策组合，强化了意大利福利制度的选择性与排他性特征，加剧了社会分化。2014—2023年，意大利个人绝对贫困率从6.9% 升至9.7%，贫困代际传递率高达34%，显著高于欧盟20%的平均水平。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导下的治理失灵与制度合法性危机，更是催生了意大利统一以来第三次大规模人才外流潮。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初，常住海外的意大利公民逼近600万，约占总人口的10.1%，较2006年激增91%。更为严峻的是，流失人口中高达44%为34岁以下青年，且呈现显著的高学历特征。这种堪称“系统性失血”的智力出逃，本质上是青年精英群体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出对国家治理现状的绝望与否定。
（四）对外政策：“三环外交”的工具化重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意大利传统“三环外交”（大西洋主义、欧洲主义与地中海主义）实施了工具化重构，不仅系统性地剥离了这三大地缘基石的传统共识功能，更通过外交内政化的运作，将其置换为服务右翼主权叙事与选举利益的博弈筹码。
在与欧盟关系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主义”向21世纪以来日益鲜明的“疑欧主义”演变。在此过程中，欧盟常被工具性地塑造为国家主权与民族认同的“外部他者”，成为凝聚国内支持、转移治理矛盾的政治标的。无论是贝卢斯科尼时期在司法独立、财政纪律等问题上与欧盟的制度性摩擦，还是萨尔维尼在难民与新冠疫情期间以“主权捍卫者”姿态发起的正面冲撞，皆属此类逻辑的体现。至梅洛尼时期，该策略更侧重于实现欧盟规则框架内的制度机制调整，借助法律与政策工具推进主权化与保守主义议程，由此呈现出一种更具韧性和嵌入性的疑欧主义形态。
在对美关系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强化与美国保守派力量的跨国联动视为提升国内政治资本、巩固治理正当性的重要资源。贝卢斯科尼推行的是高度个人化、象征性的大西洋主义，意图通过高调渲染其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私人关系及双方在“安全事务”上的配合，塑造自身作为国际事务强人的形象。萨尔维尼则倾向于构建意识形态链接，主动将其主权主义叙事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等保守浪潮捆绑，寻求政治共振。如今，梅洛尼政府进一步将上述历史遗产发展为一种双轨策略：在国家层面维持与美行政当局稳定、可预期的传统同盟关系；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积极嵌入美国保守派的价值与议程网络，参与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等跨国平台，构建超越政府轮替的持久右翼影响力通道。这为其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时期渲染意美“特殊关系”、延续保守力量的跨国联动构筑了基础。
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深化，意大利“三环外交”的南向枢纽也经历了战略重构。在贝卢斯科尼主政时期，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的“扩大的地中海”理念，被正式发展为意大利外交的顶层战略构想。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撬动欧盟与北约的体制杠杆，将地中海从传统的被动型安全缓冲带，重塑为集能源干线、移民屏障、反恐阵地与区域霸权辐射于一体的复合型地缘战略枢纽。这一构想虽深受建制派精英推崇，但因受限于地缘政治变化和本国综合国力衰落等多重因素影响，至2015年才被纳入意大利国防部白皮书，“扩大的地中海”由此被确立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战略区。梅洛尼政府推出的“马泰计划”，将地中海战略、边境管控、遣返机制、能源供应链调整及对非合作统筹整合，将“扩大的地中海”转化为意大利谋求地缘政治与经济主导权的核心抓手。这使意大利的地中海政策从传统上平衡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第三环，转变为提升其前两环议价能力的战略杠杆：一方面，借地中海治理来增强与欧盟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借欧洲南翼的安全与能源枢纽地位提升自身在北约和西方的价值。简言之，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对第三环地缘功能的重新界定及更强的国家利益叙事，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在西方盟友中的话语权。
四、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起，意大利右翼民粹力量接续崛起，保守阵营的话语权不断强化。这反映出意大利精英阶层逐渐形成的一种重大妥协与策略调整，即在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分化加剧及反建制情绪蔓延的压力下，选择在社会文化维度向右转，试图通过重构保守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霸权，以转移社会矛盾、维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不过，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保守—排他性政治操弄，放大了民众的不安全感并加剧了多族群社会的撕裂；同时，为了迎合特定选民与利益集团，其在经济社会领域推行的民粹政策也严重挤压了本国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为了掩盖这一系列负面后果，自贝卢斯科尼时期起，它们便持续构建反移民叙事、强化疑欧立场，借此进行政治动员并巩固选民基本盘。长此以往，各党累积的巨额“治理赤字”，不仅持续损害建制派的公信力，更消解着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
意大利堪称“民粹主义实验室”，但其政治文化与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右转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绝非孤例。这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在遭遇新自由主义系统性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时的防御性调适，却使其陷入了更深的治理困境与结构性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