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政治衰败视野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25-07-0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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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张旭:政治衰败视野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内容摘要】在亨廷顿的政治衰败理论中,核心问题是前现代社会在向现代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何以出现了“发展与失序并存”的现象。在他的视野下,主角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而那些实现了政治现代性的国家则被视作摆脱政治衰败的成功范例。本文延续了亨廷顿对政治衰败内涵的基本理解,但将其解释范围扩展至了西方主要国家因面临“后现代”问题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危险。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身份认同成为激起政治动员的重要因素,而以之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更是对自由民主的政体产生了冲击,有可能危及共同体的维续从而导致政治的衰败。本文从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主客观背景出发,探讨西方民主危机的社会、制度和精神根源,进而在如何应对政治衰败的问题上作出前景展望。

【关键词】政治衰败;右翼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民主危机

一、导言:回到政治衰败的视野

当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的概念时,他的意图是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进程中缘何出现了政治失序的问题。与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不同,在亨廷顿的眼中,政治秩序具有自主性,它并不伴随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自然地到来,而是反映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值关系。相应地,政治衰败指的是政治制度无法继续将社会凝聚成为一个共同体,由此出现了社会动荡甚至战乱的状况。

在亨廷顿之后,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延续了对政治衰败概念的关注,不过他试图对亨廷顿提出挑战,认为政治动员的不足而非过剩才是制度与秩序不稳定(即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在普沃斯基的研究中,聚焦的是诸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也体现了“政治衰败”这一概念工具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理论价值。而到了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衰败概念的使用则摆脱了“变化社会”(changing societies)的背景限制,他在广义的“变化的环境”视野下来审视所有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的“生命周期”,由此使政治衰败的概念获得了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力量。对福山来说,与政治发展相对的政治衰败,是政治制度在诸多外部因素作用下出现的僵化和腐败,若用公式来说明便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趋于稳定的制度=政治衰败”。

然而,概念适用范围的扩大是有代价的,它体现在福山的政治衰败概念并未聚焦于政治的核心议题,即如何将人群(the multitude)塑造成一个可以行动的“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体(或者说根本的政治制度)所发挥的对社会中不同力量的统合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言:“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的是政治制度与构成这些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社会成员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实则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不断确立和调整的过程。政治制度对参与的不断容纳,是平等的现代社会维持政治秩序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和普沃斯基的关注点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论点上有所分歧而已。

在申述其政治衰败理论时,亨廷顿未曾将类似西欧和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政治体置入视野之中,原因在于他所抱持的依然是一种广义而言的现代化理论(虽然他反对那种乐观的版本),这背后实则有着进步史观的色彩:完成了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转型的国家,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治秩序的维持问题。然而,亨廷顿在自己学术生涯后期的“文化转向”中,显然看到了那些更加复杂难解的方面,即一国之内及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将对人类的秩序产生持久且根本的影响。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身份政治、移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运动,以及与之伴随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

由此着眼,最初以现代化理论为底色的政治衰败概念才有了重新加以修正的必要: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导致政治衰败的直接原因,但是激发政治参与的因素却不再限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的层面,而是增加了许多的文化、民族(甚至种族)和宗教的成分。对于当今成熟的现代国家而言,这些非经济的因素与经济因素一起,产生了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压力,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制度化来予以疏解。这一方面突显了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在容纳政治参与方面“表现不佳”的旧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提出了新的议题而加剧了此种政体所面临的危机。如果不能成功应对社会中新的冲突和对抗,政治共同体将无法得到凝聚,那么政治衰败的局面就有可能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出现。故此,虽然福山对政治衰败的论述失去了对“政治”根本问题的聚焦,但他以普遍性眼光看待这一概念工具的做法却值得借鉴。无论什么地域、发展程度如何,政治秩序的建设都是最根本和艰巨的课题。人类依然处在“变化的社会”中,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调整。如何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下确立和维持那些解决人与人之间分歧的政治制度,对任何发展阶段的政治体而言都并非已经完成的工作。即便自由民主政体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但现实中的自由民主国家却将继续面对政治秩序的问题。在新的时代变局下,曾经以发展中国家为解释对象的政治衰败概念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本文将主要关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右翼民粹主义现象,尝试在政治衰败的视野下考察这一现象对自由民主政体产生的强烈冲击,以及它在何种意义上危及了此种政体所维系着的政治秩序。

二、变化社会与新的政治动员

在亨廷顿最早讨论政治衰败问题的年代里,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发达社会而言,“变化”主要意味着生产和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以及大众媒介和教育的普及等。而这样的变化引起了各种新旧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紧张状态,其结果是,传统社会中的和睦相处被打破、暴力冲突不断出现。正如李普塞特所言:“无论什么地方出现迅速的工业化,都会在前工业状态与工业状态之间造成剧烈的突变性。”社会的现代化剧变造成传统制度的整合作用下降甚至走向瓦解,这就要求政治行动者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复杂化和权威化,即亨廷顿所强调的“政治制度化”,以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存续。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在经历着另一些深刻的“变化”。其中既包括客观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比如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外来移民和难民人数的增加;也包括主观的政治社会思潮方面的变化,比如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的兴起。我们分别阐述它们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而讨论客观环境与主观思潮的相互关联,由此展现出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参与的动员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分化

对于处在世界“中心”的西方发达社会而言,全球化无疑从整体上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也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赢家和输家的区别。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所调查的25个发达经济体中,2005—2014年间有大约2/3的家庭出现了收入停滞甚至下降(flat or falling incomes)的情况。尽管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低税收和再分配的措施,但仍有超过20%的家庭没能实现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背后是伴随制造业转移和工业自动化而失业或随时可能失业的大量产业工人,诸如《乡下人的悲歌》和《下沉年代》等文学作品就向我们描述了中产阶级走向失落和困窘的景象:传统的蓝领社区(“铁锈地带”是其中的代表)陷入破败,那里在经历着工作岗位流失、药物滥用、离婚率高企、枪支泛滥等的困扰。

但这样落寞的情景显然只属于输家,与之相对的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的出现。米兰诺维奇曾提出著名的“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这一曲线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泰国、越南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同时,发达国家中前1%的最富裕者更是经历了财富的巨大跃升。而且,哈克与皮尔森的研究表明,最富有者通过各种方式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实现了“赢者通吃”。这是整个社会陷于阶层固化的表现。帕特南曾直言,美国人大多数时间并不会对财富不平等本身感到忧心,“只要拥有平等天资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人生而奋斗”,那么他们就并不在意向上攀登的社会经济阶梯“究竟有多高,路有多长”。不过,如今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个“断裂的阶梯”(broken ladder)。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国家致力于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寻求降低对底层劳工群体的福利保障。这意味着贫富分化的趋势更加缺少了抑制性的力量,那些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精英也沦为了普通民众不满的对象。

(二)外来人口的挑战

对于许多西方国家而言,全球化产生的贫富差距只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移民和难民等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在欧洲,移民主要是从二战后开始涌入的,在数十年间已经达到了可观的规模。根据欧洲议会的报告,截至2021年,欧盟国家中有大约3700万人(占欧盟总人口的8%)出生在欧盟之外。而从外来人口在族裔宗教上的异质性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数据表明,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已近4.9%,其中法、德、英等国家的比例更高,分别为8.8%、6.1%和6.3%。相比之下,美国的移民问题也经历了巨变:20世纪60年代以前,其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以白人基督教徒为主;而伴随着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的出台,美国人口结构中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的占比逐渐升高,以至于在2010—2019 年间增加的1900万美国人中,仅拉美裔就占了约1000万。而且,相比主流白人群体而言,穆斯林等族群有着更高的生育率,比如根据凯塔尼(Houssain Kettani)的研究,欧洲大陆穆斯林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大陆人口增长率的10倍。所以,即使在西方主要国家普遍收紧移民政策的情况下,少数族裔所占的人口比重依然在不断上升。

按照一些经典移民理论的解释,国际移民本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它为输入国带来劳动力,填补了那些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的职位空缺,由此使得输入国从中受益。但事实却是,由于自身经济和社会境况的未得改善甚至恶化,输入国的许多主流民众——比如前文所说的“输家”,将移民看作是“偷走”他们工作机会和占用福利资源的人。特别是那些在语言和基本技能等方面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不但被认为增加了社会的福利负担,而且成了治安犯罪案件的高发群体,给本地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在此过程中,宗教激进主义者所发动的恐怖袭击活动,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西方许多国家民众的神经,加剧了他们对外来者的恐惧。

(三)社会思潮的新状况

正是伴随着民众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状况恶化,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等人指出,西方社会中出现了“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的现象。这是指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处在社会中下阶层、年纪较长的人们而言,物质福利和生存安全重新变得重要,而自我表现的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则受到了抑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从后物质主义的一极到了物质主义的另一极,而只是反映了优先目标的转变。实际上,人的价值取向是交叠在一起的,所谓“反冲”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实则有着后物质主义的底色,比如对生存安全等的迫切诉求,就是以对“自我”的激烈表达和捍卫作为方式的,甚至“安全”的内容本身也是对“自我”所作特定理解的产物。在个人价值观层面的此种“底色”,折射出的是在更大范围内渗透于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从核心主张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后者以普遍的理性主义为核心,塑就了包括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等在内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将人的注意力导向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同时也在严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之下完成了对人类的自我控制,而它所忽视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相应地,后现代主义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差异性,挑战理性主义的秩序,将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它表达出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对于个人命运与生命意义的强烈关注。

正是基于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理路,晚近的西方社会中兴起了以多元文化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为代表的理论流派,它们秉持特殊主义的取向,强调承认“身份”(identity)等的价值,希望通过使现代文明中的原子化个人回到历史、文化和共同体之中,来克服现代人在归属感和意义感上的匮乏问题。而作为这种转变的反映,不少国家推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比如英国先后在2006年和2010年制定的《平等法案》,不仅保护种族平等,而且将公共机构应对歧视的范围扩大到性别、性取向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由此,二战后盛行的以 T.H. 马歇尔为代表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理论遭受挑战,转而到来的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时代。在马歇尔那里,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有机统一,其旨在使这些权利普遍、平等和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它聚焦的是福利国家的建设,希望通过弱化阶级之间的差别,实现民族国家的整合,这被视作“再分配的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而当前的身份政治则执着于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旨在寻求他人对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差异的肯定。

(四)客观与主观之间:新的政治动员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西方主要国家经历了上述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新变化,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使政治动员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通常认为,单纯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结构变化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政治动员的扩大:贫富分化会使失意的民众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他们最终会诉诸政治行动来寻求改变现状;而少数族群则可能在经济福利和融入本土社会等问题上与主流民众产生隔阂,使得双方都把政治行动作为表达不满情绪的最终手段。然而在当前身份政治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不平等问题还是人口结构问题,更多是作为客观的刺激因素,它们挑动着不同群体在自我主观认同上的敏感神经,使本来可以通过妥协予以改善的经济社会问题演变成了不容妥协的文化冲突。由此,理性的利益考量也让位于非理性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表达,后者反而在政治动员中扮演着更为基础性的角色。

大致看来,我们可以从三个侧面来认识客观变化与主观变化之间互相作用的历程: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风行于西方社会的“文化革命”开始,少数或弱势群体(以黑人、女性、同性恋、残疾人为主)掀起了要求平等权利和地位的社会运动,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中获得了系统的表达。其次,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少数群体权利的强势论证和支持,使得全球化进程中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对融入本土社会文化不再热情,反而把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语言、宗教、习俗等)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将之当作自身个性和尊严的体现而不容许被侵犯。最后,少数群体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激烈表现,日益引起主流的基督教白人群体的反感。一方面,在经济处境和福利状况变差的背景下,他们看到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不劳而获地领取社会福利,由此给后者贴上懒惰的“寄生虫”的标签,使身份之间的对立成为发泄社会不满情绪的出口。另一方面,少数族裔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固守,使得主流民众感到了文化的压迫感,担心自己的文化认同可能沦于弱势地位,从而倾向于以更加强硬和极端(比如强调民族甚至种族的凝聚力)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以上的历史侧面中,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都在透过身份政治的“镜头”看待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无论身份政治的左翼还是右翼,同样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们所突显的都是现代社会中原子化个人所面临的意义危机。通过参与到对一个更大的外在“自我”(即一种更大的“同一性”)的建构和维护之中,凭借着对那些作为“他者”的压迫性力量的反抗和对自身内在力量的释放,一个个孤独的“小我”充实了自身的意义、满足了对于情感归属的渴求。这无疑是不同的身份政治背后共同的逻辑,也是当今西方主要国家“新”的政治动员的根本动力所在。

与身份政治的逻辑相似,普通民众基于特定的外部特征(左翼围绕社会经济地位,右翼则强调种族文化成分)建构出狭隘的“我们—人民”,与“他们—精英”进行对抗。这种“大众—精英”的二元对立,被视作界定“民粹主义”的典型做法。而根据对政党数量及其支持情况的相关测量,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力量远远超过左翼。虽然无法完全厘清阶级政治的元素和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元素在其中分别扮演何种角色,但可以明确的是,民粹主义的右翼与身份政治的右翼实现了合流,成为所谓右翼民族民粹主义(right-wing nationalist poplism)。他们不仅如左翼民粹主义那样反对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批评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贸易,而且强烈拒绝与少数族裔有密切关联的外来移民,由此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并对国内非主流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抱有敌意。

可见,相较于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激发出的政治动员对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前者所内含的阶级政治逻辑具有更大的妥协性,而且其所秉持的平等、人权等价值与自由民主的根本理念相契合;后者则既试图挑战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又拒绝接受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它的出现尤其突显了西方民主的危机,有可能导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衰败。

 三、自由民主遭遇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衰败?

关于右翼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纠葛,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制度根源,其中主要是自由民主的内在不足甚或“病变”(pathology)。二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对自由民主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消极的,比如对既有规范、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冲击;还包括积极的,比如拓展政治参与的方式、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矫正陷入僵化的旧有体制等。

我们无意对自由民主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全面的展示,而是聚焦于一个中心问题,即“自由民主政体能否纾解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将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在主客观条件未获改善的情况下,右翼民粹主义的参与需求能否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渠道内得到满足;二是自由民主政体能否弱化甚至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动员基础,特别是使身份政治这一引起群体间激烈对立的因素获得缓和。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当前阶段的自由民主体制无法与政治参与的状况相适应,而这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危机,毕竟如亨廷顿所曾指出的:“任何一个既有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自由民主的参与“赤字”

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政治参与问题自其确立之初便已存在,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是一种方法,与古典学说强调执行人民意志和实现共同福利不同,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和维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代议制、政党、宪政、法治等制度安排都有着浓重的精英色彩。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绕着改善自由民主的政治参与状况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创见,比如以佩特曼为代表的参与民主理论、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约瑟夫·贝赛特最早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等,但这些学理探索并没有治愈自由民主在现实运行中参与“赤字”的痼疾,反而是像美国这样所谓的民主典型出现了寡头统治的严重倾向。

自由民主政体的参与不足问题首先表现为传统代议制的信任危机。作为自由民主政体的“轴心”,代议制是民众融入政治体系、表达自身意志的基本制度安排。而且,它也意味着对人民利益与福祉的承诺,甚至可以说,承诺的实现与否成了人民意志是否表达的外在指征。当承诺未能实现,也就是民众的生活状况普遍不佳时,便会出现“代议制下的精英是否表达了人民意志”的质疑,而民粹主义关于“腐化精英”与“有德人民”的对立正是源出于此。这样的信任危机,根本上是由代议制的“间接性”所造成的,它使人们在评判自身的政治参与是否有效这一问题上拥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状况)本就复杂而波折,经济社会难免陷入发展的低谷,此时民众一方面生出更强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境况未获明显改善而体验到更大的参与挫折感。在此过程中,问题并不是精英或代议制本身“腐化”了,而是其内在固有的结构紧张——尤其是民众未能充分参与政治决策——使得代议制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性支撑。

与代议制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相伴随的是传统政党的衰落。根据相关研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广泛出现了诸如社会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主义党等主流大党自1960年以来支持率稳步下滑的情况。而基亚拉蒙特等人考察发现,跨党派投票的选民流动愈加频繁,这既与传统政党的衰落有关,也反映了众多新政党的涌现。对此,普沃斯基曾感慨:“我们此时目睹的是,75年来一成不变的旧政党体制即将崩塌,而稳固的新的制度模式尚在襁褓之中”,其背后是政治动员方式的改变,传统的权威式政治动员逐渐被议题导向(issue-oriented)的政治动员所替代。前者以精英领导下的建制化官僚组织为基础,虽然覆盖了数量庞大的民众,但是参与质量却较低;相比之下,后者则更多依靠临时性组织,致力于影响特定政策,从而更能准确地传递公民个体的政治偏好。我们可以看到,新兴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运动很多时候正是聚焦于某些尖锐的议题(比如非法移民、贸易保护等),以此回应那些深感被“抛弃”的中下层民众的关切。如有学者所言,当代西方的传统政党已经丧失国家与社会之间纽带的功能,“政党国家化逆转了民主政治的运行目标,它导致主流政党通过选举程序控制政权、逃避责任”。

由此可见,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政治参与的问题是颇为难解的,寄希望于它自身通过扩大参与渠道、提升参与质量,以使激烈的右翼民粹主义动员回到制度的轨道,并非短期之内能够实现的。尽管被动员起来的右翼民众仍然通过选举产生自己强有力的领袖,但是他们却试图以非制度化的“人民”名义来打破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区隔。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威权主义的反照”(authoritarian reflex),恰恰是自由民主长期的参与“赤字”在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二)自由民主之下的意义缺失

在短期内无法开拓出更多参与空间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削弱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主客观基础,则自由民主政体亦可避免“参与过载”之虞。从客观方面来看,全球化的进程虽已受阻,但贫富分化的局面却非一时所能改变,而族群宗教的多元化也早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需要面对的现实。有鉴于此,遏制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兴起的身份政治或许可以成为努力的方向?毕竟如前所述,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归因机制,将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导向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起了以排斥“他者”为核心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动员。不过我们接下来将要阐明,自由民主政体是无法逆转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强烈需求的,因为与自由民主相伴随的意义缺失问题,恰恰是身份政治兴起的土壤。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神圣与世俗逐渐分离的过程,通过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努力,与生命意义相关的信仰和价值问题(即目的论问题)被归入私人的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确立起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一种致力于满足我们世俗欲望的政体”,它从本质上而言是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无力回答甚至避免涉及关于生活的最根本问题。正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指出的,自由主义必须对宗教和道德性的整全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保持中立,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或者说政治正义观念)虽然有其内在的规范性,但是并未回答“何为良善生活”的问题。自由民主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普遍的理性能力基础上的“公平合作系统”。

这种将终极关怀“私人化”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绝对理念/价值之名进行集体性迫害的问题(比如极权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失去了确定性的价值体系、弱化了对超越性存在的情感依附和对群体的忠诚意识,现代社会中普遍出现了“道德和灵魂上的空虚”。就像福山在描述“末人”(the last man)形象时所说的那样,普遍的承认带来的是生活的无聊和对安逸自足的厌倦,自由民主社会在理性的基础上长期维持自身的能力令人怀疑。“无论是对于经济活动来说,还是对于社群生活而言,更好的支撑是群体而不是普遍承认,即使这种群体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理性的。”人们日渐感到了理性化的限制,不再满足于那种“无根的自由主义”。

这与前文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是一致的,毕竟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当外在神圣之物的光环逐渐褪去,理性的道德规范又无法安抚孤独的心灵,那些与身体特征、民族(甚至种族)、文化相连的存在物反而更能给人提供确定性。而融入围绕这些存在物而形成的集体之后,原子化的个人似乎不再孤单,漂泊无依的生命寻得了可以栖息的居所。可见,对于身份认同感的需要,表达的是对现代性(包括自由民主)的逆反。

当然,自由民主对于意义问题的无能为力并不意味着“通过改善自由民主政体可以应对身份政治的挑战”成为伪命题。不过正如本文在之后将要表明的,对身份政治的应对同样需要政治参与层面的努力,而前文已经说过,扩大和充实政治参与并非一时之功。故此,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动员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根本上的缓和,右翼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威胁也将长期存在。

(三)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衰败的可能

我们已经看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动员基础无法消除,而政治参与的“赤字”也难以在短时间获得改善(这需要进一步的政治制度化),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意味着自由民主政体的整合危机。亨廷顿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滞后,可能会使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对于政府的要求,以及在政治体系内部缓解与整合这些要求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而这些用于解释不发达国家何以在发展进程中出现政治衰败的文字,如今看来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状况并不违和。

右翼民粹主义对西方自由民主构成的挑战,不只在于前者从规范层面否定后者蕴含的自由主义价值,更在于其间激起的政治参与有可能越出自由民主长期确立的权力分配结构,使得政治共同体走向分裂。所以,是否能够整合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对于维持自由民主政体和避免政治衰败尤其重要。然而如前文所指出的,限于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和以代议制为核心的制度架构,现实中的西方民主很难及时且有效地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更进一步来看,以往自由民主更多以利益群体(特别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作为运转重心,比如传统政党的“左—右”两翼便是根据“平等分配—自由放任”的光谱加以区分的。而从如今右翼民粹主义的情况看,文化因素在政治参与中日趋关键,而这些因素很多时候又具有“非此即彼”的绝对性——这与利益冲突的可妥协性不同。由此,如何实现利益整合与文化整合之间的转换,便成了对自由民主政体的考验。

在自由民主的内部,有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特质。前者指的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原则,个人权利,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普遍地适用于全体公民;而后者指的则是民主有其人口和地域的边界,而且为了使地域之上的所有人口成为承载主权的“人民”,需要他们成为一个有高度凝聚力的决策单元,这意味着要有一些共享的特定观念和彼此间特殊的忠诚感,以确保可以相互倾听、理解和信任。若要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长久存续,就要确立起全体公民之间的普遍团结,然而作为实现手段的政治民主,却有可能导向特殊主义的身份认同,这构成了自由民主本身的内在张力。

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民主在达成统一的同时伴随着排他性。而随着“国际移民的范围和速度正在使所有的社会都变成‘多元文化’社会”,由此带来的历史挑战便是,一个社会有可能诉诸“内部的排他性”(inner exclusion)来解决外来者的融合问题,“以试图在多元的情况下创造某种统一”。这恰恰是右翼民粹主义在自由民主政体之下所采取的方式,他们以狭窄的身份认同为基础,强调只有那些符合他们民族、文化特征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的一分子,而那些反对者则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要从人民中彻底清除。这种通过排斥社会内部的“他者”来寻求团结的做法,与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多元现实相背离,由之激起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甚至对立,如果无法在正式的权力结构内部得到弥合,政治共同体就有分裂的危险。

四、应对政治衰败:自由民主的前景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知,在右翼民粹主义的问题上,造成政治衰败危险的自变量有两个:一是自由民主内部的理论和制度张力,二是时代境况的变化产生了具有新特征的政治动员。二者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危机,削弱了它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因而如果要应对政治衰败,就需要从这两个变量着手展开。

关于“新”的政治动员,前文说过它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外来移民的政策也在收紧,但是文化和人口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无法改变。至于人们的观念和情感状况,则是现代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产物,其中的后现代主义属性很难扭转,“意义”的匮乏和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将会持续。有鉴于此,削弱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与主观心理基础之间的关联,或可成为平抑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努力方向。也就是说,要避免使社会经济层面的问题通过身份认同的机制加以归因,特别是要避免使可妥协的利益冲突演变为无法妥协的“文化战争”。而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确保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更要创造条件消除身份认同的政治化。

就右翼民粹主义所引起的政体危机来说,表达渠道的畅通可以使其支持者们的声音被听到,并将之反映在政策措施中,由此缓解他们“被遗弃”的感受、弱化其与体制之间的疏离。前文提到的那些聚焦于政治参与的民主理论,都曾提出过丰富的改良主张,其中既有原则方向,也有措施细节,依然值得如今自由民主的实践者们借鉴。可以想见的是,通过扩大民众在决策制定中的影响、提升政治精英们的代表性,“精英—人民”的对立有望缓解,贫富分化的状况也可能改善。然而仅止于此显然不够,因为如果社会领域中族群、文化等的对抗不能获得解决,那么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排斥性的、不包容的文化性诉求反而有了更多表达的机会,由此将加剧而不是弥合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所以,如何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培育共同的理解和情感,使怀抱着不同身份的人们建立互信,免于沦入敌友划分式的“政治”斗争,便是更加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任务。

李普塞特曾经指出:“如果社会结构的运行自然造成一种环境,使具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个人或团体不能与其他不同观点的个人或团体相接触,那么这些离群的个人或团体往往要支持政治极端主义。”当今社会的互联网文化和大数据算法,造成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现象,这为右翼民粹主义等极化政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不过背后更为根本的则是现代生活的个人主义化所导致的封闭性,此种封闭性伴随着人们对内在感受和主体间承认的愈加敏感,使得以塑造“我们”为内容的“政治”,蜕变成了以“我”的认同为中心的“伪政治”(pseudo-politics)。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个人主义”的概念,并且讨论了当时的美国人如何在民主自治制度下克服个人主义对于政治生活的危害。他写道,除了代议制能够“使原来一直互不相识的众多民众长期地接近下去”,“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同样是恰当和明智的。他进一步指出:“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从而让“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

可见,公民自治作为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发挥的功能不只在于地方事务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塑造一致的舆论和民情。地方性公共事务就像民主的“毛细血管”,它提供着日常互动的政治空间,有利于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培育共同的情感,以此将所有民众纳入国家的政治结构之中,实现对社会力量的整合。“民主政治意味着接触和说服不同于自己的人们”,特别是当公民为了共同的“小事”走到一起进行理性协商时,最初出于必要而考虑公益,“后来转为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心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这是托克维尔描述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的养成过程,其间经历了从理性到情感的转化。

对当今西方而言,与自由民主政体相伴的是一个注重专业化和效率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后者确保了社会福利的广泛实现,但也使得行政权力在大规模介入社会事务时削弱了地方自治的开展,结果我们看到的便是一大批的理性官僚与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原子化个人。如何打破这个现代世界的“铁笼”(iron cage),恰恰是右翼民粹主义等政治运动所突显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在宏大且抽象的激情口号背后,掩藏着的是渺小而相互区隔的个体,他们接受行政官僚“无微不至”的照顾,却也由此退入“向内观看”的狭小视野,并在精神虚无中捍卫着那些赋予自身以意义的特定标签。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温和而真实的日常政治的式微,人们转而围拢在空洞的“身份”周围以寻求对自己心灵的安顿,并加入不同群体之间捍卫身份的冲突中。如若依循托克维尔的思路,面对此种境况,要做的是重建地方自治,使人们有机会从个人事务的“小世界”中走出,先是基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对身边的公共事务予以理性的思考,进而在与邻人的不断互动中增强彼此间团结的情感,习惯于过一种公共的生活。

这样的思路与社群主义有相通之处,即都同样致力于塑就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忠诚纽带。不过,社群主义因为对实质的“善”观念的主张,而有可能在特殊生活方式的坚守中走向封闭和排他——这也是它被视作身份政治的哲学基础的原因。与之不同,在应对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危机时,自由民主以对“现代人的自由”的普遍肯认作为前提,这表现为“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而在此基础上,要提高地方事务的开放性和重要性,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有机会且有必要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到自治空间之中。

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来说,在面对移民和少数群体时,鼓励人们持有包容的态度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使所有人都融入“至高且广涵”(亚里士多德语)的政治生活中,在人类所固有的合群性情之下经由政治的联合而生出“友爱”(philia)之情。就像古典时代的城邦是一种“友爱共同体”一样,现代国家若欲长久维持统一和避免失序,也应该于正式和普遍的政治法律结构之外,在地方的层面着力于“友爱”的培育。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权力结构为前提,使不同意见和利益之间的交锋、博弈,以及最终的妥协与平衡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西方民主实践,要跟上思想领域中“重新找回政治”的脚步,认识到政治生活所追求的并非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而是如埃德蒙·柏克所言:“自然界和政治世界中不同的力量和势力在相互斗争中所产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会最终产生出宇宙的和谐。”

五、结语

在提出“政治衰败”概念十年之后,亨廷顿在一篇写给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的报告中讨论“民主的危机”问题,他注意到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民主参与扩大的情况。对此他作出的判断是,美国政治系统成功地吸纳了那些新兴的活动群体,而且这一“民主浪潮”所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如今以一种后见之明看来,亨廷顿显然低估了当时那场“浪潮”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具有的转折性意义。它所突显的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这样的变化反映在观念/思潮的层面,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于旧有社会权力结构的日益不满情绪。而右翼民粹主义则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与全球化等诸多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它本身所固有的排他性特质对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以至于最初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何出现社会失序现象的“政治衰败”理论,如今有了扩大适用范围的必要。正如普沃斯基在《民主的危机》中所说:“这场危机不仅是政治的危机,它深深地扎根于经济与社会之中。”自由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张力从其最初形成时便已存在,但不同的时代境况——表现为人的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迁——使这些张力以不同的政治现象呈现出来。右翼民粹主义作为自由民主出现“政治整合危机”的重要指征,是会像历史上的大多数危机那样刺激着它作出进一步朝向民主化的调整,还是会导致像某些特殊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秩序颠覆状况,则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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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辑(总第27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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