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战争形态变革、美国对华威慑需求上升等背景下，美国“印太”军事战略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日渐清晰，具体表现为美国试图凭借信息优势重塑对华威慑结构，依托数字技术强化指挥控制、数据情报、网络防御等军事能力体系，并通过技术互联在印太地区推进力量投射。然而，数字技术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以及“印太”盟友技术互联的现实制约等因素使美国威慑与作战体系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从信号、决策、操作和治理四个层面加剧了印太地区危机升级的风险。在美国整体“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未来其“印太”数字军事战略或将围绕“韧性”导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分层推进盟友“责任分担”与“技术整合”，以及认知域博弈的深化布局展开。
关键词：数字化；“印太”；美国军事战略；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李佳霖，女，辽宁沈阳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2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孙成昊，男，江苏苏州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治理。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正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格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太空技术等新兴技术不仅改变了资源配置与生产的方式，也使决策速度、系统整合与网络韧性日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维度，并推动大国安全竞争的重心由传统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太空域与数据空间等新型场域延伸。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区正成为数字化军事竞争的“主战场”。一方面，印太地区是全球人口、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与安全诉求高度交织的地带，并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印太地区也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伴随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场域，其竞争形态正加速向数字与技术维度延伸。
从特朗普1.0时期开始的相关战略文件和政策实践看，“印太”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也逐渐成为美国试图维持区域主导地位、重塑联盟体系并推进对华竞争的核心战略框架。2019年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从军事维度强调战备、伙伴关系和“网络化地区”建设，反映出美国试图通过前沿军事存在、盟友协同和区域互联来支撑其“印太战略”。由此可见，军事力量始终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延续大国竞争基本判断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并在印太地区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指挥控制、数据融合、网络防御与分布式作战能力建设，将该地区作为新一代军事能力的“试验场”。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是提升军事力量的工具，还逐步嵌入美国“印太”军事战略，对美国“印太”军事战略的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力量组织方式进行全方位重塑。针对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的转型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数字化时代大国安全竞争的演进方向，也能够为评估印太地区威慑结构、危机管控与战略稳定性的变化提供参考。
围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美国军事战略转型，既有研究从技术制胜传统、新兴技术革命、综合威慑转型、人工智能军事化路径、联盟互操作性以及“印太”安全环境等多个方向展开，对美国以数字技术塑造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政策工具与潜在风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既有成果多以单项技术、政策或特定能力为切入点，技术研究、战略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仍相对割裂，尚未形成综合分析框架；其次，不少研究侧重对美国战略文件、组织机制与项目进展的梳理，对数字技术如何系统性嵌入战略目标设定、资源配置与力量运用方式的内在机制关注不足，从而易导致将数字化简化为单纯的技术升级；第三，尽管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印太”在美国数智技术军事应用中的优先地位，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政策梳理或影响评估层面，对“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整体且持续演进的战略过程缺乏深入剖析，对其阶段性特征、战略逻辑及发展前景的系统讨论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将数字技术置于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整体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分析美国推进“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因素、核心内涵以及潜在风险。
一、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美国持续加快“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布局是技术变革与战略“压力”共同驱动的结果：新一轮技术革命对战争形态与力量运用方式的重塑，成为美国推进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动力；在此背景下，美国认知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实力快速提升，促使美国巩固技术优势以维护区域主导地位；从美军需求看，印太地区地缘空间的复杂性抬升了其对高效指挥控制与跨域协同的需求，使数字化能力成为美国实现战略目标与优化区域存在模式的关键支撑。
1.1 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战争形态变革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空间技术与太空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正在深刻重塑现代战争的基本形态，改变国家运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及其战略后果，成为推动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力量。在此背景下，战争形态呈现若干变化趋势：其一，作战重心由追求物理破坏逐步转向对作战体系和信息的控制。这意味着未来战争的关键不在于摧毁多少具体目标，而在于能否削弱对手的指挥控制、信息获取与决策转化能力，使其作战体系无法有效运行。数据、算法与指挥控制系统因此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关键变量；其二，作战空间由分域并行转向多域融合（multi-domain integration）。信息与认知等新兴作战域与传统物理作战域高度联动，导致任何单一领域的行动都可能在其他域产生外溢影响。由此，作战效能不再取决于单一作战域的局部优势，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能否在不同作战域间实现信息共享与行动协同；其三，冲突形态由阶段性战争转向竞争与危机交织的连续谱系。在冲突形态趋于低烈度常态化的情况下，“灰色地带”行动、有限对抗与高强度战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以战时为中心的作战与威慑思维已难以适应现实安全环境。
战争形态的演变也对国家军事战略的运用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第一，随着战争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作战过程更加依赖复杂信息系统与自动化决策，增加了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危机情境中，决策者更难准确判断对手的真实意图、行动边界及潜在后果，削弱了传统依赖清晰信号与理性判断的威慑与博弈机制。第二，智能化战争并非简单提高某一类武器或能力的性能，而是通过改变战争中若干“基础性竞争要素”的运行方式，从而对军事竞争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未来大国军事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先进技术，而在于能否根据作战理念、组织模式和具体作战环境，对技术进行有效吸收和运用。第三，智能化战争时代多域空间的融合使得国际权力的竞争与互动模式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国际权力支柱发生了以技术权力为中心的结构性调整。在此背景下，美国愈发将数字技术视为调适战略不确定性、维持相对优势与稳定威慑结构的关键工具，成为其在印太地区系统推进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动因。
1.2 威慑需求上升推动美国巩固传统技术优势
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所引发的对华威慑需求上升。为此，美国试图沿袭其长期依赖的“技术优势制胜”路径，以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在美方看来，当前军事冲突的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成功威慑成为衡量战略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准。同时，随着中国在“信息化—智能化”作战体系、远程精确打击与无人化装备等领域能力的快速推进，美国高层认为“中方正在迅速改变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并压缩美军传统优势空间”。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2023年10月发布的《战略态势报告》认为，按照当前发展轨迹，美国现有力量结构在未来10年内可能难以有效“威慑或遏止主要大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从而将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核威慑弥补常规力量劣势。同时，美国军方和智库进行的多次冲突模拟和兵棋推演也揭示美军在相关冲突中的胜算正不断下滑。美国国防部2026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重申通过“实力威慑”防止任何国家在印太地区“形成霸权”的战略目标。
在此背景下，代表信息时代“下一个前沿”的量子信息技术被美军视为未来进一步强化非对称军事优势的关键驱动因素。美方有观点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效率定义，而美军威慑对手的能力则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接受人工智能作为工具。从技术层面看，军事能力的数字化升级有助于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压缩指挥决策链条、强化跨域协同与体系“韧性”，使军队能够在高强度、快节奏冲突中保持更高的反应速度与作战弹性，从而放大既有力量的实际效能。
二、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为把握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本文采用前美国陆军上校亚瑟·莱克（Arthur Lykke）提出的军事战略基本分析框架，从战略的不同组成部分加以考察。莱克将军事战略界定为战略目标（Ends）、实现目标的方法（Ways）与可支配资源（Means）之间的有机协调，而有效的战略取决于三个要素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该框架有助于明确两点认知：第一，避免将“数字化”理解为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将其置于服务战略目标、重塑力量运用方式的整体逻辑之中，凸显其战略属性；第二，将抽象的战略逻辑拆解为目标、方法与资源三个层面，不仅能够为后文分析其具体内涵提供结构化分析路径，也可以体现美国推进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同层级间的内在联动关系。整体看，美国“印太”军事战略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在战略目标上转向依托信息优势塑造威慑效果，也包括在能力建设上重构数字化作战基础设施，并在力量运用上强化盟友互操作与技术连接，以期形成其在区域内的持续投射能力。
2.1 战略目标：以信息优势为基础重塑印太地区威慑结构
战略目标是指战略所追求的最终结果或所期望达到的状态，是国家政策意图在军事层面的具体表现。从美国发布的一系列关键战略文件的公开文本表述看，其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军事战略目标在于通过威慑进行所谓的“防止冲突”“维持地区秩序”并“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威慑的核心在于军事效能，然而，在美方看来，随着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化”，过度依赖硬实力措施不足以构建全面平衡的“印太战略”，从而无法有效“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思维中对“信息优势”的重视不断上升，并逐步将其视为弥补力量对比变化、提升威慑效能的重要基础。
从美国威慑实践的演化路径来看，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模式呈现阶段性调整。奥巴马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方面聚焦美国军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包括提升新的军事能力，以保持其对该地区的介入能力。这一阶段的威慑模式总体仍以前沿部署为基础，通过维持一定规模的常规军事存在向潜在对手传递“冲突代价高昂”的信号。进入特朗普1.0时期后，随着中国被明确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对华进行“拒止性威慑”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其威慑实践转向更具针对性的能力构建：一方面在“第一岛链”内提升“区域拒止”能力，并在“第二岛链”内重点加强后备力量保障和军事支援能力建设。相应地，美国的威慑模式由偏重存在性展示，转向更强调竞争导向与区域“韧性”。拜登执政后，在延续大国竞争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威慑概念进行系统整合，并正式提出“一体化威慑”理念作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一体化威慑”不再将威慑理解为单一军事工具的运用，而是强调通过跨作战域、跨地区、跨冲突形态、跨政府部门以及跨盟友体系的协同，构建更具弹性与组合性的威慑结构。在这一框架下，美国不仅强调运用现有军事能力，还着力建设新的数字化与信息化能力。同时，美国试图通过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技术连接与信息共享，在无需成比例扩大自身军事投入的情况下提升整体威慑效果。特朗普2.0时期的“印太战略”仍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先”特性，主张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增进与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与战略协调性。同其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2.0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一体化威慑”的理念，力图整合国家实力要素来加强威慑力，并更强调敦促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共同维持威慑有效性、强化互操作性与战略协调，在降低美国成本的同时扩大影响力。
总体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思路演变反映出一个清晰趋势：其军事战略重点正由单纯依靠力量规模与前沿存在的对抗式威慑，转向通过跨域协同提升既有力量的组织效率与运作效能，进而构建具有非对称优势的威慑结构。跨域协同意味着在同一作战构想与指挥控制体系下，不同作战域之间的信息贯通、决策联动与效能互补，其实质在于以信息为纽带提升力量运用的整体性与灵活性，将局部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此外，“信息优势”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情报、通信与指挥控制能力，还意味着对认知层面的系统性塑造。在高度信息化与智能化条件下，战争与竞争的关键不再仅是摧毁对手的物理能力，而在于持续影响其认知判断、决策过程与战略预期。认知域正在成为与陆、海、空、天、电磁和网络空间并列的重要竞争空间，其作用体现在通过信息操控、叙事塑造与心理施压，改变对手对风险、成本与可行性的认知，从而在冲突爆发前或升级过程中发挥威慑作用。由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模式也逐步呈现出由“物理存在主导”向“物理存在与信息优势共同支撑”转型的特征，即在维持必要前沿部署的同时，越来越强调依赖信息获取、处理与传递能力来增强态势感知、提升联动效率，以及提高“拒止威慑”的可信度。
2.2 战略资源：以数字技术支撑分布式作战
战略资源是指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动员和运用的各种客观资源与力量要素，这些资源共同决定了战略可行性。在传统军事战略框架中，战略资源主要体现为兵力规模、武器装备、经费投入与后勤保障能力；而在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逐步上升为军事能力体系的基础性资源。对美国而言，印太地区正处于数字化普及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美国正试图通过重构指挥控制体系、推进数据情报体系现代化、强化体系“韧性”等路径，打造以信息与数据为核心的新型能力体系，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分布式作战能力。
（1）构建数字化指挥控制体系
指挥控制是现代战争复杂性问题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高新技术军事运用最活跃的领域。因此，构建数字化指挥控制体系成为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领域之一。
一方面，为克服传统指挥网络碎片化、军种与盟友间互操作性不足的约束，美军在印太地区持续推进统一网络与共享平台建设。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确立了面向大国间高端对抗的“联合全域作战”形态，认为实现联合全域作战的关键在于联合全域指挥控制。2022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战略摘要》，将各军种传感器连接到统一网络中，形成一体化指挥控制网络；2023年，美国国防部将“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更名为“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CJADC2），更强调技术赋能和盟友整合，在实现美军内部跨域无缝集成和实时指挥控制的同时，确保复杂作战环境中的信息和决策优势。同时，美军依托“任务伙伴环境”（MPE）云平台，构建支持美军与盟伴在统一安全等级与标准接口下共享指挥控制与情报数据的操作框架，为跨域作战提供支撑。
另一方面，未来冲突的决策与行动周期可能受到显著压缩。因此，美军将提升决策速度作为其指挥控制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另一关键目标，并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与辅助决策系统，使指挥官能够直接基于高度整合的态势信息进行判断。2025年4月，美国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在演习中验证边缘数据网格（EDM）技术栈，并将部分节点部署至印太地区投入实际部署试用。
（2）推进数据情报体系现代化
美国《2023—2025年情报界数据战略》认为，情报界必须提升数据的可发现性、可访问性和可利用性，并实现数据互操作性与分析，以保持决策优势。为此，美军将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分析引入数据情报体系。
一方面，扩展多域数据来源，推动情报获取由“平台依赖型”向“体系分布型”转型。在传统情报体系中，态势感知高度依赖预警机、侦察卫星等少数高价值平台，一旦遭到破坏，整体信息链条即面临失效风险。为降低这种结构脆弱性，美军近年来在印太地区部署多域情报平台，构建覆盖陆、海、空、天、网及电磁频谱的全天候、多层次监视网络。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情报平台向多源数据并行生成的模式转变，使区域态势感知建立在大规模、多层级传感网络之上，以提升整体体系的生存性与持续性。
另一方面，算法、机器学习和云架构对于自动关联来自信号情报、图像情报、测量与分析情报以及开源来源的数据至关重要。随着印太地区多域传感器和无人平台数量增加，情报数据规模迅速扩大，传统以集中回传、后端处理为主的模式已难以满足高强度对抗需求。为此，美军在印太地区重点推进云计算、边缘计算与高带宽通信能力建设，以提高前沿数据筛选、本地处理和跨平台共享能力，降低远距离通信受阻对态势感知的影响。一是建设区域级与联盟级军事云平台，实现情报数据的集中存储、快速调用与跨域共享；二是在前沿部署车辆或无人机等边缘计算节点，使部分数据能够在靠近生成源头的节点完成初步处理与筛选。
（3）增强网络防御能力与体系“韧性”
白宫发布的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提出，网络空间已成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关键作战域，要构建一个“可防御、有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网络空间从传统的技术议题上升为安全战略的核心领域，成为决定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力量。
一方面，推动网络安全理念由“以网络为中心”向“以数据为中心”（data-centric）转型。传统以网络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创建封闭环境以保护网络或设备的边界，然而，当前美军的作战需求要求其自身实现跨军种、跨平台和跨盟友环境下的数据共享，传统依赖边界防护的安全模式已难以适应美军的分布式作战需求。而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策略优先保护数据本身，强调围绕数据本体建立全生命周期防护。在这一范式之下，美国将“零信任”（Zero Trust）作为实现数据中心安全的关键路径，强调围绕身份、设备、应用和数据进行持续验证与动态授权，并进一步将“零信任”的适用范围延伸到物联网与作战相关的操作技术（OT）等更复杂场景，以减少“低可见度入口”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美军将“体系韧性”作为智能化军事能力体系的保障。一是在通信层面强化跨区域、跨国的备份链路与高容量传输通道，降低对少数关键节点的依赖。随着印太地区数据流因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多域感知而呈指数增长，美军既有传输体系面临带宽不足、延迟控制与安全合规等约束。当前，澳大利亚的“奥库斯”（AUKUS）潜艇舰队基地正在推进海底光缆等高容量链路接入，以提升数字“韧性”并支撑更高强度的数据与通信需求；二是提升“断链”条件下的本地处理能力，推动边缘计算前移。人工智能应用对低延迟的需求正在推动“边缘计算爆炸”，卫星、海底与陆基平台的海量传感器数据需要在印太地区实现就地筛选与初步处理；三是通过智能化后勤提升持续作战能力。2023年起，美国陆军“后勤对抗跨职能小组”开始推动精确补给与需求管理，利用人工智能开展预测性维护、供应链风险识别与资源调度，以“减少突发故障与补给中断对持续作战能力的侵蚀”。
2.3 战略手段：以技术互联整合“印太”盟友网络
战略手段是指在既定战略目标与可用战略资源约束条件下，为实现目标而设计和组织的行动路径与力量运用方式。在印太地区，美国将技术互联作为推进区域力量投射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在技术层面通过提升与盟友的数字技术互操作性，把分散力量纳入统一的协同作战体系；另一方面，在治理层面通过塑造区域数字治理规则与技术规范，推动形成有利于自身的“数字技术秩序”。
（1）深化联盟数字技术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是指不同军事系统、平台或部队能够在统一规则与流程框架下实现协同运行的能力。在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框架中，互操作性不仅是一项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整合联盟力量的重要战略手段。
首先，建立统一技术标准，作为美军及其盟友数字协同的基础。依据美国政府的定义，技术标准是产品、相关流程、实践与生产方法所具有的通用与重复性规则、条件、准则或特征。换言之，技术标准确保了技术及相关产品的互操作性与可靠性。要真正实现跨部门、跨分支机构和跨盟友的协作，各利益相关方必须基于相同的准确信息开展工作。然而，由于盟友和伙伴各自拥有独立的通信体系与安全架构，若缺乏统一标准，则难以实现面向盟友的互操作目标。因此，美方在推进“印太”军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标准化视为互操作能力建设的起点，通过在数据要素、接口规范与安全规则层面形成统一框架。在具体实践层面，美国以“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为牵引，持续推动跨军种、跨盟国的数据标准统一与接口对接，将传感器、指挥节点与火力平台纳入同一数据框架之中，以实现多源数据的即时共享与联合处理。
其次，推进作战流程协同，通过将盟友纳入联合态势感知与行动规划等关键环节，实现美国与盟友在作战层面的深度互联。在态势感知层面，美军通过“任务伙伴环境”以及“印太任务网络”等平台实现多国传感器数据融合，并在“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合作机制下构建共同态势图景，建立共享海洋域识别与跟踪框架，推动利用卫星监测、自动识别系统等多源信息融合能力，以期实现对关键海域的高频次态势更新与共享。由此，美军通过构建一个覆盖多国的“共同认知空间”，使不同部队在开展联合行动前共享基本战场认知。
再次，构建常态化联合演训机制，持续验证、优化互操作能力。时任美国“太空军印太部队”司令安东尼·麦斯塔利尔（Anthony J. Mastalir）认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在日常行动中“持续展现随时能战、能胜的准备状态”，是“实现威慑的关键”，因此常态化训练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为此，美军将联合演训与跨国试验视为互操作能力建设的重要机制，使互操作能力从“设计能力”向“实战能力”迈进。为了进一步加强准备和互操作性，美国持续加大对盟伴国家联合训练项目的投入，如“太平洋多国联合准备中心”（Joint Pacific Multinational Readiness Center），成为检验数字化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机制。
（2）构建区域“数字技术秩序”
在巩固联盟技术互操作性的同时，美国进一步将印太地区技术互联延伸至数字治理层面，通过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区域“数字技术秩序”，促使区域国家在技术体系与安全架构上逐步向美方靠拢，从而服务于其“印太”军事战略的推进。
一是投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关乎美国在全球信息监控领域的技术标准制定与安全治理话语权。为此，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本国科技企业在相关国家部署以美资技术为核心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其举措呈现明显的对华竞争特点，并进一步延伸至防务领域。例如，甲骨文公司（Oracle）与新加坡防务科技机构合作，为新加坡武装部队引入“隔离云”（air-gapped）能力，实现云基础设施与互联网的物理隔离，并通过加密设备接入涉密网络，从而在提升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服务可用性的同时“降低外部攻击与数据泄露风险”。此外，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也在南太平洋方向推动海底光缆建设。海底光缆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军事基地之间的通信，被用于收集情报，为反潜战提供重要提示信息。美国及其盟伴在南太平洋方向大力推动高容量海底光缆建设的同时，还试图将中企排除在太平洋海底电缆建设之外，挤压中企的海外市场。反映出在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下，美国及其盟友试图维护数据通道可控，为“印太”数字体系中的军事联通、情报共享与长期力量投射提供支撑。
二是建立区域“数字治理规则”。在基础设施布局之外，美国进一步将技术互联上升至规则塑造与制度竞争领域，通过主导或参与多边机制输出自身技术规范与治理理念，建设有利于自身的“印太数字技术秩序”。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推动“广岛人工智能进程”（Hiroshima AI Process），试图在模型透明度、风险评估、责任分配与安全使用等方面形成多边治理框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跨境应用确立统一规则；在通信网络与关键技术领域，美国通过“七国集团”（G7）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下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围绕“供应链安全”“网络架构安全”与“关键设备准入标准”形成“共同立场”，并将“技术标准与安全审查机制制度化”。
三、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前景
美国在印太地区加速推进军事战略的数字化转型，旨在依托新兴技术重塑威慑能力与作战模式。然而，这一转型进程本身面临结构性矛盾与技术不确定性的多重挑战，并对大国平衡、危机稳定机制以及外部安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本章从局限、影响与未来走向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旨在系统评估美国“印太”数字军事战略转型的内在矛盾、外溢风险与演进趋势。
3.1 战略结构失衡削弱威慑可持续性
根据莱克的观点，美国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动态均衡，任一环节失衡都可能削弱整体战略效果。在印太地区，美国持续强化以信息优势塑造威慑的战略目标，并试图依托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跨域感知与数据共享网络，提升“威慑可信度”。然而，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存在的不足可能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的可持续性。
首先，数字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将导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不确定性增加。随着网络空间成为美军威慑的重要运作域，军事行动对信息系统、算法程序与跨域数据流动的依赖不断增强，数字技术本身的内在弱点逐渐成为影响威慑与作战效果的重要因素。网络空间长期处于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脆弱稳定状态”，相比现实领域，网络空间行动成本较低、收益较高，且不易受到约束与报复。这种现实决定了网络攻击成为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中一种常态化的互动形式，进而带来持续的现实性威胁与潜在风险。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互联性在提升通信与协同效率的同时，也意味着不断扩大的系统接口与相互依赖关系，使攻击面和不确定因素同步增加，从而削弱行动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算法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范围持续扩展，但其认知与判断能力仍受到数据来源、训练条件与模型假设的多重约束。例如，算法系统的判断依赖训练数据、模型假设和任务环境，当作战情境发生变化或对手行为超出既有样本覆盖范围时，其输出结果可能与真实态势产生偏离，进而影响情报研判与行动方案的可靠程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降低了虚假信息的生产门槛，使误导性信息更容易混入情报搜集、态势分析与决策流程之中，增加信息甄别与溯源难度。然而，当前对模型运行逻辑与结果可靠性的核验空间仍相对受限，客观上削弱了人为介入的纠偏功能。若缺乏有效约束，则可能触发人工智能武器的非预期行动，并面临升级风险。这种风险在盟友协同共享数据的框架下会被进一步放大，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与作战体系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其次，“印太”盟友技术互联仍面临多重现实因素制约。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数字化威慑的重要路径在于以技术互联推动联合行动与联盟协同，将网络化能力转化为地区力量投射与协同威慑优势。但在现实推进过程中，这一设想不仅受到技术互操作水平差异与数据共享制度约束的影响，也受到区域国家战略认知、对美依赖程度的制约。一是技术互操作与协调标准难以同步推进。当前，美国及其盟友在信息网络与数据系统建设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底层数据标准与安全框架尚未统一，直接影响系统间的数据共享与互操作能力，导致“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总体目标难以迅速实现。二是数据共享意愿与安全约束方面存在分歧。实现互操作性既需要技术兼容，也依赖政治互信支撑其长期运转。三是不同行为体对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数字化转型的接受程度并不一致。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核心盟友总体上更愿意配合美国推进防务数字化、情报共享、网络安全和联合演训，与美国一致性较高。而东盟国家普遍更强调开放包容、东盟中心地位和避免选边站队，对于被纳入高度军事化、排他性的数字安全体系持谨慎态度。另外，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优先”科技政策使部分盟友倾向寻求技术自主化，降低对美依赖。部分盟友对美国国家情报机构可靠性产生疑虑，可能倾向于优先与其他可信伙伴开展双边情报协议，而非深化现有多边合作，从而使“印太”技术威慑呈“碎片化推进”态势。
3.2 数字化内在矛盾加剧危机升级风险
美国的“印太”数字化军事战略从信号、决策、操作和治理四个层面加剧了印太地区危机升级的风险。
在信号层面，美国推进数字化军事转型模糊了常规能力与核能力之间的边界，削弱了传统威慑信号的可读性，从而提高了危机情景下产生误判与意外升级的概率。在传统核威慑环境中，核行动通常伴随可识别的物理迹象，如导弹测试、部队调动、核力量部署变化等，使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常规对抗与战略威胁。同时，核大国之间长期维持的“相互确保摧毁”（MAD）状态意味着，任何发起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国家都可能面临自我毁灭。然而，进入高度数字化时代后，大量关键行动发生在网络、数据、算法与软件层面，难以通过外部观察准确识别其范围与目的，导致攻击可能无法被追踪。此外，人工智能、分布式传感网络、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既能用于支持常规作战行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关联战略层面的关键环节，由于二者依赖同一套信息基础设施，外界很难仅凭行动形式准确判定其影响范围和真实意图。在危机环境中，当一方为获取常规优势而对对手的信息体系实施干扰或渗透时，其常规行动可能被对手误判为对核力量或核指挥体系的攻击，从而触发过度反应，导致冲突意外升级。
在决策层面，数字化体系压缩了从感知到行动的周期，改变了危机博弈的时间结构。传统危机管理依赖一定的政治缓冲时间，使决策者能够核实信息、评估后果并探索外交选项。在数字化作战环境下，这一缓冲区间被显著压缩。一方面，当军事体系高度依赖于人工智能分析、决策和执行时，人类的决策执行权会被削弱，难以把控实际军事对抗中的风险。另一方面，“相互确保摧毁”结构的松动以及对“信息优势”的追求本身也会强化先发制人动机。由于双方都担心信息链路遭遇压制而丧失主动权，因而倾向于提前采取行动以避免陷入被动。此外，自主系统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间接降低政治层面的“动武门槛”。其原因在于，无人化和智能化手段的部分动机在于通过避免士兵直接参战而降低伤亡，但也会间接弱化战争与人员伤亡之间的关联，导致战争的国内政治约束力度下降。
在操作层面，网络作战的不稳定性还会通过外溢机制进一步提高危机升级概率。第一，网络武器的目标往往处在不断更新升级状态，既有工具容易失效或过时，迫使攻击方持续监测目标变化并频繁更新武器库，使其面临“使用或失去”（use-or-lose）的困境，即行动者由于担心工具失效而更倾向于发动攻击。第二，与传统武器相比，网络能力具有更强的可复制性和可回收性，一旦被使用，相关技术或代码可能被第三方获取、复制并用于其他冲突场景，进而放大不稳定性。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人工智能的武器化趋势在战略层面强化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国家既难以明晰对方的战略意图，又恐惧于别国终将获得比自己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了提高自身安全，应对他国的“潜在进攻”，从而选择增加军备。同时，美国试图联合盟国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导致其军事智能化技术存在向中国周边国家外溢的趋势，并可能导致其他地区性国家加入发展军事智能化系统的军备竞赛，恶化地区安全局势。
在治理层面，数字化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放大了规则供给的滞后性，给军控和危机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军控多以可观测的物理平台为抓手，通过部署迹象、现场核查与材料审计等方式维持基本透明度；而网络与人工智能能力更多体现为代码、算法、数据等，具有高度隐蔽性与军民两用属性，客观上削弱了核查与验证的可操作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行动的归因较为困难，技术线索往往不足以支撑指认，降低了事后问责对升级行为的约束力，增加了危机沟通的政治成本。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尝试通过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与开放式工作组（OEWG）推动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讨论并形成若干原则性共识，但总体仍以倡议性规范为主，缺乏强制执行与配套核查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在印太地区主导的多边倡议存在风险管控工具与规则建设不足的问题，导致相关活动易在缺少“护栏”的条件下累积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导向更是与往届政府强调“避免非预期风险、限制潜在危险应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强调以“效率优先、加速技术赋能”为手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服务于确保美国军事优势的国家目标”。
3.3 美国“印太”数字化军事战略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整体“战略收缩”背景下，未来一段时期其“印太”军事战略的数字化转向将重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韧性”为导向，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或将重点推进三类基础能力建设：第一，构建高容量、多路径的跨国传输骨干网络。除继续推进高容量海底光缆布局外，或将重点发展低轨卫星通信星座（LEO Constellation）与高频无线电网络，形成“海—空—天”一体的多路径通信保障。第二，推动边缘算力向前沿战术节点前置。为满足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实时处理、自主系统协同及“决策中心战”对低延迟的高度需求，美军或在驱逐舰、前线基地乃至无人平台上部署模块化边缘计算节点，构建“战术云”能力，以期实现数据在产生地的即时分析与利用，减少对远程数据中心的依赖。第三，加速统一任务网络与“安全”标准。针对当前印太地区多国、多军种网络与数据标准不一、互操作成本高昂的问题，未来美国将通过“印太任务网络”和“任务伙伴环境”等平台，以“技术援助”与“安全认证”为杠杆，促使盟友的网络架构与数据协议向“美标”靠拢。
二是推动“盟友责任分担”。美国或将倾向于通过“联盟赋能”与“责任分担”，对其“印太”盟友进行差异化整合，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扩展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与行动网络。对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核心技术盟友，美国或将推动在人工智能算法、量子通信、网络靶场（Cyber Range）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共同投资与研发，将合作深入至联合技术开发与能力共建层面；对于新加坡、菲律宾等具备较强技术能力与战略地位的“关键前沿伙伴”，重点在于将其传感器网络、后勤枢纽及特定领域优势接入美军作战体系，使其承担区域监视、前沿节点保障等具体任务，充当美军力量的外围节点；对于其他“区域伙伴”，则主要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寻求其在港口、机场数字化升级等基础设施准入、频谱协调以及民用数据共享方面的合作，以扩大态势感知覆盖范围与后勤支持。
三是深化认知域博弈。当前，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正在发生智能化重塑，即以智能化技术为杠杆，以制度叙事为支撑，以盟友体系为放大器，将认知安全战略打造为兼具技术强制力、制度牵引力与叙事塑造力的综合体系。未来，美国或将把认知域作为长期竞争的核心场域，其战略可能呈现以下走向：第一，推动构建自主闭环的认知智能生态，实现对目标认知环境的持续塑造；第二，从事件层面的叙事竞争转向对“安全认知”底层逻辑的定义，以固化有利于自身的认知框架；第三，将技术层面的联盟信息共享深化为认知层面的一体化，通过共建态势图景、联合开展认知干预等举措，在“印太”联盟内部形成认知行动的分工。其实质是依托技术与制度，将认知优势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战略权力，在军事对抗之外构筑起一道塑造整体态势与影响对手战略意志的“隐形壁垒”。
四、余论
美国“印太”军事战略的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在于，美国正试图超越传统的物理域对抗，通过系统性地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网络空间等新兴技术，在战略目标上构建以“信息优势”为核心的威慑新范式，其转型进程包含着战略结构失衡、技术不确定性加剧危机升级风险以及盟友协同困难等多重矛盾与局限，加剧了战略环境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美国在“印太”加速推进军事数字化转型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与安全挑战。一是国家主权与安全面临新的威胁样式。美军着力发展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体系、前沿部署的分布式传感器网络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精确打击链条，旨在削弱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压缩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与预警反应时间，对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挑战。二是技术发展与产业竞争或将遭遇系统性遏制。美国的数字化转型是其维护全球技术霸权、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正联合盟友构建排他性的技术联盟，并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与核心技术领域对华进行封锁围堵。其“印太数字秩序”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区域数字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核心之外，从规则层面迟滞中国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三是地区安全环境与战略稳定承受更大压力。美国以数字化手段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和联盟协同，本质上是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这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为导向的军事布局，加剧了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和安全困境，特别是人工智能武器化、指挥控制系统自动化所蕴含的“意外升级”风险，正在侵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与危机管控机制，使印太地区爆发冲突乃至失控升级的可能性上升，恶化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需的外部安全环境。
对此，中国须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采取综合性、系统性的战略应对。其一，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实力根基。中国须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健全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先进数字技术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中的协同应用，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商业航天、无人系统等领域创新成果向国防能力转化。其二，积极塑造有利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应继续主动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通过双多边渠道与周边国家深化防务安全对话，增进军事互信，在救灾、反恐、护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破解美国的“小圈子”安全叙事。针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等新兴领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提出建设性方案。其三，完善中美在数字时代的危机管控机制。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数字技术深刻影响军事安全与战略稳定的背景下，双方应进一步完善危机预防、风险沟通和分歧管控机制。可考虑推动将人工智能安全、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战略风险管控等议题纳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的中美沟通机制中，逐步建立技术风险评估、危机预警等制度安排，探索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稳定的新路径。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