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26年第20263期 第52-69页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作为根本遵循的理论纲领，也是具体学术实践指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构中国小说评点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对小说评点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作出细致阐释，以此揭示小说评点的自身特性；其次要对小说评点的文化蕴涵作出系统解读，用以揭示小说评点独特的文化背景；再次要对小说评点的价值体系作出新的审视，以回归小说评点的传统语境为宗旨。其中“体系构成”是要素，“文化蕴涵”是背景，“价值系统”是评价，三者共同组成了小说评点的知识体系，也显示了小说评点的本土特性。
关 键 词：《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评点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ZD273)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总书记还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总书记提出了要着力构建的“三大体系”及其要求。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把握好以下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6—22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既是一个作为根本遵循的理论纲领，也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具体的实践指南。小说评点是中国本土的小说批评形式，与西方小说批评有着迥然相异的文化背景、术语系统和批评范式。小说评点在生成过程中深受传统史学、经学、文章学的影响，故其形式特征、概念范畴、批评方法与价值取向均深植于中国的文学传统与审美经验。譬如，“经注一体”作为注释儒家经典之定制，便是小说评点体式特征的直接源头，而“注释”亦因此成为小说评点的重要内涵。再譬如史著的“论赞”体式对小说评点也有很大影响。文言小说评点领域，唐人高彦休所编《阙史》就大多以“参寥子曰”或“参寥子云”领起；而白话小说评点，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评点亦深受史著篇末论赞的影响，如明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构建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正是以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国本土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通过系统梳理小说评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内涵，在学术体系上彰显本土批评范式的独特价值，在话语体系上筑牢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自信。以下笔者拟以从事多年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为例③，探讨小说评点研究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着重从小说评点的体系构成、文化蕴涵和价值系统三方面入手。其中，“体系构成”是要素，“文化蕴涵”是背景，“价值系统”是评价，三者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小说评点的知识体系。对小说评点知识体系的探讨，学界已有成果④，但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 建构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要对小说评点的体系构成作出细致阐释
小说评点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体系构成大致有五个层面：小说评点的术语层面，小说评点的要素层面，小说评点的编创层面，小说评点的传播层面和小说评点的物质层面。这五个层面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既体现了小说评点史的承传和演变，也客观呈现了小说评点的体系构成。可以说，这是建构中国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内涵。
就小说评点而言，术语既是衡量一种批评体式成熟与否的关键要素，也是考察一个知识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途径。小说评点术语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类：核心术语和派生术语。其中核心术语是指带有体式特性的标志性术语，这一类术语涵盖面广，运用也相对成熟。在小说评点史上，核心术语主要有“评点”“批点”和“批评”，这三个术语同时在白话小说评点和文言小说评点中广泛使用。一般认为，“评点”是小说史上影响最大、使用最早的术语；其实不尽然，以“评点”命名的小说评点本在明代尚属少数，出现也较晚。据现有史料，明万历后期的袁无涯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是最早采用“评点”术语的白话小说评点本；《广虞初志》是最早采用“评点”术语的文言小说评点本；“评点”术语地位的奠定是在清初，此后乃一以贯之。而小说评点史上最早出现的术语是“批点”，南宋后期的文言小说评点本《桯史》就署为“相台岳珂著，云间陈文东批点”⑤；而较早以“批点”题名的白话小说评点本是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平妖传》，该书全名为《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题名为“批评”的早期小说评点本则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而题为“陈眉公先生批评”的《闲情野史风流十传》亦为万历年间刊本。所谓“派生术语”是指为了强化小说评点的某种特性而派生的术语，这些术语以核心术语为基础，以“评……”“批……”为构词模式。譬如强调“评论”与“注释”并重的小说评点术语就有“批释”(如《世说新语补》，署“王世懋批释”)⑥、“评释”(如《清谈万选》，全名《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明万历年间周近泉绣梓)与“评注”(如《绘图风流道台》，清宣统元年[1909]刊本，书首有李友琴《风流道台序》，谓“余于君之小说，每喜谬为评注，而君亦许余为知言，每书脱稿，必先以示余”⑦)等；强调“评论”与“选本”组合的小说评点术语则有“评选”(如《续虞初志》，题“临川汤显祖若士评选，钱唐钟人杰瑞先校阅”，明万历年间刊本)、“评纂”(如《太平广记钞》，署“古吴冯梦龙评纂”，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和“评辑”(如《情史》，题“江南詹詹外史评辑”，明天启崇祯年间刊本)等⑧。而同样是评论，古人或也使用不同的派生术语，如“评论”(如《醉畊堂刊王仕云评论五才子水浒传》，清顺治十四年[1657]刊本)、“评述”(如《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署“钓鸳湖客评述”，明万历间刊本)、“评阅”(如《片璧列国志》，题“李卓吾先生评阅”，明万历间刊本)、“评次”(如《古今小说》，署“绿天馆主人评次”，明天启间刊本)、“评定”(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汇评”(如《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明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题评”(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明世德堂刊本)、“新评”(如《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等。
此外，在小说评点术语中，还有大量的小说文法术语，如“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牵线动影”“绵针泥刺”等。繁复芜杂的小说文法术语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小说结构的“伏笔照应”，强调小说事件描写的紧凑完整，如“鸾胶续弦”“隔年下种”等；二是小说情节的“脱卸转换”，旨在实现小说创作中人物、事件或情境之间的巧妙承接与转换，如“横云断山”“欲擒故纵”等；三是小说叙写的“蓄势敷衍”和“对比衬托”，如“反跌法”“背面铺粉”等；四是小说人物的“传神写生”，强调小说人物描写的逼真效果和本质揭示，如“颊上三毫”“画龙点睛”等；五是小说语言的“绝妙好辞(词)”，如“生动谐趣”“清约秀妙”等。自近代以来，随着小说评点的消亡以及西方小说理论的引入，文法术语逐渐脱离小说研究者的视线，日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性格”“结构”“典型”“叙事视角”等西方学术话语。即便有学者对传统文法术语有所关注，也多施以贬抑之辞，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称：“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⑨然而，这类来源于传统文章学的文法术语，既是小说评点家所总结的小说文法，也是小说评点家评判小说独特的批评话语，即小说评点的文法批评，最能体现传统小说批评的本土特色，是建构中国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财富，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小说评点的内涵由“评论”“改订”“注释”和“圈点”四个方面组成。其中，“评论”是指小说评点中的“文本批评”及其理论归纳，这是小说评点中最富色彩、对小说传播最具影响的内涵，可分为“评”与“论”两个维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评论”的中心在“评”，即对单个小说作品的文本解读，这是小说批评史上占主流地位的评论方式。甚至可以说，一部小说评点史最为重要的内涵就是评点者对单个小说文本的阐释历史。至于“论”，则指评点者在对小说文本阐释时所提出、归纳的思想观点与理论学说。受以往文学批评史研究格局的影响，小说评点研究一直以“理论思想”为研究重点，但事实上，这些“理论思想”本质是文本阐释的附带品，故两者在研究时须分清主次。“改订”也是小说评点的一大特性，但学界一般认为，小说评点的“改订”主要在白话小说领域，且认为这是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白话小说走向“文人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此观点其实也不准确，不符合小说评点史的真实情况，因为“改订”也是文言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明天启六年冯梦龙评纂的《太平广记钞》，这是一部《太平广记》的删节本，冯梦龙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合并类别、删减篇目、校订错误等；又如冯梦龙将《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收入《情史》时，将小说结尾部分删去，并在自注中解释“后尚有翠翠家旧仆，以商贩过道场山，遇翠翠夫妇，寄书于父母。父买舟来访，徒见二坟，夜复梦翠翠云云。似涉小说家套数，今删之”⑩。这些显然属于“改订”的范畴。将“注释”看作小说评点要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小说评点本身具有对小说作品“知识性”内涵的释义功能，尤其在文言小说的“博物体”领域和白话小说中的历史演义领域，更需要适当的“注释”，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求；二是小说刊本中的“注释”也并非一味地用于注音释义，有部分注释包含不少的评论因素，显示了由注释向评论演变的过渡状态，故将“注释”阑入小说评点范畴应该是合理的，符合小说评点的本来面目。“圈点”源自句读，唐人释“句读”云：“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11)此尚属文理层面的断句。文学评点中的“圈点”较早见于南宋的古文选评，有“朱抹”“朱点”“墨抹”“墨点”四种，其具体内涵为“朱抹者，纲领大旨；朱点者，要语警语也；墨抹者，考订制度；墨点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12)。小说评点中的“圈点”包含圈、点、抹、截等基本符号及其变体，在功能上与古文评点无大的差异，一是标出文中警拔之处，二是句读作用。为小说作圈点，这在小说史上一以贯之，如署“刘辰翁批点”的元刻本《世说新语》即有圈和点(参见[图1])，其中“点”极竖长，一如宋元文章选本的“旁点”(13)(参见[图2])。小说刊本中径标“圈点”二字自晚明始，如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在“识语”中明确其“句读有圈点”；天启、崇祯年间建阳郑以桢《三国志演义》刊本更把书名明确标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小说评点史上较早对白话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九华山士潘镜若为《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所作的《凡例》，其曰：“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14)而较早对文言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杨茂谦的《笑林评凡例》：“句读从点，佳处从圈，可笑处密点，评有意义者密圈，直批者止圈，句读中有字义双关者重圈。”(15)另外，明天启年间刊刻《禅真逸史》，夏履先所撰《凡例》对“圈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其云：“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之处则用‘’。”(16)清乾隆年间《妆钿铲传》中的《圈点辨异》交代得更为详备：“凡传中用红连点、红连圈者，或因意加之，或因法加之，或因词加之，皆非漫然。凡传中旁边用红点者，则系一句；中间用红点者，或系一顿或系一读，皆非漫然。凡传中用黑圆圈者，皆系地名，用黑尖圈者，皆系人名，皆非漫然。凡传中‘妆钿铲’三字，红圈套黑圈者，以其为题也，皆非漫然。”(17)
小说评点具有独特的编创方式，集中体现了小说评点的著述特性，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模式：一是“注评一体”，是小说评点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涵。晚明以来，仅是涉及小说评点“注评一体”的就有六个相关术语，即“批释”“评释”“音释”“音诠”“笺评”“评注”，可见其在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构词方式而言，上述六个术语均为复合词，两者是并列关系，即无论是“批释”“评释”“音释”，还是“音诠”“笺评”“评注”，其内涵均为“批+释”“评+释”“音+释”“音+诠”“评+笺”“评+注”。其中“批释”“评释”即评论和释义；“音释”“音诠”即注音和释义；“笺评”“评注”即评论加笺注。而“释义”“笺注”亦非阐释意义，而是以释典故、释地名等内容为主(18)。二是“批改一体”，是指评点者在对小说文本作出评论的同时，还常常对小说文本作修订等工作，使小说评点本获得了独立的版本价值和文学价值，相关术语有“评选”“评订”“评定”“评纂”“评辑”“选定”“增订”，皆以“选”“订”“纂”等字标示修订。譬如“订”，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出的《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整理评点者惺园退士除增加评语外，对作品之增补内容颇多，据其《例言》所云，约有如下数端：一是改订回目，以“本回事迹，联为对偶”，使全书“标新领异，大觉改观”；二是对书中“罅漏”“代为修饰”；三是对“幽榜”“去取位置未尽合宜”处“辄为更正”；四是对书中“冗泛字句”作删润订正，“以归简括”(19)。但历来治小说史者，常常把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分而论之，叙述小说史者一般不涉及评点对小说文本的影响，有时更从反面批评，而研究小说评点者又每每过多局限于小说评点的理论批评内涵。于是，小说评点的“批改一体”也就成了一个两不关涉的“空白地带”，这实在是一个研究的“误区”。如果我们在小说史的书写中适当关注评点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对其有一个恰当的评价，那我们的小说史著述也许会更贴近小说发展的“原生状态”。三是“编评一体”。在小说评点“批改一体”之外增辟“编评一体”，是因为两者看似相类，实则有别。其相异处约在两端：一是“编评一体”糅合了编选、改订、分类、批评诸多层次，文言小说的设题、置类和归类表面上属于编辑行为，然亦暗含批评倾向(20)；二是白话小说“批改一体”主要处理的是一份长文本，而文言小说“编评一体”往往面对一个或多个小说集，需要在一批短文本中择取、剪裁、删并、归类和评论，以凸显小说集之特性。如果说，白话小说“批改”之“改”重在变换文辞和旨趣，那文言小说“编评”之“编”则旨在召唤解读视角的丰富性。经由“编”与“评”的协作，同一文言小说在不同选集中可以有不同形态，容受不同角度的评语。即便是同一位处理者，其编评方式亦有分殊，如冯梦龙编评的多部文言小说集就常有重复的篇目，但归类和评点互有歧异(21)。
[图1]元刻本《世说新语》中的“批点”
[图2]宋人文章选本中的“旁点”
小说评点研究引入“传播”维度，基于两个研究观念的支撑。一是小说作为文学商品的定位(22)。在中国古代，评点是一种以“读者”为本位的批评形态，而在评点所涉及的多种文体中，小说评点所体现的这一特色更为明显，小说评点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所显现的强烈的传播价值。二是从评点功能来看，无论是文言小说评点还是白话小说评点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实用性和商业性。小说评点的实用性和商业化大致始于万历时期，在白话小说评点领域，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刊出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就明确标出“全像”与“批评”，这是万历以降白话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言小说评点也是从万历开始趋于商业化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托名现象，且已成一时风尚。其托名对象基本为颇具世俗名声的人物，如李卓吾、汤显祖、陈继儒、屠隆、徐文长等。托名的批评文本如汇评本《虞初志》(托名袁宏道、李贽、屠隆、汤显祖)和题陈继儒删订的《闲情野史风流十传》(托名陈眉公删定、批评)等。颇有意味的是，文言小说评点的托名者及其托名时段与白话小说评点的托名状况几乎一致。
小说评点的物质性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小说评点来说，评点是依附于小说正文的副文本，是非独立的，需要依赖以印本为核心的物质载体。其二，在晚明等小说商业化风气盛行的时代，小说评点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牵涉到小说评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流程。所以要考察小说评点的物质性，就要在评点被作为小说书籍的形态要素之一被广泛运用，评点本小说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小说刊本在书籍市场上被大量刊印、销售和传播的前提下来展开。从“物质”维度看待小说评点，最值得关注的是“书坊”与“印刷”两个领域。其中书坊以建阳书坊的研究为不可或缺，建阳书坊又以余象斗小说评点的“评林体”最为突出。随着小说评点的刊刻中心由建阳向江南转移，小说评点的“物质”内涵有明显变化，尤其是印刷技术的提高对小说评点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到清末民初，伴随着小说评点的新载体——报刊的崛起，报刊小说评点开启了小说评点的新格局(参见《小说评点史研究的著述要素与理论方法》)。
二 建构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要对小说评点的文化蕴涵作出系统解读
小说评点不单是一种文学批评，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阐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既有助于揭示小说评点独特的文化背景，也是建构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小说评点大体具有三种文化内涵，即“文人文化”“商业文化”“物质文化”。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文言小说评点还是白话小说评点，都体现出了一种“文人文化”的特性(23)。同时，小说评点也表现出了浓烈的“商业文化”气息，甚至可以说，小说评点的产生、流衍和繁荣实则就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产物，故而无论是白话小说评点还是文言小说评点都充分表现出了“商业文化”的特征。小说评点还显示了强烈的“物质文化”属性，简言之，评点是一种最富有“形式感”的批评方式，也是一种充分依赖“物质”的批评体式，小说评本的最终形式即是融合了文字、图像、印刷、刊刻等多重物质内涵的复合体。
1.小说评点的文人性
小说评点无论“文白”都体现了“文人文化”的特性。其中，文言小说评点因其评点对象的“雅文学”属性，体现文人文化的特性有其“先天”的优势；就是一向被看成为通俗的白话小说评点也蕴含了浓重的文人文化气息。试以白话小说评点为例，白话小说的文人评点源于明代，李卓吾为其先导，从李卓吾到金圣叹，文人评点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是明代小说评点在书坊控制之外最富思想价值的评点线索，虽人数不多，但影响巨大，开启了清代文人小说评点的先河，使清以来的小说评点成了文人为主体的评点阶段。文人评点小说最初是从兴趣出发的。譬如李卓吾最初接触《水浒传》约在万历十六年(1588)，其云：“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24)四年后，袁小修往访李卓吾，见其“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25)。又四年，李氏仍醉心于《水浒传》的赏评，并直呼：“《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26)可见，寻求快活、以兴趣为基础是李卓吾评点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色。而一部作品的评点持续多年仍未中断，说明这种评点属于不图功利、仅为自娱的艺术鉴赏行为。金圣叹批点小说也首先出于对《水浒传》的强烈兴趣，他把《水浒传》视为才子之书，故而以才子之心进行评点。入清以后，白话小说在文人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文人阅读白话小说已成常事。这种境况刺激了文人对小说的评点，有清一代，文人评点小说不绝如缕，正是以小说的这种阅读环境为依托的(27)。
应该说，在小说评点者中，活跃着相当一批自娱自赏的文人评点者，他们在阅读小说的同时，往往在小说刊本上加批，以记录阅读之心得。这种纯然用以自赏自娱的评点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人的读书方法在小说领域的延伸，由此亦可看出小说在文人心目中地位的提升。这一类文人评点无功利性，亦无明确的目的性，纯然表现为对作品的喜爱乃至痴迷，除李、金二人外，如道光年间陈其泰因酷嗜《红楼梦》，倾半生精力批读，他在道光四年(1824)二十五岁时开始评点，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十三岁时才全部批完(28)。黄小田对《红楼梦》亦颇为痴迷，同时对《儒林外史》也情有独钟，黄安谨曰：“先君在日，尝有批本，极为详备。”(29)而光绪年间的文龙则偏爱《金瓶梅》，他在南陵、芜湖县令任上三次批读《金瓶梅》，花了近三年时间。
小说评点中文人的大量加入，明显地提高了小说评点队伍的社会层次。如果说，明代的小说评点以假托“名公”居多，其文人评点除个别真实之外，基本上是伪托，带有浓烈的商业性。那么，清代文人评点就有了相对的实在性，文学名家如洪昇、杜濬、查继佐、黄周星等，亦官亦文如刘廷玑、陈奕禧、叶南田、许宝善、弘晓等均为当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这样一些文人从事小说评点，对提高小说的地位和扩大小说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与明代相比较，清代小说家的社会层次亦相应提高，文人独创的编创方式和具有文人品味的小说作品逐步成为主流，而小说评点者的文人化正与这一创作现象相吻合，故小说家和小说评点家共同推进了小说史的发展。
2.小说评点的商业性
小说评点就其人员而言主要由书坊主和文人构成，至清末民初报刊小说勃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力。在中国古代，虽然评点的人员构成有所变化，且日益复杂，但书坊的参与仍是小说评点的重要线索，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无疑是小说评点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坊主参与小说评点，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书坊主直接参与，并明确标出其姓名。这种方式并不多见，举余象斗、袁无涯与陆云龙三人为例。余象斗，字文台，号仰止山人，福建建阳人。余氏出身刻书世家，其祖辈在宋时就因刻书而闻名，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30)余氏刻书在万历年间达鼎盛状态，余象斗正是彼时余氏刻书的代表人物。尝自谓：“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31)可见其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因屡试不第，乃弃儒刻书。这一特殊经历对余氏以后从事小说的创作、评论和刊刻都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在文化修养上奠定了他从事这一工作的基础。作为一个落第文人，他能在刊刻小说的同时，自己编创小说；而作为一个以商业牟利为目的的书坊主，他能迎合读者的需求，较早将评点引入小说的刊刻之中，并在小说评点史上独创了“上评、中图、下文”这种颇具商业效果的“评林”体式(参见[图3])。余象斗作为一个书坊主能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当时独特的商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叶盛《水东日记》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32)可见当时书坊刻印小说之盛。明末苏州刻书家袁无涯也曾参与《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的评订，该书云袁氏得杨定见所授“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欣然如获至宝”而“愿公诸世”(33)。而据许自昌《樗斋漫录》，袁无涯、冯梦龙诸人曾相与校对再三，其中当亦包括评订在内，其云：“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乾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为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游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葵，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抄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34)袁中道《游居柿录》则云得袁无涯所遗“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但与其所知之卓吾批本“稍有增加”(35)。可见，袁无涯应参与过《水浒传》的评订。而陆云龙在明代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亦颇为重要。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家贫，苦学不辍，重名节，修德行，曾多次应举，然均铩羽而归。崇祯后，绝意仕进，专事著述，兼营刻书。刻书之斋名为峥霄馆，所编刻评订之古今诗文和晚明小品在当时有很高声誉，如《明文归》《皇明十六家小品》《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等，故其首先是以一个选家和评家而成“名士”的。所著小说主要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型世言》等，前者署“峥霄馆评定”，可见该书是陆云龙自编自评的。
[图3]“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
[图4]带有广告意味的“识语”
二是集合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从事评点，并大多冒用名人姓氏加以刊刻。这是书坊主参与小说评点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最常规的方式。较早采用这一方式的是仁寿堂主周曰校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36)(参见[图4])明确说明书中评点乃书坊主“敦请名士”所为。余象斗在刊刻“评林”本《三国志》时，也说明其中评点由“名公”所为，《三国辨》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37)以上两则“识语”明显带有广告意味，但也可看出书坊主对评点的重视，他们已认识到“名公”“名士”之评点能扩大小说的销路。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作过如下评价：“由此以后，书坊主便在通俗小说的刊行时以‘评点’相号召，且已不满足用笼统的‘名公’‘名士’以广招徕，而是堂而皇之地‘请’出了当时的社会名流，尤其是在公众中声名显赫的人物。此举最为盛行的是万历中后期到明末这一阶段，而被冒用之名家最风行的是李卓吾、陈眉公、钟伯敬、汤显祖、杨升庵和徐文长诸公。入清以后，明代诸名公已较少被冒用者，然明末清初如冯梦龙、金圣叹、李渔等人又成为书坊之托名对象，如‘圣叹外书’字样便在通俗小说刊本中常常出现。当然，随着清代的小说评点已逐步从书坊主转入文人之手，清代以来书坊伪托现象也慢慢地在趋于消歇。”(《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之类型》)
3.小说评点的物质性
包括小说评点在内的所有评点，最初都是一种自发的阅读行为和批评方式，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就以小说评点来说，首先，读者只需以最基本的书写工具在书籍的空白处进行圈点和评阅就构成评点，这些圈点和评阅比较随意，无统一的形式，故对物质要素的依赖性也比较低。其次，评点的初始并不以传播为目的，有较强的私密性和自赏性，与小说评点的物质性无甚干系，这一情形在评点成为书坊的促销方式而被刊印出版之后依然存在。但从整体而言，小说评点因依附于小说文本被复制刊印，还被书坊主们视为小说的一种促销手段，其商品化色彩非常突出，使其与“物质文化”的关系紧密起来。小说评点在晚明之后迎来了它的辉煌期，小说评点与“物质文化”关系也达到了顶点。到了清末民初，尤其是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印刷技术及设备的引进，小说和小说评点迎来了又一次大的转折。小说的刊印方式从传统的人工印刷过渡到以铅印、石印为主的机器印刷；小说的出版机构由传统的书坊转变为以报社、书局为主的新式出版机构；小说的刊载方式由传统的单行本发展为报刊连载、单行互相配合的新型样态。新的印刷技术、出版机构和刊载方式引发了小说的创作、出版、销售、传播、阅读等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最终促成了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小说评点也在这一过程中迎来了新的变化，物质层面最为显著的是刊载形式的变化，即由传统的一次性刊印评点本小说，发展出在报刊连载带有评点的小说作品。连载的方式导致了小说评点形式和内容的变化，由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古代评点家逐步开创的评点形式已无法在报刊这种新型物质载体的版面中展现，圈点、眉批、旁批、读法、序跋等传统评点方式已明显不适合这种新的物质载体。最终，传统小说评点就在这新的“物质文化”的背景下迎来了它的转型和新变。
三 建构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要以回归小说评点的传统语境为宗旨对小说评点的价值体系作出新的审视
长期以来，我们将小说评点研究几乎等同于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这种对小说评点的单一化处理，实际上掩盖了小说评点功能的丰富性和价值的系统性。小说评点的价值包括三个层面：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小说评点价值的综合形态。对于小说评点的价值认知，本文基本延续笔者的上述观点，但有所增补和改进。
譬如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与编创方式的“批改一体”，其实是小说评点的“一体两面”。就编创角度言之，这是小说评点独特的创作手法，是小说评点特有的创作机制；而就价值层面言之，则是小说评点特殊的价值呈现。关于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相关成果已有不少。需要特别改进和补充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文言小说评点“文本价值”的研究。如《聊斋志异》的仿作《益智录》稿本上就有不少评改痕迹，其中卷八《矫娘》几乎全文改动，且卷末附评云：“文妙事妙，嫌词多繁复，以私意略节之，诚不知其点金成铁也。”(38)又如，清末民初狄平子《原本加批聊斋志异》对小说原文的修订，既有针对语辞的，也有关涉情节的。举对《阿宝》的批改为例，评者因无法容忍阿宝遭恶少围观，而删去阿宝与孙子楚浴佛节相会一节，并加批曰：“夫恶少环立，品头题足已极不堪，兹又出游，岂竟不爱其鼎乎？不知陋儒何仇于宝，而必淋漓尽致，遭塌不已也。”(39)可见细致梳理文言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是完善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途径。二是要强化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与小说评点编创方式的关系，以整体性视角观照小说评点，体现“文本价值”的综合要素和表现形态。譬如就小说评点的编创和小说评点本的完型而言，小说评点就综合了“评”“注”“改”“编”“印”五大因素及其呈现的文本形态，故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既包括小说评点的“批改一体”，也包括小说评点的“编评一体”，还包括小说评点的“注评一体”。可以说，把“批改”“编评”“注评”等编创方式组合在一起考察，所谓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方始完足。三是要运用“大文体”的观念来观照小说评点，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判定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所谓“大文体”是指古代小说文体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正文之外大多有评点与图像，形成了“图文评”三位一体的文本形态。“大文体”观念要求重建关于小说评点和小说插图的认知，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小说正文，而是应该从文本的多重性角度来观照小说文体的“整体”，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小说文本之全部，包含正文、插图、评点(含注释)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小说整体文本形态为观照对象的小说文体研究新维度，将小说评点研究真正纳入到小说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40)。
传播价值是小说评点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对小说文本的解读、评点的商业手段等。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41)，强化小说评点对读者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清人黄叔瑛在评价毛批《三国》时谓：“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42)品读毛氏父子的《三国演义》评点，这一评价并非虚夸之语，是完全当得起的。不难发现，当下对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主要涉及评点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小说评点的商业性等；而相对缺乏将“评语”作为独立维度来评价其价值。其实，在经典小说的评点史上，“评语”无论是文言小说评点还是白话小说评点，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层累”的特性，这对于小说评点的传播是有助益的。同时，小说评点中的“评语”在思想内核上体现的“传承性”也非常明显。以《儒林外史》评点为例，在《儒林外史》的评点史上，所有评本均以卧闲草堂本为唯一底本，因此卧评是《儒林外史》评点的共同之源。《儒林外史》评本之间的“承传性”主要表现为各评本之间评论内容的直接继承，显现了一条颇为清晰的发展线索，尤其是《儒林外史》对“功名富贵”的批判和对受“功名富贵”荼毒的士林的讥刺，即是在评点思想的“承传”中不断强化和固化的。
理论价值是小说评点研究中最为重视，也是研究最为充分的部分。对于小说评点的理论思想，笔者作过这样的评价：“小说评点的理论思想虽然如散金碎玉，但细加整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完整性。……尤可注意的是，小说评点因为有着对作品强烈的依附性，故而形成了与作品类型相对应的理论思想。如在白话小说领域，其整体上是依循‘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四大类型向前发展的，这是古代颇富民族特色的小说类型。与之相应，小说评点对应着特殊的批评对象，也形成了小说类型各自的理论学说，如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之于‘英雄传奇’理论，毛氏父子、蔡元放等之于‘历史演义’理论，张竹坡、脂砚斋等之于‘世情小说’理论，汪象旭、刘一明等之于‘神魔小说’理论等。这些理论思想既有一定的普适性，也具相应的特殊性，构成了古代小说理论的独特面貌，也是认识和分析古代小说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43)。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回归小说评点的历史及小说评点的本体存在时，便不难看到，理论思想其实并非小说评点的首要内涵，评点家从事小说评点之原由亦非来自于对理论思想的“偏爱”。从整体观之，小说评点的首要任务是对作品的解读，理论思想是在阐释作品时“附带”形成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当下对小说评点理论思想的重视乃出自于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影响，其实是一种被“建构”的理论思想；故本文不将其阑入小说评点“评论”“改订”“注释”“圈点”四个维度(其中的“评论”也更关注“文本批评”)，其实就是为了纠正长期以来的研究偏颇，虽或有矫枉过正之嫌，却是针对研究现状的反省之举。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7页)本文对中国小说评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即大体秉承这一精神，以尊重“传统”为指归，深入辨析小说评点的体系构成、文化蕴涵与价值系统，以期为后续建构中国小说学自主知识体系乃至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切实助力。最后拟作如下总结：
1.小说评点的体系构成包括五个层面：一是小说评点的术语层面，包含术语的来源、构成体系和文法术语等；二是小说评点的内涵层面，包含“评论”“改订”“注释”和“圈点”四个方面；三是评点的编创层面，包含小说评点的“评注一体”“批改一体”和“编评一体”三种编创模式；四是小说评点的传播层面，包含小说评点的文本解读、商业手段等；五是小说评点的物质层面，包含小说评点与书坊、印刷、刊刻等的关系。
2.小说评点展现了“文人文化”“商业文化”和“物质文化”三种文化内涵。三者关系大体如下：“文人文化”是小说评点的基础，是小说评点得以发展的思想源头；“商业文化”是小说评点的动力所在，也是小说评点得以兴盛的主要因素。“物质文化”与“商业文化”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商业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基础，也是“物质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如晚明书坊的大量涌现即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在小说评点中，“物质文化”离不开“文人文化”的扶持和哺育；反之，小说评点的“文人文化”也会因“物质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此消彼长的现象，如晚明以来书坊的盛行促进了小说评点的发展，但书坊的过度商业化也会损害小说评点应有的文人品味和理论价值。可以说，小说评点史正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关联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呈现了相对谨严的系统特性。
3.小说评点的价值呈现是体系性的，其中的“文本价值”在“注评一体”“批改一体”“编评一体”三种编创模式中均有明确体现。“传播价值”的主流内涵是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但还可考察小说评点中“评语”的“层累性”和评点思想的“传承性”。至于小说评点的理论价值，虽然因长久以来的过度强化而要有意“冷却”，但毕竟是小说评点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更开阔的理论视野中加以深入研究。从评点功能角度言之，小说评点还有一些领域可多加关注，譬如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小说评点生动活泼的原生形态，将其巧妙的运思和笔意，勾勒展示得更细致、更真切。又譬如小说评点作为一种评论方式，固然有它的优点。但本质上是鱼龙混杂的，精彩优美的和庸俗无聊的同时存在。如果分析总结其所以成功的原因，那也会对今人有所启发。再譬如小说评点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这也是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上述这些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必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和弘扬小说评点这一富有民族特性的批评方式的意义和价值(44)。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9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③本文有关文言小说评点和评点的物质文化部分，参考了合作者林莹和周瑾锋相关论述，特此说明。
④参见吴子林《小说评点知识谱系考索》，《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⑤在此书的存世刊本中，《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宋刻元明递修本”，但于岳氏序文首页不题“云间陈文东批点”，元刊本岳氏序文首页才有陈文东批点字样，后覆刻此本间有沿用者。故“陈文东批点”是否为南宋刊本所有，尚有可疑之处，但元刊本则无疑义。
⑥王世懋在其批点的《世说新语》(明万历九年[1581]刊本)中署名“王世懋批点”。此书有六卷本和八卷本两种，其中八卷本将元刻本署名的“刘辰翁批点”改为“刘辰翁批释”。其后王世懋参与王世贞删定的《世说新语补》(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改署“王世懋批释”。后来基于此书衍生出来的“李评本”和“钟评本”也这样署名。
⑦李友琴《风流道台序》，陆士谔《绘图风流道台》，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版，第1页。
⑧参见拙文《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术语系统》，《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⑨参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3页。
⑩冯梦龙编著，栾保群校注《情史》卷一四《刘翠翠》，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473页。
(11)湛然《法华文句记》，赵朴初主编《永乐北藏》，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159册，第783页。
(12)参见钱泰吉《曝书杂记》(与《非石日记钞》合刊)，《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6页。
(1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用丹铅法》有“菁华旁点”，宋末配补元刻本，第6a叶。
(14)朱之蕃《三教开迷传凡例》，潘镜若编次《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4页。
(15)杨茂谦《笑林评》“凡例”，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第18b叶。
(16)清溪道人《禅真逸史》“凡例”，《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7)松月道士《圈点辨异》，昆仑褦襶道人《妆钿铲传》，《古本小说集成》，第4页。
(18)如《两汉开国中兴传志》题“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书题为“音释”，即主要是注音和释义，包括释官职和释历史背景等。
(19)参见惺园退士《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3页。
(20)参见林莹《“以类为评”：〈世说新语〉分类体系接受史的新视角》，《中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21)参见林莹、王伊宁《基于LCS算法和文本聚类的晚明文言小说“编评一体”现象研究——以冯梦龙的文言小说编评活动为中心》，《中国古典学》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22)参见苗怀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23)在小说及小说评点研究史上，较早将白话小说与文人文化勾连起来的是汉学家浦安迪，他认为：“我的‘文人小说’观念既是尝试针对本世纪学术界流行的‘通俗文学’说，提出的一个反论；也是尝试对明、清读书人视小说为‘文人’之作的高见，进行的一番现代化的反思和重建。”(浦安迪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较早提出小说评点显示“文人文化”这一观点的是林岗，他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晚明文人文化”概念，作为其理解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繁盛的背景因素。在他看来，小说评点：“表现出来的社会立场、思维方式、美学趣味、人生态度，都是植根于那个时代颇有点特殊的文人文化之中的。”(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4)李贽《焚书》(与《续焚书》合刊)增补二《复焦弱侯》，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9页。
(25)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1401页。
(26)李贽《续焚书》(与《焚书》合刊)卷一《与焦弱侯》，第34页。
(27)参见拙文《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之类型》，《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28)参见张庆善《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红楼梦〉评点浅谈》，《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辑。
(29)黄安谨《儒林外史序》，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30)叶德辉著，吴国武、桂枭整理《书林清话》(与《书林余话》合刊)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条，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31)转引自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2)叶盛撰，魏中平校点《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33)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34)许自昌《樗斋漫录》，《水浒资料汇编》，第359页。
(35)《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九，下册，第1401—1402页。
(36)《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卷楼本)封面“识语”，明万历十九年刊本。
(37)引自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38)王恒柱《整理后记》，解鉴著，王恒柱、张宗茹校点《益智录：烟雨楼续聊斋志异》“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39)蒲松林著，吕湛恩注《原本加批聊斋志异》，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上册，第108页。
(40)参见毛杰《试论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的批评功能》，《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毛杰《论插图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建构》，《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
(41)李贽《忠义水浒全书发凡》，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42)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23页。
(43)拙文《论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要素与理论方法》，《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44)参见郭豫适《评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