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标识性概念是构建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引擎。为回答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命题，既有研究已拓展出丰富议题并创造了诸多概念，呈现出多姿多彩、纷繁众多的“概念丛林”现象，但也出现了概念建构中“内涵飘忽”的困境，以及由概念间联系不足、知识体系割裂而出现的“概念孤儿”现象。这些因词同意异与情境混淆而导致的概念边界模糊和主体意识不足等问题，亟需以标识性概念建构来进行梳理、串联和提升，以引领中国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历史传统、实践经验与政策理念等知识来源中剖析知识内涵，按照“概念原创—理论创新—实践总结—知识生产”等环节逐次推进，建构满足专门性、开放性和引领性原则的标识性概念。通过厘清基层治理中纲领性内容的焦点与节点，构建以理论逻辑连贯的问题联结和概念纽带，系统把握基层治理“概念家族”及其分类系统的内在逻辑与知识贡献，将有助于从标识性概念出发持续推动基层治理自主知识生产。

关键词：基层治理/ 标识性概念/ 概念建构/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王佃利(1971- )，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基层治理、城市治理（山东 青岛 266273）；李世祥(1999- )，男，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政策过程（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26年第1期 第43-51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研究”(项目编号：23ZDA095)、山东大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研究工程课题“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构建中国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回答“中国之治”的理论自觉，也是解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①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底色，扮演着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最前沿、矛盾化解第一线的关键角色，具有强烈的本土特征和制度特色，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鲜活生命力。立足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回顾我国基层治理取得的显著成绩，基层治理本身既是一项社会事业，更应被视为一门学问，努力迈向科学化和体系化。随着基层治理研究持续深入，相关知识生产的重心也从经验总结、政策分析逐渐转移到原创概念提炼和本土理论创新上来②，基层治理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③。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这是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④。构建中国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坚持“以中国为方法”⑤，将中国自身作为理解世界、创造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持续推动基层治理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和时代化。

目前，中国基层治理的自主知识生产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概念供给面临“制造混乱”与“原创不足”并存的双重挑战。观察发现，基层治理领域存在概念相互孤立、随意平移、内涵单薄现象，有的虽然已被总结出来，却很难对自主知识生产形成有效牵引⑥。事实上，基层治理的概念生产并不贫困，真正的难点是标识性概念的供给乏力，即缺少区别于既有概念、依托本土理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和主体意识的概念。标识性概念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更是基于中国经验展开平等对话的重要载体。由此，标识性概念的有效供给成为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

当前基层治理概念总结和知识生产的现状是怎样的？应如何认识和把握基层治理的本土经验和原创概念？面对基层治理的丰富故事，又该从哪些方面总结和提炼中国基层治理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构成了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也是以标识性概念引领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层追问。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革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切口⑦，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根基，同时饱有创新变革的期待与适应性需求。概念既是沟通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桥梁，也是编织观念世界意义之网的起点。对于中国而言，基层治理诸多概念的意义与标识集中体现在波澜壮阔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历程中。因此，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基层治理中的标识性概念，就必须回顾来时之路，在历史与实践的交汇中挖掘基本概念、本质特征以及普遍规律。

古代基层社会形成了“下为上基、社为国基、以国统社”的认知⑧，其治理形态呈现出“礼法共治”“双轨政治”等特征，即正式权力的有限介入与非正式权威的内部运作共同发挥作用⑨。“编户齐民”体系虽以统一的户籍制度增强了国家对基层的管控力度，但两千多年的基层社会更多是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非正式模式下保持基本秩序和有效运行。乡绅阶层承担重要的秩序维护功能，凭借学识、品德与家族声望来调和乡里纠纷、教化百姓和组织生产，试图以儒家伦理和宗族纽带维系基层社会的日常运转。这实质是以“礼治”与“德治”结合的文化网络实现低成本的简约治理⑩。

伴随着西方思潮和工业文明的强势涌入，近代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各种冲击下寻求重构的路径，基层形态在历次革命和改良的阵痛中发生结构性剧变。传统乡绅自治难以为继，政府开始尝试通过保甲制度等手段加强对基层的直接管控，但未能解决国家权力下沉与地方自治的张力而陷入空转(11)。单纯移植西方民主选举、自治模式无法在中国找到土壤。乡村建设运动曾尝试调和传统伦理和现代组织，也因脱离政治现实而失败(12)。在探索国家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中，近代中国的基层面临着严峻的失范局面，即传统治理资源和民间规则快速消解，而现代组织体系长期未能真正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高效完成国家建构使命和解决基层政权组织力量薄弱、社会整合不足等挑战，中国共产党克服资源匮乏、能力薄弱等不利条件，通过“党政合一”实现社会整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起来，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动员。单位制和人民公社等承担经济生产与社会治理的双重职能。国家还建立起街道和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为单位制的补充力量。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治理格局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建构中迎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集体主义、政治动员和高度组织化是这一时期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13)，但其过度依赖行政指令也抑制了基层自治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逐渐衰落，市场化转型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基层治理向有效的社会建设和群众自治转变。1987年，“社区”概念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出，自此“社区建设”的改革思路便愈发明晰起来。与此同时，因利益多元引发的复杂性问题也接踵而至。主体多元和利益分化程度持续加深，社会关系变迁的剧烈性、流动性大规模增强，非线性、非理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大量涌入基层治理领域。面对社会矛盾交织、价值认同挑战和互动机制不健全等挑战，我国基层治理亟需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土发展的可行路径，以期找回和巩固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14)。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并主动适应基层社会的深刻变化，以政策牵引、制度保障和组织嵌入等方式积极推动基层治理体制变革、模式调整和机制创新。一方面，面对基层治理结构边界模糊、资源力量悬浮而日渐走向议题取向、任务驱动的局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整合、体制吸纳、价值引领等治理方式，逐步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走向更加成熟的制度形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开放性和政府回应性日益增强，基层治理职责不再由政府单一主体承担，而是更加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广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加快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15)。基于此，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群众自治等概念共同构成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16)。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站位与战略高度，并作为一种理念标识深刻烙印在社会历史中并获得更多时代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强而有力，繁而不乱”的复杂治理与“分而能合，简而不少”的简约治理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过程(17)，体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格局和技术的深刻转型，反映出国家主导下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这为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下基层治理的自主知识生产过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观察视角和资源支持。

三、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概念供给

概念本身反映基层治理中的社会事实和现实问题。构建中国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是社会的科学意识，亦是当代的主动作为。面对基层治理中的鲜活故事，理论解读和学术对话热闹而激烈，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概念和观点。大量概念积极回答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命题，开拓了丰富的学术议题，不断生产和输出新鲜词汇、有趣概念，持续地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深刻变革。这些有意识的概念供给行为与基层治理的历史传统、实践经验共同推动着基层治理研究的知识建构，并从治理主体、治理格局和治理目标等方面，为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总结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基层治理知识生产中的“概念丛林”现象

基层治理研究在适应现代国家双重转型中形成了独特的“概念丛林”现象。一方面，现代化转型是基层治理的历史使命，为其构建了一个新旧交汇、前后继替的时空情境，快速地促成阶段性议题和新兴概念的庞大群落出现，在数量、种类和形式上都颇为壮观。“每一个概念都是先前的关联和用法的库存。随着先前的意义退居幕后，新的意义就生成了。”(18)面对城市社会、数字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多形态共存和议题叠加问题，倒逼基层治理制度与功能进行持续调适。在解决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问题的过程中，我国基层治理承担了最为艰巨和复杂的支撑性任务，但这也充分激发了基层活力和治理智慧而涌现出丰硕概念。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使中国基层治理逐步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受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理论启发，“理性化”“合法性”等舶来概念陆续引入中国，为重新审视和解释基层现象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概念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移植性概念以非本土的经验和价值为基础，通过“转移”和“嫁接”也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知识体系的特定组成部分。

由此，特定时空下基层社会经历的多重转型、力量交汇和议题创设为其概念供给提供了绝佳的生发条件，基层治理研究中的诸多概念逐渐涌现、延展、壮大并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概念丛林”。

然而，基层治理“概念丛林”中大量概念相互孤立、内涵单薄，相互之间缺乏内在关联，沦为一个又一个“概念孤儿”。尽管形成不少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表面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用词表达，但是实质上却缺少内在逻辑，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次。其实，混乱的概念要素选择、拼凑和盲目滥造反而不利于观点对话，可能造成基层治理领域的认知谬误和概念混杂(19)。由于各个概念彼此间缺乏实质性联系，基层治理的“概念丛林”呈现有实无名、有名无根、有根无系的零散状态(20)，难以构成一个体系。可见，目前基层治理领域概念生产活动表面上是丰富的，实质上却是较为匮乏的。因此，构建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打破“概念孤儿”和“概念丛林”所带来标识性概念的结构性短缺，便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研究的紧迫任务和必由之路。

(二)基层治理概念体系中“内涵飘忽”的困境

目前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短缺的根源不是概念制造数量不足，而是在概念生产环节过多依赖概念迁移，出现了“词同意异”的概念含糊现象；在概念转换环节陷入生搬硬套式概念学习，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学徒状态”。这些问题导致概念供给中出现了“内涵飘忽”的困境。前者呈现概念混乱、边界不清和误读滥用等概念泛化现象，大量概念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后者反映基层治理研究主体意识不足，机械借用和移植外源概念，面临情境差异带来的“水土不服”难题。可见，基层治理领域中概念供给是相对低效的，面临原创性、本土化不足的严峻现实。

一是概念生产环节存在诸多“词同意异”而难以充分解释基层治理实践。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概念往往是边界清晰、内涵稳定的。但满足这一条件，要求概念依托的议题领域本身要有明确的主体性。基层治理领域在这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就十分有限，主体地位凸显不足。基层作为治理末端和多重制度逻辑的重叠地带，本身就是一个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复合场域(21)。由此带来的基层治理指称范围庞杂、治理属性模糊局面(22)，给概念厘定带来了诸多麻烦。与现实情况相对应，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高度关注基层治理议题，依托各自理论进行了多面向的深刻解读，但其介入难免带来学科分割、路径分化的内涵争议，使概念间对话吃力，没能实现意义互通。此外，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也给基层治理概念内涵界定带来了困扰。面对制度变迁和新旧理念更替，许多概念来不及快速地给予回应和用词调整，很可能出现一词多义、概念混乱、前后矛盾的边界模糊问题，进而加剧其知识生产的碎片化。总之，基层治理尚处于概念和理论工具依赖其他各学科的阶段，在本体论上缺乏独立性，在方法论上缺乏原创性。

二是在概念转换环节，简单的概念移植和术语平移易陷入“学徒状态”(23)。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思想观念和社会科学理论进入中国，一大批研究试图以西方理论描述中国现象、解释中国经验。而中国基层治理作为故事丰富、经验饱满的一座“富矿”，也吸引着诸多学者进场观察。一时间，“中国经验，西方概念”“西方理论，中国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研究的惯常做法。然而，这恰好暴露了一种移植概念、嫁接理论的原创能力滞后。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移植性概念存在因部分研究混淆中西情境的误用、套用而相互冲突(24)，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的误读误解与基层治理本土性实践之间的张力显得尤为剧烈。进入21世纪，西方新兴的治理理论被大量引入基层治理领域。但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松弛，而其理论意图宏大，在多维关怀中，其种种主张甚至是矛盾的(25)。大量基层治理研究套用“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概念，却忽视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性差异，甚至刻意回避理论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出现了两种治理话语的“聋子对话”(26)。中西治理话语体系在理论预设、价值追求和方法论上有着明晰的界分(27)。因此，“拿来主义”在解释中国实践时常“水土不服”，仅停留于术语平移、概念移植和一味地改造外来概念，无益于主体性的知识建构。应以本土经验和价值作为基础，秉持由其自主形成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来建构原创性概念范畴，以走出盲目的“学徒状态”。

除了在引介、再造和辩证吸收过程中做好概念转换外，更为紧要的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理论解释、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28)。基层治理作为一门学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知识架构中都承担基础性的角色，但这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其自身也未能搭建起基层治理活动的知识体系。许多本土概念的使用局限于现象描述，缺乏对基层治理的本质、价值、制度、结构、规律等深层问题的追问，未能从治理新实践中提炼出更具学科价值的原创性概念。而相对随意的概念制造行为却大行其道，政策术语和学术术语混用现象突出，甚至将政治话语、政策话语、法律话语等直接平移为学术话语，使理论研究与日常实践之间“两张皮”张力愈发紧张(29)，亟待认真锤炼核心概念的学术表达。

(三)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生产的现实要求

概念具有概括性，可指代任何符合概念本身的事物，它是人类为认识世界和赋予意义而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30)。可以说，任何一种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这意味着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重要、最精华、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也发挥着提纲挈领的牵引作用，两者属于“纲”与“体”的关系。概念是知识关联和意义之网的关键节点(31)，自主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构概念来完成的。

标识性概念是推动基层治理知识生产体系化、范式化发展的前提。范式化意指范式发展程度，而考察范式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在于是否规定适当的研究问题和所采用方法的有效性。当前，基层治理术语概念模糊，泛指程度较高，使其范式发展程度较低，这与概念范畴不清、主体意识不强有着密切关系。而基层治理作为一门学问的尴尬之处在于缺失足够的方法意识，没有搭建和更新自身工具箱。这些现状提醒我们应摒弃过去概念制造“求新”“求异”的不良惯性，将原创性、经验性概念与学科知识、普遍规律有机贯通，从既有术语中升华出更具解释力及学科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发展出核心命题并进行理论推演，不断增强中国基层治理知识体系的解释力、表达力与影响力。

概念生产与概念转换中的部分乱象构成基层治理领域诸多概念争议、冲突的来源，这提醒我们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化已迫在眉睫。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大的掣肘便是既有的知识生产未能有效解释中国问题。作为构筑中国基层治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起点，标识性概念的把握和提炼对自主知识逻辑化、体系化至关重要。而标识性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演变既是术语革命的过程，更是人类认知与实践能力螺旋式跃升的表征。这要求标识性概念生产必须贯通古今中外，以学科之间的经验互鉴与知识共享，实现对知识体系的完整认知。

越来越多研究强调自主知识和中国情境的问题意识，例如采取“关键词”的方式(32)，正本清源，理清条目，试图映射中国基层治理的独特经验，为构建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更具主体意识的概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应突出支撑和引领自主知识生产的标识性概念供给，以合适概念、恰当理论来表述和凝炼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在学科范式、方法意识和基础命题上追求普遍解释力并予以深刻回应。

四、基层治理中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建构

概念是建构思想大厦的“基石”，是谱就理论乐章的“音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3)。概念的提炼和建构在学术对话中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那么，标识性概念对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何作用？如何提炼中国基层治理的标识性概念？如何才能穿越基层治理的“概念丛林”、联结相互分散的“概念孤儿”？核心答案是体系化，让基层治理领域诸多的“概念孤儿”成家。

(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进路

基层治理中的标识性概念何以生成？事实上，标识性概念并非随意创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的方法论进行提炼，否则就会缺乏逻辑性和解释力。郭忠华提出“概念之树”的分析框架，总结标识性概念本土化提炼的三种进路：一是从历史维度发掘并阐释中国思想传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二是从理论层面梳理概念建构的学理基础与体系化逻辑；三是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经验研究提炼并推广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实践的本土概念(34)。结合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基层治理的标识性概念提炼必须立足中国本土情境和价值的历史嬗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互动中寻求融通，并要同国家战略导向和政策理念相呼应。因此，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主要汲取自历史传统、实践经验与政策理念等来源。

一是历史传统，即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基层治理智慧中寻觅根源，回顾历史脉络和保留下来的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这些概念植根深厚的传统知识与本土经验，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长期话语变迁中沉淀下来而被共同接受，多数已演变为高度抽象的观念信条，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基本概念。

二是实践经验，即对特定社会事实和现象进行考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归纳经验性概念，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性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资源，需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假设与各学科的基本原理进行链接，实现诸多实践经验的知识转化，并用于认识世界、指导行动(35)。

三是政策理念，即从政策文本和执行过程中总结。公共政策的每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及其指向，都是基于历史阶段、时代环境和形势变化做出的战略判断。政策议程中所提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导向性，既释放政策信号，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前进方向。拉斯韦尔指出政策科学研究中存在“政策过程的知识”与“政策过程中的知识”两种知识(36)。前者聚焦一般性政策过程，后者关注政策本身的内容，这两种知识也是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来源。

在上述提炼路径的基础上，需要遵循“概念原创—理论创新—实践总结—知识生产”的基本环节，采取“阶梯式”的问题拆解和概念建构的方式进一步再加工，即明确以标识性概念驱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技术环节。一阶层面，萃取基层治理主体、规则、模式、行为、工具和创新等概念元素，阐释和总结概念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义并明确其核心范畴。二阶层面，将梳理的基层治理相关概念、子概念元素进行整合，采取综合逻辑对其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体系化、逻辑化提炼，实现从概念到命题的转化(37)，进而总结其理论逻辑。三阶层面，找寻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背后的知识生产原理，探讨基层治理传统与现代变迁的历时性过程及其演变规律，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知识贡献和话语体系。由此，通过逐次递进的技术环节(见图1)，在支离破碎的概念丛中按图索骥、提纲挈领，试图以标识性概念体系引领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图1 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的构建逻辑与技术环节

(二)标识性概念的识别策略

概念何以具有标识性？概念的标识性在于原创性、主体性和自主性，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建构知识体系的范式基础(38)。同时，概念的提炼和创造基于一定的逻辑原则，保证标识性概念的建构策略符合科学规范，以实现概念的操作化、通则化(39)。为此，既要明确标识性概念的判定标准，还需要根据标识性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及其含义，选择最佳的术语表达。

从概念本身看，理想的标识性概念要满足对象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和谓述关系明确等标准(40)。而考察一个本土化、原创性的治理概念是否符合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还可以观察其是否保留了本土治理的精髓、克服了本土治理的真实困境以及形成了新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41)。由此观之，标识性概念要在知识来源上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在知识形态上具有坚定的独立性，在知识内容上具备丰富的融通性，在知识结构上有突出的稳定性，能有效回应“中国之治”所展现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42)。由此，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建构需要遵循三方面的原则要求：

一是专门性原则，即边界清晰和内在统一。标识性概念是在立足中国实际和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长期探索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基层治理的标识性概念既要有规范性意义，与现实情境保持适切的张力，同时也要基于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有明确的指称对象，避免概念悬空和脱离实际。概念既要指向特定对象，具有确定性与排他性，以清晰的边界来辨识不同对象，同时所概括的诸要素要在性质上保持一致，不能自相矛盾，本质属性内在统一。这便是“词物一体”的原则性要求。

二是开放性原则，即交叉融合和形态流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交叉融合，形成诸多跨学科、交叉领域的概念群落。这要求在厘清学科概念内部逻辑的同时，以基层治理的“元问题”为中心，形成内在协调、逻辑一贯的概念体系。同时，同一个术语，其运作形态在不同理论解释视角、历史语境和时空约束条件下可能展现不同的面孔。简言之，概念本身具有流动性，不是一个僵化词汇，而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不同治理过程的区分，基层治理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概念类型(43)。

三是引领性原则，即在主体意识和原创属性基础上具有种属层次的引领形态。概念体系呈现出层级递进、环环相扣的金字塔结构。从源于真实的实践经验、个别概念，自下而上划归到种概念，再依据更高层次的共性逻辑加以综合形成属概念。在若干属概念的共同指导下，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谱系才最终构建完成。标识性概念要对基层治理领域核心问题进行系统把握，彰显鲜明的学科特色和理论品格，而不是出自简单的关键词汇、热门用语等个别概念。

(三)以标识性概念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

自主知识体系不仅体现为若干基本概念，更要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将概念连接起来并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概念不是单一的、孤立自在的零星碎片，而是以有机统一的形式存在于特定的框架或系统之中。对于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而言，只有回到一个清晰的理论脉络和知识框架中，才能分门别类地串联起来。这要求依靠理论思维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知识贡献，通过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进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合理的问题联结、一定的逻辑关系，使基层治理研究中的概念形成系统完备的“概念家族”(44)。从操作过程看，首先探究概念的起源与目的，即了解为何提出该概念，接着明确概念的定义、适用范围及其应用场景，进而梳理概念间关联与线索。

那么，如何以标识性概念建构基层治理知识体系的总体框架？明晰概念生产中的纲领性内容成为知识框架搭建的首要任务。第一，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概念基础和“元问题”。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具有解释力与亲和力的政策术语和理论概念，其他相关概念都是依托“基层治理现代化”所延伸的复合词，分别指向不同对象和内涵。第二，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前提与鲜明品格。作为“中国之治”的理念内核，人民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根本(45)。“问道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准则，更是其概念生产的基本信条。第三，以“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为核心议题和基本矛盾。标识性概念体系建构应坚持系统思维，做好顶层设计，统揽全局而非囿于片面化、碎片化讨论。第四，注重“种属”和“种差”的概念结构关系。基层治理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其内部存在着严谨的层次结构与逻辑关联，需厘清上下位的种属关系与相邻概念的种差关系。第五，采取“结构—过程—事件”的综合分析范式。将宏观结构、中观过程与微观事件有机结合，既避免脱离经验事实的空泛理论推演，又能防止陷入个别案例的琐碎描述。

总之，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其体系化、分类化的框架设置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标识性概念并非杂乱无章地堆砌，而是依据不同的要素组合与优先顺序排列形成了层次清晰、结构分明的分类系统。基层治理现代化关注治理主体的协调性、治理对象的复杂性、治理方式的创新性、治理过程的科学性等(46)，这也构成标识性概念分类系统的重要维度。围绕这些不同核心议题和分类逻辑，可以进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组合，从而归纳出多个丛簇，持续补充、壮大和更新中国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体系。

五、结语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基层治理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应有之义。概念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知识生产的引擎。伴随着知识创新与范式变革加速，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愈发依赖于扎实有效的“概念供给”，尤其是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对于基层治理而言，其标识性概念家族既包含宏大视野与治理理念的规范性概念，也囊括治理工具、机制和模式等具有操作性的描述性概念(47)；既来自原创性理论的“发明”，也有对本土实践经验与治理智慧的“发现”(48)。显然，本土性是中国基层治理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生产的首要特征，体系性是其重要属性，科学性是其鲜明底色(49)。必须着力于概念的具象化、纵深化与范畴化，使其扎根于本土经验与原创价值，提炼基层治理的基本内涵、核心元素及其内在规律，形成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

面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革目标，如何“以中国为方法”推动基层治理的经验升华和理论创新是较长一段时期要持续回答的研究议题。只有通过持续地锤炼一系列解释真问题、蕴含新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才能更好地构建逻辑严密、解释力强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形成全新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对此，必须努力走出基层治理的“概念丛林”，串联起零落在不同角落的“概念孤儿”，从概念、原理到范式，逐步建构中国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以中国为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使得“中国之治”不仅成为解释中国自身发展和稳定的密码，更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提供新可能。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②王诗宗，杨帆：《基层治理研究：当下反思、必要共识及未来想象》，《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9页。

④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⑤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⑥郭台辉：《概念建构作为知识创新路径的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⑦徐勇：《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⑧吴晓林：《城市基层治理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进程》，《学术月刊》，2023年第9期。

⑨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2页。

⑩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11)王猛，李世祥：《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2)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13)刘学：《回到“基层”逻辑：新中国成立70年基层治理变迁的重新叙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5期。

(14)韩小凤：《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共性困境及优化路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15)侯新毅，王伟，湛礼珠：《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有效：重要意义、实践探索和改进建议》，《社会政策研究》，2025年第1期。

(16)吴晓林：《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7)唐皇凤，王豪：《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2期。

(18)[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19)王诗宗，杨帆：《基层治理研究：当下反思、必要共识及未来想象》，《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

(20)徐勇，李旻昊：《让“概念孤儿”成家：建构以问题为联结的知识体系——兼论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概念建构》，《党政研究》，2023年第1期。

(21)周庆智：《改革与转型：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22)陈军亚：《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5期。

(23)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与建设问题》，《学术界》，2012年第1期。

(24)吴泽林：《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

(25)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26)申建林，姚晓强：《对治理理论的三种误读》，《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7)彭莹莹，燕继荣：《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治理研究》，2018年第2期。

(28)李宝荣：《探索研究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1期。

(29)梅赐琪：《从各事其主到各安其分：公共管理研究和日常实践“两张皮”问题及解决之道》，《公共管理学报》，2025年第1期。

(30)[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1)郭忠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情境—价值的视角》，《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

(32)郁建兴，高翔，黄飚：《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的锚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9期。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

(34)郭忠华：《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三种进路——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35)北京大学课题组等：《实践经验的知识转化：对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构建路径的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7期。

(36)Harold D.Lasswell,"The Emerging Conception of the Policy Sciences",Policy Sciences,1970,1(1),pp.3—14.

(37)陈家建，孙美玲：《从概念到命题：质性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38)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39)郭台辉：《概念建构的两种策略及启示》，《学海》，2025年第1期。

(40)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41)郑杭生，邵占鹏：《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2期。

(42)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43)刘燕舞：《内卷化：一个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再考察》，《求索》，2024年第6期。

(44)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45)王佃利，徐静冉，王文婷等：《街巷里的中国之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人民路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42页。

(46)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7)[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48)应星：《从“发明”到“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两种概念生产方式》，《开放时代》，2023年第3期。

(49)郁建兴，黄飚：《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