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单边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多点地区冲突交相叠加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合理性。沃勒斯坦认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发展模式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陷入一种由于内部矛盾而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调整就能得到解决的长时段危机，它最终将导致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走向终结。沃勒斯坦断言，现代世界体系有望在21世纪中叶前后被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所替代，进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沃勒斯坦的理论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21世纪初世界格局演变的事实，其理论的大方向正在被历史不断证实，但在具体方面还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做出新的概括和分析，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不是做先验的理论演绎。

关键词：沃勒斯坦　资本主义　现代世界体系 结构性危机　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作为西方左翼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早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趋势，批判性地提出现代世界体系已经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危机之中，不过那时做的仅仅是一些尝试性的分析。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沃勒斯坦才又将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关注的焦点，纳入其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下，他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定性为一种无法通过内部政策调整解决的结构性危机。伯奇·伯贝罗格鲁（Berch Berberoglu）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永久性且不可逆转的系统性危机”。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强调，资本主义长期的结构性弱点的实质在于科技制造的机器对于人工劳动的取代,这种取代威胁着中产阶级的未来。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从制度层面将资本主义危机认定为是一场系统性的全面危机，并强调只有当我们的视角转向对制度的关注时，才能触碰到衰退的本质。就上述几位左翼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沃勒斯坦的观点，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这种具有整体性、长期性特征的危机最终导向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反观当下的国际局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单边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多点地区冲突交相叠加等重大历史事件。近五百年来，先后由西欧和北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摇摇欲坠，这正在不断证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合理性。

一、结构性危机：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综合诊断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未来发展的讨论层出不穷。当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国外学界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传统，主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其中以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最为典型。有学者指出，“齐泽克在理论上独具匠心地以拉康作为突破口，在后现代理论氛围中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出发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批判的焦点。”另有学者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为理论前提，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如果想要在资本主义内部解决并恢复资本积累，那就必须进行重大重构”。

与上述主要从具体的微观领域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从宏观的历史社会学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考察，他指出：“我们身处的历史体系，正经历一次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仅只是一次通过集体政策的调整便可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机。”这种具有长时段且不可恢复特点的危机，被他称为“结构性危机”。在他看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现象，金融危机尽管可能会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霸权国家及其主要盟国的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危机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松散地使用危机一词，仅仅是指任何系统生命中的困难时期。但是，只要困难能够以某种方式解决，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危机，而只是系统中固有的困难。”只有一种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发展、衰退和终结的大历史观加以考察，且无法通过任何政策或手段得到解除的整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才算得上是真正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危机。

何为“结构性危机”呢？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真正的世界体系，亦称‘现代世界体系’”，该体系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随着体系内部的扩张，于19世纪末期囊括整个地球。“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会出现过的社会体系并具备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一论断曾被学界甚至是世界体系论者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弗兰克就曾用亚洲在200多年前才丧失其在世界版图中的中心地位的观点，来反驳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的论点。实际上，学界对沃勒斯坦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沃勒斯坦就在通过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为自己的理论大厦寻求一个新的基本分析单位的思索中，即把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前，开创性地提出了“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论范式，这一范式超越了此前普遍流行的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范式。有学者对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作了经典概括：“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沃勒斯坦从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运行规则及发展趋势”。确切地说，“世界体系”是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分析单位，它的优越性体现在它能够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进行结构性分析。

正是“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为沃勒斯坦判定现代世界体系早已发生结构性危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沃勒斯坦曾坦言：“我喜欢这一术语，因为它表达了我所认为的结构性时空的本质冲突，即它既是一个体系（意味着它有持续性的关系/进程规则，因此拥有周期性节律）又是历史的（意味着它在每一点上都非常不同，而且包含着长期趋势）。”在这里，“世界体系”被界定为一种结构性的时空单位。当然，尽管“世界体系”这一分析单位为沃勒斯坦判定现行世界体系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但这远远不能对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全方位的透视，还必须对危机转化过程中的现实材料进行整合，才能深入考察现行世界体系从常规运行走向衰落、灭亡的机制和原理，真正把握现代世界体系变革的本质。

在沃勒斯坦看来，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具体形式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发展至今，始终依赖一套特有的运行机制。这套机制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长期维持体系的动态平衡为主要标志。具体说来，前者在经济领域保障资本的无休止积累，后者则在政治领域为体系的常规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反观现实世界，这套法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随着体系内部竞争的加剧和地理空间扩张的局限而陷入僵局：一方面，以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下滑，这使得原本在周期上升阶段依靠“准垄断”地位获取大量资本积累的资本家面临资本积累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准垄断都会因更多生产者进入市场而被瓦解。”资本的无休止积累是体系正常运行的动力保障和先决条件，因为“要把一个历史系统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其主导或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必须是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即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美国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第三个霸权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造就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也正是不可避免地造就美国衰落的因素”。

总之，在沃勒斯坦那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经济和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共同酝酿了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结构性危机。在经济层面，由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中心”区的国家失去绝对的垄断地位，难以对处于体系“半边缘”和“边缘”区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剥削和压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最终使体系失去“资本无休止积累”这一高效运转的动力；在政治层面，由于维系不平等国际劳动分工的霸权国家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震荡。

由于沃勒斯坦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定义为资本积累受阻而导致的危机，致使一些学者将他的理论划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理论”。这种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它忽略了沃勒斯坦的思想与那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各要素为分析对象的危机理论的界限和区别。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的危机界定为结构性危机，是基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宏观历史框架而言的。结构性危机的主体并非资本主义内部各个相互关联的局部要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具有约50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不能在短期内通过政策的调整而得到解除，这场危机最终将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和终结。

二、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混沌走向终结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它的未来及其发展趋势成为世界体系论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课题。如前文所示，沃勒斯坦主要从国际劳动分工的宏观视角对现代世界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乔万尼·阿瑞吉从霸权周期的角度，断定现代世界体系处于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剧烈重组的变化之中，变化的实质是霸权国家支持下金融扩张的失败触发了新一轮的霸权转移——极有可能由西方转移至东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新旧霸权交替的动荡时期，这种动荡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得到治理，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会随着霸权的转移而消亡。萨米尔·阿明则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情况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认为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在阿明看来，当今时代已然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由此可见，尽管他们基本都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遇到了不同程度危机，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否终结的判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始于20世纪70年代，1968年的世界革命被看作危机开始的标志，危机根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中“所有结构性趋势(薪酬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都在急剧上升”，实质是体系均衡机制连连失效后导致“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受阻。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沃勒斯坦笔下的结构性危机是以何种方式推动现代世界体系走向终结的呢？

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持续动荡的混沌期，这种混沌状态将推动体系的终结。在沃勒斯坦看来，旧世界体系崩塌与新世界体系建立的更替过程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经历一段不稳定的、较长时期的过渡——混沌期。这里的“混沌”概念源于沃勒斯坦对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中的混沌概念的借鉴。在普利高津那里，“混沌”概念本来指的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中的部分条件一旦发生改变会导致系统内部发生矛盾，当矛盾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时，便会引发整个系统产生无法掌控的巨大波动。在沃勒斯坦这里，“混沌”特指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发展到比较尖锐的程度开始，一直到新世界体系建立起来之前的这一段动荡的历史时期。根据沃勒斯坦的推测，现行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危机的持续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体系的混沌期，这种混沌局面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缺少和平、稳定与合法性。值得关注的是，在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这一问题上，同样作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的阿瑞吉也作过深入分析。然而，与沃勒斯坦把混沌作为体系终结的过渡阶段不同的是，阿瑞吉把混沌期与体系内部的霸权转移期等同起来，认为新霸权将从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中产生。如果仅从霸权作为现代世界体系重要支撑这一角度来看，便可以直接推导出，在关于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不久就会终结的问题上，以上两位世界体系理论家明显持相反的态度。阿瑞吉认为现行世界体系的混沌集中表现为，维持体系稳定的霸权即将发生转移，由美国转移至其他国家或者联合体，因此霸权仍然存在，霸权转移不会导致体系的终结。沃勒斯坦则始终强调，作为现代世界体系重要支撑的霸权已经处于全面衰落状态，霸权衰落是导致体系混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霸权不会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因此霸权衰落意味着体系即将终结。从历史更迭的总体性角度出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期混沌是体系最终走向终结的必经历史阶段。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晚期，因此它的终结是必然的。沃勒斯坦将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运用于自己的分析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普利高津关于复杂系统中的耗散结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的思想，对于沃勒斯坦思考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以及他对于认识论的关注都特别重要”。沃勒斯坦也曾强调，尽管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不适用于解释那些在短期内会发生转变的具体事件，但是对于那种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的历史事件，耗散作用往往会在事件各要素持续发生其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成为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作用。沃勒斯坦正是在借鉴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分析方法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背景下，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作一个长时段的会发生耗散作用的有机生命体。沃勒斯坦在一本专门探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小册子中强调：“历史体系是有生命的”。此外，他还在一篇专门分析结构性危机的文章中作出如下假设：“所有的体系都是有生命的——从浩瀚的宇宙到最小的物理现象，当然也包括历史社会体系”。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沃勒斯坦同样写道：“系统都有生命……依我看都可以划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来加以分析：系统产生期、‘常规’生命期（这是最长的阶段）和消亡期（结构性危机）。”毋庸置疑，沃勒斯坦始终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作一个有生命的长时段的历史体系，他在对它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基本规律进行广泛经验性总结的基础上，推断该体系由于长期内在的耗散作用，其生命进入不可逆的消亡期，体系的终结是必然的。

总之，在关于现代世界体系何时终结的问题上，沃勒斯坦毫不迟疑地断定终结将发生于21世纪中叶前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矛盾达到致使它本身无法运转的限度，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被终结的命运。那时，历史将上演类似于16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故事（封建主义世界体系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而被终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替代。

三、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新世界体系的建立及其可能性模式

沃勒斯坦运用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作一个有时间限定的有机生命体，认为体系只要诞生就必然面临死亡。这一观点始终贯穿沃勒斯坦对于现行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的思索之中，同时构成了他断定现行世界体系即将终结并被新世界体系替代的重要前提。沃勒斯坦曾多次断言，新旧世界体系交替这一历史性时刻大概率会发生在2050年左右。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关键问题是，未来世界体系的新模式具体是怎样的呢？

沃勒斯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曾指出新世界体系主要从以下三种模式中产生：（1）新的封建主义，世界将分成细小的主权体，成为高度自足的地区和地域性等级系统；（2）民主法西斯主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上层对完全无力反抗的劳动阶层进行统治和压迫；（3）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一种更为激进的、全世界高度分散的、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沃勒斯坦认为，在这三种可能的模式中，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能性更大。他曾毫无保留地预测道：“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它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然而，何为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呢？尽管他对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勾勒并不明晰，但是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是相对平等和相对民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展的新文明模式。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作为一种新文明类型，它分别在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两个层面，展现出对旧世界体系的扬弃和超越。一方面，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扬弃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等价交换原则。“资本的无休止积累”和“不等价交换”是现行世界体系长期以来“衰而不败”的前提，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平等交换是一种古老的实践”，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国家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三个地带，最终导致核心区和边缘区在资本积累和分配水平两个方面都呈现出过度的两极分化。与之相对应，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物，它需要以克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为重要目标，以建立起相对平等的分配原则为出发点。在争取实现相对平等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将在政治层面扬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在地缘文化层面推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沃勒斯坦几乎没有给“世界政府”这个概念以明晰的界定，但我们可以从逻辑上窥见他的暗示。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显然它是一个更加注重争取经济话语权的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从未直接用“世界体系”或“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用“世界政府”的概念来定义这个可能出现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新世界体系，试图从形式上对新旧世界体系加以区分。因此，不难推断，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理应在“世界”范围内执行“政府”的多种职能，而不再主要围绕“经济一元决定论”来建构自身，它至少应该是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展的新文明模式。

其次，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是国际社会政治“两歧”斗争中，“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战胜“达沃斯精神”阵营的产物。沃勒斯坦坚信人类社会新旧世界体系交替的过程，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两歧”政治斗争过程，即从20世纪70年延续到2050年左右，斗争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支持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问题。这场政治斗争不存在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而存在于被沃勒斯坦称为的“达沃斯精神”阵营和“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之间。“达沃斯精神”即世界资本主义，以一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为象征，论坛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阿里格里港精神”指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运动，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为象征，论坛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号召，推动世界范围内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从两大阵营的最终目的来看，“‘达沃斯精神’的支持者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体系，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但仍然保留等级制、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现有体系三个基本特征的体系。‘阿雷格里港精神’的支持者希望有一个迄今为止从未存在过的体系，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体系。”“两歧状态结束之后，即2050年或2075年之后，事情就变得比较简明了。我们也许不会再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体系中，而代之以某个或某些新的秩序、新的历史体系。”沃勒斯坦曾多次提到未来世界体系采取什么模式取决于人们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在提示我们，如果历史主体偏向支持“阿雷格里港精神”阵营，并使其在两歧斗争中获胜，那么便有可能建立一个相对平等和相对稳定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世界体系。

最后，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以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现代性”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虚假的“技术现代性”。沃勒斯坦在他的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详细分析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主要存在的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根据沃勒斯坦的分析，法国大革命作为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过巨大影响——对上述三种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构，“进而导致中庸的自由主义获得胜利，成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基础”，“到延长的19世纪结束时，自由主义中间路线已经成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然而，1968年的世界革命打破了这一局面，它虽然没有从整体上摧毁世界体系，但却使“自由主义失去了其作为世界体系的决定性意识形态这一位置”。沃勒斯坦强调，现代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根本意义上意味着在这一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技术现代性”的终结，因此一种作为“技术现代性”对立面的新的现代性可能被建立起来。诚如他所言：“这一现代性不是技术的现代性，不是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的现代性，也不是无限财富的现代性。它是解放、充分民主（与贵族统治或精英统治相对立的人民统治）、人类的完善和正确的现代性。这种人类的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不会转瞬即逝，而将永远存在。一旦获得便不会消逝。”真正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现代性”，将构成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价值旨归。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重要前提：尽管沃勒斯坦寄希望于未来人类社会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但是他也强调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建立只是一种可能性，还不具备必然性；同时，他也承认这种推断只是一种基于当前状况的历史性的分析，是大胆的乌托邦式的猜想。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理解现代社会的变迁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存在。因此，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内，厘清沃勒斯坦对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内在要素的基本规定，以及他对未来世界体系发展趋势的展望，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即将建构何种新秩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思想困境：真正合理的世界还是乌托邦？

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及其未来趋势的理论阐释，集中出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我们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思想事件。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域和辩证法传统，在危机爆发后得以重新激活。”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批判性考察，依循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品质。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沃勒斯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总体性批判，反对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单位，而是将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国家统一纳入“世界体系”这一更大的分析单位中。这一做法不仅从形式上瓦解了以具体的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方法，否定其合理性前提；更重要的是在内容层面，揭露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布局下，世界各国应该普遍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的单一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阴谋。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起点。

在我们看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本质上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拨，为处于“半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边缘区”的落后国家，重申了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彰显了它们对于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批判性地揭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不平等，进而认定现行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一元决定”的文明模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因此该体系除了在经济领域维持不平等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间劳动分工的结构之外，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被作为主要手段纳入资本积累的环节中。总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种使资本、权力和文化话语权都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是围绕资本构建起来的单一的“经济”文明体系。

与之相反，沃勒斯坦提示我们，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单一文明的多元文明模式。如前文所述，关于最有可能替代现行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沃勒斯坦在概念层面用“世界政府”替代了“世界（经济）体系”，在根本性质层面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将以世界体系为单位执行政府的多种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等职能，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是一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的多元文明模式。根据沃勒斯坦的推测，未来新世界体系极有可能是相对平等和民主的、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以及多元文明相对平衡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推测具有乌托邦主义的特质，但在积极的意义上，这也正是沃勒斯坦关于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理论构想对于未来构建世界新秩序最重要的启示。遗憾的是，他的这种乐观期望由于具有社会进化论倾向和先验理论演绎的嫌疑，而陷入窘迫的思想困境之中。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自然而然终结”并被新模式替代的论断具有社会进化论倾向，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科学论断。沃勒斯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及其终结后的重建，预言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将最有可能成为替代品。但是沃勒斯坦的论证在如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背道而驰：一方面，沃勒斯坦断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在21世纪中叶前后终结，认为这一终结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沃勒斯坦的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的基本内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资本主义不会自行消亡，而是必须借助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由于其内在的危机无法解除“自然而然终结”的论证，缺乏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的主体性的考察，忽视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沃勒斯坦却在由何种模式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迟疑的态度。根据他的预测，社会主义世界政府最有可能替代现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我们不要误解他的意思，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从始至终只是他推测的可能性替代模式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沃勒斯坦给出的替代方案偏离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立场，在理论上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困境之中。

第二，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替代模式的推论是先验理论演绎的结果，而非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提出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实现路径。具体来看，沃勒斯坦是从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批判性否定中演绎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新世界体系，这种解决思路是典型的先验理论演绎。沃勒斯坦虽然勾勒出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原则，但对于如何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何以可能等问题，沃勒斯坦的回应难以让人信服。一方面，沃勒斯坦认为未来世界体系采取什么模式，主要取决于参与政治“两歧”斗争中人们的选择，这显然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臆断，夸大了少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改造客观世界和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另一方面，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下，不加限制地追求虚假的技术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技术的发展为主要目标，对“人的解放”议题置之不理；相反，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将摒弃这种虚假的现代性，建立起关于“人的解放”的真正的现代性。进一步来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展望以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为终极的价值追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践方案，更缺乏对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考察。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并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式展现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长期负面影响，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作为未来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新文明类型，被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物，因此它的存在是以扬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弊端为前提的。尽管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沃勒斯坦曾多次强调，在经济层面，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一定程度上依然保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物质生产，以高水平的技术发展为主要的驱动力之一，这是更好的世界体系得以构建的前提条件。但资本、物质和技术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五、结论

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下，开创性地提出了现行世界体系正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结构性危机之中的观点，本质上有别于一些从具体的、个别的政治、经济事件中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路径。就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说，沃勒斯坦试图向人们证实现代世界体系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终结之间存在一种本质的因果关联，现代世界体系被新世界体系所替代是一种必然性的历史趋势。因此，他呼吁我们在面对危机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采取什么具体政策去尝试恢复体系的正常运行，而是应该探索由何种新世界体系作为替代物，继续引领人类不断走向自我解放。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世界的种种变化在不断证实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危机并将最终走向终结的判断的合理性。但是，在由何种模式替代现行世界体系，以及将根据何种策略去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问题上，沃勒斯坦的回答就不能让人满意，他在这方面存在先验演绎的嫌疑，这种先验演绎的方法是马克思极力反对的。

在我们看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就要求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只是将希望寄托在少数的人、少数的国家或集团那里。与此同时，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需要世界各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适应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现代化替代方案。世界体系的变革肯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相反，可能会出现反复和倒退，出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我们要以底线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做出积极应对。对于未知的世界，我们需要在清醒中保持谨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黄其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任艳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