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诗雅，系本刊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采访、整理并翻译本文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年第4期
编者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致力于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的中断会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资本主义国家历经了从税收国家(tax state)、债务国家(debt state)、整固国家(consolidation state, 这里指财政整固)到中央银行国家(central bank state)的转型。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停滞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推动了中央银行资本主义和中央银行国家的产生，发达国家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银行提供的“政治”资金，以补偿下降的需求和防止通货紧缩。作为缓和危机的暂时性方案，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转型并不能在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却极大削弱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支柱，包括工会和集体谈判等，并加剧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西方资本主义的衰退凸显了其治理体系的固有缺陷和失效。围绕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等问题，本刊记者覃诗雅于2022年初对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教授进行了专访。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生于194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和劳资关系学教授、德国科隆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教授、德国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目前继续担任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是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成员、德国政治研究协会名誉会长、欧洲科学院院士、社会经济学促进会荣誉会员、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他长期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学、劳资关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变迁，出版了多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包括《重塑资本主义：德国政治经济中的制度变迁》(2009)、《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2013)、《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2016)、《批判性遭遇：资本主义、民主和思想》(2020)和《在全球主义与民主之间：新自由主义末期的政治经济学》(2021)等。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后果
○(覃诗雅，下同):施特雷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影响，在2013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和《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两部著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深入探讨。那么，在您看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后果呢?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下同):这里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在今天，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规模和特征，而且每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对其他资本主义的反应、与其他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合作而发生变化，既复制它们，又使之多样化。那么，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致力于实现私有资本的无限积累，以便积累更多的私有资本。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使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依赖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成功。由此衍生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或最好是：必须在无限增长的地平线上永久地扩张，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称之为“土地掠夺”(Landnahme)的进程中，横向和纵向地深入它的社会里。
那么，当资本积累中断、受阻、停滞时，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保持增长，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动态的、扩张的、永不满足的，致力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这一背景下，重要的是认识到，资本积累的过程是极其脆弱的，并且总是不稳定的，即使只是因为增长本身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资本主义将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终结，比如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导致利润率下降。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活得足够长，他们就会看到还有其他原因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停滞，比如饱和的市场、贸易限制、强大的工会、环境恶化，以及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公共物品的成本，如教育、公共医疗体系和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等。
如果资本主义如此脆弱，为什么它仍然存在?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它的终结，而是它的持续转型，从早期圈地运动和曼彻斯特工厂的资本主义到消费驱动的资本主义，以及现在由富裕西方社会的中央银行资助的资本主义?我们首先观察到，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危机，即便在事后看来，也一点不温和。在资本主义寻找资本积累得以持续下去的新形式时，饥饿、死亡、暴力甚至战争出现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的确，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仍在盛行，即使是以一种新的形式，但这绝不是确定的，而且无论如何不可能预测资本主义将如何存活下去。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总能找到方法来渡过所有这些转折点，我认为，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反对，以及资本的所有者和推动者拥有充足的资源——他们能够为下一次转型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他们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取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持续性。
○:鉴于资本主义的高度脆弱性，您认为接连不断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带向何处?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构想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呢?
●:如果我们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结束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会发生什么?我预想到的是一个长期的混乱、失范、空位(interregnum),正如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所说的那样。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在空位期，“旧秩序行将灭亡，而新秩序尚未建立”。葛兰西接着说，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可怕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可能会出现，而且很难按照人们已知的秩序来进行解释。在空位期，“天下万物皆乱”。这是否意味着“情况很好”,可能是另一回事了。
关于这一点，我在《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一书中进行过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解体，我所说的解体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保障社会稳定的能力已经极大地下降。低增长、极度不合理的不平等和堆积如山的债务；民主作为战后资本主义的进步动力失效，寡头式新封建主义取而代之；以及系统性紊乱，比如在为个人成功争取更大回报的竞争中的传染性腐败，伴随着道德败坏的文化和迅速蔓延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却丝毫没有恢复稳定的迹象。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以无序或熵的形式出现在一个持续时间不确定的历史时代。因此，这个后资本主义空位期(the post-capitalist interregnum)我也称之为“熵的时代”(an age of entropy)。资本主义社会解体后，将是一个缺乏集体政治能力的历史时期，从而成为一个漫长的、缺乏决断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危机作为新常态，既不是变革性的，也不是适应性的。深刻的变化将会迅速而持续地发生，但这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控的。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清除了国家、政府、边境、工会和其他能起到缓和作用的力量之后，由于治理不足和管理不善，后资本主义空位期的社会随时可能遭受灾难的打击，例如，泡沫内爆或暴力从崩溃的外围渗透到中心。
二、资本主义债务的本质与债务国家的形成
○:您曾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通货膨胀、国家债务、私人债务等财富增长幻象的手段来延缓危机。您认为债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债务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一旦原始积累(比如掠夺村庄土地或中美洲的黄金)不能再维持，资本积累就需要信贷，换言之，债务。然后，债务会推动增长，因为你必须偿还债务及其利息，这样就增加了借出资本的价值，使之超过了借出资本的价值。只要有增长的机会，一切都很美好。但是，如果无法大规模偿还债务，资本主义的增长就会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和依赖它的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由于债务需要偿还，这对个人、公司和国家施加了工作纪律。除非你能以某种方式承受破产并选择这样做——因此你也将失去未来获得新信贷的前景，否则你必须努力工作来满足债权人。例如，在美国，一些公司只雇佣那些有抵押贷款需要偿清的工人，依此假定这些工人永远不会罢工。此外，在消费信贷容易获取的地方，工人可以通过贷款来补偿低工资，这将使他们即使在不达标的工作条件下也能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
○:除了私人债务，公共债务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维系和转型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您如何看待公共债务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是的。如今，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的公共成本与国家对日益流动的、国际一体化的资本征税能力下降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公共成本指的是环境整治、医疗保健、警察、国防、教育、法律制度、科学研究、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不能增税的国家必须借钱，而不仅仅是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让经济通货膨胀。如今，这导致国家的债务水平稳步上升。向国家贷款相当于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劳动收益权进行投资，期望政府能让其劳动者-纳税人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以让该国的债权人满意。
○:这是否就是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债务国家的形成?您认为这一转型将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举债来支付资本主义的公共成本是税收的替代方案。与其让资本积累的受益者为他们的成本买单(考虑到这些成本的增加会使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变得更加昂贵，也许代价过高),不如让后代为他们买单，将私人资本主义的公共责任转移到末端。在我称之为债务国家的债务制度下——与熊彼特所说的税收国家不同，资本所有者购买了享有后代劳动成果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税收替代方案：国家扶持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是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借来的，而不是向他们征收的。因此，资本所有者得以保留他们的资本，而不必将其让与国家。他们不必把钱交给国家，而是把钱投资给国家，并且通常会从中获得利息。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把投资国家的资本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因此，公共债务加剧了财富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结构性不平等。拥有资本的家庭直接从为资本积累所耗费的劳动力中获利，而不必将资本投资于工厂等。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民主危机
○:在您的分析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经历了从税收国家、债务国家到整固国家的转型，而在这些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也从“联姻”走向了解体。您是否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民主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是，这种联系是局部的，还是全球性的?
●:税收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变为债务国家，而债务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变为整固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在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中开始解体，这一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中加速了。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最晚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来，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停滞”。为了使新自由主义疗法成为可能，必须削弱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支柱，其中包括独立的工会和自由的集体谈判等。它们的消亡恰逢西方国家经济的加速国际化或“全球化”,这迫使它们适应国际市场的条件，而不是工人和其他公民的需求。在欧洲，欧洲货币联盟(EMU)负责货币政策，因此使货币政策的决策不在国家民主政治的范围之内。一个结果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不再可以选择让本国的货币贬值，以缓冲国际竞争对其社会的影响。是的，经济危机和民主危机是相关的。随着流动资本和竞争性国际市场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群众性政党和工会的影响力必然会下降。
○:在此背景下，您是否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工会、左翼政党的集体行动持有较为悲观的态度?
●:是，但又不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许多左翼组织被摧毁，要么是被刻意破坏的，要么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的各种危机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被淘汰的。然而，总的来说，我乐观地认为，鉴于当今的快速变化以及调整和适应的压力，人们不会一直默然接受国家和资本可能对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人们是有耐心的，但不是永远这样，他们不愚蠢：他们创造了抵抗的方法，不管你如何阻止他们这么做。他们也不是孤立的：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生活，这些群体制定自己的准则和方法来捍卫自身，并依此生存。换句话说，人们可以组织起来，而且他们总是会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的生存离不开组织。
四、全球化危机下的中央银行资本主义
○:在当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您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有无新变化和新特征?相应地，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采取什么新的举措来应对当下的危机?
●:基本上，我不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在轻微程度或现象学上可能是如此。一些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的关键趋势已经加速，比如公共债务的堆积。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停滞不前，全球贸易额和资金流动量不再增加，甚至缩减。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看到国际价值链出现了新的中断，这伴随着各国意识到需要确保基本商品的交付免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全球化。
新冠病毒危机也加速了这样一个进程，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因为整固国家可能会被我尝试性命名为中央银行国家的形态所取代。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体越来越多地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大量新的“政治”资金，以补偿下降的需求和防止通货紧缩，特别是所谓的债务通缩(“量化宽松”,或QE)。在我看来，需求停滞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产物。由于可投资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众市场的需求因此减少了，投资机会也减少了。然而，维持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内在属性。为了维持资本积累，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购买债务，使其免于违约，从而将“凭空”创造的资金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注入经济中。同时，利率保持在低位，因此，如果有抵押品，就很容易获得信贷，而有抵押品是资产市场繁荣的结果。在中央银行资本主义(the central bank capitalism)下，借来的钱购买了由于人为刺激需求而实现增值的资产。同样，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财富的不平等不断加剧；然而，资本积累实现不断的增长，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根据您的观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中央银行大量超发货币来缓和危机，这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发下一轮新的危机呢?
●:到目前为止，在资产市场之外，中央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支持量化宽松的人们过去常常通过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破坏了工会这一事实来安抚自己和他人，因此，工资结算超过生产率增长可能不被视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但这可能已经不够好了。似乎在消费价格长期稳定之后，通货膨胀又回来了，这一次是由全球化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流动中断引起的，此外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产物。结果是，短缺推高了价格。作为回应，公民们开始要求赔偿，尤其是对于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并且在某个时刻工人们可能会觉醒并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可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噩梦或危机，导致中央银行资本主义下宽松货币时代的终结。老问题又回来了：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伎俩，将资本主义带入另一个可能又是短暂的未来，带入下一次危机的另一种准解决方案，就像早期的解决方案那样临时而脆弱?
○:在访谈的最后，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最近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是复杂社会中的危机和变化，特别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危机和变化，这一研究很可能延续到我生命的尽头。我在《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支持去中心化的自治。只靠镇压、自由市场或技术官僚权威来统治并不能保证稳定性。相反，每一种资本主义治理模式都存在特定的缺陷，使人们对其进行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