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伦纳和沃勒斯坦都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从1970年代以来，存在所谓“布伦纳——沃勒斯坦辩论”，布伦纳认为16世纪出现在英格兰的内部阶级关系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原因，沃勒斯坦强调生产的国际分工，认为资本主义在16世纪以世界经济体的方式出现在欧洲。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资本积累方式、起源的动力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回顾了两人重点分析的三个历史案例，即16世纪前后的英格兰、法国和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讨论布伦纳—沃勒斯坦辩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涵，发现：作为人类社会一般运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预设发展动力，而且可以和一般意义的人类理性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和历史的二元性的广泛存在，历史科学中的争议仍会持续下去。
[关键词]布伦纳；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问题，是历史社会学的经典关注，也是充满争论的地带。几十年来，争论的分野亦大致保持不变，两派的代表，就是布伦纳的“内因派”，和沃勒斯坦的“外因派”。1970年代，是历史社会学繁荣的时期，这期间，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几乎同时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的重要观点：前者在《过去与现在》期刊上发表了《前工业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论文（Brenner, 1976），后者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成书出版（沃勒斯坦，1998a）。紧接着，布伦纳在《新左派评论》期刊上发文，批评沃勒斯坦的“新斯密版马克思主义”（Brenner, 1977），打响了布-沃辩论的第一炮。争议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来自以世界贸易推动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沃勒斯坦在1980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中，在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上对布伦纳作出回应（沃勒斯坦，1998b），从那时起，不断有其他人参与到“布伦纳——沃勒斯坦辩论”中来(Gülalp, 1981; Denemark and Thomas, 1988; Blaut, 1994)[①]。在讨论中，人们注意到：这个辩论和1950年代的多布——斯威齐辩论非常相关（Sweezy, 1963），只是那场辩论发生在更窄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圈子内部。到了2000年代，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伍德重新揭开旧的论争话题，引起新一波争论（Wood, 1995）。由于布伦纳和沃勒斯坦的观点代表了两个对立的典型，因此本文的述评仍主要以此二人的著述为基础。
国内学者对布伦纳和沃勒斯坦都有不少的译介和述评（布伦纳等,2012；李民圣，2015；唐小梅，2020；宋凯旋，2020；海德曼等，2014；吴苑华，2016），但将他们放在一起作比较的不多，更少有回顾他们所讨论的具体历史案例。布伦纳和沃勒斯坦的工作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学，即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去组织和解读史料，在史料中发现类型、样式和联系，并在理论和史料之间架设起理解的桥梁。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这样的重大议题，这类研究还可能溢出到历史社会学范围之外，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特别是有关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问题。以布伦纳为代表的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学派，其各自的结论和它们之间的争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相信是多个学科的学者们都会关注的事情，需要我们在不断更新的历史和学术语境下进行新的考察、批评和评估。
本文的目的有三个：一，综述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问题的理论预设、中心命题和主要观点；二，回顾布伦纳和沃勒斯坦的历史社会学分析的三个重要案例，即所谓“长16世纪”（1450-1650）的英格兰、法国和波兰，将两人的观点和史料证据作比较；三，分析由两人所代表的不同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涵，并重点讨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问题。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双方主要观点
1．定义不同
布伦纳和沃勒斯坦的智识传统都来自马克思。布伦纳认为：雇佣劳动的大量出现，是资本主义发端的标志。而沃勒斯坦认为：包括多个民族国家在内的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地从理论上概括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马克思,恩格斯，2012:190）。
马克思在1848年及之前，倾向于突出贸易和商业活动对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意义，但晚年的马克思，特别是在《资本论》中，转向强调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事件，即英国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变动：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 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 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 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 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马克思，2012：291）。
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则是沿着上述两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去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前者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应该定位于16世纪中期的英格兰[②]，在那里农业生产的财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所有权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地主阶级将土地出租给自耕农，自耕农再以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雇佣失地农民来耕作（Brenner, 1976）。而后者将这个时空定位于：从15世纪中到和16世纪中，一个以欧洲世界经济体为形式的资本主义出现在包括西北欧、地中海、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南北美洲部分地区这样一个广大范围内（沃勒斯坦，1998a）。
显然，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涉及到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定义。马克思本人从未给出对资本主义的字面上的定义（马克思甚至极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张一兵, 汪浩斌，1999）。在布伦纳那里，资本主义是和特定的阶级结构紧密相关的生产方式，即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沃勒斯坦那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而是由政治上分权、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贸易和扩大再生产体系。
显然，布伦纳和沃勒斯坦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具有很不同的分析单位。布伦纳的分析单位是单个国家和社会，而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单位是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经济体，而且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的范围从16世纪以来不断扩大，以致在19世纪末，全球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被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在布伦纳那里，17世纪以自由雇佣劳动为主导的英格兰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性质上，明显区别于第二次农奴制下的波兰，以及以奴隶制进行初级产品生产的加勒比地区。然而，在沃勒斯坦那里，这三个地区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即中心和边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部分，针对不同部分，沃勒斯坦不再使用“生产方式”一词，而代之以“劳动控制”的概念。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既包含自由劳动，又包含非自由劳动。根据布伦纳理论的推论，资本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③]然后作为先进的发展模式向其他国家扩散。而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内的发达和不发达同时产生，而且不平等的格局会被长久固化。
2．资本积累方式不同
布伦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诞生前存在着“原始积累”，认为这个概念来自斯密，它预设了资本主义的再投资理性已经事先存在。一旦资本主义在英格兰农村诞生，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民的相对剩余劳动——一旦出现了直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工资劳动体制，也就出现了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使得依靠相对剩余劳动的扩大进行积累成为可能。而在沃勒斯坦那里，欧洲世界经济体内的原始积累来自多个渠道，包括殖民掠夺、美洲的黄金和白银流入导致的通货膨胀，而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国家强大所形成的垄断和不平等交换，使得劳动剩余由边缘流向中心（沃勒斯坦，1998a:95）。
布伦纳认为：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情形，但都没有成为再投资的基础，因此，殖民掠夺、黄金流入和不平等交换等，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充分条件，因为“为交换而生产”只在一定条件下——即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和生产资料分离——才会出现积累，才能使生产力发展。布伦纳指责沃勒斯坦只看到体系的量的扩大，和分工形成的效率提高，但没有强调相对剩余的转移，而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原因。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不同的产品因为不同的技术含量，会再在属于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的不同国家生产，依赖于不同的“劳动控制”手段（如自由雇佣劳动、农奴制、奴隶制），而劳动控制又决定了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重要一面是国家是否强大，以保证垄断和不平等交换。然而，布伦纳更强调：同样的产品，比如粮食，在英格兰和波兰也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投入（Brenner, 1977）。
3．推动力不同
布伦纳认为，在16世纪英格兰农村出现的阶级关系变动，由于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恰到好处，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雇佣劳动体制，导致出现技术创新和不断增加的生产效率，这是意图外后果，而不是任何阶级或国家的预设目标。各个阶级参与斗争的目标，包括土地贵族和农民，仅仅在于保证自我阶级的再生产。各个阶级抱着各自的主观意图进行联合和斗争，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客观的结果。因此，布伦纳从特定历史时刻下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图外后果中找到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推动力。比较之下，沃勒斯坦更重视宏观的、长时段的客观因素和人类长期商业活动所形成的结构。沃勒斯坦总结出三个对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一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产品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多样化的发展变化；三是在后来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诸中心国家中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沃勒斯坦，1998a:29）。”按照沃勒斯坦的思路，人类长期的生产活动在大面积区域内形成的交换网络，其中蕴含的为交换而生产的潜在逻辑，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出现的内在动力，只是这种动力被世界帝国的过度沿伸和官僚费用所窒息了，而被政治上分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所解放出来（沃勒斯坦，1998a:46）。
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而来，到底是“内生”的力量，还是“外生”的力量所推动，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被争议的一件事。在1950年代的“多布——斯威齐辩论”中，英国经济学家多布认为：这个过渡的推动力来自封建社会内部：统治阶级对劳动剩余的竞争和争夺，造成直接劳动者的不堪忍受和反叛、逃亡，导致了封建制的瓦解，社会进入了小商品生产阶段，而小商品生产自发地向雇佣劳动制发展。辩论的另一方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认为：欧洲封建社会是为使用而生产的社会，本质上是停滞的；是在封建社会的外部成长壮大起来的贸易和城市商业，对惰性的封建社会从外部给予致命冲击和摧毁，带来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斯威齐看来，长途贸易和城市商业所体现的交换价值，可以转变生产者的态度，使得财富占有本身成为目的（Sweezy, 1963）。
如果将强调“内生论”的布伦纳和多布放在一起，强调“外生论”的沃勒斯坦和斯威齐放在一起，那么，这两派在“推动力”的问题上，反差是最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派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相关的“商业模型”批评最为强烈的：认为后者预设了资本主义的理性，与斯密的“交易、以物易物、交换”的人性假设类似，是非历史的、目的论的和循环论证的。在推动力问题上，沃勒斯坦对“内生论”的批评也同样雄辩：不能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所内在的，不是单个国家，而是跨越国家单位的生产交换体系。因此也可以说，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归为“外生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根据该理论，资本主义是内生于世界体系的。
包括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在内的历史社会学家的特长，就是以概念和理论去组织历史材料，从而在理论和事件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对布伦纳和沃勒斯坦的理论都至关重要的三个案例：英格兰、法国和波兰。这三个案例，具有多层次的相同因素和不相同因素，因此，布伦纳和沃勒斯坦两人都使用了历史社会学常用的求同法和求异法的比较方法。
二、三个历史社会学案例
1. 英格兰
14世纪后期以来，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农民以反叛、逃亡的手段争取更多的自由，并抢占在黑死病导致人口减少之后留下的空余土地[④]。而土地贵族除了也抢占空余土地之外，力图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限制雇佣劳动的工资，并试图提高地租。通常会将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西部与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东部作比较，因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结果是：西欧的农奴制逐渐瓦解，原有的农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而东欧的结果相反，迎来了所谓“第二次农奴制”。布伦纳首先分析了西欧和东欧的迥异的发展途径，然后讨论了英格兰和法国在农奴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不同结果。
布伦纳认为：在西欧的农奴制被严重消弱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和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这包括：阶级内部团结程度、阶级自我意识和组织，以及其政治资源，比如和城市阶级的联盟、和国家的关系等（Brenner, 1976, 1977）。这几个变量在西欧，都是有利于农民反抗土地贵族的。
在英格兰地区，农民反抗导致农奴制度解体，但布伦纳认为，其后果在英格兰是独特的：土地贵族减轻或取消了农民的封建义务，劳役转变为货币地租，但同时也集中了土地所有（至17世纪末，英格兰贵族控制了75-80%的可耕地）（Brenner, 1976:63），出现了土地买卖市场和租赁市场，另一方面，获得自由的农民发生阶级分化，出现了自耕农，以及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村无产者。每个阶级都为了自身的再生产为目的，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组合：土地贵族将大面积整片土地出租给自耕农，而自耕农再雇佣自由的劳动者进行耕作。土地贵族只能通过买入更多土地增加收入，土地贵族和自耕农之间的契约保证自耕农有足够的剩余进行资本再投入和技术更新，从而自耕农具备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理性[⑤]。
在布伦纳看来，包括劳动力商品化在内的地主—自耕农—雇佣劳动的三级结构，是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标志，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其中获得自由的农民试图占有更多土地、实现小农社会的努力遭受挫折，以及地主贵族集中土地、扩大圈地的成功，为自耕农实行大面积农地高效率运作提供了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在英格兰农村的诞生是一个意图外的后果[⑥]。
再来看沃勒斯坦对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分析。在沃勒斯坦看来，上述布伦纳所叙述的英格兰发展过程，其推动力主要来自英格兰的国际贸易。英国在中世纪晚期，是欧洲的殖民地，向欧洲出口初级产品——羊毛，而且贸易掌握在意大利和汉萨商人手中。从15世纪起，英格兰人将商业网络控制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英格兰从对尼德兰的依赖变为它的竞争对手。16世纪，由于东欧边缘地区提供了谷物补充，导致了畜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减少，很多农地被转化为牧场。因此，沃勒斯坦认为存在着两种圈地运动，一种是农地转化为牧场，一种是自耕农为了精耕细作而进行的圈地。但这两种圈地运动都起到了同一个作用：使更多的劳动者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大军，仍在耕作的人更加精耕细作，导致效率提高[⑦]。随着效率的提高，英格兰的单一的出口经营，转变为多种出口经营。初级产品的羊毛出口逐渐减少，最后变成羊毛进口，以支持迅速发展的纺织业。纺织业为减少成本，生产地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利用农村廉价的水能和雇佣劳动力，城市行会虽然反对却无法阻止（Wallerstein, 1972:99）。英格兰廉价产品的大规模制造业成为新的出口贸易的基础。这样，在都铎王朝统治期间（1485-1603），英格兰成为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同时，也从欧洲的殖民地上升到世界经济体的中心。
在对英格兰案例的说明中，布伦纳明确指出英格兰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世界历史上，只有英格兰农村在16世纪的内部阶级变动，导致了资本主义理性的发生[⑧]。而这种独特性，对沃勒斯坦来说，并不存在：英国和西北欧低地国家类似，只不过是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早期成为中心国家的一例而已。
２．法国
农奴制在西欧衰落之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农民都获得了自由，然而，两国的经济发展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对于这个差异，也做了不同的解释。按照布伦纳的看法，大致说来，英格兰农民获得自由的程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恰到好处”，而法国农民获得自由的程度“过多”了，阻滞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布伦纳认为这是由两个内部因素导致：一是法国农民社区的团结和强大，二是在法国出现了强大的绝对君主的国家体制，它和贵族势力互相竞争和制衡。因为这两个因素，农奴制衰落后法国农民和领主的斗争导致的后果是：形成了长期小农占有土地的格局，直到在17世纪末期，仍然有40-50%的土地掌握在直接耕作土地的农民手中，而且呈细碎化分布（而在英格兰同时期，这个百分比只有20-30%）。这个结果也使得小农土地财产成为国王的重要税收来源，因此国王不想让贵族独占农民的劳动剩余，就在政治上于农民和贵族之间搞平衡术，策略地支持农民，压抑贵族对农民土地的觊觎，使得法国的贵族不能像英格兰的贵族那样大规模兼并小农土地。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有足够力量抵抗地主阶级，却但无力抵抗中央集权的国家。布伦纳认为：法国的国家成为类似地主的角色，其重税限制了农民提高农业效率的可能，在国王和贵族对劳动剩余的双重攫取之下，法国的佃农没有更多的剩余可以用来进行投资和技术创新。
沃勒斯坦是从法国参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空间和时间来开始分析。在融入欧洲世界经济体之初，法国和英国的参与方式就有所不同：英国（以及西班牙与荷兰）掠夺殖民地形成原始积累，而法国基本被排除在外（沃勒斯坦，1998a:350）；法国的出口集中在奢饰品；而英国的产品出口以价格低廉取胜，占领了大众消费的市场。
沃勒斯坦还从法国的特殊地理条件来解释法国的发展道路。首先，在沃勒斯坦看来，16世纪中期之后，法国的经济是分裂的，它至少受到三个方向吸引：属于政治心脏的北部受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欧洲大陆联系在一起，西北部和西部受新的欧洲世界经济体及其大西洋、波罗的海贸易所吸引，而法国南部发展了农业分成制（métayage），亦即成为沃勒斯坦所谓的“基督教地中海地区朝向初级生产”。这样，和英格兰整体处于中心地区不同，法国的不同地区分别参与了世界经济的不同时期的中心和半边缘，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宗教分裂的因素，导致了更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形成，其利益独立于资产阶级。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强大的国家体制是属于中心的必要条件，而且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1640年之后，法国北部属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中心。然而，外部不同力量的吸引，对内部结构产生了影响：法国的国家没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协调一致，国家强大的征税能力，也给资产阶级增加了负担。沃勒斯坦是这样对比法国和英国的内部阶级变动的：
在英国，贵族通过把自身转变为资本家而失去了暂时的利益，但获得了长久的利益；在法国，贵族阶级通过强迫资产阶级放弃他们的正常功能而获得了短期的利益，却丧失了长期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停滞。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它们与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关系造成的。……在法国，代价是按贵族的条件去同贵族达成协议‘领主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封建化’。在17世纪没有发生内战，只有投石党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另一时代、为了另一目的爆发于1789年，有些为时过晚。（沃勒斯坦，1998a:344,355）
在布伦纳看来，由于法国农民的团结力量过于强大，使得绝对君主体制下的法国和资本主义擦肩而过[⑨]。但沃勒斯坦则认为：法国与其他西北欧和基督教地中海国家一样，最早地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法国国家的强大，它避免了下降到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半边缘国家的命运，“即使法国南部走上了分成制的道路，也没有在经济上倒退到相邻的地中海地区的地步（沃勒斯坦，1998:347）。”
比较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对法国的分析，两个人都承认：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阻滞，沃勒斯坦将它归结为地理因素，布伦纳将它归结为阶级力量的对比。两个人都强调了体制内部的特性对法国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但布伦纳认为：沃勒斯坦对阶级结构和国家的看法，是“技术功能主义”的。恐怕在布伦纳看来，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来的太晚”就是典型的“技术功能主义”的表达。然而，“来的太晚”这个观察同时展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洞见：内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后果，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也取决于外部的和历史时代的因素。
３．波兰
布伦纳和沃勒斯坦都认为：波兰和英国是发展方向相反的两个极端，但他们的分析又十分迥异。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波兰谷物出口贸易的扩张，和内部二次农奴制的兴起，孰是因、孰是果，亦即孰在前、孰在后的问题。这意味着：是外部的、体系的因素，决定了内部结构的转变，还是内部结构导致对外贸易的取向。
布伦纳认为：东欧农村的村庄组织程度远远弱于西欧，这是东欧农民抵抗领主能力差的重要原因。波兰的村庄规模小，通常只有一个领主，其军事组织比较强大，而西欧的村庄规模大，一个村庄通常有多个领主，给了农民周旋和谈判的余地（Brenner, 1976:56-58）。
布伦纳对史料的解释是：二次农奴制发生在谷物出口所造成的影响之前，而且即使在出口量最大的时候，占波兰的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很小，只有5-7%。因此谷物出口的影响即使有，也不会很大。同时布伦纳也承认：国际谷物贸易加强了地主贵族的权力，强化了已经开始了的停滞。但对于布伦纳来说，在波兰，是先有“再封建化”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发展落后、缺少内部消费市场，土地贵族取消商人作为出口贸易中介，导致城市衰落，这些都是二次农奴制发生后的阶级结构造成的后果（Brenner, 1976:60-81）。
然而沃勒斯坦认为，波兰的故事不只局限于波兰：14世纪欧洲封建危机的后果，使得各国各地区都寻求三件事：黄金（应付流动性短缺问题），粮食和燃料，以及贵族寻求收入的增加。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沃勒斯坦指出：波兰在14世纪时，其阶级结构和英国、法国相差不多。黑死病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导致农民的谈判能力增加，波兰的商人阶级和城市也和西欧一样在成长。但是因为波兰的地理条件不同于葡萄牙，它不能像葡萄牙那样以海外探险来应对同样的危机。在西欧对粮食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波兰选择了谷物出口的应对方法。波兰的小麦和木材的出口到低地国家是从14世纪开始的，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口的回升，西欧以制造产品参与世界经济，使得对波兰出口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十三年战争”（1454-1466）中，波兰征服了格但斯克（旦泽），取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战争的原因是宗教纷争，但其意图外后果是使波兰贵族掌握了重要的贸易港口。为了从谷物出口贸易中得到更高的回报，波兰贵族尽力扩张他们拥有的领地。然而，在东欧，空地很多，但劳动力缺乏。农民可以逃跑到边疆的空地，或者逃亡到城镇以躲避贵族的奴役。在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低技术的粗放耕作就能奏效的波兰，领主的应对策略是：限制农民自由，实施所谓“强制的商品性农作物劳动制度”。
1493年，波兰开始出现限制农民流动的法律。16世纪初，农民失去了向国王的法院申诉和上诉的权利。本来已经在衰落的农奴劳役制度又被加强：在16世纪头20年，劳役义务是每周一天；到1550年，增加到了每周三天；到1600年变为每周六天。同一期间，谷物出口增长了300-500%（Denemark and Thomas, 1988）。
丹马克和托马斯认为：虽然出口的峰值是在“再封建化”出现之后，但出口增加发生在“再封建化”之前，此时庄园经济正面临着缺少劳动力的危机，领主受到“财政挤压”，因为货币地租是固定金额的，在通货膨胀时领主的实际收入减少。出口增加给了波兰领主增加收入的一个新机会，不过领主们的收入不会用来作为再投资，而是用作战争开支和炫耀性消费以维持其声望和地位。尽管早期的谷物贸易额很小，但给了领主们足够大的激励去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方式是加大劳动强度、扩大领地规模，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Denemark and Thomas, 1988）。
布伦纳和沃勒斯坦都提到：波兰贵族领主为了增加利润，摆脱了城市商人中介，直接进行贸易操作，导致城市衰落，同时还起到了制止城市接纳逃离土地的农民的作用（沃勒斯坦，1998a:123,442）。
因此，在“长16世纪”，波兰一步步地转变成为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输出初级原料、输入奢侈品、普遍实现强迫劳动、地主阶级强大、城市和资产阶级衰落、国内市场衰落、国家税基和实力衰落。因此，布伦纳认为，波兰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波兰实行的是强迫劳动而非自由劳动。而沃勒斯坦认为：波兰是世界体系中边缘化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同时，波兰沦为边缘的原因，是它在“长16世纪”开始时稍微落后，但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过程，让开始时的较小差距变成后来的巨大差距（Wallerstein, 1972:99）。一旦进入了中心、边缘或半边缘位置，就会被结构性地、历史性地锁住。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涵
从大面上看，布伦纳和沃勒斯坦都是从人类物质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动员历史唯物主义的母题。然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却大异其趣。从马克思自己的写作来看，他在早期偏向于对历史运动规律的宏观的高度概括，而在晚期，更强调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语境的“特定性”。布伦纳和沃勒斯坦也都关注历史的“特定性”，但布伦纳的“特定性”是指各国独特的内部阶级力量对比、阶级联盟和各阶级与劳动剩余之间的关系，而沃勒斯坦关注的是世界历史范围内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布伦纳很少论及一般和普遍的规律，而只注重分析内部结构的方法，沃勒斯坦则更倾向于综合分析，特别是关注经济周期、社会发展长期趋势和自然条件（如气候变化）三者的交汇作用。沃勒斯坦也提出自己的方法，而且他的方法可以被理解为某种一般规律的运用。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最概括性的表达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的那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2012:22）。
这段话，是像伍德所说的，只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几次诗意的暗示和极简的表达方式”（Wood, 1995:129），还是提出一个超越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覆盖性法则（covering law）？
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对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直接生产者、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概念的理解，都有差异，但这里，我认为比较值得讨论的，是他们对生产力，以及对生产力推动历史作用的不同理解。
在布伦纳的论述中，生产力被狭义地理解为劳动生产率。在16世纪英格兰，当农业的直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发生了分离，承租了贵族的土地并雇佣无产者进行耕作的自耕农，有动力、有资金进行再投资和技术创新，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通过提高相对劳动剩余获取利润，因而启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进程。显然，这里生产力是被影响因素，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在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下被唤醒，才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
而沃勒斯坦的论述似乎更接近“社会形态有时容纳生产力，而有时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的叙事，而且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对社会形态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作观察。虽然现代世界经济体在欧洲的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机遇并非千载难逢，而更可能是或迟或早在全球空间内要发生的事。因为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地区，都存在过世界经济体，只不过欧洲世界经济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先开始出现了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并开始不断扩张。因此可以说，16世界出现的以政治上分权、经济上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为容纳正在发展的生产力提供了适应的形式；此时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人口的增长、城市和商业的扩大、欧洲海外冒险和国际长途贸易的扩张等。世界帝国是沃勒斯坦提出的和世界经济体不同、但在世界历史上也经常出现的另一种体系，这是一种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其经济是以帝国中心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朝贡关系来维系。世界帝国（以明、清中国为例）通常会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其俸禄官僚体制的政治结构往往会使资源、人力、财力在官僚管理、帝国扩张中不敷使用，消耗殆尽，商人谋取利益也比在多国体系中困难。因此可以说，世界帝国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一定阶段，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压制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
可以看出，布伦纳为代表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对立的理解：前者认为生产关系完全地决定了生产力，而后者认为生产力不仅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主导了生产关系（包括劳动控制），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生产力起到的是一种功能主义作用。
这里不妨考察一下和“布伦纳——沃勒斯坦辩论”有关联的“多布——斯威齐辩论”的参与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发生在1950年代的“多布——斯威齐辩论”，更明确地定位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辩论的焦点是：导致欧洲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首要动力是什么？多布认为：首要动力来自封建社会内部，具体说，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增长的收入需求（由于本身人口的增长、战争的需要，以及消费攀比的强化）和长期停滞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封建制危机中激化，出现农奴大规模反叛、逃亡，导致封建制解体，出现小商品生产，随后阶级分化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Sweezy, 1963:4）。参与辩论的希尔顿也认为动力来自封建社会内部，但和多布稍有不同的是，他认为封建地租是首要动力，提出封建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统治阶级从直接劳动者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剩余的趋势。地租极大化的努力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竞争和对土地的争夺，从而引发封建制的危机（Sweezy, 1963:65）。
与多布和希尔顿相对立的是斯威齐看法，他认为：封建社会转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封建社会外部的贸易和城市商业的发展。斯威齐也看到封建制存在着内部矛盾，即：封建领主之间在土地、权力、声望方面存在着竞争，而且这和资本主义的利润竞争可以类比，但其结果不同：这种竞争导致战争，大量消耗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剩余，结果 是使生产力停滞，同时加强封建关系（Sweezy, 1963:3）。
从以上各家不同的理论创造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寻找历史的样式，并为历史运动规律找到一定形式的表达。而这种历史样式，按照布伦纳的分析方法，只能是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或者说，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更不用说诸多不同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截然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们之间不能兼容。如果放弃布伦纳那种严格、“正统”的历史主义，我们仍可以考虑跨越历史时代的样式和恒常性的可能性。而这正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历史发展的覆盖性法则的题中应有之意。比如，多布、希尔顿和斯威齐所努力做的，是在封建制内找到资本主义理性的对应物，不论是“不断增长的需求”，还是“地租极大化”，还是“竞争”。“政治马克思主义”派别指责世界体系理论是“新斯密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预设资本主义理性，将商业、贸易和城市商业作为跨越历史、跨越不同生产方式的现象一概而论，这些可能又不可避免地归约到斯密的“交易、以物易物、交换”的非历史人性预设。
然而，为宏观层次的被解释项找到微观层次的解释项，恰恰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层次努力。这里不妨参考美国哲学家科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说明，尽管他被“政治马克思主义”派别批评为技术决定论（科亨，2008）。科亨并不讳言，经过他梳理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解释，即：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来自物质层面。科亨提出跨越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动力”，可以归约为“人性”，这包括：一、人类理性；二、人类环境的物质匮乏；三、人类改进自身的智能。柯亨提出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史料到理论之间的理解桥梁的一种可能。从科亨的三点假设，到“不断增长的需求”、“地租极大化”、“竞争”、“世界帝国”和“世界体系”，为构建一般意义的历史运动规律提供了启示。
四、结语
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观点看，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历史现象就会有它的诞生和衰亡。“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怎样兴起”的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充分了解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能够帮助人们由此来类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衰亡、以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新社会的兴起过程。但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有一些超越性的样式和规律，能够既适用于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迁，又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到后资本主义的变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从历史中学到有用的东西。
针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本文比较和对比了布伦纳和沃勒斯坦各自的分析，并讨论了他们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涵。可以看出，布伦纳（和其他“政治马克思主义”派）坚持历史规律具有时代的“特定性”，比较之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明确承诺要说明从中世纪贯穿到现代、从东西方历史上的世界帝国贯穿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本文推测：是后者赋予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政治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伍德的一个观察也非常深刻：在人们试图建立历史科学时，通常的结果是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隔膜和割裂，即理论和历史的二元性[⑩]。这意味着：建构历史科学的一般规律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够万事大吉的事情，在理论和史料之间建设桥梁的努力是极为艰难的，有关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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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7月，此篇未曾发表]
[①] 另外，《过去与现在》期刊从1976年起，发表了七篇回应布伦纳的论文，但主要是布伦纳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之间的争论。
[②]本文“英格兰”含义遵循布伦纳和沃勒斯坦著述中的原意，指16世纪前后大不列颠岛上除苏格兰和威尔士之外地区。本文引用他人文献中出现“英国”便不再改动。但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期还不存在现代意义的英国，即联合王国。
[③] 因此被一些学者讥讽为“一国建成资本主义”，见：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3.
[④] 比如：布伦纳谈到英国1549年的凯特农民起义，以及15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其他农民反抗，这些都是为了反对封建义务（Brenner, 1976）。
[⑤]英格兰自耕农采取的技术更新包括：轮作、灌溉等（Brenner, 1976:83）。
[⑥] 布伦纳否认英格兰城镇发展和国际贸易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所起作用，因为：城镇人口只占10%，主要生产奢侈品，城镇行业公会具有封闭性，没有技术的逃亡农奴很少能够找到工作（Brenner, 1976:54）；另外，布伦纳认为贸易是封建主义的一部分，奢饰品和武器的贸易反而支持了封建主义（Brenner, 1976:49）。
[⑦] 17世纪末的英格兰，有40%人口离开农业部门，导致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促进。
[⑧] 因为布伦纳论证和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类似，布伦纳被贴上“韦伯主义”的标签[7]。但伍德不同意这个说法（Wood, 1995）。
[⑨]而安德森认为：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其实是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安德森，2001）。
[⑩]伍德是在评论阿尔图塞的“多元决定”的概念时提出“理论和历史的二元性”作为一种批评（Wood,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