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全国青少年思想状况调查”数据，基于期望失验假设、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政治信任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展开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研究，探查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低于其他青年群体；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在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评价中，政治信任被置于首要位置，表明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导向的政府满意度评价。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目前针对新兴青年的政策措施，如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与新兴青年的联系、提供制度性政治参与机会等，并未有效提升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青年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关注新兴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较低的现象，反思现有政策未能有效提升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问题。
关键词：新兴青年/ 政府满意度/ 政治信任/ 价值观念/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特聘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北京 10240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3年第6期 第110-121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价值观念趋于多元，一个新兴青年群体迅速崛起。新兴青年是在新兴经济领域，以灵活就业形式，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尝试工作创新、职业创新、思维创新和生活创新的青年人[1]。伴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扩张，新兴青年发展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估计，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2]，其中青年人占据极高比例。另据北京团市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调查组的初步估计，新兴青年群体在北京的人数规模大约在180万～200万之间，并且数量还在逐年增长[3]。
新兴青年群体的快速成长，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引起政府决策者及其相关管理部门的关注[4]，[5]，社会学家和青年研究学者也开始对这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展开研究。已有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新兴主要表现在就业、职业和工作方式方面[6]，但是他们之所以选择灵活就业形式、新型职业类型和创新工作方式，与其价值观念直接相关[7]。新兴青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如个体化和主体性特征凸显、价值取向多元化、兴趣驱动的行为模式等。在政治价值观念方面，一些学者注意到，新兴青年的政治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偏离，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参与渠道不畅[8]，期盼有效参政议政[9]。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小规模访谈或局部地区调查数据进行的初步分析，未能对新兴青年的政治态度与行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关其政府满意度的研究更是缺乏。新兴青年作为一个人数不断增长并且在互联网上十分活跃、积极表达意愿的青年群体，他们对政府工作绩效的感知与评价，不仅影响其本身的政治信念和制度认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年人群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社会治理角度和提高政府执政水平目标出发，深入研究新兴青年群体的政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同时，新兴青年群体在价值观演变过程中往往居于前沿位置，预示青年价值观变迁趋势，对这一群体的政府满意度深入考察，有助于把握当今青年的政治心态及其变化走向。
本文基于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于2022年实施的“全国青少年思想状况调查”数据，分析新兴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特征，重点考查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探寻90后和00后青年政治价值观变化趋势，以期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为决策部门制定青年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一、文献评述
政府满意度是政治价值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是更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的一种直观体现，也是影响多方面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政府满意度是指社会公众通过对政府行为表现的主观认知而产生的情绪体验和认知体验[10]。政府满意度较高，意味着政府行为效果符合公众的期望，从而会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与此相反，公众满意度较低，表明政府行为效果低于公众的期望，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在一定条件作用下，不满和不信任有可能转变为压抑、怨恨、愤怒等消极情绪反应，激发反抗行动或社会运动[11]。
在经验研究中，政府满意度研究通常是通过民意调查方式实施。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民众对政府行政效率、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工作绩效等的主观评价，并由此分析民众的政府满意度[12]。一些研究者发现，政府满意度存在群体差异，不同阶层地位[13]、不同收入水平[14]的人的政府满意度具有明显差异。一些特殊性质的社会群体，因其独特的社会位置或社会影响力，其政府满意度值得进行专门研究[15]。新兴青年群体可以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政策目标群体，有必要对其政府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公众的政府满意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进政府执政水平，提升人们的政府满意度，从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成为这方面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理论分析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一是有效治理假说[16]，[17]，二是期望失验假说[18]，[19]，[20]，即正向的有效治理效应和负向的期望失验效应。政府有效治理改进民生状况，将提升政府满意度；而政府治理绩效未达到人们预期导致期望失验，将降低政府满意度。这两种理论观点都强调，个人生活境遇与民生状况决定了人们的政府满意度[21]。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收入增长状况[17]，[22]，[23]，个人的收入、就业、住房等生存境遇[24]，[25]，[26]，和享有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务服务水平[27]都对政府满意度产生影响。
还有学者提出，个人的社会身份、阶层地位以及在体制内外所处位置也会影响政府满意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因需求层次不同而对政府治理要求有所不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更关注物质保障和安全稳定，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则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参与有更高期待，不同需求会导致不同的政府满意度[28]。同时，体制身份——就业于体制内单位还是体制外市场领域，因其在国家资源分配系统中的不同地位，也会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13]。
除了个人的生存境遇和地位状况对政府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之外，个人所持有的其他政治观念与行为也会影响其政府满意度。政治信任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存在紧密关联[29]。政治信任“是针对政府当局、在任官员及政府绩效的信任”[30]，它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较高的政治信任度有助于提升政府满意度[31]，而较高的政府满意度也可以提升公众“对政治体制、机构和角色的信任”[32]，[33]。政治效能感对政府满意度也有所影响。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的自我判断”[34]，它代表人们拥有的主观政治能力，即理解政治、影响政治的能力[35]。此外，政治参与也影响政治满意度，不过，政治参与与政府满意度之间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并无定论[36]。有些研究发现，政治参与有助于提升政府满意度[37]，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政治参与降低了政府满意度[38]。有学者提出，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制度化政治参与会提升政府满意度，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对政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39]。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政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繁多，研究发现不断推陈出新。不过，政府满意度的已有研究大多是有关社会公众的普遍性的调查分析，较少针对某些关键性社会群体的专门研究，而有关新兴青年这一快速成长、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特殊群体，学界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了解很少，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尝试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政府满意度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假设
基于前述文献分析，本文提出期望失验假设、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政治信任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并围绕这五个假设展开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研究。
(一)期望失验假设
期望失验假设原意是指民众事先对政府执政绩效有较高期待，但实际结果与期待有所落差而导致政府满意度下降。一般而言，对政府执政水平要求越高的个人和群体，越可能产生期望失验感受，并对政府工作绩效评价越低，虽然从长期效果来看，对政府执政水平高要求有助于提升政府执政能力。思想活跃、社会参与意愿较强、注重个性化需求和生活体验，同时又处于灵活就业的不稳定状态的新兴青年，对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有较高要求，更可能感受期望失验情绪，而导致较低政府满意度。
假设1：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较低。
(二)生存境遇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个人的生存境遇状况是影响政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于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的新兴青年，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最为关键，较高的收入和完备的社会保障将提升他们的政府满意度。
假设2.1：新兴青年收入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假设2.2：新兴青年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三)身份地位假设
已有研究证实，主观地位认同影响政府满意度。作为职场新人的青年人群，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地位差距不如中老年人群那么突出，但是主观地位认同的差距已经凸显。较高的主观地位认同，表明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较为满意，这有可能提升政府满意度。
假设3.1：新兴青年主观地位认同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在中国社会，个人的身份地位与体制身份有一定关联。中国社会的一个制度特征是体制内外分割，就业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体制内核心部门还是边缘部门，或者是体制内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决定了个人在国家资源分配系统中的不同地位。体制身份不仅使人享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待遇，也赋予人们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因此，个人的体制身份会影响其政府满意度。新兴青年的职业领域基本处于体制之外，而且灵活就业方式也意味着他们远离体制组织系统。不过，近年来各级统战部门和共青团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新兴青年群体的联系，实施各类资助项目，为新兴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生存境遇改善提供帮助。这一过程中，一些新兴青年成为相关政府机构的重点联系人和扶助对象，从而与体制建立了某种联系，获得体制认同，这有可能提升他们的政府满意度。
假设3.2：新兴青年体制关联密度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四)政治信任假设
已有研究显示，政治信任与政府满意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政府官员能力和品德的信任，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有助于提升政府满意度。政治效能感也是政治信任的一个方面，政治效能感往往代表对现行制度信任和了解程度。因此，较高的政治效能感有可能提升政府满意度。
假设4.1：新兴青年对政府官员信任度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假设4.2：新兴青年政治效能感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五)政治参与假设
已有研究证实，政治参与有可能影响政府满意度，但其影响有时是正向作用，有时是负向作用。制度化政治参与更可能提升政府满意度，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可能降低政府满意度。
假设5.1：新兴青年线下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
假设5.2：新兴青年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低。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于2022年实施的“全国青少年思想状况调查”数据，该调查在全国31个省份中的340个城市和139个县抽选了471041位调查对象实施问卷调查。本研究抽选其中出生于1990-2010年期间并且已经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样本进行分析，共选取样本数84703，其中3297个样本被归类为新兴青年。
本研究依据就业方式和就业领域两个标准定义新兴青年。首先，以灵活就业方式谋生的青年都被归类为新兴青年，这些青年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新兴青年子群体：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和灵活就业蓝领青年；其次，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展开工作和在互联网行业从事具有较高自主性和个体化工作的青年也被归类为新兴青年，这类青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灵活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企业机构签署多种形式并具有较高灵活性的雇佣协议或合约，即使正式受雇于企业的互联网青年，其工作方式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本研究把这些青年划分为第三个新兴青年子群体：互联网青年。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因变量为政府满意度——由10个题干构成的态度量表，具体测量及分值参见表1。
自变量选取则依据前述提出的四个研究假设——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政治信任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每个假设设置两个测量指标以及数个操作化变量。生存境遇假设的测量指标为经济收入状况和社会保障水平；身份地位假设的测量指标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体制关联密度；政治信任假设的测量指标为政府官员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假设的测量指标为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和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具体测量方法及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表2。
除了上述自变量以外，线性回归分析还加入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
(一)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
政府满意度量表统计分析显示，总体而言，90后和00后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量表满分为100分，而青年人群的平均政府满意度得分高达78.01分，这说明绝大多数青年人对政府各方面工作成效较为满意。不过，不同职业群体青年人的政府满意度得分有所差异，表3数据显示，体制内就业青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以及基层组织青年)得分最高，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多数也是体制内就业)和青年农民的得分也比较高。相对而言，三个新兴青年子群体(灵活就业白领青年、灵活就业蓝领青年和互联网青年)以及失业无业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得分较低。失业无业青年政府满意度较低，可能是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挫折而对政府满意度评价较低。而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也比较低，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期望失验假设，即新兴青年由于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对政府工作绩效有较高期待，但实际状况与期待有所落差，感受期望失验情绪，导致他们较低的政府满意度。不过，这一结论还需更深入的实证分析加以佐证。
(二)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四个研究假设，采用逐步增加自变量的回归分析方法(参见表4)，通过比较逐步回归模型的R2值，考查生存境遇、身份地位、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并对比新兴青年与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有何异同。表4所有模型的因变量都是政府满意度量表得分，模型1至模型5分析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6分析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
模型1只纳入了3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显示，男性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显著低于女性；年长的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显著低于较年轻的新兴青年；不同文化水平的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该模型的R2 值仅为0.006，即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3个因素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差异的解释力不到1％。模型2在3个控制变量基础上增加了生存境遇的两个测量指标——月收入高低和社会保障水平，回归系数显示，只有中间收入者的政府满意度显著高于低收入者，较高收入和高收入都没有显著提高政府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也没有显著提高政府满意度。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两个自变量，而R2 值只比模型1提高了0.003，模型解释力还是没有到达1％，这说明生存境遇的两个测量指标——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不大。生存境遇假设没有得到数据充分支持：收入水平对政府满意度只有微弱影响，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地位身份的两个测量指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体制关联密度作为自变量。回归系数显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但体制关联密度则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模型3的R2 值相较于模型2只提高了0.004，模型解释力只有1.3％，这说明地位身份的两个测量指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体制联系密度，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十分微弱。虽然模型3回归系数显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满意度具有正向作用，但在之后的模型4和模型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都不显著，因此，总体而言，地位身份假设没有得到数据充分支持：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满意度影响难以确定，体制关联密度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信任的两个测量指标——政府官员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作为自变量，该模型的R2 值相较于模型3大幅提高，从之前的0.013上升到0.34，即模型解释力高达34％，这说明政治信任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作用极大。回归系数显示，在政治信任的两个测量指标中，政治效能感没有显著作用，只有政府官员信任度有显著影响，平均来说，政府官员信任度得分增加1分，政府满意度得分提高2.761分。这进一步说明，对政府官员信任与否，是影响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数据分析的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政治信任假设：政府官员信任度可以显著提高政府满意度，不过政治效能感没有显著作用。
另外，模型4增加了政府官员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这两个自变量之后，在模型3中显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体制联系密度的影响作用发生了变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从有显著正向影响转变为没有显著影响，体制关联密度从没有显著影响转变为负向显著影响，这表明政治信任与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两个测量指标——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和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作为自变量，该模型R2 值提升幅度很小，表明政治参与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的回归系数虽然是负数，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上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不一定会降低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同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不是提高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而是降低了政府满意度。政治参与假设得到数据的微弱支持：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显著降低了政府满意度，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没有显著作用。
模型5还显示，在同时考虑了生存境遇、身份地位、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各方面的作用效应的情况下，之前模型显示的政府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都变得不显著了，即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综合来看，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而制度性政治参与有微弱的负向影响，收入则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三)新兴青年与其他青年的比较
表4中的模型6分析的是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该模型自变量与模型5一致，同时考虑了生存境遇、身份地位、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等四方面因素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模型5与模型6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新兴青年与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有一些差异。
首先，反映生存境遇的重要指标——收入水平，对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对新兴青年作用较弱。其次，反映身份地位的两个指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关联密度，对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新兴青年没有显著作用。最后，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会降低非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但并未显著降低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这些分析结果表明，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其他青年群体极为不同，以往研究所强调的作用机制——生存境遇、身份地位和政治参与，可以有效解释非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但是这些作用机制，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则不显著。非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完全支持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政治信任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而对于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只有政治信任假设得到支持。这意味着，新兴青年评判政府执政绩效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动机有所不同。
(四)新兴青年子群体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比较
在新兴青年内部，也存在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差异。表5比较了3个新兴青年子群体——互联网青年、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和灵活就业蓝领青年的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显示，政府官员信任度对三个子群体的政府满意度都有极为显著的影响，对政府官员信任度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在这一方面，三个新兴青年子群体表现出一致性。
与此同时，回归系数反映出新兴青年群体内部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异，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灵活就业蓝领青年与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和互联网青年之间。首先，收入水平对灵活就业蓝领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收入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然而，收入水平对互联网青年的政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对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影响十分微弱。这说明，生存境遇效应在灵活就业蓝领青年身上体现得较为突出，他们对政府工作绩效的期待与自身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而互联网青年和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对此反应则不强烈。
其次，政治效能感和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对灵活就业蓝领青年政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政治效能感和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水平越高，政府满意度越低。政治效能感不仅与政治信任相关，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政治效能感对政府满意度的负向效应，表明具有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的灵活就业蓝领青年，政治满意度较低。但同时，这个因素对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和互联网青年则没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灵活就业蓝领青年，互联网青年和灵活就业白领青年有更多的共性，但两者也有些微差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互联网青年政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互联网青年，政府满意度越高。但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则没有影响。
另外，政治参与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互联网青年和灵活就业白领青年身上表现不同。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对互联网青年政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灵活就业白领青年没有显著影响；网络非制度性政治表达对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互联网青年没有显著影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期望失验假设、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政治信任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展开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研究，探查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比较新兴青年与其他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异同，以及新兴青年群体内部差异。政府满意度测量结果表明，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普遍低于其他青年群体，期望失验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还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本文数据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的研究假设多数没有获得本文数据分析的支持。有关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认为，个人的生存境遇状况、身份地位高低、政治信任水平和政治参与状况，会影响公民的政府满意度。本研究针对非新兴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也基本支持已有研究结论，生存境遇、身份地位、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对非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新兴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只有政治信任假设得到验证，主要是政府官员信任度对新兴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生存境遇假设、身份地位假设和政治参与假设没有获得数据分析的充分支持。
基于上述这一数据发现，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并尝试做进一步探讨。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导向的政府满意度评价
以往研究强调生存境遇是影响社会公众政府满意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其他青年群体也是如此，但新兴青年却有所不同。在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评价中，政治信任被置于首要位置，其背后显露出新兴青年价值取向的特殊性。在青年价值观念演变潮流中，新兴青年被认为是变迁潮流的引领者而处于前沿位置。青年价值观演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40]，从生存安全需求向精神价值需求转变[29]，在政府满意度评价方面，从注重生存境遇和地位身份，转变为注重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作为这一价值观演变的引领者，新兴青年在评价政府执政绩效时，对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和道德品德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政府官员信任度成为影响政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个人的收入水平等生存境遇状况的影响作用弱化。同时，政府官员信任度对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支持期望失验假设：新兴青年对政府官员能力和品德具有较高期待，但现实状况未达到他们预期而导致较低的政府满意度。不过，虽然新兴青年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后物质主义倾向，但其内部还有所差异，灵活就业蓝领青年相对于另外两个新兴青年子群体(互联网青年和灵活就业白领青年)，表现出更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收入水平对他们的政府满意度仍然有显著影响。相较而言，互联网青年和灵活就业白领青年具有更强的后物质主义倾向。
(二)提升政府满意度的政策效果未能彰显
新兴青年是目前政府决策者重点关注的青年群体，也是政府青年工作重点关注的目标群体，相关政府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政府部门与新兴青年的联系，拓宽新兴青年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扶助新兴青年职业发展，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强化主流政治意识认同，提升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然而，本研究数据分析发现，加强政府相关部门与新兴青年的联系，提供制度性政治参与机会，并未有效提升他们的政府满意度。数据分析显示，体制关联密度可以提升非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但对于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线下制度性政治表达没有提升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相反还产生负向作用。这一结果引发我们思考，如何使相关政策的初衷与效果达到有效统一，如何改进政策内涵和实施方式，以取得最佳效果。
(三)高质量社会保障才可能有效提升政府满意度
政府满意度包含了民众对政府的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价，社会保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关基础民生状况，因此，民众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会影响政府满意度。在市场风险不断增长的环境下，社会保障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生存境遇尤为重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滞后于灵活就业的快速增长，许多新兴青年缺乏充分社会保障而面临高市场风险。缺乏社会保障是新兴青年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这也成了相关政府部门帮扶新兴青年发展的政策重点。近年来，各地社会保障部门采用了一些措施，从制度层面解决新兴青年参保难题，新兴青年的参保率和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考虑到社会保障对于新兴青年的重要性，本研究把社会保障水平设定为测量生存境遇的指标之一，即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提高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然而，数据分析结果不支持这一假设，社会保障水平不仅没有显著提高新兴青年的政府满意度，而且对于其他青年群体，社会保障水平还具有负向效应(社会保障水平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这一发现令人费解，不过，进一步的深入访谈调查提供了一种解释，随着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不再存在制度障碍，能否参保并非青年人关注的焦点，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目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不同职业的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差异极大，而灵活就业人员往往处于最低水平。因此，对于新兴青年来说，享有五险一金或有多种社会保险并不能提高政府满意度，享有高质量的、公平的社会保障才可能有效提升政府满意度。
(四)政治参与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
政治参与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有时是正向的，有时是负向的。已有研究认为，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提升政府满意度，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别是互联网上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有可能降低政府满意度。本研究数据分析发现，对于青年群体，尤其是新兴青年，政治参与与政府满意度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对于非新兴青年，不论是制度性还是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对于新兴青年，这种负向作用在新兴青年不同子群体中体现各不相同。新兴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较强，并且擅长互联网政治参与，如何正确引导其政治参与行为，发挥正向作用而弱化负向效应，需要进一步探查清楚政治参与与政府满意度的作用关系。
最后，青年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关注新兴青年群体政府满意度较低的现象，反思现有政策未能有效提升新兴青年政府满意度的问题。同时，社会学家和青年问题研究者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兴青年的价值和态度，从而准确把握当代青年价值观念变迁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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