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红 李子薇: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7 00:53

进入专题: 政治文化   政治价值观   民主价值观   政治信任  

余艳红   李子薇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价值观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并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政治价值观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政治学视角的研究相对匮乏;核心概念的界定模糊,测量指标体系混杂;实证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缺陷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突出,中国本位与中国问题意识不足。因此,要增强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科话语意识,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拓展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话语空间,建构科学化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提升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关 键 词:政治文化  政治价值观  民主价值观  政治信任 



作为“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和“政治文化核心而稳定的组成部分”,政治价值观一直受到中外政治学研究者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米德、班菲尔德、阿尔蒙德以及维巴关于文化与公民文化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因格尔哈特发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由劳伦斯·E·哈里森发起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由台湾朱云汉团队主导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等,我们都能看到海外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虽然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不乏对中国国民性、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性格的相关研究,但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是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影响,其真正起步乃是20世纪90年代,①自此以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一起,成为近十年来政治文化研究最常用的实证对象与特色主题。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之所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同时具有规范性与实证性两个特点决定的。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存在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民主转型或者稳定民主的研究范式;而从实证性的角度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比较政治学研究者致力于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获取相关群体对政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从而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测量成为可欲之事,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契合了规范性与实证性的要求。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政治思想市场也面临激烈的碰撞和交锋,特别是海外的民粹主义、极右思潮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仅显著地改变着西方学术界关于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认知、信仰与评价,而且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在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恰逢三十年之际,系统回顾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梳理该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这些研究进行反思,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更好地立足中国本位、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而且有利于推动海内外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反思从自发走向自觉,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政治价值观研究的思想渊源


虽然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始见于1991年,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与政治价值观相关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894年,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描绘了他在中国传教生活的过程中对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性认识。②严复则明确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主张增强个体的主体意识,培育其自由民主观念,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③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提出了对国民性的改造,即从公德、私德、自尊、合群、民气等方面描绘了理想中的“新民”形象,包含了对“新民”的国家思想、政治能力、权利思想的论述。④1914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英文论文,从“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等角度,阐述了中国人的精神文明价值。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也对国民性作了深刻批判,诸如《记念刘和珍君》和《关于知识阶级》中对权贵精英的批判、《药》和《阿Q正传》中对底层群体的奴性批判等。这些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近代中国的救亡路径探索息息相关,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从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到戊戌变法的政治救国,最终反思到思想与文化启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因此,一方面,要对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国民性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新民”,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从而在近代中国开启了从文化思想、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角度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对共产主义的价值信仰和追求成为主流,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一度被中断,更不必说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以及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繁荣的背景之下,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得到恢复。相对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使得8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开始重视肇始于西方学术界的政治文化问题。1987年,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出版,其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独立系统的介绍。⑤1989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界,一些学者开始借用西方学术界的量化方法研究价值观问题。1987年,王新玲使用罗克齐(Rokeach)的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简称RVS)对城市中学生进行测查研究,探讨了道德判断及职业选择与价值观的关系。1989年,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也使用这一量表对2000多名青少年进行过测查。⑥可以说,对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以及相关学科对一般价值观进行的测量和量化分析,为20世纪90年代国内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学术基础。


二、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回顾


(一)奠基: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真正开始了自主研究政治价值观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研究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观的成果,同时对西方各种政治价值观的引进、介绍与消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政治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91年,陆建华在《青年研究》上发表《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国内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最早以“政治价值观”作为直接研究主题的文献。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写的《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一书,其中也分析了青年群体的政治价值观演变问题。⑦1998年,孔繁斌的《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与权威分化:政治控制取向》一文,则从社会生态、取向转换、外化形式、象征系统等方面描述了90年代中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性变迁。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学者李路曲将关注点放到国外,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指出,新加坡主流政治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方面。⑨另外,这一时期对西方各种政治价值观的引进、介绍与消化也成为政治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典型的包括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世纪之交由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三卷本丛书。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体现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典型范式,即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存。在实证研究方面,《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一文,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1988年对2552名城乡各界青年的问卷调查和1990年对596名城乡各界青年的问卷调查展开。⑩谢忠保等在《研究生政治价值观实证分析》一文中,从政治立场、政治信任感、政治宽容度、政治偏向和政治参与五个方面,分析了研究生的政治价值观现状。(11)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关注到政治价值观测量的指标问题。余双好认为,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政治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大学生的政治教育情况应当构成大学生政治观的指标体系。(12)在规范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往往以政治价值观作为变量之一展开。有的学者将政治价值观作为自变量,考察它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等的关系。杨宁认为,政治文化在塑造政治信念、实现有效政治参与、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3)王运生则指出,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有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认为转型时期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政治价值观转变、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增强、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不同性质文化冲突加剧等特点。(14)也有一些学者将政治价值观作为因变量,考察影响价值观变迁的因素,如张斌贤将政治价值视为公民教育的一个侧面,概括了影响公民教育的主要因素即家庭、同辈集团、学校、大众传播等。(15)


(二)发展:2000年至2012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西各种交流的日益常态化以及市场经济引发的思想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研究范式开始多元化。早期政治学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西方学术界的政治价值观的研究视角来观察中国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其研究范式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但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及传统儒家的研究范式,从而使得对主流政治价值观、传统政治价值观以及国外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几乎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李海涛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中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进行的总结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路。(16)于铭松(17)、葛荃(18)以及王丽萍(19)等对儒家政治价值观的一系列论述,则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进入传统中国的内部。葛荃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传统儒学的主体是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构成的,这样的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王丽萍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天人合一”“重义轻利”等传统价值观对国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第二,研究对象的国际化趋势明显上升,而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这一时期,吕元礼出版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一书,以儒家文明价值观分析了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20)张宏毅讨论了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内涵,并就这种价值观对美国的影响提出系列见解。(21)任新民讨论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整合政治价值方面的实践。(22)陈银心探讨了马来西亚中学教育中华文教材与价值观培育的关系。(23)任飞关注到政治价值观与一国外交的关系,指出印度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传统价值观和民主包容多元的政治价值观来推进其文化外交,从而有效提升国家形象。(24)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除了早期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之外,比较研究明显增多。例如,曾盛聪在《海峡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异同比较》一文中指出,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在政治效能感、政治理想、政治现实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相通性。(25)蒋明军在《80后与90后大学生价值观系统比较研究》中以纵向视野进行历时性的比较,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职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消费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六个维度来分析“80后”和“90后”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共性与差异。(26)此外,亦有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对象群体加以比较,如喻永红总结此前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描述性研究,从而对不同类型的学生价值观展开比较分析。(27)


(三)鼎盛:2012年以后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词,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从而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国家支持,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达到了鼎盛。这从下面的趋势图(见图1)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反应。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技术和量化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迅速普及,除了政治价值观的理论研究之外,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图1 总体趋势分析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为政治价值观研究中的显学。推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兴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复兴;二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其本身就是政治价值观中的核心要义,因此,对这些理念的研究与阐释自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第二,在实证研究方面,研究群体进一步多元化,港澳台青年、边缘群体、农民群体、少数民族群体都受到学者关注。在港澳台研究方面,杨红柳从归属性和赞同性两个方面讨论了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28)尚红娟对台湾15-39岁的青少年人口展开实证调查,认为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台湾青少年群体表现出更多的“人造独”现象。(29)赵凤莲等学者在回顾澳门青年世代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基础上,关注其政治价值本位、价值取向、政治人格和政治参与的转变方向。(30)


这一时期,边缘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学者王桂芬分析了弱势群体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特征,认为应当培育新型弱势群体参与型政治文化。(31)曾燕波关注到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的政治价值观问题,指出应对处于城市生活边缘的“农民工二代”的移民倾向、社会矛盾、政治诉求以及参政道路等展开讨论。(32)与此同时,农民群体的政治价值观研究依旧受到显著的关注,并表现出更多的反思倾向,实证调查更趋于科学。刘伟围绕普通农民的一般性政治心理展开研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着对一般农民的关注度不足、政治价值取向认识不清等问题。(33)肖唐镖及其团队基于江西等五省(市)1999-2011年五次田野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十余年来农民政治价值观呈现现代化或世俗化的总体趋势。(34)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政治价值观调查,较为典型的是朱海龙从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心理、语言压力、环境压力五个维度编制问卷,对36所高校的1128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认为他们的价值观认同存在着顺序倾向性,即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语言压力、环境压力等。(35)


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构成了2012年之后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时期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定量研究的技术运用得到显著提升。2012年之前,国内学术界在政治价值观的定量研究方面较为薄弱,相关的文献仅十余篇;2012年以来,随着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热门化以及学术界量化分析技术日趋成熟,这一领域的定量研究层出不穷,相关成果约有近百篇。最典型的是,池上新在《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一文中,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变化:威权主义弱化但民主主义趋向没有显著变化,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6)李路路等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从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政治顺从等维度加以测量。(37)李艳霞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代际差异”理论为框架,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大陆在1989-2014年的五波数据为样本,展开多元回归分析,认为中国公众的“后物质主义”表现出较明显的“代际递增”和“时代递增”趋势。(38)


研究方法的重心转变,也使得量化研究的相关成果从描述性向解释性转变。早期的研究多是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描述与总结,学者们的研究也多是从不同的侧面丰富政治价值观测量的准确性和系统性。随着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日渐深化,大量的国内外价值观调查数据库愈加丰富,国内学界开始有条件、有能力利用相关数据资料展开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这大大地丰富了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思路与学术性,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解释性。


三、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反思


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从无到有,研究内容也从早期的片面化、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立体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更是日益丰富,可以说成果丰硕、进步明显。但是,通过对这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系统回顾,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限制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政治价值观既可以理解为政治文化的次一级概念,又可以视为价值观的次一级内容。在政治文化中,政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更基础性的概念,被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目的或动机,解释着人类的态度、规范和意志,也指导着个体的行为。(39)在政治文化意义上理解政治价值,表现出更多的评价取向,也具有明显的解释倾向。而从价值观角度来看,价值观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40)在此基础上,政治价值观可以界定为个体在政治领域的价值取向,反映其对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评价。在价值观意义上,政治价值往往被视为一种个体政治取向的表现,具有描述性倾向。


围绕这两种倾向,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个群体。其中,政治学学科群体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往往会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政治转型、政治稳定以及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去论证因果逻辑。而教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群体主要从价值观的层面关注这一问题,往往将政治价值观视为一个培育与教育形成的“成品”,故而在学生群体中,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在市民群体中,它是公民教育的表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价值观的教育层面上,而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仍然匮乏,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出现这种失衡的原因并不在于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多,而在于政治学的专门性研究过少。这种失衡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限制,研究范围狭窄。由于本身聚焦于教育问题,关注点在“是什么”,因此,很多研究者选择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大大限制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广度。二是研究价值难以凸显。一些研究仅仅做了描述性的概括,不具有解释力;一些研究的落脚点往往在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上,但很多建议都陷入泛泛而谈的境地,可操作性有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其价值也难以显现。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核心概念界定模糊,测量指标体系混杂。就概念界定而言,当前的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概念并没有最基本的共识,从而限制了对话与交流的空间。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何种政治模式是值得期待或值得认可的信念”(41)。有的学者干脆将政治价值观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政体模式。(42)最新出版的《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则将政治价值观分为政治宽容、政治信任、福利国家偏好、全球民意、公民身份、民主价值观六个方面。(43)肖唐镖在梳理以往国内外对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政治价值观“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价值的认知评价与取向,亦即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中个体自身的价值及其与群体(集体社会民族政府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观期待与选择”(44)。概念的模糊性当然与政治价值观本身的复合性有关。前面已经提到,从概念界定上讲,政治价值观既是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又是价值观的一个下属层面。因此,政治价值观本身就具有“政治”和“价值”的双重属性,而在研究中不同的侧重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就具体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方式与测量维度而言,由于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建立较为规范和科学的测量标准和体系,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进行测量时差异较大。世界价值观调查在涉及政治价值观时,主要测量的是公民对各种政体、民主价值以及个人权利三个方面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并由此设定相关问题。史天健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基本类型。(45)李路路、钟智锋根据“政治重要性、政治信任度、政府偏好、政治顺从和政体偏好”五个维度设计相关问卷,并将政治价值观的类型分为全能主义、权威主义、后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四种。(46)肖唐镖则以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和政党观为测量指标。(47)赵波文认为,政治价值观是有关那些永恒价值的取向,因此,他从民主观、法制观、权利观、公平正义观四个维度加以测量。(48)可以说,每一篇实证测量的研究文献几乎都有不同的指标体系。概念的模糊与测量指标的不统一性,使得诸多这方面的研究陷入“各说各话”的怪圈,研究成果之间也难以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


第三,从研究设计来看,虽然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在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仍有许多不足。一方面,诸多自主进行的抽样调查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调查条件和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对象选择上缺乏科学性。例如,对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调查,一些调查的样本仅是一所学校的学生,不具有代表性;一些调查虽对多所学校进行随机抽样,却很少采用分层抽样,且所选择的学校有限,代表性进一步减弱。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对不同群体的研究设计缺乏针对性,导致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以农民为例,正如刘伟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研究人员陷入对乡村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关注,却忽视了中国农民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历史纵深感,对于基层民主以外的话题涉及很少,(49)比如在现实的农村生活中,农民群体所关注的“政治价值”到底是什么等。因此,在进行调查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而言,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主题又是什么。例如,对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以及乡村农民,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就具有巨大差异,学者们只有关注到这些差异并在研究设计中加以兼顾,才能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就自主进行的问卷设计和访谈问题设计而言,大量的研究都缺乏方法论依据,科学性仍然存疑,许多问题设置全凭研究者的个人推测或主观印象。无论是提问方式、选项设置、问题顺序,还是抽样方法、访员个人能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缺陷往往对最终的调查结果有很大影响。近年来,随着一些数据库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相关领域的数据收集趋于规范和科学,许多研究人员选择引用现有的数据资料展开研究,以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并加以论证或解释。但是,现有的数据资料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对于研究而言,国外机构的数据使用其本身就存在因异质性而带来的信度和效度的风险。


第四,从研究话语权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突出,中国本位与中国问题意识不足。在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体系中,往往将政治价值观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而政治现代化的核心乃是民主化与民主转型。国内政治学的学者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价值观的测量维度中,格外重视民主价值观以及政体偏好,(50)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的解释力和科学性都比较匮乏。一方面,国内外对民主和威权的认知和界定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民主价值观和政体偏好来测量我国相关群体的政治价值观本身就容易产生某种误读,而且这一范式使广大学者将重心放在价值观转型的问题上,将民主化作为政治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因而很容易陷入西式民主思维的窠臼中;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重心并不一定能被西方当前领域的相关概念所包容,中国公民对政治价值的关注点,可能不一定是民主或者威权的偏好。因此,如何从本土化出发,以中国本位和中国问题意识来思考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问题并提炼具有解释性的概念,依旧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任务。


不仅如此,在价值观调查过程中,国内的调查设计也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通过援引外国机构的数据进行分析,但在数据收集上又存在不适应中国现实情况等问题。以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为例,其中,政治价值观相关的问题基本围绕公民对各种政体、民主价值以及个人权利的偏好而展开,对于公平、平等等价值则涉及甚少,而且设问方式往往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由于学界在核心概念上没有达成统一共识,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也多种多样,又缺乏跨文化比较的合适方法,因此,已有的量表多是以西方为研究对象发展而来的,国内在调查设计中则普遍缺乏价值观研究的理念基础。


四、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展望


展望未来,国内学术界在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方面,依旧任重而道远。如何在具备世界视野的基础之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建构科学的理论范式、探索具有中国本位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研究,从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战略,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第一,增强学科话语意识。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政治价值观虽然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学科,但西方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其影响深远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奠基于政治学学科。从阿尔蒙德、维巴到帕特南、因格尔哈特,他们的研究都大幅度地提升了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水准。反观国内学术界,当前政治学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明显落后于诸如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等一级学科,无论是在规范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毕竟,政治价值观首先是特定社会中的成员对其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流行的一系列政治价值与政治理念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它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等高度相关。加强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既可以较好地与现有成果形成互补,把政治价值观作为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政治体系建设、政治行为联系起来,又可以扩充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对象,拓展相关研究的学术解释性。


第二,拓展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话语空间。要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扎根中国大地,拓展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话语空间。政治价值观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涉及的是政治价值层面,是人类政治追求应然层面的价值理念,并不涉及具体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因而不能将政治价值观直接等同于政体偏好。此外,政治价值观并不是指社会成员对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权利、民主等政治价值的简单偏好,而是特定社会中的成员对上述一系列政治价值的偏好排序与认识差异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规范性与解释性的观念体系与价值模型,因此,政治价值观本身是一个集合名词(Collective term)。正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上述政治价值理念的认识有差异,所以,才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从逻辑上看,对于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政治体制来说,公民可能已经形成几种模式化的政治价值观,故而西方学者在对政治价值观进行研究时,以政体或者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价值观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公民的政治价值偏好也正处于深刻转型之中。因此,研究者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准确地“描述中国”“理解中国”(51),关注中国的实际问题,深化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科学与严谨的认识。同时从可测量的角度,对中国公民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访谈,发现他们政治价值观的兴奋点与关注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提炼和规范性研究,而这恰恰是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进行研究的重要逻辑基础。


第三,建构科学化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测量,不仅测量指标因人而异、体系杂乱,缺乏基本的统一性,而且在实际测量过程中也有一种本末倒置之嫌。这就是先基于相关的政治价值理念而给出了几种政治价值观模型,然后以此模型去套用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取向,但这些模型在相当程度上都缺乏中国视角。因此,对相关群体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测量时需要一个二维视角。一方面,要从理论与规范性的角度对政治价值观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把握概念所蕴含的内在理念与核心要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规范与科学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标准和体系;另一方面,要从可操作性与可诠释性的角度设计具体的问卷,针对不同的调查目的和调查群体,充分考虑被调查者的学历、职业、阶层等,尽量以他们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语言设计相关问卷。只有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合中国的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


第四,要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提升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可以说,政治价值观的实证性研究是海外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热点和重点,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实证性研究也成为显著趋势。但如上所述,这些实证研究,从问卷设计、抽样、访谈到数据分析与回归处理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水准,而且影响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对话。因此,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重视科学方法、重视技术设计,不断提升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样是当前这一领域亟待加强的任务。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政治模式与国家治理模式必定成为海内外关注的重点,不同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背后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取向,也一定会继续成为政治学关注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政治价值观依旧会是学术界的热点。而从思想与观念上对政治价值观进行正本清源,从价值关怀上立足于中国本位,从学术研究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发现中国、理解中国、解释中国,最终建构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科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乃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重要使命。


收稿日期:2021-07-15


注释:


①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建华在《青年研究》发表《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一文,这是国内检索到的最早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文献。


②[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陶林、韩利利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


③杨义银:《严复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⑤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


⑧孔繁斌:《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与权威分化:政治控制取向》,《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⑨李路曲:《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作用》,《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3期。


⑩陆建华:《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青年研究》1991年第1期。


(11)谢忠保、马建青、蒋笑莉:《研究生政治价值观实证分析》,《北京青年研究》1999年第2期。


(12)余双好、李斌雄:《大学生政治新走向》,《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


(13)杨宁:《论政治文化建设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探索》1997年第6期。


(14)王运生:《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5)张斌贤:《试论公民教育的意义、动力和实施途径》,《教育评论》1997年第3期。


(16)李海涛:《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17)于铭松:《尊君重民:儒家政治价值观》,《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8)葛荃:《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9)王丽萍:《从伦理精神到政治价值——“天人合一”与“重义轻利”观念对国民政治心理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0)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张宏毅:《美国政治价值观与世界霸权》,《理论前沿》2004年第4期。


(22)任新民:《政治价值整合: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实践的重要内容》,《思想战线》2006年第6期。


(23)陈银心:《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


(24)任飞:《印度外交新态势:文化软实力的推进》,《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


(25)曾盛聪:《海峡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异同比较》,《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6)蒋明军:《80后与90后大学生价值观系统比较研究》,《高校辅导员学刊》2009年第5期。


(27)喻永红:《当代不同类型大学生价值观系统比较及教育的思考》,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28)杨红柳、钟明华:《从歧见到共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探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


(29)尚红娟:《当代台湾青年政治价值观之实证研究》,《青年探索》2018年第1期。


(30)赵风莲、林滨:《澳门青年世代政治价值观变迁与现实考量》,《当代港澳研究》2017年第4期。


(31)王桂芬:《论弱势群体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文化建设》,《教师教育学报》2011年第11期。


(32)曾燕波:《“农民工二代”政治价值观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33)刘伟:《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4)肖唐镖:《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5)朱海龙:《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认同的实证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36)池上新:《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社会》2015年第2期。


(37)李路路、钟智锋:《“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38)李艳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3期。


(39)[美]罗伯特·E·戈定、[美]拉塞尔·J·达尔顿、[德]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王浦劬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40)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41)赵孟营、熊茜、孙瑜香、王慧红:《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42)李路路、钟智锋:《“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43)[美]罗伯特·E·戈定、[美]拉塞尔·J·达尔顿、[德]汉斯—迪尔特·克林格曼:《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第285-400页。


(44)肖唐镖:《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回顾与展望》,《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45)Shi Tianjian,Cultural Value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No.4(Jul.2001),1997,pp.401-419.


(46)李路路、钟智锋:《“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47)肖唐镖:《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8)赵波文:《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调查报告》,《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6期。


(49)刘伟:《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第20页。


(50)李路路、钟智锋:《“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51)肖唐镖:《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回顾与展望》,《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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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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