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红 李子薇: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7 00:53:14

进入专题: 政治文化     政治价值观     民主价值观     政治信任  

余艳红   李子薇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价值观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并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政治价值观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政治学视角的研究相对匮乏;核心概念的界定模糊,测量指标体系混杂;实证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缺陷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突出,中国本位与中国问题意识不足。因此,要增强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科话语意识,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拓展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话语空间,建构科学化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提升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关 键 词:政治文化  政治价值观  民主价值观  政治信任 

  

  

   作为“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和“政治文化核心而稳定的组成部分”,政治价值观一直受到中外政治学研究者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米德、班菲尔德、阿尔蒙德以及维巴关于文化与公民文化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因格尔哈特发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由劳伦斯·E·哈里森发起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由台湾朱云汉团队主导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等,我们都能看到海外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虽然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不乏对中国国民性、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性格的相关研究,但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是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影响,其真正起步乃是20世纪90年代,①自此以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一起,成为近十年来政治文化研究最常用的实证对象与特色主题。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之所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同时具有规范性与实证性两个特点决定的。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存在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民主转型或者稳定民主的研究范式;而从实证性的角度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比较政治学研究者致力于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获取相关群体对政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从而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测量成为可欲之事,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契合了规范性与实证性的要求。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政治思想市场也面临激烈的碰撞和交锋,特别是海外的民粹主义、极右思潮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仅显著地改变着西方学术界关于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认知、信仰与评价,而且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在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恰逢三十年之际,系统回顾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梳理该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这些研究进行反思,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更好地立足中国本位、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而且有利于推动海内外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反思从自发走向自觉,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政治价值观研究的思想渊源

  

   虽然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始见于1991年,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与政治价值观相关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894年,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描绘了他在中国传教生活的过程中对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性认识。②严复则明确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主张增强个体的主体意识,培育其自由民主观念,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③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提出了对国民性的改造,即从公德、私德、自尊、合群、民气等方面描绘了理想中的“新民”形象,包含了对“新民”的国家思想、政治能力、权利思想的论述。④1914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英文论文,从“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等角度,阐述了中国人的精神文明价值。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也对国民性作了深刻批判,诸如《记念刘和珍君》和《关于知识阶级》中对权贵精英的批判、《药》和《阿Q正传》中对底层群体的奴性批判等。这些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近代中国的救亡路径探索息息相关,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从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到戊戌变法的政治救国,最终反思到思想与文化启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因此,一方面,要对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国民性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新民”,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从而在近代中国开启了从文化思想、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角度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对共产主义的价值信仰和追求成为主流,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一度被中断,更不必说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以及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繁荣的背景之下,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得到恢复。相对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使得8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开始重视肇始于西方学术界的政治文化问题。1987年,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出版,其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独立系统的介绍。⑤1989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界,一些学者开始借用西方学术界的量化方法研究价值观问题。1987年,王新玲使用罗克齐(Rokeach)的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简称RVS)对城市中学生进行测查研究,探讨了道德判断及职业选择与价值观的关系。1989年,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也使用这一量表对2000多名青少年进行过测查。⑥可以说,对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以及相关学科对一般价值观进行的测量和量化分析,为20世纪90年代国内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学术基础。

  

   二、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回顾

  

   (一)奠基: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真正开始了自主研究政治价值观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研究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观的成果,同时对西方各种政治价值观的引进、介绍与消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政治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91年,陆建华在《青年研究》上发表《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国内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最早以“政治价值观”作为直接研究主题的文献。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写的《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一书,其中也分析了青年群体的政治价值观演变问题。⑦1998年,孔繁斌的《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与权威分化:政治控制取向》一文,则从社会生态、取向转换、外化形式、象征系统等方面描述了90年代中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性变迁。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学者李路曲将关注点放到国外,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指出,新加坡主流政治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方面。⑨另外,这一时期对西方各种政治价值观的引进、介绍与消化也成为政治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典型的包括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世纪之交由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三卷本丛书。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体现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典型范式,即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存。在实证研究方面,《当代青年的政治价值观》一文,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1988年对2552名城乡各界青年的问卷调查和1990年对596名城乡各界青年的问卷调查展开。⑩谢忠保等在《研究生政治价值观实证分析》一文中,从政治立场、政治信任感、政治宽容度、政治偏向和政治参与五个方面,分析了研究生的政治价值观现状。(11)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关注到政治价值观测量的指标问题。余双好认为,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政治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大学生的政治教育情况应当构成大学生政治观的指标体系。(12)在规范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往往以政治价值观作为变量之一展开。有的学者将政治价值观作为自变量,考察它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等的关系。杨宁认为,政治文化在塑造政治信念、实现有效政治参与、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3)王运生则指出,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有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认为转型时期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政治价值观转变、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增强、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不同性质文化冲突加剧等特点。(14)也有一些学者将政治价值观作为因变量,考察影响价值观变迁的因素,如张斌贤将政治价值视为公民教育的一个侧面,概括了影响公民教育的主要因素即家庭、同辈集团、学校、大众传播等。(15)

  

   (二)发展:2000年至2012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西各种交流的日益常态化以及市场经济引发的思想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研究范式开始多元化。早期政治学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西方学术界的政治价值观的研究视角来观察中国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其研究范式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但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及传统儒家的研究范式,从而使得对主流政治价值观、传统政治价值观以及国外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几乎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李海涛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中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进行的总结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路。(16)于铭松(17)、葛荃(18)以及王丽萍(19)等对儒家政治价值观的一系列论述,则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进入传统中国的内部。葛荃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传统儒学的主体是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构成的,这样的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王丽萍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天人合一”“重义轻利”等传统价值观对国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第二,研究对象的国际化趋势明显上升,而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这一时期,吕元礼出版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一书,以儒家文明价值观分析了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20)张宏毅讨论了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内涵,并就这种价值观对美国的影响提出系列见解。(21)任新民讨论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整合政治价值方面的实践。(22)陈银心探讨了马来西亚中学教育中华文教材与价值观培育的关系。(23)任飞关注到政治价值观与一国外交的关系,指出印度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传统价值观和民主包容多元的政治价值观来推进其文化外交,从而有效提升国家形象。(24)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除了早期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之外,比较研究明显增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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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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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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