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青年群体中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预防以青年人群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六类青年群体的生存困境和思想倾向，并提出宣传教育对策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关键词：青年群体/ 社会运动/ 思想动态/ 宣传教育/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研究》(京)2016年第11期 第31-36页

当代中国青年被称为“80后”和“90后”，占总人口的30%，其中最主要的两大群体是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人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身处市场竞争和谋利的社会氛围；他们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家庭生活成长，较少生活逆境和挫折；他们是“互联网的一代”，网络既是他们获得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表达和沟通观点立场的主要平台；他们是伴随大众流行文化成长的一代，把个人生活娱乐化也易于被娱乐文化所左右；他们还是“中国崛起的一代”，拥有世界大国强国子女心态而走向世界。青年群体的这些代际特性对思想政治宣教工作提出了挑战。

最近几年，中东、北非等地爆发的“茉莉花运动”和香港、台湾爆发的学生运动，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生存境遇不佳、不满情绪较强的青年人群——如“蚁族”“新生代农民工”等，尤其值得关注。当前，绝大多数青年表现出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党和政府有较高的支持度，短期内并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或骚乱。然而，青年人承受的就业、住房及其他生活压力不断增强，生存现状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差距巨大，在某些群体中集聚着对社会现状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青年人易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部分青年表现出赞赏西方政治制度的倾向，对于政府采取的新闻和网络管制措施、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产生逆反心理。这些不良心态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或社会运动。另外，80后和90后青年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利益表达意愿和代际认同意识，这些特征使偶发性的、小规模的青年群体事件，在某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快速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2012年9月爆发的反日大游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青年群体中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预防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青年社会运动最可能爆发于青年人口数量庞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青年人聚集的高校和居住社区最可能成为青年社会运动的最初爆发地；聚集大量无业青年的县城最可能爆发地区性的社会骚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最易爆发劳资纠纷群体事件。对于这些存在不安定因素、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青年群体应该加以特别关注。

一、学运高发期的大学生群体

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中，这一阶段往往是学生运动的高发期。据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教育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7.5%，比十年前增长了20个百分点，而近三年就增长了11个百分点，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559万人[1]。大学生人数快速增长，而同时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化使大学生就业和生存压力不断增强。这导致大学生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上升，极易受到极端政治思潮的鼓动而形成学生运动。比如，2014年港台学生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八九十年代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学生运动，以及近期中东等地区的“茉莉花运动”等。目前北上广等超大城市高校集聚，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数量庞大，其占青年人口比例已经接近香港和台湾的水平，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和在超大城市中谋生困难日益突出。台湾和香港的学运爆发对于大陆方面是一种预警，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密切关注人数不断增长而易于集聚采取集体行动的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及利益诉求。不过，目前爆发大规模学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高校对学生管控能力较强，思想教育工作也有所成效。2012年9月爆发的反日大游行显示出高校学生管理系统的较高效率，大学生并未成为游行的主体人群。但是，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对偶发性事件或学生利益诉求反应迟缓，发生一定规模的学生运动也是有可能的。

二、易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青年知识精英

高校思想教育和学生管控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一旦学生毕业离校，政府管理系统对青年人的管控能力大大下降。与在校生相比，大学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率明显下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明显上升。毕业于名牌大学并就业于大城市的青年，有机会接触较多西方社会文化信息，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认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艺术领域的青年从业者以及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的青年员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针对“985高校”的一项调查，50.9%的“985高校”毕业生对“个人现状”表示不满意；52.9%评价“政府行政作为”很差；51.8%认同“美国的社会制度体现了民主与人权”；33.2%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未来应该采用多党制”。这些比例都明显高于在校生[2]。不过，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赏，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具有反党反政府的倾向。这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个人事业处于上升期，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不会主动发起或参与激进政治运动。但是，这一群体的个人权益意识较强，侵犯其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影响其生活环境和品质的政策会引发他们的不满，从而有可能使他们采取温和方式进行抗议。另外，这一群体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有较高要求，如果政府执政能力的改进未达到其期望，他们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会下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速放慢如果影响这一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会激发他们的不满，另外，政府不断强化的网络、新闻、文化管制也有可能引发他们的反感情绪。各种不满的叠加会导致这一群体的政治心态变化，一旦爆发民主运动，他们也可能成为参与者。在这一群体中，高校青年教师的社会影响力较大，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也较高。根据《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75.5%的青年教师有政治参与意愿，65.3%愿意接受媒体采访，39.4%在互联网上所发文章或帖子被大量转载，35.9%在互联网上所发文章或帖子被大量回帖[3]。青年知识精英将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精英成员，党和政府如何赢得这一群体的支持，对于政权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目前政府大力推进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应该循序渐进，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赢得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步认同，避免他们产生政府不信任他们的想法。

虽然大多数青年知识精英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但也有极少数人持有激进主义政治立场和民粹主义思想，主张采取激进方式甚至革命的方式来推进所谓的“民主政治”进程。这些人主要存在于体制外或体制边缘的文化艺术领域和民间社团之中，许多人是自由职业者或社会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人确实在从事一些活动，试图推进这一政治演变进程。一旦爆发社会运动，他们当中有可能产生领袖人物。

三、大都市周边青年聚集居住区的小白领群体

北上广等超大城市的高房价迫使大量青年居住在城市的远近郊区，形成了一些大型的青年聚集的居住社区，如北京的通州、燕郊、上地、回龙观等。在这些区域，一个居住社区就可能有数千上万的青年人。这些青年大多从事中下层白领职业，有着相似的年龄、教育、职业和收入，同样承受着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和个人生活烦恼(婚恋、家庭和子女养育等)。相似的生活经历易于产生情感共鸣和利益关联。同时，他们是社区网络交流和线下社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一旦不满情绪爆发易于实施社会动员而形成规模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的小区居民因政府或企业计划建设影响小区环境的设施而发起抗争运动，大多数这类运动采取较温和的表达方式(如散步运动、向政府相关部门递交请愿书等)，利益诉求针对具体问题而不会提出政治性口号，只要政府和企业及时回应，通过谈判、协商、妥协等方式可以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涉事居民社区人数规模较大，并以青年中低层白领为主，就需要政府谨慎对待。这一青年人群社会参与热情较高，易于通过网络实行社会动员，形成具有规模的抗争运动，而且他们容易冲动，情绪易走向极端，使温和的抗议方式演变为激烈的冲突。不过，这一群体一般情况下对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他们更为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涉及社会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政府部门在出台涉及这类居民群体利益的政策时需要慎重，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反应。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大量的青年中低层白领是非本地户籍人口。根据北京团市委2014年北京青少年现状大调查数据，超过半数的36岁以下北京白领就业人员是外地户籍，其中，60.9%的青年管理人员、56%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和44.3%的办事人员是外地户籍[4]。这些青年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生活压力，同时还因户口身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从而对政府相关政策及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有诸多抱怨。平时积压的这类不满情绪，在偶发性的抗议运动中有可能把具体的利益诉求引向政治性要求。

四、社会不满情绪较强的大城市社会底层青年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存在着一批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居住条件恶劣的青年群体，他们构成了社会底层的一个部分，也成为这些城市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青年群体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来自外地三四流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即所谓的“蚁族”；另一部分是青年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这一群体生存境遇不佳，接触社会阴暗面较多，经常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对个人和社会现状满意程度低。不过，与国外大城市不同，我国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贫民居住区，这些底层青年人并没有大量集中居住，而是散居于各个地域，因而，爆发类似于巴黎郊区移民青年骚乱的可能性不大。在小型的底层青年集聚居住区(如城中村、北漂青年聚居区等)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治安和犯罪问题。大城市底层青年群体由于就业和居住地点分散，不易于社会动员而形成规模性的群体事件。但是，这些青年人平时积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随时找寻机会发泄，一旦爆发社会运动，他们很可能是积极参与者，而且也最可能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2012年9月爆发的反日大游行就是典型例子。2011年北京王府井所谓的“茉莉花集会”之后，一些“蚁族”青年声称，如果他们事先获知消息，他们会去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项目组的访谈调查发现，在“蚁族”群体中有一些愤世嫉俗的青年，他们自认为空有才华，怀抱远大理想，但投报无门，才智无处可施。他们在大城市挣扎求生，前途渺茫；返回家乡小城市深感沉闷压抑，不能适应。这些青年内心渴求社会变革，期望在社会大动荡中谋求个人发展机遇。如果爆发社会运动，他们很可能成为积极参与者。

不过，这一群体的多数成员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率并不高，而且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他们具有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仇富仇官情绪强烈。如何改进这些青年的生活境遇，给他们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减少他们的不满情绪，需要各大城市政府认真考虑。

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近年来，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试图通过加强管理和提高生活成本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减缓人口数量增长压力。其中的一些政策(比如禁止群租和驱赶非法地下室租住，拆迁“蚁族”或“北漂青年”集聚区，提高公共交通费用等)，加剧了底层青年的经济压力、生活不稳定性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的流入，但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有待观察。目前看来，绝大多数青年人并不愿离开大城市，因为这里有较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地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效果，比如禁止群租和非法地下室租住时，应该同时推出廉价的青年集体宿舍；公交地铁涨价要评估对居住远郊区低收入青年的影响，或相应开通一些廉价公交线路等。另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网络管控政策实施。一部分社会底层青年是网络上的“愤青”，他们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激烈言论批评政府，宣泄不满情绪，表达“仇富”“仇官”心态。强化网络管理之后，他们没有了情绪宣泄的渠道，发帖经常被删除或被攻击，有可能激发他们更大的不满。政府应该考虑一些对应措施，比如提供社会参与平台和文体娱乐活动，使他们的生活压力和不满情绪有所释放。

五、正在学习罢工方式维权的企业青年

近年来劳资纠纷性群体事件频繁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80后和90后企业青年维权意识十分强烈，对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有更高期待，他们不愿意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长时间辛苦劳作而收入微薄；另一方面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习惯于使用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动力，近两年市场环境恶化也使他们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和改善工作条件。企业主给予职工的待遇与工人的工作期待发生错位，这必然导致劳资纠纷频发。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工人主体，同时经济增速放缓使企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预计将会出现劳资纠纷及罢工维权的高潮期。在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一般不会影响政权稳定。但我国目前缺乏劳资谈判的平台，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处于弱势的工人常常到政府部门闹事、堵塞交通或采用极端方式(如跳楼自杀等)博取社会同情，在舆论的鼓动下有可能使经济性的劳资纠纷演变为社会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目前大多数劳资纠纷和罢工行动还局限于个别企业之内，但如果处理不当，未来也有可能发展为行业性的、跨企业的联合罢工。如果罢工运动仅局限于经济诉求(如涨工资等)，对政治稳定影响不会太大，但在舆论的鼓动下或激进派知识分子引导下提出社会性或政治性口号，特别是与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相结合，就有可能危及政治稳定。

六、无所事事的县域社会青年

目前我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无业社会青年，他们既不在学校读书，也没有稳定的工作，这类青年被称之为“尼特族”(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对既不就业也不求学的青年人有一个专门的称谓——“NEET”，它是英文“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的缩写，其意译为“既不工作也不在学校学习或参加进修培训”的青年人。“NEET”中文译为“尼特”，而“NEET”们(NEETS)则译为“尼特族”)。近十几年里，我国“尼特族”数量持续上升。2000年16～33岁青年人口中“尼特族”仅占9.4%，2005年为13.1%，2011年17.8%，2013年高达20.4%，既16～34岁青年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既没在上学也没有工作，总数量约为8000万，其中约70%逗留于县城、镇及周边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的“撤点并校”之后，农村青少年都集中于县城和乡镇接受中等教育，他们大多数都居住于学校的集体宿舍，也有一些青少年居住于父母在县城或小镇上购买的房屋中。近年来，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或外出打工的人会在县城或小镇上买房，以便于子女在此上中学。这意味着，农村青少年大多在12岁或13岁就离开了农村在城镇接受教育，他们当中仅有少部分能上大学，大部分的农村青少年在完成初中或高中教育后离开学校。这些青少年中的一部分毕业离校后前往大城市打工，但许多90后和85后(1985-1989年出生的人)不太愿意去远离家乡的一、二线城市打工，他们往往在就近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寻求谋生机会。一些前往一、二线城市打工的青年因无法在大城市中坚持下来也返回家乡，他们通常滞留于离家乡不远的县城，寻找工作机会。然而，县城和小镇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不足以吸纳那么多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而他们决不愿意返回家里务农，于是在这些小城市和小城镇中出现了大批的既不就学也不就业的青年人，他们游离于县城、小镇和农村家乡之间。这导致在县域范围内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尼特族，接近6500万尼特存在于县域范围，构成了中国尼特族的主要部分，他们也被称之为“县域社会青年”[5]。这些“县域社会青年”平常很难引起大众媒体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他们毫无疑问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青少年经常成为偶然爆发的群体事件中的活跃分子，在2008年瓮安事件和2012年什邡事件中就有所显现。

结语：解决青年问题的对策建议

上面的介绍虽然反映出不同的青年群体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普遍来讲，影响青年生存状况、引发青年不满情绪的主要因素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婚恋、犯罪、贫困、人生价值观和思想状况、社会生活氛围，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组织都从这些方面来考虑青年政策，帮助青年人解决困难。

就业困难是影响青年生存状态、导致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主要因素，尤其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帮助青年人就业是目前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青年政策的重点，比如：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或项目规划增加青年就业机会；通过职业和技术培训项目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在经济形势不好、青年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为失业青年提供基本福利保障(失业保障、扶助津贴等)，或者给失业青年提供继续教育机会。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青年就业困难主要并不是缺乏就业机会，而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青年人的技能和就业期望不能很好匹配。因此，我国青年失业率并不算高，但不就业率较高，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如何提升青年人的专业性技能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如何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提供更多青年人愿意从事的工作岗位，可能是解决青年就业困难的一条出路。不过，目前特别需要注意，经济增速下滑是否会导致青年就业机会大量减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建立青年失业保障体系。

住房困难是许多大都市青年所面临的难题，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北上广等超大城市更为突出。在这些大城市中，找工作并不是非常难，但顺利获得经济能力可以承受而居住条件也令人满意的住房则较为困难。与其他国家大都市一样，北上广绝大多数青年就业者都是租房居住，但由于我国租房市场不够成熟完善，租房青年的生活境遇较为恶劣。北京青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约60%的青年就业者认为“租房是其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这些租房的就业青年每7.2个月搬一次家，33.3%的人曾遭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曾遭遇房东不按合同随意涨价；43.8%的人曾遭遇黑中介克扣甚至被骗中介费；54.1%的人认为租房信息不对称、租房难；约三分之一居住于11平方米以下房子；接近三分之一住平房和地下室，约半数合租[6]。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住房问题是比就业问题更易于影响青年生活状况、引发青年不满情绪的因素。欧美国家对于租房市场、房东和租房者行为制定了一些法规条文，完善市场规则和个人信誉体系，同时，一些高房价的大都市也向青年就业者提供半福利或补助性的住房，这些政策有助于缓解青年住房压力。

青年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与个人信仰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社会越和谐稳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的经验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生活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多渠道灌输政治信念和道德伦理规范。我国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面临一个困境。80后和90后青年是在开放的社会氛围、多元化信息渠道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思想观点，而目前我们采取的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方式容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这严重影响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目前迫切需要探索青年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实施意识形态教育，消解他们的逆反心理，使他们真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理念。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信仰。最近的研究发现，一些家庭教会和地下宗教正在向青年人群渗透，虽然高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明显增长，而对离开学校的青年人信教，目前政府缺乏十分有效的控制手段。对于工作、生活、学习压力巨大并感到前途迷茫的青年人，能提供精神慰藉和社交网络的宗教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否能够有效控制青年信教人数增长，限制信教是否会导致青年信教转入地下或使这些信教者转向反政府，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社会福利较好的欧洲国家，青年人对宗教根本不感兴趣，信教人数持续下降；在另一些信教比例较高的国家，政府扶持某种或某些宗教，通过宗教稳固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俄罗斯，政府与东正教相互支持，信仰东正教的青年较支持普京，天主教和基督教难成气候。在日本，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外来宗教影响微弱。而与日本相反，基督教在韩国发展很快，取代传统的佛教成为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的特点，宣传教育方式应采取新的形式，渠道应该更加多元化，系统应向新领域扩展。

(1)宣教平台由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和手机。

(2)宣教形式由单一说教转向多元方式结合，把政治思想教育内容融入青少年流行文化，宣教与娱乐、文化、体育、社交、励志、能力培养等活动结合。

(3)扩展宣教渠道和组织，超越学校和单位范围，走向社会，尤其是社区。宣教组织功能多元化，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外，还可增强服务功能和娱乐功能(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需要和兴趣爱好)，这样才能吸引青少年的参与。

在宣教组织方面，可重点增强共青团的作用，也可考虑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等：

(1)团组织应该重新回到社会青年之中，成为真正的青年组织，在青年宣教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团组织主要在学校和体制内单位开展活动，体制外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很难看到团组织的身影。而当前绝大多数青年就业于体制外，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年就业于体制外，这意味着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下降。有些城市的团组织尝试在居住社区开展活动，吸引青年人参与，起到很好效果。

(2)妇联组织应该向年轻女性(青年女白领和打工妹)伸展，在青年宣教中也可发挥作用。目前妇联组织在女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它越来越像是低文化水平的中老年妇女(特别是农村已婚妇女)和计划生育的形象代言。

(3)行业协会与工会向青年人伸展，可发挥辅助性的宣教作用。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中小型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没有条件设立工会(更没有团组织和妇联组织)。目前行业协会通常是企业主的利益代言人，与青年员工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考虑在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成立某种形式的青年员工部，把中小企业青年就业者组织起来，开展本行业的青年员工宣教活动。这些活动应该也能获得雇主的支持，增强雇主与员工的联系沟通，减少劳资纠纷。

参考文献

[1]2014年教育公报[EB/OL].http***.

[2]李春玲，施云卿.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68-372.

[3]廉思.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86-318.

[4][6]李春玲.2014年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住房状况报告——基于2014年北京市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C].李培林等.社会蓝皮书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3，211-226.